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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3年1月28日［于伦敦］

……在上一封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1-313页。——编者注）中，我曾向你问过走锭精纺机的事。问题是这样：在这种机器发明以前，所谓的纺纱工人是用什么方法操作◎第561页◎的？走锭精纺机我明白，但是它以前的状况我就不清楚了。

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注：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是许多作者的著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括：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时期到十八世纪末工艺学的历史》1807—1811年格丁根版第1—3卷，克腊马尔什和黑伦根据安·尤尔著作整理成的《技术词典》1843—1844年布拉格版第1卷；约·贝克曼《论发明史》1782—1805年格丁根版第1—5卷等。——562。）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威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赫胥黎也在那里讲过课）。我在力学方面的情况同在语言方面的情况一样。我懂得数学定理，但是需要有直接经验才能理解的最简单的实际技术问题，我理解起来却十分困难。

你知道，或许还不知道——因为事情本身无关紧要——在机器和工具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英国的（数学）力学家，以他们那种粗率的方式称工具为简单的机器，而称机器为复杂的工具。但是比较注意经济方面的英国工艺学家们认为（英国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跟着他们走），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的动力是人，而另一个的动力是自然力。德国的蠢驴们在这类小事情上是够伟大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犁是机器，而极其复杂的“珍妮机”（注：珍妮机是詹·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562。）等等，既然是用手转动的，就不是机器。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机器的基本形式，那就毫无疑问，工业革命并不开始于动力，而是开始于英国人称为工作机的那部分机器，就是说，并不是开始于譬如说转动纺车的脚被水或蒸汽所代替，而是开始于直接的纺纱过程本身的改变和人的一部分劳动的被排除，而人的这部分劳动不是指单纯的力的使用（譬如踩动轮子），而是同加工、同对所加工的材料的直接作用有关的。另一方面，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当问题不再涉及机器的历史发展，而是涉及在当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工作机（例如在缝纫机上）就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因为一旦这一过程实现了机械化，现在谁都知道，可以根据机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第562页◎汽机来转动机械。

对纯粹的数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问题涉及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它们则变得非常重要。

重读了我的关于工艺史的摘录之后，我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撇开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不谈——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即从由手工业自身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一直到真正的大工业这一时期，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作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钟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而且是水磨），二者都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水磨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从小亚细亚传入罗马。）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其性质来说，它本身以半艺术性的手工业和直接的理论相结合为基础。例如，卡尔达诺曾写过关于钟表构造的书（并且提出了实际的制法）。16世纪的德国著作家把钟表制造业叫作“有学问的（非行会的）手工业”；从钟表的发展可以证明，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学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同譬如大工业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不同。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在18世纪把自动机器（由发条发动的）应用到生产上去的第一个想法，是由钟表引起的。从历史上可以证明，沃康松在这方面的尝试对英国发明家的想象力有极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磨从一开始，从水磨发明的时候起，就具有机器结构的本质特征。机械动力；由这种动力发动的最初的发动机；传动机构；最后是处理材料的工作机；这一切都彼此独立地存在着。在磨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摩擦的理论，并从而进行了关于轮盘联运装置、齿轮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测量动力强度的理论和最好地使用◎第563页◎动力的理论等等，最初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从17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所有的大数学家，只要他们研究应用力学，并把它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就都是从磨谷物的简单的水磨着手的。因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Miihle和mill（注：德语和英语中的“磨”字。——编者注）这一名称，实际上也应用于为了实际目的而使用的一切机械发动机上。

磨的情况和压力机、机锤、犁等等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使动力是人力或畜力，但是打、压、磨、粉碎等等实际工作，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人的劳动。所以，这类机械至少从它的起源来看是很古老的，它最早使用了真正的机械动力。因此，它也几乎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唯一的机械。一旦机械应用于自古以来都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取得最后成果的地方，就是说，不是应用于如上述工具那样从一开始就根本不需要人的手对原料加工的地方，而是应用于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人不是从一开始就只作为简单的力起作用的地方，工业革命就开始了。如果人们愿意和德国的蠢驴一样，把使用畜力（也就是完全和人的运动一样的随意运动）叫作使用机器，那么，使用这种发动机无论如何要比使用最简单的手工业工具古老得多……

13.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3年4月9日于伦敦

……伊戚希（注：拉萨尔。——编者注）……前天给我寄来了给工人中央委员会就召开◎第564页◎莱比锡工人（应读作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建议的《公开答复》（注：即拉萨尔的小册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1863年2月10日，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委员会建议拉萨尔阐述他在工人运动问题上的观点。拉萨尔3月1日把阐明他的观点的《公开答复》寄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并主张把它变成“运动的正式宣言”。——565。）。他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大谈其从我们这里剽窃去的词句，俨然就是一个未来的工人独裁者。他“像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这是原话）解决工资和资本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像他那样“带着闪闪发光的科学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然后他们就创办由国家预付资本的工人工厂，而且这样的设施会逐渐遍布全国。这无论如何是令人吃惊的新鲜事！……

我出席了工联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由布莱特主持（注：1863年3月26日，工联伦敦理事会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了工人群众大会，表示英国工人阶级声援美国北部各州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同时，大会的参加者在会上抗议英国站在南部各州一边对美国内战进行武装干涉。担任大会主席的是激进派最具声望的领袖约·布莱特。另参看马克思1864年11月29日分别写给约·魏德迈和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34、436页）。——565。）。他看起来完全像一个独立派分子，每当他说：“在美国没有国王，也没有主教”，总是响起热烈的掌声。工人们自己讲得很精彩，完全没有资产阶级那套空洞词句，丝毫也不掩饰他们同资本家的对立（不过，布莱特老头也攻击了资本家）。

英国工人能够多快地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还要等着瞧。此外，你的书（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269-587页。——编者注）中的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被1844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我恰好又把这本书和我关于后来这段时期的笔记对照了一下。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条“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几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而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局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第565页◎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

祝好。你的卡·马·

1865年

14.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敬爱的朋友：

昨天接到您的一封信，我很感兴趣，现在就来逐项回答。

首先我想对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与拉萨尔的关系。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极其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 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普鲁士国家”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纯属瞎胡闹。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像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我所代表的党的追随者。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他进行鼓动的功绩，虽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临近结束的时候，甚至这种鼓动也使我感到越来越暧昧了。他的突然死亡、旧日的友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苦信、资产阶级报纸对一个生前曾经使他们胆战心惊的人采取的那种怯懦无耻的态度所引起的憎恶，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来反对卑◎第566页◎鄙的布林德（注：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27页。——编者注）（哈茨费尔特把这个声明送交《北极星》（注：《北极星》是德国的一家周报，1860年至1866年在汉堡出版，从1863年起为拉萨尔派报纸。——567。）发表了）。但是这个声明没有涉及拉萨尔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并由于希望能够消除那些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素，我同恩格斯一起答应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至1867年约·巴·施韦泽担任编辑；1871年至1876年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名称出版；该报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和声明。——567。）撰稿（该报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注：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403）第2号和第3号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作者自译的德译文；马克思在译文中作了一些修改（德译文中最重要的修改，见本选集第2卷第598—608页和有关的脚注）。——567。），我还按照该报的愿望，就蒲鲁东之死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注：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本选集第2卷第613-621页。——编者注）），而在施韦泽寄给我们一份令人满意的编辑纲领之后，我就同意把我们列名为撰稿人。（注：1864年11月11日约·巴·施韦泽和威·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请他为正在筹办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403）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年11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办报纲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刊物来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而且李卜克内西还是该报的非正式编辑，于是他们就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发表过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论蒲鲁东》以及恩格斯翻译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屡次批评报纸的路线。在证实了该报编辑施韦泽继续奉行向政府和容克谄媚的拉萨尔主义政策并企图散布对拉萨尔的迷信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5年2月23日声明同该报断绝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95—98页）。紧接着李卜克内西也拒绝为这个机关报撰稿。——567。）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部的非正式编委，这对我们又是一层保证。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拉萨尔事实上已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他自然并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他本来要在1864年9月底到汉堡去，在那里（同疯狂的施拉姆和普鲁士警探马尔一起）“迫使”俾斯麦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也就是以“工人”的名义来宣布兼并，等等，而俾斯麦为此则答应给予普选权和实行某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措施。（注：威·李卜克内西在1865年1月20日以前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拉萨尔走上了同俾斯麦的反动政府妥协的道路，他答应在普鲁士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上全德工人联合会方面给俾斯麦以支持，交换条件是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这个政治“遗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1928年发表的拉萨尔和俾斯麦的通信完全证实了李卜克内西所报告的消息。——567。）可惜拉萨尔没有能演完这幕喜剧！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暴露出极其愚蠢可笑的面目！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永远结束！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注：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一个协会，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该联盟是在1859年9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会议上建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1849年6月从法兰克福议会退出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右翼自由派——哥达派。在1866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该联盟于1867年11月宣布解散。——567。）对一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个良好的机遇，可以借助它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这样提高了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会使他在汉◎第567页◎诺威城内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注：普鲁士亲王威廉（1861年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1862年宪制冲突和1862年9月俾斯麦的执掌政权结束了“新纪元”。——568。），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注：“普鲁士的领导地位”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3月20日的演说中的一个说法；他在演说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决心站在“整个祖国的领导地位”。在争取德国统一的时期，这一说法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568。）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注：波扎侯爵和菲力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568。），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直接利益看作“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到处妥协，甚至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想法非常使他神往：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太无知，以致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现在我们再接着谈上面中断了的那个话题！《社会民主党人报》刚一创办，立刻就看得出，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还想执行拉萨尔的“遗嘱”。她通过《十字报》（注：《十字报》是《新普鲁士报》的别名（因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该报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以及后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184、568。）的瓦盖纳同俾斯麦保持联系。她把“全德工人联合会”（注：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见注519）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568、582、616、651、687。）、《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都交给俾斯麦掌握。她打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完全承认俾斯麦为保护人等等。这一整个美妙的计划，由◎第568页◎于我们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破产了。虽然恩格斯和我都讨厌该报的方针，讨厌它对拉萨尔的阿谀和迷信，讨厌它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谄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暂时同该报保持正式联系，以便防止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的阴谋，使工人党不致声誉扫地。因此，我们采取了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和颜悦色的态度，但是私下经常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信，要他们就像对进步党人（注：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人物有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福尔肯贝克和霍维尔贝克。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民族自由党。——569、658、686。）一样地对俾斯麦进行斗争。我们甚至容忍了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儿伯恩哈德·贝克尔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这个人竟然一本正经地看待他从拉萨尔那里根据遗嘱继承下来的重要性。

这时，施韦泽先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越来越俾斯麦化了。以前我就写信对他说过，进步党人在“联合问题”上可能被吓倒，但是普鲁士政府绝对不会同意完全废除联合法，因为这样做就会把官僚制度打开缺口，就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注：马克思讽刺地把普鲁士通行的禁止工人联合和罢工的工商业条例以及1854年关于雇农权利规范的法律称为奴仆规约。

所谓“奴仆规约”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普鲁士各省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专横地对待农奴，包括肉刑。——569。），废除贵族在农村中使用的笞刑等等，这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我还补充说，如果议会否决了联合法，政府就会用言辞（如社会问题要求“更深刻的”措施等等一类的言辞）来搪塞，使这些法律仍然有效。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冯·施韦泽先生做了些什么呢？他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注：指施韦泽的一组文章《俾斯麦内阁》中的第三篇，发表在1865年2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403）第23号上，也就是说，是在马克思坚决要求他不再向俾斯麦谄媚以后发表的。在这些文章中，施韦泽公开支持俾斯麦用“铁和血”统一德国的政策。——569。），并把自己所有的勇气都用来反对舒尔采、孚赫等等这样一些渺小得无法再渺小的人物。

我相信，施韦泽等人这样做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他们要考虑现存的条件，不想把“现实政策”的特权都让给米凯尔先生之流。（后者似乎想给自己保留同普鲁士政府同流合污的权利。）他们知道，在普鲁士（从而在德国其他各地），工人报刊和工人运动只是由于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们愿意维持现状，◎第569页◎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们的“共和派的”现实政治家愿意“接受”姓霍亨索伦的皇帝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现实政治家”，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同恩格斯一起公开声明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您不久就会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编者注）。

同时，您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目前我在普鲁士任何事情也不能做。那里的政府直截了当地拒绝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注：1861年1月12日，普鲁士因威廉一世即位而宣布大赦，蛊惑人心地准许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1861年春天，马克思在逗留柏林期间曾经设法要求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但是遭到了拒绝，普鲁士当局借口他在1845年是“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的，“因此”“只能”被看作是一个“外国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67—685页）。——570。）。我如果要在那里进行宣传活动，那就只有采取冯·俾斯麦先生所希望的形式才会被允许。

我倒万分愿意通过“国际协会”在这里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搞普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同在普鲁士，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注：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1865年2月23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订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现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单座楼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在此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势而表现的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570。）

总的说来，在这里，在巴黎，在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这个“协会”的进展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只有在德国，我很自然地受到了拉萨尔的继承人的反对，因为他们：(1)愚蠢地害怕失掉自己的重要性；(2)知道我公开反对德国人称为“现实政策”的那种东西。（正是这种“现实”使德国远远地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

由于每人花一先令取得会员证就能成为协会会员，由于法国人（以及比利时人）受法律禁止不能以“协会”的形式参加我们的组织而选择了这种个别取得会员资格的方式，由于德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求我在这里的和在德国的朋友们成立小团体，不管每个地方的成员有多少，这种团体的每个成员都购买一张英国会员证。由于英国的协会是公开的，所以，这种办法就是◎第570页◎在法国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我非常希望您以及您的亲朋好友用这种办法和伦敦建立联系……

15.恩格斯致弗·阿·朗格

1865年3月29日于曼彻斯特

……我的回信不得已而拖延下来，倒使我有机会在此期间接到了您的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注：弗·阿·朗格《工人问题及其在目前和将来的意义》。——编者注）；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了它。在我第一次读达尔文的著作（注：查·达尔文《物种起源》。——编者注）时，我也很快就发现他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异常相似。不过我得出了和您不同的结论，我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这对它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会，只要是由经济学家正确地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唯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关系。所谓李嘉图规律（注：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人口规律”的批判，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3节第(79)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693页）和《剩余价值理论》第9章第2节、第14章第2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4—128和第402—406页）。——571。）就属于前者，它无论对农奴制或对古代的奴隶制都不起作用；而所谓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脚的东西则属于后者。◎第571页◎

马尔萨斯牧师的这个理论，同他所有的其他思想一样，都是直接从他的前人那里剽窃来的，只有两种级数的纯粹武断的运用，才属于他自己（注：关于马尔萨斯在《论人口律》一书中的抄袭行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得比较详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6—678页）。——572。）。在英国，这一理论本身早就被经济学家纳入了合理的范围；人口不是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而是对就业手段产生压力；人类可能增加得比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能承受的更快。在我们看来，这又是一个根据，它宣布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必须消除的发展中的障碍。

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发现您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我们的出发点是：创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力量——蒸汽机、现代化的机器、大规模的殖民、铁路和轮船、世界贸易，现在已经由于接连不断的商业危机而使这个社会走向解体并且最后走向灭亡；正是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也足以在短时间内使比例关系翻转过来，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欧洲东南部和美国西部在我们看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肥沃的地区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如果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垦出来，可是还有匮乏现象，那才是该说应该警惕（注：“为了共和国不受损失，执政官应该警惕”是古罗马元老院在国家遭到外部或内部危险的威胁时所使用的一句名言；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官就被赋予独裁的权力。——572。）的时候。

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极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现代化的手段的情况下）。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决定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资产阶级社会不希望，也不能希望生产得更多。没有钱的肚子，即不能用来生产利润、因而也没有购买力的劳动，使死◎第572页◎亡率不断提高。如果突然来一个工业繁荣（这是常有的现象），使这种劳动变得能用来生产利润，那么劳动就能得到钱买东西，而且总能找到生活资料。这就是整个经济所陷入的无尽头的恶性循环。人们总是把资产阶级关系的总体作为前提，然后证明，任何个别部分都是这个总体的必要部分，即“永恒的规律”。

您对舒尔采的合作社（注：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首领之一舒尔采－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舒尔采－德里奇进行这种“贮钱箱”鼓动是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德里奇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573、582。）的描述使我非常感兴趣。这一切也都在这里按自己的方式存在过，而现在大体上都已经过去了。在德国的人们一定还会出现无产阶级自豪感。

我不能不提一下您所说的关于老黑格尔缺乏较深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素养的意见。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丰富，以致他的任何一个学生都没有能力把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整理出版。据我所知，对数学和哲学了解到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马克思。您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注：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年纽伦堡版。这部著作共分三册：《客观逻辑，存在论》(1812)、《客观逻辑，本质论》(1813)和《主观逻辑或概念论》(1816)。——218、573。）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现代自然科学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格罗夫的《力的相互关系》，我记得该书最初是在1838年出版的（注：指威·罗·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该书第1版于1846年在伦敦出版。——573。））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了，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思想。当然，我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是我对这位年迈的巨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

尊敬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573页◎

1866年

16.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6年7月7日［于伦敦］

……现在，波拿巴在采用针发枪或其他威力相等的武器以前，当然不愿意发生战争。有一个美国佬（注：雅科布·斯奈德。——编者注）在这里提供给陆军部一种步枪，一个普鲁士流亡军官（维尔克）肯定地告诉我，这种枪构造非常简单，不易发热，不大需要擦拭，而且又便宜，这样就使针发枪显得落后了，就像针发枪使“老拜斯”（注：“老拜斯”或“褐色的拜斯”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国军队对于明火枪（燧发的、滑膛的前装枪）的叫法，这种枪的枪身呈褐色。——574。）显得落后一样。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在哪里能比在杀人工业中得到更为显明的证实呢？你的确值得费一些力气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可以把你写的东西署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书（注：《资本论》。——编者注）中作为附录。请你考虑一下。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应当放在第一卷里，在那里我专门探讨了这个题目。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些小东西）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分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

我现在顺便地研究孔德，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对这个家伙大肆渲染。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第574页◎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实证主义破烂货是出版于1832年！

17.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6年10月13日星期六于伦敦

……从我给您写倒数第二封信以来，我的病老是复发，因此只能断断续续地搞理论。（国际协会的实际工作照常在进行，而且工作很多，因为事实上我必须领导整个协会。）下月我将给迈斯纳寄去第一批稿子（注：《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以后再陆续寄，最后一批我将自己带到汉堡去。那时我一定去看您。

我的情况（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老是把工作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这就是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总过程的形成。

第四册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注：马克思在结束了自己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整理工作以后，就着手准备《资本论》第1册的出版工作。1863年8月他开始誊写和从词句上对这份手稿的一部分进行加工，后来恩格斯把这部分叫作“这一册的现有文稿中最早的文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然而在进行这一工作时，马克思决定也把《资本论》其余三册写完，哪怕只写个草稿。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完成《资本论》第3册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4册即最后一册的初稿，马克思已经写好；他把1861—1863年的大部分经济学手稿编成《剩余价值理论》。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对这部分手稿在准备出版时重新加工。

后来，马克思在加工完《资本论》第1、2册和第3册以后，又回到第1册来。按照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先出版第1册。为了出版《资本论》第1册，1866年整整一年马克思都在为它润色，而在1867年3月27日完成；这实质上是对这一册的过去的文稿进行新的、仔细的加工。第1册的德文第1版于1867年9月作为《资本论》第1卷出版。根据同出版商迈斯纳商定的出版计划，第2册和第3册应当以《资本论》第2卷的形式出版，而第4册《经济学说史》则以《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3卷的形式出版（见《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能够完成付印《资本论》最后几册的准备工作。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整理了并以《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第2册和第3册的手稿。恩格斯还打算整理并以《资本论》第4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4册的手稿，但是他在世时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575。）

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概括为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第1章中概括了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77页）一书的内容。在《资本论》德文第2版和以后各版中，《商品和货币》这一章成为第1卷的第1篇。——575。）。我所以认为需要◎第575页◎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处。例如，拉萨尔在他的《资本和劳动》（注：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第3章。——编者注）中自称是表达了我的论述的“精神实质”，其实犯了许多重大错误，而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他肆无忌惮地剽窃我的著作的时候。可笑的是他甚至重复我在历史文献方面的“失误”，因为我有时光凭记忆引证，没有去查原著。我还没有最后决定，我是否应该在序言中对拉萨尔的剽窃行为讲几句。他那班盲从的信徒无耻地跑出来反对我，就证明这样考虑无论如何是正确的。（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的注释中实现了这个意图。——576。）

英国工联伦敦理事会（注：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1860年5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伦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60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个工联的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机械工工联的阿林。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参加该理事会的总委员会委员同国际进行接触。

马克思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力图把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吸引到协会中来，设法使工联的基层组织加入协会。在总委员会英国委员们的动议下，工联伦敦理事会曾在多次会议上讨论，于1867年1月14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但断然拒绝与协会建立任何组织联系。此后，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委员会中的成员继续与国际保持接触。——576、584。）（它的书记就是我们的主席奥哲尔）目前正在讨论是否宣布自己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的问题。如果它这样做，那么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祝好。您的卡·马克思

1868年

18.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8年1月8日［于伦敦］亲爱的弗雷德：◎第576页◎

关于杜林（注：指欧·杜林对《资本论》第1卷的书评，载于1867年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页。——577、578。）。他几乎完全接受了《原始积累》这一节（注：相当于《资本论》第1卷第24章，见本选集第2卷第259-270页。——编者注），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年轻。作为凯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对自由贸易派的。此外，他还是讲师，所以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前程的罗雪尔教授挨了脚踢（注：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对罗雪尔的庸俗经济学观点的彻底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11、177—189、225—247、257、286—293、379—389、398—407、672—681页。——577。），他并不伤心。他的评论中有一处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像在李嘉图本人的书里那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工作日和工作日的变化准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觉到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愉快而又全新的说明。我相信，杜林也是由于恼恨罗雪尔才来评论这部书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罗雪尔的处境，这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

(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

(2) 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第577页◎对我很有帮助。）

至于说到杜林先生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温和的反对意见，那么，他在第二卷（注：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2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2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形成（第3册），而最后一卷即第3卷（第4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本选集第2卷第10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2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2卷出版，把属于第3册的手稿作为第3卷出版。——578。）中将会惊奇地看到：价值规定是很少“直接”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注：《德法年鉴》是马克思提议创办、由阿·卢格和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杂志，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页和本选集第1卷第1—16页），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196、578、642。）中已经恰如其分地说过的那样（注：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 -625页。——编者注）……

19.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8年3月6日于伦敦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注：指欧·杜林对《资本论》第1卷的书评，载于1867年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页。——577、578。）中的那种异常困窘的语调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往常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过两件事。第一，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500页），其次，出版过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注：《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人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第578页◎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那么使杜林先生感到不自在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

20.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8年3月25日［于伦敦］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是联系着的。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第579页◎

21.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8年7月11日于伦敦

……至于说到《中央报》，那么，那个人已经作了尽可能大的让步，因为他承认，如果想象价值这个东西总还有点什么内容，就只好同意我的结论。（注：指署名“赫”的书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共3卷）。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版》，载于1868年7月4日《德国中央文学报》第28号第754—756页。《中央报》即《德国中央文学报》，是德国一家文摘性的科学情报评论周刊，1850年至1944年在莱比锡出版。——580。）这个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注：马克思指《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第1章（《商品与货币》）。在德文第2版及以后各版中这一章相当于第1篇。——580。），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窃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注：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编者注）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第580页◎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

另一方面，如您所正确地指出的，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的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断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

但是，够了，是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们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著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第581页◎

22.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

1868年10月13日于伦敦

……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注：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见注519）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568、582、616、651、687。），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注：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首领之一舒尔采－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舒尔采－德里奇进行这种“贮钱箱”鼓动是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德里奇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573、582。）的对立——当作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拉萨尔是够聪明的，当然认为这个口号是权宜之计，所以他只能以这个口号（据说！）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为之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注：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了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425、582。）同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没落帝国（注：没落帝国是对晚期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的叫法；这里指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582。）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像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其实，任何宗派都有宗教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第582页◎

在我现在的追述中，大部分内容当拉萨尔1862年来到伦敦要求我同他一起领导新的运动的时候，我早就对他讲过。

您本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宗派运动和阶级运动是对立的。宗派不是在它和阶级运动的共同之处中，而是在把它和阶级运动区别开来的特殊的护符中，寻求自己存在的权利和荣誉。因此，当您在汉堡建议召开工会成立大会（注：1868年8月22—26日在汉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表明，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在工人运动的经验的启示下，并在国际工人协会和《资本论》的影响下开始抛弃拉萨尔的教条。大会原则上赞成罢工运动，但又表示反对实际组织罢工。拉萨尔派的领导人害怕在渴望建立工会的工人中丧失威信（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建立工会方面已经进行了有成效的活动），施韦泽和联合会副主席弗里茨舍提出了在柏林召开全德各工人工会代表大会的建议。正统的拉萨尔分子拒绝了这一建议，而要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以国会议员身分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大会原则上承认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联合会的领导继续阻挠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583。）的时候，您只有以放弃主席职务相威胁，才粉碎了宗派的反抗。此外，您曾经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双重人物，宣布您时而作为宗派首脑进行活动，时而作为阶级运动的代表进行活动。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解散（注：1868年9月16日莱比锡警察当局勒令设在莱比锡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解散。但是在三星期之后，即1868年10月10日，以约·巴·施韦泽为首的一批拉萨尔分子用同一名称在柏林重新建立了联合会。此后它就在普鲁士警察当局的监督下进行活动。——583。）曾使您有机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并有机会声明，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证明，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宗派运动已经成熟，可以融合于阶级运动和消除一切宗派主义。至于说到宗派的真实内容，那么像过去的一切工人宗派一样，宗派会把它当作丰富运动的因素带到总的运动中去。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实际上是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和您为敌的人就由此得出结论，说您千方百计地想保持您“自己的工人运动”。

至于说到柏林代表大会（注：柏林全德工人代表大会是施韦泽和弗里茨舍得到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大会的同意，以国会议员身分于1868年9月26日召开的。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206名，代表142000多工人（主要是北德意志各城市的）。这次代表大会根本拒绝加入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纽伦堡组织的各个工人协会所派遣的代表参加。柏林代表大会以后，成立了一些工会，它们是按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组织的式样建立起来的，并且联合成为一个以施韦泽为首的总的联合会。这个组织完全从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施韦泽作了尖锐的批评，因为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导致了德国的工人工会的分裂，同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根本违反工会运动的目的和性质。——583。），那么首先是不应匆忙召开，因为联合法（注：联合法暗指新工商业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工人有罢工权和联合权。1869年5月29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通过了这一条例。——583。）还没有通过。因此，您本应同拉萨尔集团之外的领袖们商量，和他们共同制定计划并召开代表大会。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只是让他们二者择一：公开地附和您或者反对您。这次代表大会本身不过是汉堡代表大会的增订版。

至于章程草案（注：指1868年9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403）第112号附刊上发表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见注435）于1868年在柏林通过的拉萨尔派的工会章程草案。——583。），我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我相信我在工会方面的经验并不比任何同时代人少。在这里，我不想再作详细的说明，只想指出，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第583页◎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行为规范的管束，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教会他们自己走路。

您的计划在其他方面也是不实际的。在“联合会”中有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的权力机构：(1)由工会选出来的委员会；(2)由普选产生的主席（他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3)由地方选出来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冲突，而竟说这样有利于“迅速行动”！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中，也没有协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职能只不过是主持总委员会的会议。我在1866年拒绝了主席的职务，1867年根据我的建议根本取消了这个职位，而代之以在总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选出的执行主席(Chairman)。工联伦敦理事会426也只有一个执行主席。书记才是它的常设的负责人员，由他处理日常事务。拉萨尔从1852年法国宪法中搬用了“由普选产生总统”的做法，是大大的失策。况且是搬用到工会运动！这种运动多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兜圈子，您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完结。

但是，不管组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大概都可能被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克服掉。作为国际的书记，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纽伦堡多数派之间的调解人，——当然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我已经把同样的意思写信告诉莱比锡。我不会忽视您的难处，并且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我向您担保，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是公正的，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向您担保，我不会在某一天——在我认为是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时候——作为著作家以个人名义◎第584页◎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偏见，就像当年我对待蒲鲁东派的偏见（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和《论蒲鲁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和本选集第2卷第613-621页。——编者注）那样。

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个人怀着最良好的愿望。

忠实于您的卡·马·

23.恩格斯致马克思

1868年11月6 日于曼彻斯特亲爱的摩尔：

艾希霍夫的信和狄慈根的手稿（注：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编者注）一并寄还。为了让女工收拾屋子，我把这份手稿放到一个保险的地方去了，因而就完全把它忘了。

要对这本书作出完全确定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而且一半是靠自学出来的。从他使用的术语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识来源（例如，费尔巴哈、你的书（注：《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毫无价值的通俗读物），很难说他此外还读过什么东西。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像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够肯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那么这种描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第585页◎甚至是天才的。他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语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

24.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8年12月12日于伦敦

……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我从来没有“猜疑”她听命于白痴将军夫人（注：指玛丽·戈克。“戈克”这个姓的原文是“G?gg”，同“白痴”(Geck) 发音相近。——编者注）。我提的问题只是开开玩笑。何况妇女对于“国际”是无可抱怨的，因为它任命了一位妇女罗夫人担任总委员会委员。说正经的吧。美国“劳工同盟”（注：全国劳工同盟于1866年8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尔维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在美国展开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团结、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女工权利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卡梅伦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制定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1870—1871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1872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586。）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某种狭隘观点的束缚，对妇女彬彬有礼的法国人更是如此。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注：此处“女性”照德文字面意思是“美性”。——编者注）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第586页◎

1869年

25.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9年11月29日于伦敦

……也许你在《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尽管该报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587、611、618。）上已经看到我提出的在爱尔兰大赦问题上反对格莱斯顿的决议案（注：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3-434页。——编者注）。我现在攻击格莱斯顿——这件事在这里已经引起轰动——和以前攻击帕麦斯顿（注：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 卷第387-461页。——编者注）完全一样。在这里进行煽动的流亡者喜欢从安全的远方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对我来说，只有当着威势逼人的暴君的面做这类事才觉得够刺激。

但是，我的关于爱尔兰大赦问题的发言以及紧接着我在总委员会里提出的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态度并作出有关的决议的建议，除了要大声疾呼地坚决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目的。

我越来越相信——问题只在于要使这种信念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扎根——，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它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还倡议取消1801年所实行的合并（注：马克思指的是取消1801年英爱合并的要求。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89年爱尔兰起义后强加给爱尔兰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议会。从19世纪20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在爱尔兰成为深得人心的口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瑙尔等人）却把取消合并的宣传鼓动仅仅看作是迫使英国政府作出小小让步的一种手段。1835年奥康瑙尔和英国辉格党达成妥协后就完全中止了这种鼓动工作。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取消合并派协会，然而他们却力图使这个协会对英国各统治阶级采取妥协的政策。——587、589。），代之以自由联盟的关◎第587页◎系以前，它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有所作为。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英国人民就还得受统治阶级的摆布，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在英国本土的任何人民运动都会因为和爱尔兰人（他们占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不和而陷入瘫痪状态。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个条件——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也就不能实现，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具有强大设防的前哨时，它在英国本土的阵地就不可能被摧毁。但是，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们成为自己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只要他们获得了自治权，那么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国的地主）要比在这里容易得多，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民族问题，因为那里的地主不像在英国这样是传统的显贵和代表人物，而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民族的压迫者。英国和爱尔兰目前的关系不仅阻碍了英国内部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害了它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俄国和美国的政策。

但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解放的天平上毫无疑问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杠杆必需安放在这里。实际上，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灭的。（注：1641年10月，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爱尔兰爆发了起义，几乎使该岛的大部分完全脱离英国。这次起义于1649—1652年被镇压下去。对爱尔兰残酷的镇压，结果是英国新土地贵族夺取了大量土地，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势力的增长为1660年王朝复辟准备了基础。——588。）不要重蹈覆辙！爱尔兰人和英国政府开了个大玩笑，他们把“被判决的重罪犯”奥顿诺凡－罗萨选为议员。政府报纸正以重新废除“人身保护法”（注：人身保护法是167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逮捕令必须说明理由，同时被捕者必须于短期内（3—20天）送交法庭，否则即须予以释放。人身保护法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588。）、重新恢复恐怖制度来进行威胁！实际上，英国从来都是依靠最残酷的恐怖政策和最卑鄙的收买手段来统治爱尔兰的，而且只要现在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它也决不可能依靠别的手段来统治……◎第588页◎

1870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