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一书写于1895年底-1899年1月，这正是列宁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在彼得堡被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的时期。为了撰写这一著作，列宁查考了有关俄国经济的全部重要文献，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书刊，包括卷帙浩繁的各种统计资料，仅他在本书中提到和引用的著作就有近600种。这些书籍和资料是列宁在被监禁和流放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各种渠道、首先是通过亲友的协作收集到的。列宁于1898年8月9日（21日）写完这本书的初稿，然后又进一步加工，于1899年1月30日（2月11日）完成全书的定稿。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章的手稿都经当时流放在米努辛斯克专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阅读和讨论过。本书的出版事务，列宁委托给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叶利扎罗娃。为争取时间，列宁决定采取分批付排的办法。对书的开本、字号和书中统计表的排版等，列宁都从方便读者的角度作了仔细的考虑。他尤其关心校对工作。本书的书名是在出版时确定的。列宁同意把自己原拟的书名作为副标题，同时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题目太大，曾建议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作书名。1899年3月底，本书在彼得堡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初版印了24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它主要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同时也通过宣传员在工人小组中传播。1908年，本书经列宁校阅和补充后出了第2版。本卷翻译所依据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卷以第2版为底本，同时考虑了作者对第1版的所有意见。列宁为第2版所写的序言同第1版序言一起收进了本卷。--160。）

第二版序言（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版于1908年2-3月间出版。在这一版里，列宁根据新的统计资料对本书作了许多补充和修订，主要是：在第2章中增添了分析1896-1900年军马调查总结的一节（第11节）；引用了证明他先前所作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的新事实，特别是工厂统计的新材料；分析了1897年人口普查的总结，更全面地揭示了俄国的阶级结构。在这一版里，还总结了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上进行的斗争。此外，初版为应付检查而使用的“学生”、“劳动人民的拥护者”等用语，都相应改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并且不再用“新理论”这一说法，而直接提马克思著作或马克思主义。据计算，在第2版里共增添了24条脚注，新写了两节，加了一个表，新写了8段正文并对原有文字作了3处大的补充，还作了约75处小的补充和修改。在第2版出版后，列宁对本书的修订仍未停止。列宁在第2版序言的脚注中曾提到，将来修订本书，准备把它分为两卷：第1卷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2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成果。列宁的一系列著作，包括1907年底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5-397页），都是研究1905-1907年革命的总结和成果的。--160。）

本书是在俄国革命的前夜，即在1895-1896年大罢工（注：指1896年5-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高涨，1895-1896年间相继爆发大罢工，如1895年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工厂的罢工、同年秋季彼得堡托伦顿工厂的罢工和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其中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的影响最大。这次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位，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139、160、276、316、761。）爆发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中写成的。当时工人运动似乎平息下去了，实际上却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1901年的示威运动（注：指1901年遍及俄国各地的罢工和“五一”示威。它们显示了俄国工人运动已由经济罢工发展到政治罢工和示威。在这一年发生的彼得堡奥布霍夫工厂的罢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厂方开除了一些参加“五一”罢工的工人，工人群众于5月7日举行抗议性罢工，提出开除为工人所痛恨的工头等要求。工人们对调来镇压的军警进行了持续三个小时的英勇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这次斗争创造了俄国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新形式，史称“奥布霍夫保卫战”。--160。）准备基础。

本书根据对种种统计资料进行的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审查，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分析了俄国阶级结构。这个分析，现在已为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

其次，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第160页◎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缘。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4页。--编者注）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结局。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第161页◎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注：“容克”经济指从封建制演化到资本主义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经济。容克是德文Junker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1850年3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1/3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式的道路。--162。）。从工役制（注：工役制是指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用给地主干涉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度。它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其最主要基础是割地。--107、162、253、779。）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的特点。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由于剥夺地主土地有利于农民而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换句话说：或者是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柱；由此，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者和地主将起主要作用，富裕农民将迅速地转向他们，农民群众状况恶化，他们不仅受到大规模的剥夺，而且还受到某些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62、298、531、689、707、723、741、762、783。）式的赎买办法的盘剥，反动统治的欺压和愚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将是近似十月党人（注：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调整租地、组织移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62、749、762、783。）那一类型的政治家。或者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相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一切主要支柱；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动摇的或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可能具有的最好环境中，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然，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演进因素，可能有无限多样的结合，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本书的任务是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在革命时代，国家生活发展得如此迅速而急遽，以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无法确定经济演进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斯托雷平先生们，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决不只是类似司徒卢威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全体立宪民◎第162页◎主党人），都在坚定地、顽强地和一贯地努力按第一种形式完成革命。我们刚刚经历过的1907年6月3日的政变（注：1907年6月3日的政变是指俄国沙皇政府在这一天发动的反动政变，史称六三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15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63、729。），标志着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力图保证地主在所谓俄国人民代表机关中占绝对优势。但是，这个“胜利”究竟牢固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的问题，何况争取革命的第二种结局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比较坚决地、比较一贯地、比较自觉地力争达到这个结局。不管反革命怎样力图公开地使用暴力来窒息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力图用下流和伪善的反革命思想来扑灭直接的群众性斗争，这种斗争总是不顾一切地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虽然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上层分子（特别是“人民社会党人”（注：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163。）和劳动派（注：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163。）），显然沾染上了温和谨慎的市侩或官吏的背叛、莫尔恰林习气（注：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163、750。）和自满这种立宪民主党精神，这种斗争还是在“劳动派”政党（注：“劳动派”政党包括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63。）即民粹派政党的政策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这一斗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第一次进攻的最后结果如何，现在还不能断定。因此全面修订本书（注：这种修订可能要求写本书的续篇，要是这样，第1卷就只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2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结果。）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肩负着党的直接责任，也使我无暇及此）。本书第2版还不能超出评述革命前的俄国经济这一范围。作者只是对文字进行了审查和订正，并以最新的统计材料作了最必要的补充。这些材料是：最近的马匹调查资料、收成的统计资料、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总结、工厂统计的新资料等等。

作者

1907年7月◎第163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版（1899年）中，本章标题是《向理论求证》。--164。）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因此，要弄清楚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应当从简单商品经济出发来探索它如何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一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开来，它们各自再分为一些小的和更小的部门，这些部门以商品形式生产专门的产品，并用以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进行交换。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单独的和独立的生产部门的数量增加。这种发展的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生产部门；而且不仅把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准备好以供消费的各个工序都变成单独的生产部门。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注：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22、102、164、250、654、780。）、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在商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类的经济单位在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这种◎第164页◎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中的关键。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换句话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178页，俄译本第52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列宁在本书中所引用的《资本论》文字，都取自《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1872年第2版；第2卷，1885年版；第3卷，1894年版）。所有引文都是列宁自己翻译的。这里所说的俄译本是指丹尼尔逊的俄译本。--编者注）黑体是我们用的，以下引文中凡未另行注明者也都是我们用的）

不言而喻，上面所说的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的分离，制造业与农业的分离，使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把产品的各种加工彼此分离开来，创立了愈来愈多的生产部门的那种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建立了日益专业化的种种农业区域（和农业系统（注：例如，伊·亚·斯捷布特在其《俄国的大田作业原理以及改进大田作业的措施》一书中，按照主要的市场产品来区分农业的经营系统。主要的农业系统有三：(1)大田作业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谷物的）；(2)畜牧业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畜产品）和(3)工厂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技术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经过技术加工的农产品。见亚·斯克沃尔佐夫《蒸汽机运输对农业的影响》1890年华沙版第68页及以下各页。）），不仅引起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商业性的（和资本◎第165页◎主义的）农业的专业化，出现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在国际分工中，也出现在改革后的俄国，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叙述。

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因此，我国民粹派理论家把这种发展过程说成是人为措施的结果，是“离开道路”的结果等等，极力抹杀俄国社会分工的事实，或者极力削弱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自然的。瓦·沃·先生在其《俄国农业和工业的分工》（1884年《欧洲通报》（注：《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33、119、166。）第7期）一文中，“否认了”“社会分工原则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第347页），宣称我国的社会分工“不是从人民生活深处成长起来的，而是企图从外部硬挤进去”（第338页）。尼·-逊先生在其《论文集》中，关于出售粮食数量的增加发表了如下的议论：“这种现象也许意味着生产的粮食是在全国较平均地分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夫现在吃到萨马拉的粮食，而萨马拉的农民则有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鱼佐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1893年圣彼得堡版第37页）没有任何资料，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在这里公开断定俄国没有社会分工！民粹派除了否认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分工或宣布其为“人为的”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建立俄国资本主义“人为性”的理论了。

二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代，加工工业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该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第166页◎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俄译本第52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并且谁都知道，这种现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很大，因为它既与工业的演进，也与农业的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无论在他们纯理论性的论断中，或者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论断中，完全忽视了这一规律（关于这一规律在俄国表现的特点，我们将在下面第8章详细论述）。在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理论中，漏掉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人口离开农业到工业中去，以及这一事实对农业的影响。（注：我们在《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2-231页。--编者注）一文中已经指出，西欧浪漫主义者和俄国民粹派对工业人口增加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一样的。）◎第167页◎

三小生产者的破产

在此以前，我们研究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说，假定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而是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面--雇佣工人即劳动力的出卖者。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以其丧失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工具、作坊等等为前提，就是说以其“贫困化”、“破产”为前提。有一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的破产“使居民的购买力日益缩减”，使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日益缩小”（上引尼·-逊先生的书第185页，和第203、275、287、339-340页及其他各页。在瓦·沃·先生的大多数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这里，我们不来谈这个过程在俄国发展的实际资料，这些资料我们将在以后各章详细考察。现在是纯粹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就是说提出关于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时的一般商品生产的问题。上述两位著作家也是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们只从小生产者破产这一事实断定国内市场的缩小。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种观点所以顽固地残留在我国经济著作中只能解释为民粹派的浪漫主义成见（参看上面注释中所指的文章（注：指《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一文。--编者注））。他们忘记了，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游离”出来，必然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因而又以下列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第168页◎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他们忘记了，对市场来说，重要的决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拥有货币；早先主要经营自然经济的宗法式农民，他们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数目的增加完全相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即使是极有限的）生活资料的更大一部分。“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从土地上〉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物质要素。”（《资本论》第1卷第77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0页。--编者注）“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同上，第77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2页。--编者注）因此，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与尼·-逊先生和瓦·沃·先生想从这个破产中作出的结论相反，是国内市场的建立，而不是缩小。如果同一位尼·-逊先生先验地宣称俄国小生产者的破产表明国内市场的缩小，而又引证我们刚才引证的马克思的相反论断（《论文集》第71页和第114页），那么，这只证明这位著作家有引用《资本论》的话来打自己耳光的卓越才能。

四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

现在谈国内市场理论的下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的价值分为下列三部分：(1)第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即◎第169页◎补偿先前是以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和生产工具等的形式存在的，并且只是在成品的一定部分中再生产出来的价值；(2)第二部分补偿可变资本，即偿付工人的生活费；最后，(3)第三部分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通常认为（我们照尼·-逊先生和瓦·沃·先生那样来叙述这个问题），头两部分的实现（即找到相当的等价物，在市场上销售）并不困难，因为第一部分用于生产，第二部分用于工人阶级的消费。但是第三部分即剩余价值怎样得到实现呢？它又不可能为资本家全部消费掉！于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得出了结论：“获得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注：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115、170。）的“困难的出路”。（尼·-逊《论文集》第2篇第15节整节，特别是第205页；瓦·沃·在1883年《祖国纪事》（注：《祖国纪事》杂志(《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Записки》)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1820-1830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1839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839-1846年，由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60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1868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国纪事》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4月被查封。--41、99、170。）上发表的《市场的商品供应过剩》一文和《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179页及以下各页）上述两位著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必须有国外市场，是因为资本家不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产品。俄国国内市场由于农民破产和没有国外市场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而日益缩小，而国外市场又是很晚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年轻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请看，仅仅根据先验的（并且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见解，就宣布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和没有生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

尼·-逊先生论述实现问题时，谈的显然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虽然他在自己的《论文集》中讲这个问题的地方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但是他根本不懂这个学说，并且正像我们马上就能看到的，把这个学说歪曲得面目全非。因此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就是他的观点在本质上完全和瓦·沃·先生的观点相同，而瓦·沃·先生我们决不能责备他“不懂”理论，因为即使怀疑他只懂得一点点理论，就会是极大的不公平。两位作者都那样论述自己的学说，好像他们是第一个讲到这个问题，“靠自己的头脑”使问题◎第170页◎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两人神气十足地看也不看旧经济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而且两人都重复着被《资本论》第2卷详尽批驳了的旧错误（注：在这里，瓦·沃·先生那种越出一切著作常规的勇气特别惊人。瓦·沃·先生阐述了自己的学说并暴露出对正是论述实现问题的《资本论》第2卷毫无所知，但他立即毫无根据地宣称，他“在自己的体系中所采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理论！！（《理论经济学概论》第3篇《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资本主义规律〈原文如此！？！〉》第162页））。两位作者把整个产品实现问题归结为额外价值的实现，显然认为不变资本的实现并不困难。这个幼稚的观点包含着一个最严重的错误，民粹派实现学说的其后一切错误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事实上，在说明实现问题时，困难正在于说明不变资本的实现。为了得到实现，不变资本必须重新投入生产，而这只有其产品是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直接做到。假如补偿资本的不变部分的产品是消费品，那就不可能把它直接投入生产，而必须在制造生产资料和制造消费品的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全部困难正在这里，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看到这种困难。瓦·沃·先生把问题说成这样，好像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消费，他一本正经地说：“落到少数人手里的大量物品，超过了目前发展水平下的机体消费能力〈原文如此！〉”（上引书第149页）；“产品过剩不是因为厂主俭朴和节欲，而是因为人的机体有局限性或者缺乏伸缩性〈！！〉，不能用剩余价值增长的速度来扩大自己的消费能力”（同上，第161页）。尼·-逊先生则竭力把问题说成这样，好像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好像他注意到了生产资料在实现问题中的作用和意义，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弄清楚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而被一系列的矛盾搞糊涂了。我们不想详细分析这一切矛盾（尼·-逊先生的《论文集》第203-205页），这◎第171页◎是一件枉费精力的工作（这件工作布尔加柯夫先生（注：不妨提醒现在的读者，布尔加柯夫先生以及下面常常引证的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1899年曾力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他们却都顺利地从“马克思的批判家”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了。（第2版注释））在其《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一书中完成了一部分，见该书1897年莫斯科版第237-245页），况且要证明刚才对尼·-逊先生的论断所作的评价，只要分析一下他所作的最终结论就行了，这个结论是：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尼·-逊先生的这个结论（实质上是简单地重复瓦·沃·先生的结论）很清楚地表明，他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事实上，这样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有没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道理呢？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每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按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态（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替换它的另一部分产品。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对外贸易撇开，因为把对外贸易扯在一起丝毫也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而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把问题从一国转移到数国。就是这位在对外贸易上找到了“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的尼·-逊先生，例如对工资问题是这样议论的：用直接生产者即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年产品，“能从流通中取得的只是在价值上与工资总额相等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第203页）。试问，我们这位经济学家从哪里知道，这个国家的资本家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讲，都恰好能够由工资来实现呢？他又从哪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要国外市场呢？显然，他是不能知道的，他只是撇开了国外市场问题，因为在议论可变资本的实现◎第172页◎时，重要的是以一部分产品去替换另一部分产品，至于这种替换是在一国内还是在两国内进行，则根本无关紧要。然而讲到额外价值，他却抛开这个必要前提，不去解决问题，而是干脆回避问题，谈论国外市场。产品在国外市场销售本身是要加以说明的，即要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找到能够替换销售部分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说道，在分析实现问题时，要“完全撇开”国外市场即对外贸易，因为“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资本论》第2卷第46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529页。--编者注）。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自以为指出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就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估计。其实，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估计是极为肤浅的，因为如果讲到实现的“困难”，讲到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等等，就应当承认，这些“困难”决不单单对额外价值，而且对资本主义产品的各个部分都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这一种因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而引起的困难，不仅在实现额外价值时，而且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不仅在实现消费品产品时，而且在实现生产资料产品时，都经常发生。没有这种“困难”和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即各个单独的生产者为他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五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为了弄清实现的学说，我们应当从亚当·斯密谈起，因为这个◎第173页◎问题的错误理论是他创立的，而在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中，这种错误理论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亚·斯密把商品价格只分成两部分：可变资本（照他的术语是工资）和额外价值（他没有把“利润”和“地租”并在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把商品价格总共算成三部分）。（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1年第4版第1卷第75页。第1篇《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和劳动产品在国民各阶层间进行分配的自然秩序》，第6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比比科夫的俄译本（1866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71页。）同样，他把全部商品，即社会的全部年产品也分成这样两部分，并把它们直接当作社会两个阶级--工人与资本家（斯密称作企业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1年第4版第1卷第78页，俄译本第1卷第174页。）

他究竟根据什么把价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抛掉呢？亚当·斯密不可能不看到这一部分，但是他认为这一部分也该归在工资和额外价值中。下面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例如，在谷物的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另一部分支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和役畜的工资或给养，第三部分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即地租、利润和工资）。“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工资和利润。”（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1年第4版第1卷第75-76页，俄译本第1卷第171页。）马克思称斯密这个理论是“令人惊异的”。“他的证明不过是重复同一个论断而已”。（第2卷第366◎第174页◎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13-414页。--编者注）斯密是在“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注：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无法对耶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是由”本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的。--175。）”（第2版第1卷第61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7页。--编者注）。斯密在谈到农具的价格本身分为这三个部分时，忘记加上一句：还有制造这些农具时所使用的那些生产资料的价格。亚·斯密（继他之后的经济学家们也一样）错误地把资本的不变部分从产品价格中排除掉，是同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积累，也就是同错误地理解扩大生产即额外价值之转化为资本有关的。亚·斯密在这里也抛掉了不变资本，认为所积累的即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额外价值完全为生产工人所消费，就是说完全用作工资，而事实上，积累的那部分额外价值是用作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加上工资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7篇《积累过程》第22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第2节《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中批判了斯密（以及李嘉图、穆勒等）的这个观点，并在那里指出：在第2卷中“将表明，亚·斯密的这个为他的一切后继者所继承的教条，甚至妨碍了政治经济学去了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基本的结构”（第1卷第612页）（注：这里指的是1872年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在该书以后的版本中，恩格斯删去了这句话。--175。）。亚当·斯密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把产品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混同起来了：新创造的价值确实分为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产品的价值，则除此而外还包括不变资本。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就揭露了这个错误，他确定了创造新价值的抽象劳动和把早先存在的价值在新形态的有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的有用的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别（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5-227页。--编者注）。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民收入问题时，阐明社会总资本◎第175页◎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斯密在谈到国民收入这个问题时，已经不能坚持他那个把不变资本从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的错误理论了。“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纯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扣除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后，余下供他们使用的部分，或者说，是他们不占用资本就可以列入消费储备或用于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的部分。”（亚·斯密的书第2篇《论储备之本性、积累和使用》第2章，第2卷第18页；俄译本第2卷第21页）这样，亚·斯密把资本从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断定它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即（纯）收入；可是他却把资本包括在社会总收入中，把它同消费品（＝纯收入）分开。马克思就抓住了亚当·斯密的这个矛盾：既然资本不包括在产品中，资本又怎么能包括在收入中呢？（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355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02-404页。--编者注）在这里，亚当·斯密自己不知不觉地承认了总产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不仅有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且还有不变资本。在接下去的议论中，亚当·斯密遇到了另一个在实现论中有巨大意义的极重要的区别。他说：“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是为维持有用机器、生产工具和有用建筑物等等所必需的原料，还是为使这些原料转化为适当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这种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在其他各种劳动中，不论是（劳动）“价格”，“或者是”（劳动）“产品”，“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第176页◎备。”（上引亚·斯密的书）这里透露出必须把两种劳动区分开来的想法：一种劳动提供能够加入“纯收入”的消费品；另一种劳动提供“有用机器，生产工具和建筑物等等”，即提供那些决不能加入个人消费的物品。由此，他已经近于承认，要阐明实现问题就绝对必须区分两种消费：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投入生产）。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

至于说到亚当·斯密之后和马克思之前的其他经济学家，他们全都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注：例如，李嘉图断言：“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用作计件工资，另一部分用作利润，第三部分用作地租。”（《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本1882年圣彼得堡版第221页）），并没有前进一步。因此，在关于收入的种种学说中充满着多么糊涂的观念，这一点，我们还要在下面谈到。在关于是否可能发生整个商品生产过剩的争论中，站在一方的李嘉图、萨伊、穆勒等人和站在另一方的马尔萨斯、西斯蒙第、查默斯、基尔希曼等人，所依据的都是斯密的错误理论，因此，按谢·布尔加柯夫先生公正的评论来说就是：“由于出发点不正确和问题本身的提法不正确，这种争论只会导致空洞的和烦琐的争吵。”（上引书第21页。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这些争吵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377-404页）

六马克思的实现论

从以上所述自然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第177页◎是下面两个原理。第一个原理，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品和个别产品一样，是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的：(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对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的人来说，这个原理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原理，必须区分资本主义生产的两大部类：第Ⅰ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用于生产消费、用于投入生产的物品的生产，不是由人消费而是由资本消费的物品的生产；第Ⅱ部类是消费品的生产，即用于个人消费的物品的生产。“仅仅这一划分，就比早先关于市场理论的一切争吵更有理论意义。”（上引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7页）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正是在现在，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需要把产品按其实物形式作这样的划分，而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时，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划分，根本不谈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呢？根据什么，我们能把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纳入完全建立在产品交换价值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去呢？问题是：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时，关于产品在哪里和怎样出售，工人在哪里和怎样购买消费品，以及资本家在哪里和怎样购买生产资料的问题被撇开了，因为这个问题无助于这种分析并且与这种分析无关。那时我们所考察的只是各个生产要素的价值和生产的结果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因而这里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Stoffersatz。--《资本论》第2卷第38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7-438页。--编者注），因此把各种在社会经济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作用的产品加以区分，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第178页◎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首先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即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没有积累。显而易见，第Ⅱ部类的（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是由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来实现的（因为简单再生产的前提就是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任何一部分剩余价值都不转化为资本）。其次，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第Ⅰ部类）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必须交换成供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工人所需的消费品才能实现。另一方面，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第Ⅱ部类）不变资本，只有交换成生产资料，以便下年度重新投入生产才能实现。这样一来，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进行了交换：生产资料部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因而获得生活资料，而消费品部类中的资本家则销售了自己的产品并获得进行新的生产的不变资本。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这些交换部分应当彼此相等，即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之和应该等于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相反，如果假定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是说有积累，那么前者就应该大于后者，因为必须有生产资料的多余部分来开始新的生产。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简单再生产。我们这里还有一部分社会产品没有得到实现，这就是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它的实现，部分是通过本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例如煤和铁的交换，因为其中每一种产品都是生产另一种产品所必需的材料或工具），部分是通过直接投入生产（例如，为在本企业中重新用于采煤而开采的煤，农业中的种子等等）。至于积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其来源是生产资料的剩余（它们取自本部类资本家的额外价值），这种剩余也要求消费品中的部分额外价值转化为资本。这种追加生产怎样同简单再生产结合的问题，我们认为无须详加考察。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专门考察实现论，而为了说明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为了能对国内市场问题作出一定的◎第179页◎理论结论，上面所说的就已经足够了。（注：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89-397页。--编者注），本篇详细地研究了积累、消费品之分为必需品与奢侈品、货币流通、固定资本的损耗等等。对没有机会阅读《资本论》第2卷的读者，可向他们推荐上引谢·布尔加柯夫先生书中关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叙述。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较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第407-438页）令人满意，因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制定自己的图式时很不恰当地背离了马克思，并且对马克思的理论说明得不够；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也较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叙述（《政治经济学原理》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281-295页）令人满意，因为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关于利润和地租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持有不正确的观点。）

在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上，从马克思的实现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事实上我们看到，消费品（第Ⅱ部类）中的不变资本是在同生产资料（第Ⅰ部类）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进行交换。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因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应该比消费品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增长得快，而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应该增长得最快，它既要超过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的增长，也要超过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的增长。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社会生产部类增长得快。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但是，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为生产消费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前者能够而且也应该比后者增长得快（其“不依赖性”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产消费最终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马克思对这一点说道：“正如我们以前已经◎第180页◎说过的（第2卷第3篇）（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70-474、478-484页。--编者注），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马克思指的是经本部类资本家之间交换而实现的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俄译本第242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

这里所谓更多地使用不变资本，不过是用交换价值的术语来表达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迅速发展的“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是由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所需要的材料、机器、工具、建筑物和其他一切装备组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创立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时，其特点就是特别扩大由生产资料所组成的那部分社会财富，这是十分自然的……“在这里〈即在制造生产资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像西尼耳所认为的那样，仿佛野蛮人的特权和特性是有时随便耗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使他获得任何可以分解为（转化为）收入即消费资料的果实。区别在于：

(a)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b)野蛮人在制作弓、箭、石槌、斧子、筐子等等的时候，非常明确地知道，他所花的时间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也就是说，◎第181页◎是用来满足他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的，仅此而已。”（《资本论》第2卷第436页，俄译本第333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89-490页。--编者注）对自己同生产的关系的这种“明确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丧失殆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拜物教把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关系，因为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了为不知道的消费者生产和必须在不知道的市场上实现的商品。因为对个别企业主来说，他所生产的物品的种类完全无关紧要（一切产品都提供“收入”），所以这种肤浅的、单个人的观点就被经济理论家用来说明整个社会，并且阻碍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是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就是说生产扩大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地扩大。但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本身和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矛盾相适应的矛盾。正是这种生产扩大而消费没有相应扩大的现象，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却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术成就。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马克思在一些原理中也确认了这种矛盾，而民粹派却喜欢用这些原理来论证他们所谓国内市场在缩小、资本主义不先进等等的观点。下面是其中的几个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第182页◎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资本论》第2卷第303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1页。--编者注）

“……实现……条件……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同上，第3卷第1部分第225-22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2-273页。--编者注）“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第3卷第1部分第232页，俄译本第19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9页。--编者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注：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183、305。]爱·伯恩施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中引证的正是这一段。自然，我们这位从马克思主义转到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机会主义者赶紧声明说，这是马克思的危机论中的矛盾，马克思这种观点“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而事实上，“矛盾”仅存在于下边两个方面之间：一方面是伯恩施坦的自负，另一方面是他的荒谬的折中主义和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求甚解。伯恩施坦是何等地不懂得实现论，这从他十分可笑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似乎剩余产品的大量增长必然是有产者人数的增加（或者是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因为请看，资本家本身及其“仆役”（原文如此！第51-52页）是不能把全部剩余产品都“消费”掉的！！（第2版注释））（第3卷第2部分第21页，俄译本第39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编者注）在所有◎第183页◎这些原理中，只不过是确认了上面讲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已。（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这些原理同马克思自己对实现的分析相矛盾（1898年《世间》[《世间》杂志(《МирБожий》)是俄国文学和科学普及刊物（月刊），1892-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是维·彼·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费·德·巴秋什科夫，实际领导人是安·伊·波格丹诺维奇，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帕·尼·米留可夫、马·高尔基等。90年代中期，曾站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同民粹主义作斗争，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1898年刊载过列宁对亚·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的评论。1906-1918年以《现代世界》为刊名继续出版。--184。]第6期第123页《资本主义与市场》一文）。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他在分析实现时就已指出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联系。）如果从《资本论》的这些地方得出结论，说什么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实现额外价值的可能，说什么他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马克思在分析实现时指出：“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流通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但是这个分析也指出了这种“限制”的真正性质，指出了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要比生产资料小些。其次，如果从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和不进步的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是想逃避不愉快的但却是明显的现实，而躲到虚无缥缈的浪漫主义幻想中去。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没有矛盾就根本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起来的进步性。（注：参看《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2-231页。--编者注）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节选之一）（1895年底--18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