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LLA TAYLOR，翻译：Evelina，校对：Crispy

1998年7月，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我有幸参观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这里是当年大批苏联电影出品的必经之处。与以好莱坞式浮华为特色的资本主义电影节不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就好像是一座鬼城。作为我的东道主，电影公司新任命的负责人Karen Shakhnazarov悲伤地解释说，苏联解体后不到十年，国家对电影的资助几近崩溃。他告诉我，制片厂的产量已经从80年代的每年400部剧作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每年4部，然而自从60年代早期开始，赫鲁晓夫在后斯大林时代的缓和政策一直在让政府的钱源源不断地投入到被批准的艺术项目中。

在制片厂的巅峰时期，对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大胆改编是彰显克林姆宫奢华气派的典型代表之一，由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执导并在1966至1967年间分为四个部分逐步上映。这位年轻的土耳其导演除了本片之外只在1959年拍摄过改编自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短篇小说的《一个人的命运》。《战争与和平》这部长达8小时的史诗巨片资源丰富，拍摄胶片为70毫米，原本是计划用来纪念波罗底诺战役150周年的，尤其是考虑到这一事件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邦达尔丘克的翻拍版本原本肩负着某种历史使命，人们期望它作为冷战文化胜利的象征，力压美国1956年的版本。美版《战争与和平》中奥黛丽赫本饰演了娜塔莎，而又巧妙地给亨利·方达了一个似乎不怎么合适的角色，也就是有些发福的、没什么英雄气概的主要人物皮埃尔。这部电影在苏联曾有许多观众观看，但在美国却可以说是票房毒药。作为新人的邦达尔丘克喜欢大胆的尝试，但他也是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这一点正满足了苏联领导层的想法，他们正期望能找机会抢维多尔的风头。“为什么这部小说——俄罗斯民族风范和尊严——会让美国人改编？”邦达查克在1961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这是全世界的耻辱!”他的《战争与和平》分为四个部分在国内上映，其中不乏苏联式的民族主义。不过，就国资官方电影而言，这是一个伟大的典范，它将想象力与托尔斯泰不断发展的人文主义和狂喜的精神探索紧紧联系在一起。

1970年，我在苏格兰逗留了一年，在一家通风良好的电影院里第一次看到了《战争与和平》。作为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我在那里做着一份根本无法充实我的生活和思想的工作。于是沉迷于俄罗斯的音乐剧，刚刚在格拉斯哥度过了一个寒冷潮湿的冬天，阅读了托尔斯泰1869年的巨著。所以当男朋友挥舞着《苏联战争与和平》的门票回家时，我感到很高兴。我们一定看过邦达尔丘克这部电影的阉割版本，就是那种为迎合西方观众的配音和剪辑的糟糕版本。但是对于我这个来自乏善可陈的伦敦郊区的孩子来说，这样一部探讨“我们该怎么生活”的影片，以及它在那最广阔的画布上给出的答案，是我大学毕业后的无聊和迷茫时光的解药。邦达尔丘克的《战争与和平》展现了炫目的舞会和史诗般的战斗场景;一场梦幻大于激情的三角恋;一个两家的传奇故事，在拯救被宠坏的几位子嗣的同时，痛斥了俄罗斯帝国的大财阀;从精神上的痛苦与狂喜最终回归平静。

自我访问莫斯科以来，尽管莫斯科制片厂仍为国有，但它已经凭借商业场所和其他企业的资金复苏，比如电影节和YouTube上发布的前苏联时期和苏联时期的经典影片。其中,在大量的劣质电影复苏之后,我们看到了那部光彩夺目的新版《战争与和平》,恢复2 k的画质并获得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支持,他希望能够在俄罗斯“恢复一种恰到好处的爱国文化”(根据丹尼斯的著作《邦达尔丘克版〈战争与和平〉: 苏联电影史诗的经典》）。

托尔斯泰花费六年的时间写下了这部鸿篇巨制，故事背景设定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及战后时期，但灵感来自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邦达尔丘克则花了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来拍摄这部电影，在此期间经历了两次心脏病发作，其中一次(据报道是在观看Mikhail Kalatozov 1964年的电影《我是古巴》时)几乎要了他的命。这也难怪了，毕竟根据《战争与和平》改编成的电影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导演也扮演着主角皮埃尔，他从一个郁郁寡欢挥霍无度转向哲学预言家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基于托尔斯泰自身从沉溺于女色的赌徒到开明的社会改革家的转变。

这场特殊的改编的困难不仅仅来自于如何找到一种视觉语言来表达小说三个核心角色之间的纠葛——安德烈公爵、皮埃尔和娜塔莎，而且来自小说的长度、众多的角色(电影有300个有台词的角色)、迅速发展的副线情节以及对哲学、政治和宗教的附加思考，都曾令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将其斥为“巨大而松散的怪物”。这是一部有缺陷的杰作，它模仿并打破了19世纪西方小说的结构形式。和热衷阅读的查尔斯·狄更斯一样，托尔斯泰也是一位对人物本质的生理和心理细节的精准捕捉者。他的战斗场面就是为史诗般的战争电影所准备的，而邦达查克凭借足够的创作天赋，尝试了这位小说家跨越风格界线的大胆冒险，尽管他依然在公众和国家之间摇摆。

对于邦达尔丘克来说，风景和天气是托尔斯泰内心和外在转变的记录——预感、狂喜、恐惧。在《战争与和平》第四章《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的开头，镜头缓缓摇摄阳光普照下的绿色田野的宁静景色。我们听到鸟鸣声，紧随其后的是大炮的巨响和士兵的尖叫,这是一个具有隐喻色彩的图景，描绘出拿破仑入侵及其对莫斯科两大贵族的影响——阴沉刻板的博尔孔司基家族和自由奔放的罗斯托夫家族。

不过现在，镜头拍摄云端，让我们第一次俯瞰人类的整个愚蠢的地面活动。接着我们在圣彼得堡的沙龙里坐下，目睹那里正在进行的盛大晚会。在这里，节奏慢了下来，几乎变成了一场舞台剧:无所事事的富人懒洋洋地在一座富丽堂皇的房子里走来走去，他们在有意无意地谈论着俄罗斯即将与奥地利和英国联手遏制拿破仑浪潮的努力。在这两个巨大反差的场景间的转换充斥了整部影片——一边灯红酒绿，另一边战火纷飞——于是不可避免地通过小说的两位核心角色的友谊以及他们与一个变化莫测的女人之间的关系，让战争的混乱与贵族随心所欲的派对玩乐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

在晚会上，我们见到了安德烈(维亚切斯拉夫·季洪诺夫饰)和邦达尔丘克饰演的皮埃尔，这两位年轻的贵族共同体现了托尔斯泰复杂的文学气质。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不满:粗犷却天生忧郁的安德烈与怀孕的年轻妻子莉丝(阿纳斯塔西娅·维汀斯卡娅饰)的不幸婚姻，以及他对放荡同龄人的蔑视;至于塔比·皮埃尔，他是将死的别祖霍夫伯爵颇为喜爱的私生子。他怀疑与拿破仑的较量是否明智。当安德烈准备去前线担任库图佐夫将军的副官时，白发老人库图佐夫将军负责军事行动，而皮埃尔则无精打采地参加军官阶级的纵情狂欢。他不是花花公子,然而他父亲去世使他一夜暴富。他娶了海琳(由邦达查克的妻子伊琳娜·斯科布采娃饰演)，海琳是个不怎么聪明的风骚美人，她很快就让他陷入了一场可笑的、宛如闹剧的决斗，而决斗的对象是她假象的情人。

随着安德烈进入奥斯特利茨战役（拿破仑的军队在那里摧毁了俄奥联军），邦达查克安排了了影片三场史诗战役的第一场。我们看到趾高气扬的步兵行进在村庄里，他们被自己的妄想和农民的谄媚迷住了。季洪诺夫饰演的安德烈以一种不屑的目光凝视着这个世界，几乎无法掩饰他内心深处的不安。他是一个浪漫迷人的角色，但与其说他是一个角色，不如说他代表了托尔斯泰对英雄主义的弱点的探讨，以及士兵对战争的幻想与幻灭之间的矛盾。在随后的战斗迷雾中，安德烈负伤躺在那里。我们从画外音里听到，他已经准备好要赴死了。

然而安德烈还是不无惊恐地从前线回来了，且正为莉斯的突然死亡而感到天旋地转。此时他看见娜塔莎在树林里嬉戏，立刻被迷住了。在这里，邦达尔丘克向我们展现了娜塔莎的形象：在父亲(维克多·斯坦尼辛饰)举办的盛大舞会上，她优雅地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这位迷人的窈窕美女将成为安德烈和皮埃尔之间复杂的纽带。托尔斯泰结合妻子和嫂子的形象创造了娜塔莎，在影片中则由芭蕾舞演员路德米拉·萨维利耶娃扮演。萨维莉娃默默无闻，19岁时被邦达尔丘克选中，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她就像一张洁白的纸”，另一部分原因肯定是她长得像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后者在美国版《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中的表演获得了苏联观众的好评。尽管不得不与托尔斯泰淡化的“好女人”概念作斗争，但在这个角色从迷人的孩子到多产的妻子再到大地之母的成长过程中，演员始终光彩夺目、活力四射。

《战争与和平》的第二部分，以娜塔莎的名字命名，主要内容是由她与安德烈长达一年的订婚所构成的，但由于她的一次愚蠢的调情而中断了婚约。这一章主要有两个精心设计的场景，展示了俄罗斯人性格中的矛盾和冲突。影片以娜塔莎的第一次舞会开场，这场舞会场景深受法国风格影响，充分展现了俄罗斯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巨大财富。邦达尔丘克派出了四名穿着旱冰鞋、手持相机的摄影师，在五百多名舞者中间流畅地穿梭，旁边是穿着制服的男足。娜塔莎穿着一身白衣，在安德烈的怀里轻快地穿过人群，皮埃尔怀着关切的心情实际上(显然是嫉妒的心情)怂恿安德烈请她跳舞。

在一个寒冷的乡村深处，娜塔莎叔叔的狩猎小屋里，精英阶层遭到了两轮的指责（只不过不至于被完全否定）。在这里，这位数着日子要和王子结婚的年轻女子，在身着传统服装的侍从们的微笑赞赏下，不仅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俄罗斯传统舞蹈诠释者，同时也是位熟练的猎手。今天常看电影的人可能会因为这组率直的乡村镜头哈哈大笑,但它对于先前的一场颇具野性的狩猎场景而言，是一段很好的补充。这一段有很多以一只美丽的黄眼狼的视角来拍摄的镜头，之后我们最终看到它跑到地面上,无助地被绑到猎人的马上。托尔斯泰本人就是一个狂热的猎手，如果他能看到这部影片，肯定会对这些场景的直白感到欣喜，因它们正坚持了俄罗斯人的灵魂本色。

随着画面图景的扩大，这样简单的乐趣迅速消逝，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广角镜头中，士兵蜂拥到了博罗季诺。正是在这里，拿破仑于1812年面临帝国俄罗斯军队时惨遭溃败，而在托尔斯泰笔下，这一场战役是俄罗斯力挽狂澜的关键。博罗季诺战役的镜头构成了邦达尔丘克的《战争与和平》王冠上闪耀的宝石，不亚于圣彼得堡的舞会上的芭蕾舞。根据官方的安排，导演得到了军用飞机、1.5万名士兵、自由使用博物馆收藏的道具，以及约12万名临时演员、23吨炸药和1万枚烟雾弹。你只能惊叹于特技的技术精湛，空中和起重机的镜头，分割屏幕，细腻而缓慢地追拍战场上数以百计的扭曲的尸体。战争作为第三部分(The Year 1812)的中心线，情节调转到莫斯科和对形势毫无觉察的圣彼得堡，整个画面充满了难以磨灭的图景：一群赤身裸体的士兵欢快地奔跑着去湖里洗澡；一名士兵低头看着自己的断腿；年老发福的半瞎的库图佐夫将军挥舞着一只吃了一半的鸡腿，向一个带来了战败消息的军官挥手告别；一颗旋转的炮弹落在安德烈公爵的脚下，结束了他的生命；通过那位不幸的见证人——皮埃尔·别祖霍夫，影片给了那些勇敢、忠诚的普通人以特写，他们在托尔斯泰的情怀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分量。

这一系列情节的天才之处在于，它不仅具有如此恢宏的规模，还体现在邦达尔丘克如何让仪式的盛况与战争的血腥混乱交织、将荣耀与徒劳结合，正如画外音里所说的那样，这场战争“违背了人性与理智”。最后，拿破仑(弗拉迪斯拉夫·斯特热尔奇克饰)站在一座山上，像一个幽灵般的、冷漠的机器人，对权力的欲望驱使着他，让他对给敌人和自己的军队造成的巨大苦难漠不关心。另一边站着库图佐夫，他时而像个小丑似地胡言乱语，时而像个老谋深虑的贤人似地装模作样，打算伺机反击拿破仑，然而实际上只是静静等待着他退出。

或许，《战争与和平》将不可避免因为邦达尔丘克大胆的实验天赋和资源所赋予的战场场景被铭记，很大程度上让今天的许多大片也难以望其项背。但他也巧妙地将寂静(只有周围的噪音——滴答作响的钟声、狗的吠声或蟋蟀的唧唧声)运用到动作片和家庭戏中，以增强恐怖感：于前者是毁灭，于后者是个人的痛苦。

《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的第四部分(皮埃尔·别祖霍夫(Pierre Bezukhov))对莫斯科的洗劫和焚烧，花了10个月的时间进行规划(焚烧建筑物不便于重新拍摄)，在地面部署了6个摄像头，而在直升机上摄像头更多。在这里，别祖霍夫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他不仅是托尔斯泰宏大人文主义的代言人，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缺点，做事笨拙，但时不时也像他的作者一样敏锐，能够进行多变的复杂的思考。

批评家们抱怨说，邦达尔丘克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演别祖霍夫太老了，毕竟剧中他才二十多岁。但导演的像熊一样的腰身和笨重的步态,他戴着眼镜的月亮脸和永远闪烁着困惑的气质,特别契合别祖霍夫作为一个傻瓜的角色使我们因给他的国家和他爱的人带来灾难性的变化唤醒了良知和同情心。皮埃尔跌跌撞撞地从波罗底诺的大屠杀现场，奔向被本国逃兵放火焚烧的莫斯科。他的脸和可笑的白色礼帽上溅满了泥浆和鲜血，他在武装分子、炮火和爆炸的混战中摇晃徘徊。

在《战争与和平》的最后一章中，别祖霍夫又一次惊恐地目睹了拿破仑军队洗劫莫斯科的场面，这次他打扮成一个农民。为了拯救平民，他被囚禁。在那里，这位善良的贵族因为普通人的勇气、忠诚和慷慨而获得了同样的尊敬，正是这些促使托尔斯泰去教育和解放自己的农奴。有了皮埃尔，那些经常妨碍我们行动画外音就几乎就没必要了。我们所需看到的所有内心生活都表现在邦达查克细微的面部变化上，从困惑到愤怒，到悲伤和怜悯。最后，当他对世界和他在其中的位置有了新的理解时，也就变得平静了。

皮埃尔可能的确缺乏勇气，但当他躲在一栋房子里饥寒交迫、衣衫褴褛，却突然爆发出沙哑的笑声时，他就变成了托尔斯泰式的英雄。一个卑微的士兵教会了他生命在上帝旨意下的意义，这样一个被重塑为真正的“平等主义者”的神，他的意志存在于所有人和事物中。一个人不需要成为信徒，也一样会敬畏托尔斯泰笔下之物的雄伟壮丽，敬畏他对精神的追寻，或是对人类幸福的狂热追求。我们只需要像皮埃尔一样，让自己在这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充满惊奇与恐惧的浩瀚宇宙中成为一粒快乐的尘埃。

邦达尔丘克于1994年死于心脏病，他的许多同僚都认为他是一个政党黑客而排斥他。现在就让他在坟墓里安息吧：196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战争与和平》现在得到了应有的修复。面对着那一切的纷扰和修正主义历史，邦达尔丘克让自己对得起托尔斯泰，而非亨利·詹姆斯；对得起文学，而非历史。我发现这部不完美的巨作犹如一座纪念碑，它对人之道德与幸福的探讨值得我们继续深思，每一次的重温都能体会到同样的震颤。

【TNABO】战争与和平：圣彼得堡的琴声与莫斯科的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