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遗著

一

这是一个与中国哲学史研究密切相关的问题,不只由于道家学是一个哲学流派,道教的宗教神学也是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围内的问题,从阶级斗争及其过程说,道教的研究也是相当重要的。喻文提出了一些问题,可惜没有进一步展开、深入下去。

二

喻文着重谈了汉至南北朝间道教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正确地说,作为教权封建主与俗权封建主间的关系,无论道教或佛教的统治层都是属于封建统治的教权阶层,从精神统治方面为其阶级服务。

不少同志在说到道教及其形成时,都以之与张道陵所倡“五斗米道”、黄巾军的“太平道”混同起来,把经过封建统治者篡改得不成体统的《太平清领书》与原来的、即已被毁的《太平清领书》混同起来。·这却是一个有关阶级观点的原则性间题。在说到南北朝及前此的十六国间儒、佛、道的关系及其斗争,与其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交错复杂的斗争的内在关系,也每每被一些论家所忽视。这也是一个颇关重要的问题,也是与阶级观点相关的。喻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说法,也存在这类问题。例如喻文说：

“道教··⋯自从东汉张道陵创教以来,它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

“道教创立后,在民间广泛流行,成为汉末苦难贫困人民的枷锁上的幻花,并且起过掀动和组织农民起义的巨大作用。但是,这一宗教在初创的阶段,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表现出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密切联系。例如,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楚王英、主宠、魏惜以至于桓帝,都热忱地信奉着道教的前身—黄老道。道教的早期经典《老子想尔注》和《太平经》,大量地宣传着儒家时纲常伦理,为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和等级制度说教⋯⋯”

“从北魏寇谦之所谓‘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受到太武帝崇奉开始,道教正式登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

这样说来,维护“纲常伦理”、“私有财产”、“等级制度”的“道教”,却成了“苦难人民枷锁上的幻花,并且起过掀动和组织起义的巨大作用”,那末,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革命性何在呢它是反封建地主阶级的还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呢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性,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何在呢有没有斗争呢寇谦之“清整道教”受到北魏“太武帝崇奉”,不是“除去三张伪法”的么所谓“三张伪法”是什么呢那不正是“太平道”、“五斗米道”的积极革命的东西么统治阶级阉割“异端”或“妖”教的革命灵魂使之漏同于自己的反动宗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寇谦之等的’道教前身”不明明是“黄老道”么,

至于喻文说“道教继承了中国古代的鬼神正确地说,巫教—吕、神仙信仰和巫现〔灯席〕方术,吸收了老庄的清静无为和人生哲学,抄袭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和佛教的因果报应作为它的理论,并夹杂着阴阳五行、邀纬等内容。”这虽不够透彻、全面,基本上是对的。但以论证张道陵祖、父、孙三辈相承的“五斗米道”,或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以至其后来孙恩等的“太平道”,便是违反阶级分析的基本线索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

道教的神学“理论”,在老子那里已有了萌芽,如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等等,不正是道观的匾语、道教的宗旨吗庄周的“至人”、“真人”,已初步扮演了宗教神的形象,也正是其后道教崇拜的偶像和修炼的最高目标。秦汉以后的“黄老道”与“神仙方士术”,便是在这些基础上,吸取了巫教的鬼神迷信等因素及董仲舒等的“阴阳五行”徽纬说等宗教神学思想及纲常伦理等,便形成道教及其“理论”的雏形。王弼、何晏等杂合儒道的玄学,尤其将炼丹术、长生术、房中术⋯⋯等等杂凑起来而予以系统化、“理论”‘化的葛洪《抱朴子》,便基本上奠立了作为宗教的道教的修炼和“理论”或教旨的体系。寇谦之正是在这一脉相承的基础上整理道教的。他的“清整道教”,不是在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张角、孙恩、田流的“太平道”的基础上进行“清整”,相反,正是为反对“妖道”或“伪法”。他们为反对和愚弄人民,可能吸取“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消极的东西,保持最起码的宗教迷信,就是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所以封建统治阶级才付出大的力量去篡改《太平清领书》。他们并反而诬蔑说农民的宗教是走了岔路的道教。正由于“太平道”、“五斗米道”长期在农民里面保留影响,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恐惧,才那样看作“洪水猛兽”。这在他们,阶级性是很明显的。

如果“五斗米道”或‘太平道”的“前身”是“黄老道”,后身是“道教”,那么,“道教”岂不成了超阶级的宗教它既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也为农民、并且为“起义”农民服务历史上有这样的宗教么有的伺志说张鲁等在汉中一带建立的政权是“军润割据”。’他们的政治行动和具体措施所表现的阶级性究竟怎样呢这是可以具体地进行分析的。如果是“军阀割据”,那么,同是信奉“太平经”的“太平道”所进行的农民战争又如何解释呢有的同志,硬根据被篡改的现存《太平经》伪书,断言他们所信奉的《太平经》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封建主义的。那么,难道张角、孙恩、田流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也都是为地主阶级服务,为维护或“更新”封建主义的么谁也不可能这样说。

张鲁为首的汉中政权,不容否认,后来投降了曹操,即张鲁叛卖了农民群众,它便变质了,由短暂的农民政权变质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地方政权—也不是什么“军阀割据”。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形成为所谓“异端”或“妖道”,无疑是假措了“黄老道”、“神仙方士术”等的一些宗教形式和成份,如“符咒”、“服药”等东西作为农民的不风于统治阶级宗教的“异端”“妖道”,不论其曾充任和担当发动、组织农民的角色,却仍是一种宗教的、迷信的东西,从这方面说它也是鸦片烟。因此,作为“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教旨、教条等,体现农民政治要求的原来的《太平经》亦即《太平清领书》,也不能不如此,即不能不包含若干迷信、落后的消极成份,但它必然与后来流行的、即被篡改的《太平倩领书》有着基本内容的不同,所以孙策才要销毁《太平经》,把信奉它的于吉杀头。

三

关于道教在其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松青同志搜集了不少资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从寇谦之等的道教受到太武帝崇奉开始,“道教首次扮演了维护以崔浩为首的汉族士族集团利益而积极参预了反佛斗争的角色。,,“太武帝⋯⋯利用汉族士人来统治汉族人民,汉族士人也利用鲜卑统治者来保持压迫汉族人民的权利。崔浩就是汉族士人的代表。他出身山东的名门望族⋯⋯,政治主张是实行五等封建制,恢复西周的领主割据局面。⋯⋯极力排斥佛教,推崇道教。他同寇谦之⋯⋯两人在政治上相互勾结,力劝太武帝灭佛信道。太武帝本信佛法,自寇谦之平城献道经,崔浩竭力推荐后,改信道教。他屡次下诏灭佛,并于平城设立天师道场,亲往道场接受符练,作为统治中国是受命于天的证据和仪式。,,关于太武灭佛的原因,喻文说：

“⋯⋯听信崔浩、寇谦之的意见,并在长安发现寺中藏有兵器,一些沙仃酿酒聚财,又有淫秽的行为,’。在积极方面,灭佛信道是企图减少鲜卑族统治汉人的阻力,因为灭佛信道可以表录自己亲汉不亲胡。·一‘联承夭绪,欲除伪定真,一获羲农之治’⋯⋯。‘鲜卑拓跋部本来就自称是黄帝的子孙⋯。”

“反佛斗争是南北朝时代政治上的重大问题。它集中地表现出当时各个阶层、集团、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矛盾冲突。佛、道的力量,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利益。”

“佛教有所谓无父无君的教义,同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纲纪发生了尖锐的抵触。因此,士大夫们屡论沙门不致敬王者之妄,指斥沙门蔑弃忠孝,伤治害政。”

“反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所谓‘夷夏’文化的斗争。佛被视为外族的神,反佛的奏疏和言论,有所谓‘夷夏之辨’。如后赵王度奏谓‘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石虎下书反称‘佛是戎神,正所信奉。’又蔡漠谏救为佛像作颂,有‘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一。此外如《夷夏论》、《三破论》、《正诬论》等,均引中国固有文化斥责佛为胡狄而设。所以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一些崇尚汉族文化的外族统治者,他们崇信汉族的本土宗教—道教,假借道教来提高在中国的权威和影响。”

从这些叙述看来,一可以肯定,作者阅读了不少有关资料,,对若干史实作了清楚的叙述,二作者提到当时反佛斗争与民族矛盾的联系,并引用了恩格斯下面的话

“本民族神可以容异民族神与己并立,—在古代这是常规,—但决不能容他们驾在自己上面。”《论布鲁诺,鲍威尔与原始基督教》

恩格斯的话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在我国,以往在史学论争中,国民党陶希圣与托派王宜昌及日人秋泽修二等,在论十六国、南北朝社会性质和发展形势时,都故意歪曲、掩盖、冲淡民族矛盾,很清楚,他们是别有用意的。我们有些历史包括哲学史研究的同志不察,对此也每每有不同程度的忽视。

十六国、南北朝的阶级矛盾及其延长还较突出的民族矛盾,是极其复杂、尖锐的。这贯穿到斗争的各个方面,并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拓跋奴主集团南下后,在华北地区,形成和发展了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封建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中又有农奴制与后期的即专制主义封建制间的复杂、深刻而剧烈的斗争。拓跋奴主集团对华北地区实行奴隶制及随后又发生的农奴制的野蛮、落后的残酷统治,加于早已进到了封建制后期的汉族人民头上,在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上,便构成了汉族农民等劳动人民与拓跋贵族间生死敌对的矛盾,中小地主阶层也遭到生死存亡的胁迫,以崔、郑」、李、王等家族为代表的贵族大地主的利益也每每受到排挤和压迫,集中地具体地表现为汉族与鲜卑族间的民族矛盾。汉族农民与地主间的固有矛盾,反每每呈现相对的缓和。这种民族矛盾,又表现为南北的分裂和对立。

这种交错复杂的矛盾斗争,表现到宗教上,便是反佛与扬佛,还常表现为儒、道联合反佛的斗争。崔浩与寇谦之的联合反佛,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他们的反佛,主要并非由于佛的“无父无君”,那不过在影射十六国和北朝那些“异族”统治集团的野蛮、落后。其实产生在印度,为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服务的佛教,实质上怎能以“无父无君”‘为教旨呢佛教绝不致不利十六国和北朝的统治,他们都是很清楚的。华北沦陷后而没有南渡的大地主阶层,在本身与拓跋奴主集团⋯⋯利害矛盾的基础上,为着骗取农民为主的广大人民的同情,又为着适合和照顾一下中下地主阶层,乃提出反佛的口号,作为教权地主的一个宗派的道教,还与佛教有着教派上的利害冲突,所以反佛又常形成为儒、道的的联合。“五胡”各统治集团以信奉佛为工具,也正反映了民族间的矛盾,石虎的话就说得够清楚的。北魏始终是以佛教作为统治的精神工具,在太武“灭佛”以前以后都是如此,后来由昙暇主持,役使数万人,死亡成万,经过三十年才凿雕成的大同云岗二十一窟,便是见证,北朝佛教寺院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日益增长的势力和嚣张气势,又是见证。那么,太武帝为什么又反佛信道呢在其时,他如果不设法和缓面对着紧张的民族矛盾,奴隶制政权就会被淹没。这时任其一贯崇奉的佛教嚣张横行下去,只会给民族矛盾火上加油。所以太武帝的那一手,正企图以之来和缓汉族人民的反感和取得同情,也正因为他为首的奴主集团有这种要求,寇谦之与崔浩才得以抬头和在短时期内活跃起来。这不正是民族矛盾的深刻表现么这也正是太武比石虎等人厉害的地方。由此可以理解,拓跋奴主集团为何要捏造自己也是“黄帝的子孙”,原来是从中国北去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孝文为何要“改制”,强力消去自己民族的特点,同化于汉族。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道教终于未能在北朝得势,崔浩并未真正受到北魏朝廷的信任,终于以关于国史的罪名被杀头。

正因为反佛是民族矛盾的表现,反映了汉族中不同阶级阶层的要求,所以又公开以“夷夏”关系等形式提出。而在世界观上表现为“神灭”“神不灭”“神灭论”或“难神灭论”的斗争,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其时在民族斗争中的不同阶级的世界观。那么,象肖衍等那些南朝统治者,为什么又那样溺佛呢腐朽的、对现实感到束手无策的南朝统治集团,事实上,早已忘却,’、州父老”,放弃了“恢复故疆”和“雪耻”的想头,为维持其丑恶的偏安统治,正挖空心思地在模糊民族矛盾,麻痹人民的民族斗争意志和要求。因此,他们不只需要象佛教那样的精神鸦片,来毒害人民,也需要它来麻痹自几,以安度其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的生活。所以肖衍还居然在所建的佛寺上大写一个“肖”字而不以为耻。这难道还不够明白吗

四

唐朝儒、佛、道间的斗争性质,是与南北朝不同的。在唐朝,统治过华北或局部地方、其统治集团又实行过民族压迫政策的所谓“五胡”诸族,、大都已同化于汉族。唐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乃是汉族统治集团为主体的唐廷对其他民族的压迫。

唐朝儒、佛、道间的斗争,乃是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间利害冲突的表现,主要为洛权和教权地主、教权地主中的寺院地主和道观地主间的斗争。

唐朝政府曾用了不少力量扶植道教,正如喻文所说,并非由于什么姓李的关系。入到唐朝,由于佛教的势力,尤其是寺院经济的力量,与俗权地主、与唐廷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并已形成为一种威胁。象玄类、一行等那许多大和尚,都具有渊博的佛学知识,较高的文化水平,又大都出身于权门、望族。唐廷一面需要抑制它,一面又需要它来维护统治,而况彼此都是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因此,又不能不给予特权和适当扶植,不能不为玄类作《圣教序》,建“慈恩寺”,等等。如果说,太武帝的“灭佛”有争夺赋役和劳动人口的内容在内,唐武宗的“灭佛”,这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韩愈反佛,而以儒家学面貌出现的柳宗元等,又抱有不同态度柳宗元等,作为代表中小地主的要求来说,中小地主和寺院地主的利害冲突,却并非那样直接、明显,尤有着广度和深度的不同。因此,喻文认为唐廷的排佛扶道,“实质上就是魏太武帝崇尚汉族文化和凭借汉族宗教统治中国的行为的扩大和发展”,是值得考虑的,似是毋视了发生在不同时代的排佛的彼此不同的政治目的和内容,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我们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出发来研究这类问题。

道观地主本来也是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喻文说“唐代,由于道教地位的显赫,大道士们的生活是穷极奢侈的。”这是确切的。说“道观的壮丽,大量财物的施舍,土地的赏赐,使道士们分享了封建统治阶级从劳动人民那里搜括得来的血汗果实。”便不够全面、恰当。道观本来就拥有大量土地和财物,对劳动人民直接进行剥削、役使⋯⋯唐廷的赐予,世俗地主“善男善女”的“施舍”,也正是扶植他们,使道观的经济力量更加壮大。但它的力量是始终未能与寺院相比。唐廷扶植道观,在于以之去牵制寺院,抑制寺院。“联本系出自柱史”一类的话,不过藉口而已。张果、戚法善、赵归真等政治地位的突出,给一般道士女冠以特权享受,正是这样来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

道家学、道教和其阶级性的一些问题——读喻松青《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同道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