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州女真

在谈论八旗军队与清初历史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建州女真部。众所周知，清朝的创始人努尔哈赤起源于建州女真部。金朝灭亡后，原居于关外未迁入中原的女真各部受元朝管辖。1235年（即乙未岁，金亡后的第二年），元朝在图门江北一带设开元（治所在今东宁县东）、南京（治所在今吉林省延吉市东）两万户府管理女真人后，接着在其它女真人居住区设立许多路、府、所，管理诸支女真人。总共有五个万户府，分别为胡里改斡朵里托温孛古江脱斡林。后来，女真各部逐渐分化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部。

元朝末年到明朝初年，居住在今黑龙江依兰县一带的胡里改（火儿阿）、斡朵怜（怜一作里，又作吾都里）两个万户府的女真人，由于受到黑龙江中下游“野人”南下侵袭和元朝残余势力的骚扰，分别在首领阿哈出，（明赐姓名李思诚，朝鲜文献作于虚出）、猛哥帖木儿（清文献作孟特穆）等率领下，沿今牡丹江向南迁移。胡里改万户府的女真人，先移至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再东行，越过今老爷岭和穆棱河，进入绥芬河流域，遂定居这一地区。绥芬河下游之双城子（今乌苏里斯克）一带为渤海国率宾府建州故地，1403年（永乐元年）胡里改部酋长阿哈出朝明，明廷以其所部置卫，袭建州故名，故命为建州卫，建州女真之名始于此。斡朵里部南徙，初与胡里改部走着同一路线，在1372年（洪武五年）以前，已进入图们江流域，几经变徙，约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大多集结到以阿木河（又作斡木河、吾音会，今朝鲜会宁）为中心的图们江东西一带。1406年初（永乐四年），因阿哈出推荐，明朝任命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这样，胡里改和斡朵里两部同居在建州卫管辖下，此即所谓建州女真。后来，为便于管辖，明庭又分建州卫为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可以认为，建州女真基本于建立金朝的女真一脉相承。网上流行的建州女真是通古斯人，来自西伯利亚的说法毫无根据，基本属于主观臆断，歪曲历史。

女真各部

与先前的女真各部类似，建州女真并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半农耕半渔猎民族。与一般人印象中不同的是，与基本以渔猎为生的野人女真不同，建州女真的农业色彩颇为浓厚，朝鲜史料称“今婆猪（婆猪江，建州女真生活的地区）之贼（朝鲜对建州女真的蔑称）虽好山猎，率皆鲜食，且有田业以资其生”，但是，建州女真的生产力较为落后，不能自给自足。他们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日用品大多需内地供应。如耕牛，铁器，粮食布帛等。《明实录》甚至记载“大概海西，建州诸夷衣食皆易诸内地。”

建州女真起先与明朝友好，猛哥帖木儿甚至多次到北京朝贡。但是，建州左卫在野心膨胀的猛哥帖木儿次子董山的统领下，迫于经济生活的压力，董山率领部众屡次犯边抢掠，成为明廷辽东的最大边患。1467年（成化三年）九月，忍无可忍的明廷下令，派大将赵辅率军五万，兵分三路进剿建州女真。同时，命令朝鲜派出军队，全力配合明军进剿。这就是著名的成化犁庭，此次进攻，对建州女真几乎造成毁灭性打击。也标志者建州女真与明朝的蜜月期结束，而后，建州女真时叛时附，成为明朝在辽东的一大边患。

到了嘉靖年间，建州女真群雄争长。先是王杲自称建州右卫首领，以古勒寨（今辽宁新宾县古楼）为中心，统治三卫，遭到明军的攻击。万历三年被擒，死于京师。同时王兀堂自称建州左卫首领，崛起于今桓仁一带，其统辖之地北至清河，南抵鸭绿江下游。万历元年，明朝边将李成梁展筑宽奠六堡（今辽宁宽甸一带）,危及建州女真的生计,招致王兀堂掠边。八年，为李成梁击败。十年，王杲子阿台重据古勒寨，数次犯边，翌年又被李成梁击杀，帮助明朝劝降阿台的努尔哈赤的祖父、父觉昌安，塔克世均被明军误杀于该役。为努尔哈赤起兵埋下了伏笔。

二努尔哈赤与八旗制度

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开始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年号天命。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女真部落。天命三年（1618年）4月13日，努尔哈赤“告天”誓师，宣读了与明朝结有的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同时率步骑二万向明朝发起进攻。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

努尔哈赤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创造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最初源于满洲（女真）人的狩猎组织。结伴而行的狩猎活动因人数增多而需统一指挥，其指挥者称为牛录额真，这个多人集体即称为牛录。女真人在对外防御与征伐过程中采取了以牛录额真统领牛录的组织形式，从而牛录组织具有了军事职能。为便于统一指挥大规模的围猎或作战，需将若干个牛录组成一个更大的单位，以旗帜为标志作导引而不使方位错乱。旗帜在满语中称为“固山”，因而这个高于牛录的最大的单位即称为固山，汉语称“旗”。八旗的最小单位是牛录（牛录意为大箭；额真，又称厄真，意为主。满语：niru i ejen），每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牛录既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作战时的一个单位编成，每牛录300户，每户出一个壮丁，父死子继，兄亡弟代，在全军出动时才有每牛录300人。一般作战，每牛录只有几十人。5牛录为1甲喇（队），设甲喇额真（参领）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都统、旗主）1人，副职一人，称为左右梅勒额真（副都统）。八旗的组成是满洲八旗300牛录，其中包括约100个已经满族化的蒙古牛录，纯粹满洲牛录仅210个。后来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蒙古八旗129牛录和汉军八旗167牛录（蒙古和汉军八旗一牛录200人）。终清一代牛录的数字增加不多。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旗主负责组织生产等各项活动，战时成为统帅。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牛录之民，各有自己的耕地，牲畜和武装，甚至包衣（家用奴隶）和阿哈（生产奴隶）。八旗户口三年一调查，不许外籍人假冒入旗，也不许旗人远离本人所属的牛录居住。保证旗人的特权。由于不断有奴隶及战利品补充，八旗军队的“自给自备”是可以保证的。对比明朝因土地兼并而破产纷纷逃亡的卫所兵和招募来的乌合之众，八旗制度确实具有优越性。皇太极曾把入关前的八旗军制和明朝军制作过对比，他说：“明国小民，自谋生理，兵丁在外，别无家业，惟持官给钱粮；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先还之兵，俱已各理器具，治家业，课耕田地，牧马肥壮，俟耕种既毕，即令在家之人经理收获，伊等军器缮完，朕即率之前往。”，另外，在战时，往往许多少年子弟和奴隶也会参战。出征的八旗官兵，“家有奴者，不限多少，自以其意，甲骑偕行”，并且“各带子弟甚多”，这些随征的奴隶和子弟，既是预备兵，又是后勤兵，“随伊家主于战阵之间则奋力向前，到营则汲水造饭，夜则牧马匹”。八旗官兵“专为抢掠财物”而战争，通过以战养战来解决其主要的属后勤供应问题。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除直接指挥按照各旗建制抽出的兵力进行作战外，还编成“巴牙喇”作为卫戍部队。巴牙喇意为“护军”，大多来自于满洲八著姓（满洲八大最显赫的氏族，例如那拉氏，瓜尔佳氏）组成的古出（满语朋友）。构成亲卫队。《满文老档》载，“每牛录出行甲百人，分编为白巴牙喇，红巴牙喇，黑营三队“都是精锐的骑兵，努尔哈赤本人有亲兵五千余骑，其他旗主也有人数不等的巴牙喇。这些巴牙喇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八旗军队

三八旗军队的战术

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八旗军队往往人数处于劣势，然而，往往却能以少胜多，屡败明军。可以说八旗军队，是一支步骑协同，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精锐军队。

八旗军中，骑兵比例较多，尤其是在征服以骑兵见长的叶赫部之后，（叶赫首领金台吉曾说；“我畏奴步，奴畏我骑”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纳兰明珠就是金台吉的孙子）《建州闻见录》记载，“长甲八万余骑，步卒六万余名”，到后来发展成为“长甲十余万人，短甲军亦不下其数。”。然而，与一般人印象中不同的是，与蒙古等游牧民族不同，八旗军中最精锐的恰恰是其步兵，例如山地步兵和弓箭手。这可能与建州女真较多从事渔猎和农业生产而非游牧有关。徐光启曾称，“奴（建州女真）之步兵极精，分合有法，而谈东事者，但以为长于弓马而已。”八旗军的军纪也非常严明。“临战每队有押队一人，配朱箭，如有喧哗乱次，独进独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查检，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又因为每次征战都能分配战利品和奴隶，因此，八旗军队“一闻攻战，无不欣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若风发，凡遇战阵，一股而胜”，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八旗军队

在战术上，八旗军队的步兵骑兵密切协同，配合作战。“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乱。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刀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巴牙喇）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这一战术布局，与之前介绍的唐军军阵战术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早期八旗骑兵

面对以火器见长的明军，清军也有自己的应对措施。顺风放箭攻击明军是后金军的经典战术，(这样是明军处于逆风向，对明军使用火器非常不利）即使在其他不是逆风的战例中，后金军也可以以一部分装备重甲的步兵吸引明军火力或以盾车覆盖皮革阻挡明军子弹。后金军躲在车后放箭，大量杀伤明军而后骑兵进行冲击，往往能够取胜。在著名的萨尔浒战役中，后金军队即以此法在野战中击溃明军。但是，面对依靠红衣大炮守城的明军“凭坚城，依大炮”，早期缺乏火器的八旗军队在攻城战中就处于劣势了。此时，八旗军队往往只能“兵临城下，城内兵士，立城站板射之。英明汗之军士，先以重甲外披棉甲，盔外戴大厚棉帽者，在前执盾而进，立于山城之下。继之以所选携轻短甲善射之军上，随往放箭。”接近城墙后，“我军执盾登山，城内军士等放箭、掷巨石、滚掷木及向盾投火以战。我军并未因此而止，仍执盾而进，置盾于城下”，然后开始土木工程，“用斧掘其以明帝国之砖石所筑之城垣”。面对明军或朝鲜人的火器部队，后金八旗往往也只能凭借人数上的优势，以及善射的技能，依托盾车和重甲，用弓箭强行压制，这必然要付出相当的损失。

八旗军队很快吸取教训，组建自己的火器部队。八旗军队通过种种手段获取火器，比如缴获，走私等。在天命八年（1623）年努尔哈赤就规定““著每牛录遣甲兵百人，以十人为白巴牙喇，携炮二门，枪三枝；再将九十甲兵分之，其四十甲兵为红巴牙喇、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十人，携盾车二辆、水壶二个。黑营五十人，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二十人携盾车二辆、梯一架、凿子二把、锛子二把、钓钩二个、镰刀二把、斧二把、席四领、叉二把、连夹棍一根、水壶二个及一月用之木炭、绵甲十五副。每一甲喇携大炮二门。”可见此时火器就在八旗军队中占据一定比例。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后金在沈阳利用俘虏过来的工匠刘汉，成功仿制了明军使用的西洋红衣大炮，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他们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由于夷字犯上满洲人的忌讳，红夷大炮便更名为“红衣大炮”。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ujenchooha，乌真超哈），后来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炮兵，值得一提的是，八旗军队的炮兵基本都由汉军组成。吴桥兵变之后，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等率部投降后金，为八旗军队带来舰队，大炮和经过葡萄牙人训练的炮手，使得八旗军队火力大为增强，此外，八旗军队对炮兵十分重视，“一等炮手赏银八十两，二等炮手赏银五十两”。在此之后，先以炮兵轰击，步骑接踵而进成为后金军队的法宝。如在松锦会战中，皇太极令“佟养性部屯于敌营东，发大炮火箭毁其营”攻打潼关之时，清军以大炮轰城，闯军败走，清军轻而易举取得天险潼关，攻打扬州时，“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炮击城西北隅，城遂破。”史可法殉国。

四八旗军的武器

最后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八旗军的武器。八旗军最出名的武器就是清弓和布面甲。

清弓顾名思义，是清军使用的兵器。和它的前辈-金朝（女真人）的弓是一样的。特点是大尺寸、大弓梢、拉力较大。下弦时弓身长度一般可达到178cm，尺寸较小的也可以达到159cm。很显然，它注重的是“稳”和“准”，和汉族弓的价值取向不同。清弓一般都是大拉锯重箭近射，不追求射程，其破甲能力相当出色。清弓的结构从中间向两边对称，依次为握把、弓臂、弦垫和弓梢。握把为木质上贴暖木与鲨鱼皮；弓臂内为竹制或榆木、桦木制的弓胎，面贴牛角或羊角，背贴牛筋（有的用鹿筋）；弦垫有骨制的，亦有木制的；弓梢木质，中夹角片。弓弦分为皮弦、丝弦和筋弦三类。相比明军的早期火器，清弓威力大，准确度高，确实在战场上有优势。

清弓

清弓

清军的另一个武器就是布面甲，几乎成了清军的标志。布面甲起源于元朝，兴盛于明朝。清军常用的布面甲盔甲与明朝一脉相承。布面甲使用布帛作为甲衣的表面。外面钉有甲泡，要害部位内缀有铁甲片，棉布做衬。上身甲称甲衣，有无袖和有袖两种，下身称甲裳，穿时用系带系于腰间。布面甲制作成本低廉，工艺简单，既能保暖，又对早期火器有一定防护作用。可以说是清军的利器。（注意布面甲经常与棉甲混淆，前者有金属甲片而后者没有）当然，八旗军队有时也喜欢穿多层盔甲作战。如前文所述，《满文老档》就曾记载，“英明汗之军士，先以重甲外披棉甲，盔外戴大厚棉帽者，在前执盾而进，立于山城之下”

清军盔甲

明清战争中的八旗军队 编制 装备与战术

明清战争中的八旗军队编制装备与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