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与央行应该不会想到，自己居然还能成为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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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18日下午，位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了一位穿灰色呢子大衣、手提公文包的瘦高男子。他来到总行秘书室，说自己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

说完递给办事员一个信封，信封落款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并写“速送（限下午五时四十分前送到）”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字样。当时天色昏暗，办事员毫不怀疑地在来人的“发文簿”上签收。

当时人民银行行长不在，信封交给了人民银行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信封里面是一封公函，内容是“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纪录电影。主席嘱拨些款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 万-20 万元，可否，请批示。1960.3.18”。

正文左侧空白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 万元”，在周总理签字右侧还有批注“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旧票，2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王副局长一看表已经快6点了，离要求的交付时间仅剩1小时，他立即通知北京分行凑齐10元面值总计20万元旧币。北京分行迅速将20万元包装好，总共装了两麻袋。

发行局值班的朱科长和同事带着两麻袋钱赶到民族饭店大堂，向前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旁边一位穿灰色中山装黑色裤子的中年男子走过来，说自己就是赵全一。朱科长和赵全一握了手说“我们没误事吧”，赵全一笑着说“不愧是人民银行的，很准时嘛”。

▼赵全一的介绍信

赵全一交给朱科长一封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的介绍信，信中内容为：“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朱科长说“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个收条”。赵全一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收条，连同介绍信一并交给朱科长。朱科长见收条上只有签名，就说是不是应该盖个章，赵全一说“信封上不是有盖章吗”。朱科长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拿着收条与介绍信回去了。

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回来后，王副局长向领导汇报了这件事，等国务院给他们回电交代怎么入账，可到了3月24号也没等到国务院的电话。王副局长向国务院办公室去电询问，然而国务院对此事一无所知。

人民银行将当日收到的信件与收条等交到国务院办公室，确定均系伪造。这时大家才明白被骗了。1960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拮据度日，20万元巨款被骗让中央震怒，当时的20万元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万了。

尤其还是冒充总理签名，影响十分恶劣，弄不好就会引发政治风波。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

3月24日晚，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接到国务院的电话，得知了人民银行总行被骗20万的消息。国务院责成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成立专案组，迅速破案。

在60年代，监控是没有的，只能靠工作人员对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描述以及犯罪分子留下的收据开展侦查。

第二天全北京的市民都被动员起来，寻找一个穿中山装骑自行车的中年男子。那几天北京市民都不敢穿中山装上街，因为这会招来小学生或者老太太的跟踪。

全北京的群众提供了18576件线索，虽然诈骗犯没找到，但破获了积案169起，大量逃犯迫于压力自首。

▼小脚侦缉队是现在的朝阳群众的前身

另一边，公安部与北京市公安局组织技术力量寻找线索。犯罪分子留下的线索有“国务院”信封、“总理批示”的报告、赵全一的介绍信、收款条。

从笔迹特征认定，所有线索上的字迹都是一个人的，“周恩来”签名字迹是摹仿形成；所用国务院信封是使用过的旧信封；介绍信上“总理办公室”戳记系用水彩描绘，“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是用誊写钢板刻蜡纸再用印油印上的。

根据这些线索，侦查员确定这个人拥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收条上将人民币写成“人”与“币”的连体属于财会人员的书写习惯。从他对国家机关的了解程度上看，应该是内鬼作案。

技术人员仔细观察信封，希望从中找到信封来源，但这个信封是当时国家机关常见的信封，来源无从查起。

一名技术人员在那张国务院公函上发现了门道，两张信纸中间的装订线上有鱼尾纹，这种纸由各部门自己订做，所以不同单位所用信纸略有不同，1956年后就不在市场流通了。

根据这一线索，国家档案馆对国务院各部委的档案进行翻阅，与已有线索进行比对，最终确定这张纸来自外贸部。

走访群众也有了收获，一位电车售票员提供线索说，她看见一个乘客很符合嫌疑犯的体貌特征，且鬼鬼祟祟不敢看人，最关键的一点是，这名乘客在外贸部下了车。

专案组在外贸部找到了同款的信纸，但外贸部没有赵全一这个人。有侦查员发现，收条上的赵全一仔细看其实是赵金一，怀疑这不是嫌疑人的真名，因为人再紧张也不会写错自己的名字。

▼字迹比对

专案组开始比对字迹，尤其是外贸部的财会人员，最终一个叫王倬的人成了最大的怀疑对象。根据外贸部其他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王倬最近上班漫不经心，情绪十分不稳。

在王倬的档案中还出现了“赵全一”这个名字。比对王倬的照片与“赵全一”的画像后，专案组确定了王倬就是犯罪嫌疑人。

▼被捕后的王倬

根据杨奇清副部长安排，专案组并没有立即抓捕王倬，而是在王倬家里附近布控，观察王倬是否有转移赃款的行为，以及王倬是否有同伙。

确定王倬是独自作案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请示周总理，随后下达了抓捕的命令。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在4月4日凌晨进入王倬家中，将王倬逮捕归案。

▼抓捕王倬的民警

然而在王倬家中并没有找到那20万元，也没有找到王倬当时穿的衣物，只找到了装钱的麻袋。专案组没有放弃，派出刑侦专家对王倬的母亲张可民问话。

专家发现张可民虽然不说话，但是眼睛时不时瞟向厕所附近地面。民警立即在厕所附近挖掘，果然找到了20万元赃款，经清点，少了8000多元。

▼王倬的母亲

接到找到赃款的消息后，审讯王倬的民警说了一句“你埋的不深啊”，王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交待了全部的犯罪过程。原来王倬曾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上过大学，解放后混入革命队伍。

他一直有着发财的梦想，企图投机倒把结果失败，还曾想发明永动机。几次“创业”失败后，他觉得还是诈骗来钱快。在外贸部工作期间，他发现总理的批示下面一定是无条件执行，便有了假冒总理签字骗钱的心思。

他通过临摹礼堂里周总理题字学到了总理的笔迹，利用工作之便偷藏了国务院办公室用的信封。1959年西藏平叛后，国内关于西藏的相关消息比较多，王倬认为借西藏相关工作的名义去提钱比较容易。

他选择在银行快下班时作案，因为那时天色昏暗，便于隐藏相貌，且工作人员快下班了，警惕性也会降低。之所以选择民族饭店交款是因为国家民委就在民族饭店后面，听起来就顺理成章。

他还观察过，只要你穿的笔挺整洁进入饭店，就没人问你是干什么的。赵全一这个名字是他以前帮朋友办假证用的假名。

▼北京民族饭店

王倬交待说，钱到手后发现自己很难带走，因为太重了。他给出租车管理部门打电话租车，结果对方说没车。他说自己是国务院用车，谁知对方说你们国务院车多的是找我们租什么车。王倬想坐电车走，可又担心太暴露，最后只能用自行车驮着两麻袋钱回到家中。

当王倬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巨款后并没有变得开心，他望着一大堆钱感到十分不安，工作生活都变得胆战心惊，小心翼翼。他决定把这些钱毁掉，用家里的煤球炉子焚烧纸币，但由于炉子太小，就算他和母亲俩人轮班烧钱，也只烧掉8000多元。

最终王倬以反革命诈骗罪（当时还没有刑法，很多罪名都以反革命的名义判决）被判处死刑，母亲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王倬被抓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同志带着专案组成员在公安部食堂好好搓了一顿，以表彰他们的工作。此后刑事技术工作在刑事案件中的地位显著提高。至于王倬，只能说，不义之财有命取，却没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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