内容提要：1919年的南北和议，吴鼎昌因得到皖系、安福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与认可，被推选为北方代表。作为北方代表团的决策者之一，吴鼎昌多方周旋并争取南北双方妥协，努力推进和议的筹备。在1919年公债、国会等和议具体问题上，吴鼎昌尝试游说北方向南方作出一定妥协，但在遭到皖系反对后，采取强硬态度试图迫使南方让步而未果，最终选择了终止和议的消极方案。南北和议的失败，主要是促进和议的诸多因素没有形成一股占有优势的、推动和议的中心力量，终因均势的多方意见不可调和而破裂。1919年南北和议，不仅仅是对中国旧军阀势力对比发生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也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催化剂之一。

关键词：吴鼎昌/1919年/南北和议

标题注释：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吴鼎昌与民国社会研究”(TJZL13-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绪武，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辛刚，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917年，段祺瑞第二次组阁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即南下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了以护法讨逆为目标的军政府，南北两个政府相对峙局面再次出现。段祺瑞奉行武力统一中国战略，开始征讨西南地方势力，护法战争爆发。交战一年后，1919年2月20日至5月13日，双方在上海举行八次会谈，史称“1919年南北和议”。对此，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察各政治派别在和议中的表现，①二是分析各政治派系及其代表人物在背后的角力，②三是探讨外交、法律、舆论等因素对和议的影响，③却鲜有从和议代表的视角加以研究。作为1919年南北和议的北方代表，吴鼎昌(1884-1950)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员，既不代表军阀的利益，也不代表政客的利益，而是以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为追求，主张“调和”。这也是他在各派势力角逐之下，能被各方所接受并成为北方和议代表的主要原因。和议期间，他作为北方代表团的决策者之一，曾两度回京周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选取吴鼎昌为研究对象，从“事件史”和“事件路径”的历史双重视角，探讨吴鼎昌如何成为北方代表并担负“主要决策者”的角色，梳理南北和议能够举行却无果而终的艰难演变，检视吴鼎昌为和议所作的多方努力及态度转变，剖析和议的失败因素和政治影响，以期进一步推进1919年南北和议的研究。

一、北方代表团的“主要决策者”

吴鼎昌从金融起家并在金融界奠定地位，是入局皖系的重要资本。因得到皖系、安福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与认可，吴鼎昌被推选为北方代表，且一举成为北方代表团的“主要决策者”，主导了北方代表团的和议工作。

(一)问鼎金融界

1911年8月，吴鼎昌被大清银行总监叶景葵延揽任总务长，旋又转任江西大清银行总办，开始其金融生涯。④辛亥革命后，原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就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将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作为南京临时政府中央银行，并委任吴鼎昌为中国银行的正监督。袁世凯上台后认可了这一改组，财长熊希龄委派吴兼任中行筹备处主任。吴鼎昌制定了中国银行则例，成立了中国银行总行，⑤发行了中行第一批纸币及兑换券。因中国银行要为袁世凯筹措军饷的缘故，吴鼎昌与深得袁信任的新任财长周学熙产生矛盾，恰逢唐绍仪内阁垮台，他随之辞职。然而，吴鼎昌的能力得到了交通系特别是梁士诒的青睐。⑥正是在梁的帮助下，1913年11月，吴鼎昌到天津造币总厂“接充厂长”；1914年1月奉大总统令“为造币总厂监督”；⑦1915年1月以造币总厂监督身份进入币制委员会。⑧

1916年6月，吴鼎昌“利用与徐树铮的关系接近段祺瑞”。⑨吴与徐初次相见的时间不早于“壬子癸丑”，即1912年到1913年。尽管两人相识时间不长，且他们“性不相近”，但“乐与共交”。⑩段祺瑞击败张勋后，力主惩办复辟的财政支持者、盐业银行董事长张镇芳。段在考虑检查盐业银行账目人选时，徐树铮从旁建议“吴鼎昌是学银行的，对银行查账自必了解”，“故把张案交吴办理”。(11)吴鼎昌由此获得踏足盐业银行的机会。

遵从段祺瑞的指令，吴鼎昌接手盐业银行后，一方面处置已入狱的张镇芳，另一方面通过掌握股权、改革人事及管理制度等方式，巩固自己在盐业银行的地位，掌控盐业银行的实权。(12)1917年7月，“由股东会改选吴达诠先生为总经理”。(13)此后，吴鼎昌“以盐业银行作为政治资本的立足点，仍去搞他的政治活动”。(14)尽管北京民国政府首脑迭更，吴亦有起伏，但他始终掌控盐业银行的大权。

1917年，吴鼎昌参与发起创办金城银行，并长期担任该行董事、监察人等职。(15)而在该行50万元创办资本中，属于皖系军阀及官僚的占比达90.4%。(16)

吴鼎昌凭借着天津造币总厂监督、盐业银行总经理及金城银行董事等多重身份，奠定了自己在金融界的地位，这成为其入局皖系乃至后来入阁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资本。

(二)入局皖系担任北方代表

1917年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吴鼎昌以顾问身份参加。(17)同年冬，安福俱乐部成立，奉徐树铮、王揖唐为首领，“而二人夙隶于合肥”。(18)安福俱乐部以评议会和政务研究会为决策机构，其中设有院外评议员，吴鼎昌、徐树铮即同为院外评议员。(19)安福俱乐部包办选举、段祺瑞上台组阁后，“要曹汝霖兼任财政总长，并以吴鼎昌为次长”。(20)同时，吴鼎昌继续兼任天津造币总厂监督。徐树铮多次就财政、金融问题致电吴进行商洽，(21)使其得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皖系的资金运作中，也令其地位更加稳固、更显重要，“在复辟事件失败后，成为皖系的红人”。(22)

1918年底，南北双方着手准备和议，有关代表选派却矛盾重重，“不但南北有争执，而且南北内部亦有不同之意见”。(23)北方总代表人选，主要是直系、皖系之间以及直系、皖系同徐世昌之间的斗争。为摆脱皖系的胁迫，徐世昌起初考虑内定李纯为北方总代表，李却为皖系所不容，皖系则力推安福国会议长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却又为南方军政府坚决反对。僵持之际，徐世昌准备让梁士诒担任总代表，梁则“陈述事势，谓以桂莘为宜”，(24)于是徐世昌“突然令朱启钤衔命而南下”，就此确定北方总代表人选。但是，朱启钤为徐世昌故友而非皖系、安福系之交好，故“安福闻而大骇，必欲破坏和议，使启钤不能成功”。(25)

既然总代表人选万难更改，其他代表人选就成为安福系安插亲信的重要目标。吴鼎昌担任北方代表得到皖系、安福系的支持，徐世昌亦不反对，并没有引起太多异议。(26)1918年12月11日，北京民国政府正式对外公布委任朱启钤、吴鼎昌等十人为北方代表。(27)除了总代表之外，皖系及其依附者代表共有七人，占了绝对多数。(28)

虽然有观点认为吴鼎昌“为梁士诒关系”，(29)或认为吴是徐世昌的代表，(30)但不论属于哪一派，吴鼎昌都是北方代表的“重要主角”，(31)甚至是北方代表团“主要决策者”，(32)因为“在整个和谈过程中，几乎一切都操之于吴的手中”。(33)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别代表“因吴的关系而任南北和议北方代表的一员”，汪有龄即是吴聘任的盐业银行法律顾问；(34)另一方面是“会议中的重要布置及文电，多由吴主持起草，总代表受成而已”，(35)“吴鼎昌为其总指挥”，(36)吴鼎昌在北方代表团之地位可见一斑。

辛亥之后，吴鼎昌与梁士诒、周自齐等密切交往，梁、周是1919年南北和议最早公开倡导者；(37)1919年南北和议进程中，吴与政学会重要人物张耀曾、谷钟秀等多有接触。因此，吴鼎昌对于1919年南北和议的态度，是其“调和”主张的一次具体实践。也正是因为秉持这一主张，皖系瓦解后，吴鼎昌进入新政学系并入阁南京国民政府。

　二、吴鼎昌的促和努力

1918年12月29日，吴鼎昌等北方和议代表离京南下。(38)南方内部则围绕和议仍然斗争激烈，为使南北和议得以举行，吴鼎昌作了不少努力。

(一)利用舆论施压南方

南北和议因陕闽问题迟迟无法开议，舆论对此颇有指责，“陕闽问题表面皆曰争剿匪也，而实则为争一地盘而不背(应为‘肯’——引者注)停战”，“此今日议和之声所以日近，而去议和之实所以日远也”。(39)广州军政府则通过舆论指责北方用心，“欲先除民党，使北方占得有利之地位，然后议和”。(40)西南也通过舆论表达待陕闽军事行动全停后再派议和代表的态度。(41)在社会各方呼吁、调解下，同时也迫于西方国家压力，(42)北方最终作出让步并派出议和代表。

在这种情形下，吴鼎昌选择借助舆论将破坏和议的责任转嫁给南方，借此对南方施加压力。

1918年12月26日，北方代表团在出发前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参加的“中东西之新闻界约共百人”，朱启钤、吴鼎昌等北方代表“到者五人”。(43)会上，北方代表指出：“西南各代表尚未派定而北方各代表反急遽南下者，实为表示北方诚意谋和之决心，以待中外人之公判。若西南始终不派定代表，和议停顿之责自与政府无干，当局之意亦与此相同。”记者招待会后，吴鼎昌单独留下某记者讨论“现在时局之实际”，强调：“此次我辈奉派议和，不日即将南下。惟南方除总代表派定唐少川君外，其余均未派出。我辈首先出发，在表示政府之诚意。”(44)吴鼎昌还谈及和议地点等问题，试图将和议相关问题通过媒体传播以施压南方。

北方代表团到达南京后，1919年1月8日，朱启钤、吴鼎昌等八位代表与南京各报馆主任谈话，就闽陕停战、和议地点等问题阐明观点和立场。(45)吴鼎昌第一次回京期间，与朱启钤多次商议营造舆论问题。15日，朱给吴的回电称：“对某君发表之意甚合。顷已见《申报》北京专电，措词尚妥。补助至多每月一千。其人甚飘忽，得力再续给，方有操纵。希酌行。”(46)两日后，吴复电曰：“某君事，款系分月交与，尊见同办法再函详。”(47)同时，他的另一电文提醒：“上海东方通讯社颇多来宁见公，希注意。”(48)吴、朱电文谈及的“某君”，实和北方营造和议舆论有关，吴鼎昌提醒朱启钤与上海东方通讯社接洽，也是要同媒体搞好关系。离京前，吴鼎昌接受“某记者特访”表示：“此来会见各方面人物，解释误会之处殊为不少。合肥所表示者尤为爽快，曾谓只须可以和了，以顺外交上趋势，他事均可予以相当之让步”，“和议前途颇有希望”。(49)这些都体现了吴鼎昌要为北方争取积极的舆论支持的态度。

这一时期的社会舆论对北方较为有利。《申报》报道了国际上对于双方态度的差别，“盖公使团已承认北方有议和之诚意，欲令南方从速进于妥协”。(50)《晨报》则指出：“中央虽派定代表并已南下”，“南方始争议和地点，继争闽陕问题，今则又舍此问题而成为内部之争执矣，故今日平和进行之停顿可谓由于南方未派代表，而南方所以未能派定代表则由于旧国会与军政府之激争”，国民宜起而问责。(51)此时，南方内部也感受到北方的舆论压力，“惟彼既以停战及派遣代表等为求和之一种表面的表示，南方自当容纳，若不派遣代表，北方将认南方无和平诚意，南方恐要上当”。(52)显然，吴鼎昌通过营造对北方有利的舆论氛围，将破坏和议的责任转嫁给南方并给南方施加压力的目的得到基本实现。

(二)为促和议多方周旋

1919年1月2日，北方代表团到达南京，吴鼎昌等与李纯会晤，详细了解到南方陆荣廷、岑春煊、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的各自打算及其彼此间的矛盾，迅速转告周自齐、梁士诒，以便掌握情况、妥善应对。(53)吴鼎昌等还与南方派来的张一麐、谷钟秀等有所接触。(54)在掌握相关信息后，11日北方代表团派吴鼎昌回京，(55)表面上称“赴盐业银行会议”，实际上是“搜集财政上各种具体材料，并谒总统报告到宁后各方面接洽情形”。(56)

14日吴鼎昌返抵北京，(57)次日谒见了总理钱能训、总统徐世昌，“报告关于和议准备，请示一切”。(58)他向徐着重报告了财政事项，同时，“报告南下后经过情形，并说明各代表协议结果及此次来京任务。密谈甚久，至午始出”。(59)随即电告朱启钤：“元首、总揆均晋谒，详陈各方情形，极以同人所见为然。”(60)16日，朱启钤则通过上海的密探获悉南方内部各派围绕代表人选的斗争情况，并电告吴鼎昌这是南方代表“不能正式通告”的原因，请“转达府院”。(61)第二天吴鼎昌回电，告之徐世昌正与靳云鹏商议国防军事项；(62)并将南方派定和议代表、更换李曰垓，及香港方面关于军政府政务会议内部情况的相关电文转发给朱启钤。同日，朱启钤以密函形式报告钱能训，美使馆武参赞在南京时谈及美国方面对和议的期望，“香山于政局隔阂已久，未尽了然，不免有言之过易之概”，“最好请吴达诠与周廙老审酌鄙见，面晤美使详谈一切，以资证明”。(63)19日，吴鼎昌谒见段祺瑞“谈话至两小时之久”，段随后对媒体宣示“渴望和议成功”。(64)隔日他电告朱启钤：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来寓作为正式传谕”，“西南若提出人的问题，应严行拒绝”。(65)22日，朱启钤将与唐绍仪所派代表就关余问题的接洽情况电告吴鼎昌。次日吴回电希望朱将欧洲和议情形“密告少川，迅谋统一对外”。(66)24日朱启钤致电说：“欧洲和议情形，昨已密告信公，转少川注意。”(67)26日吴鼎昌与徐世昌会谈后再次启程南下。(68)

吴鼎昌的努力是否实际影响了段祺瑞对和议的态度虽不可知，但是，他在返京期间与北方府院、皖系等诸多主要人士深入接触、多方周旋，可以看出他是深入了解北方各派系对和议态度之人。与此同时，他与在南京的朱启钤多次电文商讨、沟通和议相关问题，这也是北方代表团与北方政府沟通的重要桥梁之一。

因南北各有盘算，和议地点变成和议的障碍之一。李纯坚持和议地点在南京以捞取政治资本，吴鼎昌起初支持南京为和议地点，“因南京地方既有正式军队足以消不逞者之野心，而李秀山督军又为不避艰危首先提倡和平之第一人物，故在南京开议对南对北均为相宜”。(69)唐绍仪则坚持以上海为和议地点，因上海超出了南北军方势力范围。(70)吴鼎昌认为“在沪实于和平之局有损无益”，(71)“向人言上海空气最恶，会议与其在沪，毋宁在粤”。(72)但是，他在返京期间已获悉北方政府决定对和议地点作出让步，“议和地点问题当由南北双方代表决定”，(73)实际上就是“牺牲在宁之主张，允与移在上海”。(74)

2月3日，奉朱启钤之命，吴鼎昌等北方代表全体赴上海，与唐绍仪磋商会议地点等问题。同时，北京民国政府公开表态：“会议地点尚未定夺，现由双方总代表迅与彼方商洽，共同决择。”(75)至此，北方的态度已然明朗。吴鼎昌与南方接洽后又和李纯疏通，加之徐世昌此前已电告李纯，“开平和会议之地点，一任在野诸君协议选择，南北当事者均不表示主张”。(76)尽管李纯怀揣满腹牢骚，还是勉强同意上海为和议地点。(77)择定上海为和议地点后，北方代表提议会议地点设在天后宫总商会，唐绍仪认为“该处太形嘈杂，恐于议事诸多不便，遂改定在前德国总会”。(78)吴鼎昌赞成这一意见。双方争执一时的和议地点问题终于解决。

和议规则是双方争论的又一问题。为“使外间得明真相”，朱启钤提出“拟准报界旁听”，(79)抛出了“会议大纲办法四条”。(80)唐绍仪收到相关方案后，表示“会议规则俟面商”(81)2月3日，“为催促商定会议办法”，朱启钤“特属吴鼎昌等全体代表，乘午车赴沪，与唐接洽一切，裨得早日开议”。(82)第二天，吴鼎昌、唐绍仪会面商讨和议规则，围绕分代表能否发言反复交锋，尚不能达成共识。(83)唐主张分代表不能发言，吴对此不满。(84)因而，吴鼎昌决定回南京与朱启钤商议，朱即刻通电“招各分代表全数返宁，语气之问(应为‘间’——引者注)颇觉愤慨”。见此情形，唐绍仪“邀集南各代表会晤，认为会议规则可以承认，但须酌量修改”。(85)6日晚，吴鼎昌等返回上海继续与南方代表商谈。(86)11日，唐绍仪修正了朱启钤提出的会议大纲办法四条，将和议规则改为八条，先行签字确认后寄往南京。(87)同日，朱启钤签字，和议规则立即公布，核心内容包括：“会议时由双方总代表发言”、“议题由双方总代表协定”、“会议时不许旁听”。(88)这些内容尽管与北方最初的提案有所差别，但也体现出吴鼎昌为推进和议所作的努力和退让。

(三)努力争取双方妥协

1919年1月15日，吴鼎昌到京次日就收到朱启钤的来电，称唐绍仪在上海宣称要视国防军问题为和议的“先决问题”，并提醒：“此言美为后盾，不可不注意。靳翼青现长陆军，可否从芝老原意归纳部辖，实际上似无出入，望密商先发制胜之策。”(89)17日，吴鼎昌回电：“三师事已密商。今日元首与翼青商议办法，定妥后即奉闻。”(90)19日，吴鼎昌谒见段祺瑞谈及国防军裁撤问题，段祺瑞会谈后向外界表明：“极愿赞助国家达永允平和之目的，并希望今后调用军队必出于国家全体有利之事，力辟私人性质之军队。”(91)段的表态未必可信，诚如外界所言国防军“改隶陆军部”，“实所谓换汤不换药，以虽隶军部仍为靳氏，名为改隶实则未改”。(92)但是，2月14日，周自齐致电朱启钤说：“近因谣传中国人主张撤参战处，芝老从前所允达诠办法，现已不允。”(93)显然，吴鼎昌在北方内部是曾经争取到一定的军事让步，而军事问题最终因涉及皖系根本利益，随着时局的变化，这一让步未能兑现。

关余问题是南北双方交锋的重要议题。该问题关系到北京民国政府能否维持运转，吴鼎昌及财政部非常重视，因此吴鼎昌、朱启钤多次通电商讨解决方案。1月15日，吴鼎昌致电朱启钤：“昨日公使团会议，中央提用关余一千二百万元，议决本月二十五日为止，若无南北代表会同抗议，即先提付”，“此事极有关系”。(94)隔日，吴鼎昌又以财政部名义致电朱启钤，详细开列了关余的用途，指出：“此案千回百折……现幸告成，勉度难关。深恐南北会议此事，又生枝节……务乞曲予维持，至为感祷。”(95)但是，南方对关余垂涎已久，“唐绍仪之代表已要求中央将关余分配南方”，(96)“其代表向北方代表商议分用关余，则政府当不完全拒绝”。(97)岑春煊则经美驻粤领事馆抗议，提出缓期支付关余，但“美、日使仍主原意；英使稍有迟疑”。鉴于各主要国家外交使团的态度，吴鼎昌表示“大致可望如期支付”。(98)对此，朱启钤认为“即中央允为分拨若干，用途尚须外交团审酌，手续繁多，西南亦未必遽得”，故向吴鼎昌提出，“政府回电，务持大度同仁之语”，“一面对付，一面支款，度过年关再说”。(99)当外国使团全部将关余交给北京民国政府后，北京方面指出：“关余其中已有三分二之支出与协商各国有关，而中央政费支绌，下余三分一犹不敷用……现政府将此意致电朱总代表，令其完全拒绝。”(100)最终，西南方面要求分配关余的愿望落空。吴鼎昌等通过疏通外交使团，又与朱启钤合谋对南方拖延时间，从而实现了由北京民国政府提取关余且不影响和议进程的目的，让皖系、徐世昌等北方派系感到满意。

陕西问题是南北和议的一大障碍。1919年1月14日，“按照前议各节，并参以彼之要求”，李纯提出了六条解决办法。(101)北京民国政府“颇认其议为适当，已致电李督迅照所拟办法与西南接洽定夺。一面并嘱陕督署驻京代表瞿某日内回陕，与陈督商停战及停止进兵之具体办法”。(102)吴鼎昌赞同李纯所提办法并提出：“双方派人监视军队事，昌意主张由双方代表会议，公推一二人照派。如此可免作为会议之先决问题，而派人名义上之困难亦可免却。”(103)他也将此报告徐世昌、段祺瑞，又致电朱启钤。朱认为“陕闽事，少川本不甚注重，军政府又未以此六条相告”，(104)没有重视吴鼎昌的意见。但军政府态度十分坚决，屡屡提出“非俟闽陕问题解决后，南北议和大会不能就绪”，(105)“向徐世昌提出议和条件三款”。(106)朱启钤只好一面请王克敏、江绍杰“赴沪面复少川，并商闽陕问题”，一面参照吴鼎昌的意见与钱能训、李纯等详细商议陕西停战问题，特别是赴陕监督人选。(107)王克敏与唐绍仪会面后曾对朱启钤提及“至陕事，胡(汉民)仍照对达诠所言”，(108)表明吴鼎昌的意见实际成为南北代表针对陕西问题所能达成的共识。其后，张瑞玑被派赴陕西监督停战和负责划界。由此可见，为解决陕西问题，吴鼎昌周旋于北京民国政府、皖系和南方之间，为促进和议作了相当努力并取得一定成效。

三、吴鼎昌的态度转变与和议破裂

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议在上海举行，双方见面商谈八次，具体时间、主要议题及商谈结果详见下表1。

由表1可看出，和议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围绕陕西问题、军事问题展开交锋，第二阶段，主要就国会问题进行交涉。和议期间，吴鼎昌对南方的态度经历了寻求妥协未果然后渐趋强硬的转变，在徐树铮的干预与安福系的破坏之下，他断然拒绝南方所提条件，南北和议宣告破裂。

(一)和议前期寻求妥协

在南北和议前期，吴鼎昌的所言所行均以促和为目的。尽管他所代表的皖系持主战态度，但和议之前段祺瑞向徐树铮表态，“为转移国内外舆论起见，姑言平和，以觇趋向”。(109)徐树铮亦认为，“今日之局，和必为不可能”，“而不许人言和，又为情理所不宜”。(110)在皖系重要人物均不反对和议的情形下，吴鼎昌在南北和议前期的促和言行，更多地是代表了北京民国政府的态度，与所属派系关系不大。

1919年公债问题，是吴鼎昌寻求多方妥协的典型表现之一。2月13日，北京民国政府发布《财政部为拟具八年短期公债条例请先公布再行追认呈》，拟发行公债四千万元，“以为补助岁计不足之用”。(111)20日，唐绍仪致电徐世昌：“此项公债既未交国会同意，当然不能认为有效”，南方向北方提出抗议和要求，“即将此项公债取消，以免国人疑惧”。(112)24日，和议召开第三次会议，唐绍仪再次“提出反对八年七厘公债案”，(113)发行公债是“于人民负担有增加者，本会必须抗议”，(114)“在此和议期中，应请暂行停止施行”。(115)朱启钤回应：“吴代表回京调查财政状况时，尚未有此议”，需详细了解发行公债的用途，“容当向政府陈述一切”。(116)会议决定由南北各指定两位共四位代表进行审查，然后提交讨论，吴鼎昌是四位代表之一。会后，吴鼎昌急电财政总长龚心湛，“劝公债缓一月再办”，(117)强调此时发行公债，“一时难得现款，徒使彼方藉口，转为善后借款之障碍”，并草拟了拖延南方的回电，“只须复电：在和议期中暂缓举办，和议成否之局，不日即定，届时再办，即无异词”。(118)26日，和议第四次会议讨论审查结果，吴鼎昌则支持南方意见，“主张停止发行，由两方代表分电北京”。(119)同日，龚心湛回电吴，提出“不得已之苦衷”，“我兄于部中艰窘情形，久经亲历，凡此所言，谅能鉴及”，(120)但是龚在国务会议中却言“志在必行”，(121)并请吴鼎昌“转向南代表疏通”，(122)表明其拒绝合作的态度。

2月28日，第五次会议后双方中断和议。3月5日，吴鼎昌因与龚在公债发行问题上的矛盾，致电北京民国政府“单独请辞代表之职”。(123)龚亦针锋相对，“声言如有阻挠，惟有辞职”。(124)13日，唐绍仪致电北京民国政府，“质问八年公债是否决意打销，请速复”。(125)15日，财政部公债局开会商定了1919年公债发行分配办法，“主席者为徐树铮”。(126)此后南北代表又多次讨论了1919年公债问题，吴鼎昌解释，“政府收束军队、行政用款困难达于极点”，1919年公债不得不发。(127)同时，他也仍在坚持要求政府中止发行1919年公债。(128)唐绍仪通电抗议，“法律上决不发生效力，事实上尤不应发行，全国国民决不能承认”。(129)北京民国政府发行1919年公债，不仅激起南方反对，招致社会舆论及外交使团的抗议，而且“财政当局所得之补助无几”。(130)和议中，吴鼎昌一面向北方争取暂缓发行公债，一面向南方争取谅解。虽然他争取暂缓发行公债未果，但为避免和议双方矛盾激化作出了相当的努力。

国会问题，是吴鼎昌寻求多方妥协的另一重要表现。两个国会如何统一，是和议前的实际问题，更成为和议中断重启的中心议题，吴鼎昌对此颇费周折。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双方展现续开和议的迹象。吴鼎昌、章士钊等南北部分代表，因和议不能自由发表意见而主张开扃门会议，不公开会议内容以免受各方之干扰。(131)然而，各方尤其是“军政府及国会表示极端反对”，(132)这一提议遭搁浅。吴鼎昌等本希望借扃门会议，以便南北双方就国会问题“偷偷摸摸地进行着一种秘密交易”，(133)然而因南方强烈反对只好作罢。他感慨道：“既不扃门，恐无讨论之机会矣”。(134)恰在此时，“钱总理迭电驻沪北代表吴鼎昌回京，面询和会情形”。(135)4月6日，吴鼎昌启程回京，拟与政府商讨国会问题。途经南京、蚌埠时，他会见了李纯和倪嗣冲子侄，探讨国会问题的解决方案。(136)因李纯追问，他“不得已，以积极、消极两说密告”，李纯“赞成积极说，谓如府院同意，渠可与西南当局暗中接洽”。(137)积极方案是“拟将两国会宪法起草会分子约计各七十人左右，召集完成二读旧案，并修正选举组织各法”，(138)即指南北国会同时解散，双方各选派代表在南京召开制宪会议，依照1917年宪法草案制定宪法，追认徐世昌为总统，再根据宪法选举新国会。(139)

吴鼎昌到京后与各方商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府院均以整理二读会条文宣布，为根本解决之法，极表赞同”，“合肥亦以国会办法照第一案，代表为国家负责任极是，并举与西南接洽内容见告”。(140)4月9日，吴鼎昌连发两封电报给朱启钤，声称国会问题“决定采根本解决之法”，“法律问题，决不迁就两会”，“府院意照此决定”。(141)13日，朱启钤回电：在国会问题上，唐绍仪面临两难而“不敢放胆做去”，既无法同意北方的方案，南方又不能在广州单独开会。(142)隔日，吴鼎昌赴国务院辞行时指出：“国会问题，若少川无胆，根本办法不能解决，则须另想他法。”(143)三天后，朱启钤再次致电吴：“法律密与唐交换意见……请趁兄未行时，密为计划。此等事此间无人可以参预”，并问“安福部状况如何？”(144)17日，吴鼎昌回电：“法律案，今日为与主座、揆席详细讨论，略有办法，容当面陈”，“安福部主要分子尚无问题”。(145)就国会问题与各方协商完毕后，18日吴鼎昌动身离京，21日到达上海。(146)在南京、北京时，吴鼎昌与南方代表中的西南军阀代表亦有接洽。(147)

吴鼎昌与李纯提出的积极方案，相较于南方代表坚持恢复旧国会这一合法却“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方案，(148)更为合理也具有可操作性，得到南方的部分认可，“南北双方在国会问题上已经找到了别开生面的途径，这笔秘密交易接近成熟”。(149)但是，吴鼎昌解决国会问题存在两点不周：一是未能与徐树铮详细沟通，尽管段祺瑞让徐树铮留在北京等吴鼎昌回京，但“不意其母先一日死，忽回徐州”，(150)这使得吴鼎昌无法与徐树铮面谈，失去了争取其对国会问题支持的机会，导致徐树铮对吴鼎昌的诟病与猜疑，也为后来吴听命于徐而不得不选择放弃和议埋下伏笔；二是无法采取全部公开的方式与北方各派系尤其是安福系协商，“国会问题，对于北方宜公开不宜秘密，前已与达诠切言，盖确知各拟之意见，与事实之解决”，“但目前遽以秘密主张此事，终恐对于自身结怨太深，而对于全局酿祸愈大”。(151)积极方案要求南北国会同时解散，已触及安福系的底线，吴鼎昌深知无法与其公开协商，“方枢、刘恩格、江绍杰等探得其隐，密电北京”，“安福本部闻而大哗”，(152)安福系迅速采取反击行动，致使积极方案流产，(153)吴鼎昌为解决国会问题所作的努力付诸东流。

除了国会问题，吴鼎昌还向徐树铮、段祺瑞等提出“关于参战军改编或造(应为‘遣’——引者注)散问题竭诚让步”、“更易陈树藩事”、裁撤地方军队等主张，(154)以回应南方合理的要求，指出“沪会恐仍决裂，北代表或戕提出总辞职”，(155)借以虚张声势。吴鼎昌一方面在北方内部争取向南方合理妥协，另一方面也试图让南方有所让步，采取与南方各派分别沟通、离间南方各派关系等方式，甚至试图使用金钱收买部分重要人士，期盼和议取得成功。(156)他多次向朱启钤表达了同各方交涉、避免和议破裂的想法，“本日谒见主座、揆席，详述从前接洽情形，咸以非万不得已时，不可决裂”；(157)“上海会议为中外观瞻所系，府院面告，亦非万不得已时，不出此途”；“镜潭、云沛方面则以会议不可决裂，迁延以观其变为是”。(158)总之，为了促进和议成功，吴鼎昌认为和议双方需要在不损害各自核心利益前提下，多考虑对方的一些合理要求而有所让步，并在南北双方作了不少周旋，但是，其主张和努力并未获得南北双方的一致支持。

(二)态度强硬致谈判破裂

吴鼎昌经多方协商和争取而提出的国会问题解决方案，引起了安福系的警觉和强烈不满。安福系召集会议，决议质问徐世昌、钱能训及全体国务员，重申以不可牺牲国会与南方媾和为主的四项主张。(159)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以代表安福全部之资格往谒大总统，对于恢复六年之宪法会议及旧国会重投总统选举票一律表示反对，且对于七年修改之国会组织法、两院选举法亦谓必须维持，请对于上海会议此种主张力予拒绝”。(160)面对复杂局势，吴鼎昌因病拖延赴沪时间。(161)然而，关于其“被某派留京不复回沪就职”的消息不胫而走，“各方面派赴沪上左右和议之人物纷纷秘密来京，时局将发生重大反响”的新闻见诸报端。(162)面对安福系的质问，钱能训、李纯等声称“曾面托吴鼎昌将中央保存新国会之必要理由，转述于朱总代表”，(163)“以旧国会在南京制宪……此说全属子虚”。(164)王揖唐与吴鼎昌“亦已数次交换意见”，提出：“(一)不令新国会处于违法地位；(二)不恢复原形或变形之旧国会；(三)不主张总统须经再选或追认之手续。”(165)安福系则致电朱启钤，“谓朱系国务院所派之员，无权解决国会问题”。(166)此时张作霖也已入关，安福系“破坏和议之运动非常激烈，且有撤销北代表之耗”。(167)安福系的破坏和阻挠对和议产生重要影响。媒体披露：“北代表因安福俱乐部之示威运动，将拒绝国会案，不敢开议。”(168)

在这一情势下，南北和议陷入僵局。吴鼎昌若再坚持对南方妥协，既不合形势也于己不利，不得不转变态度，趋于强硬。

首先，吴鼎昌将矛头指向唐绍仪。在南方代表中，唐绍仪的态度最为强硬。(169)吴鼎昌决计以强硬态度向其施加压力，强迫其作出一定退让，于是几次提醒朱启钤，“应付少川，态度仍以强硬为是”，(170)“以强硬手段对付少川”。(171)北方代表态度的转变使唐绍仪有所顾忌，“少川反恐有决裂之意，故措词不敢相逼”。(172)

其次，北方代表对国会问题不再让步。南方坚持恢复旧国会不让步之际，一方面，吴鼎昌与北方内部商议制定了以金钱利诱南方的“阴谋”，另一方面，商讨决定采取强硬姿态的“阳谋”。他向朱启钤提出：“万不得已时，以代表决裂，为政府留有余地”，告知“昨已陈述府院，均以为然，明日讨论后续告”，展现北方对待和议新的态度。经与徐世昌、钱能训、段祺瑞充分商议，他认为对国会问题“甚以根本解决之法(即积极方案——引者注)为然，纵有牺牲，亦属值得”，(173)“不必迁就两会致遗后患”，(174)朱启钤深表赞同。(175)北方态度趋于强硬之后，南方内部也开始协商让步问题，罗家衡在给吴景濂的信中写到：“若制宪、举总统、组阁三层能做到，大多数亦必赞同让步”，“与少(川)、展(堂)、其(衡)商量让步，最抵[低]限度制宪、选总统，同意国务员及条约”。(176)

但是，北方的态度并未换得南方的实质性回应，安福系知情后又激烈抗争，吴鼎昌不得已选择“消极方案”而放弃和议。

5月13日，唐绍仪提出八项条件，包括恢复1917年国会、设立政务会议重组政府等，(177)其实质是要求北方以取消北京民国政府和安福国会等条件换取南方承认徐世昌为临时总统。朱启钤与其沟通无果，当场表示辞去北方总代表一职，(178)“实际上宣告了南北和会的破裂”。(179)

吴鼎昌对南方采取强硬态度的重要因素在于徐树铮。4月12日，方枢向安福系“报告沪会对于国会问题”，称双方代表多数赞同“积极方案”，“提出必当通过，形势危急，速筹救济方法”。安福系内部“讨论甚久，决定一致反对，如到无力抵抗时可派员赴巴黎向欧会控诉，求列强公平裁判并运动某国先行干涉”，同时，“一面飞电徐州请徐树铮迅示决策；一面密电陆使欧会席上应与日本一致，所有争持未决案件即行表示让步”。(180)此外，徐树铮匆忙办完母亲丧礼立即返京与安福系密谋，(181)“商定倒阁”。(182)5月12日，徐树铮致电朱启钤转吴鼎昌、方枢，指责吴鼎昌的国会问题解决方案，称“目下之不统一，尚仅五省，一经公等无病而呻，儿戏从事，必致天下骚然”。(183)认为朱启钤采纳吴鼎昌意见是“当局则迷，智者容有失”，(184)强烈表达对吴鼎昌等严重不满。(185)第二天，“鉴于‘五四’运动发生，全国反段空气浓厚”，(186)唐绍仪趁机提出了北方不可能接受的议案八条。朱启钤顺势采取决绝态度，和议宣告破裂。(187)吴鼎昌立即致电徐树铮，将和议决裂的消息告之，并以“政客谣传”回应徐对其指责。(188)徐树铮则复电，“沪议已无可为”，“黄粱将熟，梦可醒矣！”“速早回京，另谋救国之方”，“以交通、北洋、安福三派实力……何患不气吞欧亚，若五省之就范，直瞬息间事耳！”(189)事已至此，北方代表集体辞职。(190)朱启钤、吴鼎昌没有立刻回京，而是携手赴杭州，(191)对和议破裂持观望态度。吴鼎昌认为和议破裂“不过维持钱内阁之一种手段耳”。(192)然而，主战派和安福系已明确表示，“以朱、吴倾向南方故反对之，并反对再开和议使徐氏一派得势”，“至若和议不能不再开，则朱、吴二氏亦不许再为代表”。(193)

吴鼎昌在金融界的地位和影响，是其进入政界的重要资本。因获得皖系、安福系的支持，凭借着与徐世昌的关系，吴鼎昌被推选为1919年南北和议的北方代表，并成为北方代表团的主要决策者。他利用舆论施压南方，为促和议多方周旋，努力争取双方妥协，都是积极推进和议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在1919年公债、国会问题等和议具体问题上，吴鼎昌竭力游说双方以期达成妥协而未果，在遭到安福系的反击和徐树铮的反对后，转而采取强硬态度试图使南方让步，直至选择放弃和议，南北和议无果而终。这期间，吴鼎昌两度返京奔走于北京民国政府各方势力之间，推动南北双方就有关问题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

1919年南北和议，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1914-1918年得到迅速发展之后举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意识“实际上主导着南北和议过程的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需求”，(194)北方的主导者是正在向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阵营靠拢的吴鼎昌，南方的主导者岑春煊及政学会已然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两股势力利用封建军阀之间的均势与矛盾，合力谋求国家统一与安定，以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吴鼎昌是具有留学背景的技术官僚，政治派别经由交通系到皖系再到新政学系的变化，和议期间正是其向资产阶级自由派转变的阶段，(195)这是吴鼎昌争取南北双方妥协的潜在原因，也是他与以“握政权”、“谋私利”(196)为追求的安福系之根本不同。安福系控制国会后，龚心湛等纷纷投其门下，(197)而他仅以院外评议员的身份与安福系接触，从不以安福系自居。在发行1919年公债问题上，安福系支持龚的发行提案而枉顾吴的合理建议，在国会问题上，吴鼎昌的举动更是划清了彼此界线。

吴鼎昌参与南北和议既是皖系全局利益的需要，也有个人政治理念的掺杂。一方面，他从一开始就已基本意识到和议难以成功，(198)却仍要努力推动和议，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表现出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吴鼎昌力促和议却忽略了各方派系利益冲突的复杂性，是“不知不可为而为之”，体现其对时局认知不足。最终，皖系借助吴鼎昌等人实现了“需要和议但不需要成功”从而可以继续武力统一的目的。但是，皖系军队却在直皖战争中惨败，段祺瑞失去了问鼎政坛的基石，徐树铮又殒命于冯玉祥的枪口，局势终究没有按照皖系设想的那般演绎下去。不管是基于皖系全局考虑还是基于个人利益打算，吴鼎昌为和议多方奔走，其所作的周旋和努力应当给予肯定。

关于1919年南北和议破裂的原因，学界有吴鼎昌破坏之说。(199)因北方各派系的利益诉求不同，吴鼎昌曾试图利用这种差别积极争取南北的妥协以达到和议成功，但是，由于安福系特别是徐树铮的强硬态度，他不得不选择放弃和议，因而吴鼎昌“破坏1919年南北和议”之说不能成立。当然，对于和议破裂，皖系固然难辞其咎，但完全归因于皖系则有失公允。南方代表章士钊指出，“南方不废和会之名，而直不期和议之成。”(220)对此，学者的分析多未超越李剑农先生的观点：南北双方都没有真正为国家谋利益的中心主义和思想。(201)笔者认为这一认识颇具合理性。从和议筹备的艰难、和议进程的断续来看，南北和议未能成功，主要是促进和议的诸多因素没有形成一股占有优势的、推动和议的中心力量，终因均势的多方意见不可调和而破裂。但是，吴鼎昌推进1919年南北和议有其功劳。

1919年南北和议，不仅仅对中国旧军阀势力对比发生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也让军阀们认清了处于新陈代谢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难以实现和平统一。“和”既不成则“战”，“北方发生直皖之战，南方则有粤军回粤之战，如此南与南战，北与北战”。(202)但是，社会舆论对和议的关注，唤起了民众对和平的期待，当他们发现双方对和议没有真正诚意时，期待变成了失望，伴随着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一并汇入到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之中。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众力量的伟大，带领他们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因此，1919年南北和议，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催化剂之一。

①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9—256页；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1916-1920)》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63—328页；谢彬撰，章伯锋整理：《民国政党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0—80页；刘景泉：《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29—549页；林绪武：《由政学会到新政学系——国民党体制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106页；李耿信：《民初政党和宪政实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2—308页。

②刘莉：《1919年南北和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2年；贾德威、刘会军：《安福国会与1919年南北议和》，《民国档案》2014年第3期；段云章：《论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王树槐：《国会问题与南北和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论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335—361页；范同寿：《一九一九年的“南北议和”与南北勾结》，《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5期；陈正卿：《1919年“南北和议”前后西南内部的斗争》，《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范同寿：《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的前前后后》，《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1期；景东升：《徐世昌与1919年南北议和》，《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王彦民：《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张建宇：《1919年南北和会前后的李纯与陆荣廷》，《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③邱志君：《社会舆论与1919年南北议和——以〈申报〉、〈大公报〉、〈每周评论〉为中心的探讨》，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张北根：《英国与1919年的中国南北议和》，《历史档案》2002年第1期；林明德：《日本与一九一九年的南北议和》，《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6年第5期；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张淑娟：《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徐基中：《〈每周评论〉对1919年南北和议的关注——兼论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期；蓝经纬：《1919年南北议和中的社会舆论研究——以〈益世报〉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1年。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50页。

⑤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12—24页。

⑥王鹏：《吴鼎昌其人其事》，《百年潮》2001年第9期。

⑦《造币厂沿革史》，《币制汇编》第2册，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经济·金融》第50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影印，第473页。

⑧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12-1927)》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3页。

⑨李宜春：《新政学系述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9页。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县(现为安徽)人。徐春友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文中相关人物信息均出自此书，不再标注。

⑩吴鼎昌：《哀徐又铮》，林绪武、邱少君编：《吴鼎昌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3、55页。

(11)齐协民：《我所知道的吴鼎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4页。

(12)对此，齐协民与张伯驹的观点截然相反。齐文认为吴鼎昌担任盐业银行总经理是为了营救张镇芳，张则赠盐业银行股票给吴以示感谢(齐协民：《我所知道的吴鼎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第144页)；张文认为吴鼎昌设计谋害张镇芳，趁人之危攫取了盐业银行的控制权，但认可吴在此案后取得盐业银行实权(张伯驹述，胡君素整理：《亦官亦商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文昊编：《我所知道的金融巨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30、331页)。王鹏认为“张镇芳让吴任该行总经理，实为掩人耳目，实权则仍在张镇芳父子手中”(王鹏：《吴鼎昌其人其事》，《百年潮》2001年第9期)。笔者认为张镇芳入狱原因在于支持张勋复辟，吴鼎昌未过分处理张镇芳，张镇芳免于死刑亦很快获释继续任盐业银行董事长但无实权，吴担任总经理并通过了董事会选举，所以，吴任盐业银行总经理是与张镇芳达成某种默契而非“设计谋害”。

(13)《盐业银行简史》，档案编号S173—1—153—176，上海市档案馆存。

(14)张伯驹述，胡君素整理：《亦官亦商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文昊编：《我所知道的金融巨头》，第337页。

(1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54、55页。

(16)李飞等主编，杜恂诚著：《中国金融通史(北洋政府时期)》第3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

(17)《段总理返津后之种种》，《大公报》(天津版)1917年7月7日，第2版。

(18)鸿隐生：《安福秘史》，上海：上海宏文图书馆，1920年，第3页；胡晓编著：《段祺瑞年谱》，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144页。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

(19)刘景泉：《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第501页。

(20)李飞等主编，杜恂诚著：《中国金融通史(北洋政府时期)》第3卷，第115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徐树铮电稿》，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26、183、291、305页。

(22)张伯驹述，胡君素整理：《亦官亦商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文昊编：《我所知道的金融巨头》，第332页。

(23)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第107页。

(24)凤岗及门弟子编：《梁士诒年谱》(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页。朱启钤(1872-1962)，字桂莘，亦称桂辛，号蠖园，祖籍贵州紫江(今开阳)人。

(25)《直皖战争始末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近代史资料》总27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页。

(26)《专电》，《申报》1918年12月10、11、12日，第2版。

(27)《北方代表推定之别报》，《申报》1918年12月14日，第6版。

(28)关于北方代表中安福系的人数，叶恭绰认为五人(《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之经过及其内幕》，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7页)，林桶法认为四人(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第108、109页)，但他们都认为吴鼎昌为安福系。笔者认为，从和议综合表现，尤其从南北双方密谋牺牲两国会以达成媾和的关键时刻来看，安福系的代表仅方枢、刘恩格、江绍杰三人，不排除刘同时为奉系代表的可能，而吴鼎昌则是与安福系走得较近的皖系代表，汪有龄依附于吴鼎昌。

(29)《各通信社电》，《申报》1918年12月29日，第3版。

(30)谢彬撰，章伯锋整理：《民国政党史》，第79页。

(31)齐协民：《我所知道的吴鼎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第145页。

(32)段云章：《论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33)贾德威、刘会军：《安福国会与1919年南北议和》，《民国档案》2014年第3期。

(34)张伯驹述，胡君素整理：《亦官亦商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文昊编：《我所知道的金融巨头》，第336页。

(35)叶恭绰：《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之经过及其内幕》，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16页。

(36)朱启钤：《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27页。

(37)大隐居士：《政闻纪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434页。

(38)《北代表之公府饯别会》，《申报》1919年1月1日，第6版。

(39)《杂评一》，《申报》1918年12月20日，第7版。

(40)《各通信社电》，《申报》1918年12月18日，第3版。

(41)《专电》，《申报》1918年12月20日，第3版。

(42)《和平声浪日盛之原因》，《申报》1918年11月2日，第3版。

(43)飘萍：《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2月30日，第6版。

(44)《北代表连日之行动》，《申报》1918年12月30日，第6版。

(45)《宁报界与代表谈话》，《申报》1919年1月9日，第7版。

(46)《朱启钤致吴鼎昌密电稿》(1919年1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北议和中断前朱启钤与钱能训等来往密电选》，《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

(47)《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1月17日发、18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06页。

(48)《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1月15日发、17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05页。

(49)《吴代表出京赴宁》，《晨报》1919年1月27日，第3版。

(50)《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1月16日，第6版。

(51)《国内平和问题停顿之原因》，《晨报》1919年1月10日，第2版。

(52)《军府与旧议员之茶会》，《申报》1919年1月5日，第7版。

(53)《吴鼎昌致周自齐电》(1919年1月3日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89、90页。

(54)《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1月15日，第3版。

(55)《吴达诠本日来京》，《晨报》1919年1月12日，第3版；《专电》，《申报》1919年1月16日，第2版。

(56)《吴鼎昌来京任务》，《晨报》1919年1月13日，第2版。

(57)《吴达诠今日到京》，《晨报》1919年1月14日，第3版。

(58)《吴鼎昌昨谒总统》，《晨报》1919年1月16日，第3版。

(59)《专电》、《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1月17日，第3版。

(60)《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1月15日发、17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05页。

(61)《朱启钤致吴鼎昌电》(1919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01页。

(62)《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1月17日发、18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06页。

(63)《朱启钤致钱能训电》(1919年1月17日晚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02、103页。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又作绍怡，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周自齐(1871-1923)，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因而，“香山”是指唐绍仪，“周廙老”是指周自齐。

(64)《段合肥之和平表示》，《晨报》1919年1月22日，第3版。

(65)《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1月21日发、22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13页。

(66)《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1月23日发、24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15页。

(67)《朱启钤致吴鼎昌电》(1919年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15、116页。卢信(1885-1933)，字信公，广东顺德人，时为唐绍仪代表。

(68)《吴代表出京赴宁》，《晨报》1919年1月27日，第3版。

(69)《北代表连日之行动》，《申报》1918年12月30日，第6版。

(70)《唐绍仪来电》，《(民国)南北议和会议卷宗集成》第4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719—1720。

(71)《吴鼎昌致周自齐电》(1919年1月3日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90页。

(72)《各通信社电》，《申报》1918年12月29日，第3版。

(73)《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1月21日，第3版。

(74)《南北和会接近消息》，《申报》1919年1月21日，第6版。

(75)《国内和平之所闻》，《大公报》(天津版)1919年2月6日，第3版。

(76)《中国特约电》，《申报》1918年11月16日，第6版。

(77)《微密电》(1919年2月6日发、7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32页。

(78)《南北和议进行记》，《申报》1919年2月8日，第10版。

(79)大隐居士：《政闻纪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485页。

(80)《朱启钤致唐绍仪冬江南电》，《申报》1919年2月7日，第6版。四条办法是：(1)议题由双方总代表协定后，列入议案。(2)会议时由双方总代表发言，但得委托分代表陈述。(3)议案总代表认为应准备或审查者，得开准备会或审查会，准备会或审查会得由两方代表联合行之。(4)准备会或审查会拟议事件仍由双方总代表取决。

(81)《商议会议办法往来之各要电》，《申报》1919年2月4日，第7版。

(82)《朱启钤致唐在章电》(1919年2月3日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27页。

(83)《南北议和之消息(二)》，《申报》1919年2月5日，第10版。

(84)《北方代表来沪情形之经过》，《申报》1919年2月6日，第10版。

(85)《南北和议之接洽消息》，《申报》1919年2月6日，第7版。

(86)《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2月8日，第6版。

(87)《南北和议之昨讯》，《申报》1919年2月12日，第10版；《南北和议之进行》，《申报》1919年2月11日，第10版。

(88)《南北和会近讯》，《申报》1919年2月14日，第10版。

(89)《朱启钤致吴鼎昌密电稿》(1919年1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北议和中断前朱启钤与钱能训等来往密电选》，《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又作翼卿，山东济宁人。

(90)《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1月17日发、18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06页。

(91)《段合肥之和平表示》，《晨报》1919年1月22日，第3版。

(92)霜羽：《北京通信(一)》，《申报》1919年4月13日，第6版。

(93)《周自齐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14日发、15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37页。

(94)《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1月15日发、17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05页。

(95)《财政部致朱启钤电》(1919年1月17日发、19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08页。

(96)《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1月26日，第6版。

(97)《提用关余与南方》，《晨报》1919年1月25日，第2版。

(98)《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1月21日发、22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13页。

(99)《朱启钤致吴鼎昌电》(1919年1月22日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15页。

(100)《关余不能分润》，《晨报》1919年1月30日，第2版。

(101)《李纯致钱能训电》(1919年1月14日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99页。六条解决办法是：(1)陕、闽、鄂西双方一律实行停战。(2)援闽、援陕军队，准即停进，担任后方剿匪任务，嗣后不再增援。(3)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各呈报备案。(4)陕省内部，由双方公推大员前往监视，以杜纠纷。(5)划定区域，各担任剿匪卫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国人共弃之。(6)以上各节，一经双方承认宣布，即由苏、鄂、赣三督宣布在南京开议日期，不得再以他事别生异议，致会议停顿。

(102)《国内和议消息》，《申报》1919年1月24日，第6版。

(103)《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1月21日发、22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13页。

(104)《朱启钤致吴鼎昌电》(1919年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16页。

(105)《专电》，《申报》1919年1月5日，第3版。

(106)《专电》，《申报》1919年1月7日，第3版。“议和条件三款”：(1)划定停战区域，以双方现驻地为界，请领事团或教育会为仲裁人；(2)规定双方各在其区域剿匪保民，负保全治安之责任；(3)双方各禁兵士越界。

(107)《朱启钤致钱能训电》(1919年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18页。

(108)《王克敏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13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39页。

(109)徐树铮：《致刘存厚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徐树铮电稿》，第372页。

(110)徐树铮：《致陈乐山祃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徐树铮电稿》，第343页。

(1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财政(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98、899页。

(112)《公电》，《申报》1919年2月20日，第3版。

(113)《和平会议纪事(四)》，《申报》1919年2月25日，第10版。

(114)《第三次议事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65页。

(115)《朱启钤致钱能训密电稿》(1919年2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北议和中断前朱启钤与钱能训等来往密电选》，《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

(116)《第三次议事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65页。

(117)《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2月28日，第3版。

(118)《吴鼎昌致龚心湛密电》(1919年2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财政(二)，第900页。

(119)《和平会议纪事(五)》，《申报》1919年2月27日，第10版。

(120)《龚心湛复吴鼎昌密电稿》(1919年2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财政(二)，第900、901页。

(121)《财政部最近之难关》，《申报》1919年3月4日，第6版。

(122)《专电》，《申报》1919年2月28日，第3版。

(123)《京华短简》，《申报》1919年3月6日，第6版。

(124)《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3月6日，第3版。

(125)《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3月15日，第3版。

(126)《和议停顿中之消息(二十)》，《申报》1919年3月21日，第10版。

(127)《和议停顿中之消息(二十八)》，《申报》1919年3月29日，第10版。

(128)《京华短简》，《申报》1919年4月10日，第6版。

(129)《唐绍仪通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财政(二)，第903页。

(130)默：《八年公债条例》，《申报》1919年2月24日，第7版；《四公使抗议公债》，《申报》1919年3月28日，第6版。

(131)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1916-1920)》第3卷，第312页。

(132)《和议续开前之消息》，《申报》1919年4月6日，第10版。

(133)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中)，第253、254页。

(134)《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8日发、9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1页。

(135)《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5日，第3版。

(136)倪嗣冲因病，故派其子侄代为会见吴鼎昌。

(137)《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8日发、9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1页。

(138)《钱能训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18日发、当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44页。

(139)刘景泉：《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第545页。

(140)《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8日发、9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1、232页。

(141)《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2页。

(142)《朱启钤致吴鼎昌电》(1919年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6页。

(143)《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8页。

(144)《朱启钤致吴鼎昌电》(1919年4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8页。

(145)《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44页。

(146)《南京快信》，《申报》1919年4月20日，第7版；《吴代表今日出京》，《大公报》(天津版)1919年4月18日，第3版；《和会正式续开之第十三日》，《申报》1919年4月22日，第10版。

(147)《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8日发、9日到两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0、231页。

(148)林绪武：《由政学会到新政学系——国民党体制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研究》，第104页。

(149)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中)，第254页。

(150)《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8日发、9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1页。

(151)《吴炳湘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9页。

(152)凤岗及门弟子编：《梁士诒年谱》(下)，第43页。

(153)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中)，第254、255页。

(154)《京华短简》，《申报》1919年4月10日，第6版；《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2页。

(155)《专电》，《申报》1919年4月11日，第3版。

(156)《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8日发、9日到)、《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9日)、《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1、233、238页；陈正卿：《1919年“南北和议”前后西南内部的斗争》，《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

(157)《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23页。

(158)《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8日发、9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0、231页。吴炳湘(1874-1930)，字镜潭，安徽合肥人，属皖系；曾毓隽(1865-1963)，字云沛，福建闽侯人，属安福系。

(159)《专电》，《申报》1919年4月14日，第3版。四项主张是：(1)依照上次决议之宣言，认为大总统地位不能因和议而摇动；(2)国会非依宪法不能改组，南京制宪之说及两国会同时取消、旧法召集新会之议，认为摇动元首地位，违反北方二十省之民意，绝对皆不赞成；(3)和平会议中人若因瓜分政权之故，为不公正之主张，其所议决者概不承认；(4)国会问题若赞成南方一偏之主张，使中央及北方各省军民及政客冒违法之嫌时，概不承认。

(160)《京华短简》，《申报》1919年4月17日，第6版。

(161)《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14日，第6版。

(162)《专电》，《申报》1919年4月14日，第3版。

(163)《国会问题之最近观》，《申报》1919年4月27日，第6版。

(164)《南京快信》，《申报》1919年4月21日，第7版。

(165)《京华短简》，《申报》1919年4月21日，第7版。

(166)《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19日，第3版。

(167)《国民通讯社消息》，《申报》1919年4月15日，第10版。

(168)《联合通信社消息》，《申报》1919年4月21日，第10版。

(169)《朱启钤致吴鼎昌电》(1919年4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22页。

(170)《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23页。

(171)《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2、233页。

(172)《朱启钤致吴鼎昌电》(1919年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5页。

(173)《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8日发、9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0、231页。

(174)《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2页。

(175)《朱启钤致吴鼎昌电》(1919年4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2页。

(176)《罗家衡致吴景濂褚辅成函》(1919年5月7日)、《罗家衡致吴景濂等函》(1919年5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42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6、108页。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曾彦(1886-1959)，字其衡，广西靖西人。

(177)《第八次正式会议》(1919年5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2、263页。

(178)《第八次正式会议》(1919年5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6页。

(179)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第125页。

(180)《专电》，《申报》1919年4月14日，第3版。

(181)《南京快信》、《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21日，第7、3版。

(182)《唐在章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57页。

(183)《徐树铮致吴鼎昌方枢电》(1919年5月12日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8页。

(184)《徐树铮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8页。

(185)朱启钤：《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27页。

(186)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230页。

(187)《和平会议又将决裂》，《申报》1919年5月14日，第10版。议案八条是：(1)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表示不承认；(2)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民；(3)立即裁撤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4)恶迹昭著，不洽民情之督军、省长，予以撤换；(5)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1917年6月13日(解散国会——引者注)命令无效；(6)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和议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7)其他已经议定及付审查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8)以上七条如北方同意履行，则第八条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止。

(188)《吴鼎昌致徐树铮电》(1919年5月14日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71页。

(189)《徐树铮致吴鼎昌方枢电》(1919年5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72页。

(190)《和会再停后之第一日》，《申报》1919年5月15日，第10版。

(191)《和会再停之第四日》，《申报》1919年5月19日，第10版。

(192)UL生：《南北和议决裂幕中之作用》，《益世报》1919年5月16日，第3版。

(193)《中美新闻社北京杂志》，《申报》1919年5月28日，第7版。

(194)刘景泉：《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第531页。

(195)吴入局皖系的时机是段祺瑞推翻张勋复辟、梁启超呼吁“入阁主义”要“树政党政治模范”之时。(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4、535页)

(196)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页。

(197)刘景泉：《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第502页。

(198)和议开始前，段祺瑞授意“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吴鼎昌或许知晓这一情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中)，第246页)

(199)“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吴为北方分代表之一。当时安福系当政，吴鼎昌实系安福系的代表，安福系不愿和，吴为代表，参与谋议，起了部分破坏作用，和议无成。”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页。

(200)章士钊：《我之上海会议观为叶遐庵作》，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32页。

(201)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9页。

(202)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第2页。

吴鼎昌与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