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电影《春潮》在网络公映，

“文艺女神”郝蕾和“配角天后”金燕玲

在片中饰演一对母女，

她们同住一个屋檐下，相爱相杀、争吵不断。

“你和母亲的关系，决定你和世界的关系”。

片子在去年的上海电影节上获最佳摄影奖，

监制之一廖庆松是侯孝贤的御用剪辑，

另一位监制市山尚三，

是贾樟柯电影的御用制片。

导演杨荔钠曾是贾樟柯《站台》的女二号，

饰演文工团里的爽朗姑娘钟萍。

她是中国第一位拍独立纪录片的女导演，

《春潮》之前有一部《春梦》，

曾入围金马奖，受李安激赏，

《春潮》是她的“女性三部曲”之二，

接下来还有《春歌》。

《春潮》取材于她自身的真实经历，

为什么我们对家人总是用恨来表达爱？

为什么男性总是在代际关系中缺席？

千万个“中国式家庭”的形成，

是否是时代的悲剧？

制片人李亚平

我们采访了《春潮》制片人李亚平，

听她讲了影片诞生的台前幕后：

“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父母是谁，

也无法切断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但这决定了我们是不是快乐，

我们要尊重最亲密的人的情感世界的认知。”

自述李亚平编辑宋远程

《春潮》讲了一个祖孙三代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故事，特别之处在于，三代人都只有女性在场：母亲、女儿、女儿的女儿（小外孙女）。母亲是50后，女儿是70后，小外孙女是00后。

郝蕾饰演女儿郭建波，在外人看来，她是一个精干、行动力强的新闻记者，回到家里，她却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女儿、不称职的母亲，时不时地做出一些孩子气的幼稚举动，比如把烟头戳在母亲的饺子皮上，或者在厨房里放水淹掉家里的客厅。

金燕玲饰演母亲纪明岚。她同样也是个“两面派”，出了家门，她是独当一面的社区负责人，回到家里，面对女儿，却出语尖酸刻薄，不停地咒骂斥责。只有在照看小外孙女的时候，才释放出温情的一面，却又免不了“教唆”孩子不要学妈妈的样，毫不掩饰地鄙弃自己的女儿。

小外孙女郭婉婷是妈妈和姥姥之间的和事佬，家庭气氛长期紧张高压一触即发，培养出了她察言观色的敏感。她不像妈妈只是默默地反抗，她敢直接还嘴。大人逼她练钢琴，她会在家里没人的时候踩在钢琴上唱歌。

人们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然而，《春潮》里的这三个女人，因为具有血缘上的垂直关系，她们之间的“戏”常常剑拔弩张到令人无法呼吸，却并不爆发、宣泄出来，而是静静地、强行地摁下去。

比如三代人中间、既是女儿又是母亲的郭建波，在难过的时候跟谁也不倾诉，独自使劲捏住仙人球，捏得满手鲜血，让人看得如鲠在喉。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专门用一章的内容来探讨“母亲与女儿的厌女症”。书中写道，母亲在生活中的不如意，与自己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力感混为一体。“母亲一边诅咒自己的人生，一边又将同样的人生强加给女儿，引来女儿的憎恶。”

而女儿一方面不想成为母亲那样的人，但同时也知道想解除母亲的束缚必须借助他人（通常是男人）的力量，对这种只能委身他人的人生深感无力。所有这些根植于母女之间的矛盾的细腻情绪，在《春潮》中都能找到对应。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

“从来没有一部同类题材电影，像这样从头到尾、很充分地、以一种贯穿到底的方式来讲述一个母女祖孙三代的故事。”导演杨荔钠说，“为什么姥姥受苦那么多？为什么女儿她在夹缝中生存？为什么小外孙女她有她的尴尬？这其实是我们面对整个中国社会背景的一个缩影。”

杨荔钠其实是演员出身。她是总政话剧团的舞蹈演员，曾以舞者的身份长期活跃于戏剧舞台。1999年，她转型当导演，拍了国内第一部DV纪录片《老头》，在国际上获了一圈奖——包括1999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2000年巴黎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2001年德国莱比锡纪录片电影节金奖和观众奖——她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独立纪录片女导演。

导演杨荔钠

编剧、影评人史航说，杨荔钠是一个非常“抓马”（drama）的人。“有次我在王府井书店约她，结果在人群中她朝我走过来，隔大概四五十米，她是用美声唱着歌剧的样子朝我走过来。然后周围的人就被吓得闪开，她像摩西分开红海一样。你想她也不瘦，她挺壮的，穿个大袍子朝我过来，我觉得她要救赎我还是要给我施洗，我该跪下吗？然后她走过来就很顺其自然地说‘吃什么？’，我当时就蒙了。”

她曾在贾樟柯的名作《站台》里扮演女二号，“我出演贾樟柯的电影也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通过它了解到真实的人和世界”。

杨荔钠（右二）在《站台》中饰演钟萍

拍了好几部纪录片之后，她拍了第一部剧情片《春梦》，入围了2013年的金马奖。李安对这部电影表示非常欣赏，在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春梦》的女二号薛红的最佳女配角提名落选以后，李安专门上前拥抱了杨荔钠和薛红。

《春梦》也是一个女性的故事，女主角方蕾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但是她经常焦虑不安，老公不在时，她靠自慰解决性需求。有一天，她梦见了一个男人，与他在梦中有了性爱，这改变了她的现实生活，很多时候，她觉得梦中人才是自己真正的伴侣，她越来越依恋这个人，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

《春梦》的拍摄资金是一位好朋友资助的，女二号薛红是杨荔钠的闺蜜，进组的时候是自己收拾了两箱衣服报道。2016年，杨荔钠写完了第二部剧情长片的剧本《前妻》，写一个男人和他四任前妻的复杂混乱的婚姻生活，但是一直找不到投资。

《春潮》的剧本碰上李亚平是幸运的。也许因为她也是女性。她之前更多地是投资商业性的项目，看到《春潮》的故事后，她被打动，觉得仿佛在里面看到了自己，决定要助力导演完成自己的梦想。

因此，《春潮》成为了杨荔钠第一部在国内公映的电影。核心主创团队里四个人都是女性，监制人之一是侯孝贤的御用剪辑廖庆松，“廖先生有一次开玩笑，他说你们几个女的太难搞了，他说我一个监制，要面对你们4个女的。”李亚平回忆说。

剧本来自杨荔钠的亲身经历。她是长春人，影片中的祖孙三代也是住在长春，是我们看惯的那种北方旧小区的破败压抑的样子。“主场景是我大姨家，没有任何一间屋子比它更好，房里的桌椅茶杯、床铺镜子，都该记得我的体温，我在它们面前长大。”杨荔钠在导演阐述中写道。

有一次美术组清理了房间里原有的挂件装饰，她又捡回来放在原处。剧中的姥姥的形象，她也借鉴了自己大姨的样子。

饰演姥姥的金燕玲，是台湾实力派演员，号称“配角天后”，在《一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四部杨德昌的电影中都有出演。一开始看了剧本之后，她并没有马上答应出演，“一个因素是台湾口音，我怕我不像（长春的）纪明岚，我（也）没有经历过她成长生活的那个年代。”

杨荔钠认定了这个角色属于金燕玲，并且说服了她。正式开拍以后，第一天出工，拍的是社区工作的戏，“她穿上制服，定好造型，穿行在当地普通群众之间，听她们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杨荔钠感叹，那一刻，“姥姥的魂魄已经依附在金姐身上。”

郝蕾则是看了剧本以后“没有迟疑，就直接接下了”。“我十五六岁就离家开始出来拍戏了，在父母的眼里可能我永远是长不大的，我认为我妈看我可能永远是我15岁离开家时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杨荔钠找我演郭建波是很对的，因为我能体会到那种（母女之间）无法交流的心情。”

在导演的设定中，郭建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不需要和别人交流，也不屑于与人交流，她的内心世界是可以独处的。”

郝蕾把她的角色读解为内心深处的一种幼稚。“她完全没有学到一个成年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她跟她妈妈也没有建立一个六十几岁的母亲和四十几岁的女儿之间成熟的处理方式。”

结尾的时候，郭建波和一个盲人推拿师之间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她跑到按摩院听这个推拿师放海豚的声音，“我自己理解是抚慰了她心里幼小的郭建波，好多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幼小的自己，从未长大的自己。”

郝蕾尤其喜欢电影结尾那段漫长的独白。这段独白是杨荔钠一气呵成写出来的，按照原来的长度演完的话有12分钟，后来经过剪辑，变成现在的7分钟。

母亲躺在病床上，已经生命垂危。女儿不看她，背对着她，面朝着玻璃窗喃喃自语，玻璃上映出了她疲惫的脸庞和城市灯光闪烁的夜景。

“你安静了世界就安静了，就让我们这样安静地待一会儿吧，如果你醒来一定会骂我……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

这段独白的处理方式，郝蕾和杨荔钠在讨论剧本时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导演希望我对着妈妈去讲这些话，但从表演的技术层面来讲其实很难做到。因为我很喜欢她写的那些话，我一个字也不想改。”

不改的话，这些话更像是日记会写的内容，而不是会对旁人诉说的内容。郝蕾最后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不能直接对着病床上的妈妈去讲出来。”

“说那个心里话的时候，她终于站在了女儿的位置，因为她妈妈昏迷了。如果她妈妈活蹦乱跳的，她死活也是不敢说出来。如果说她能够在青春期，十二三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把这段话讲给她妈妈听，如果曾经有过这种对话语境的话，郭建波或许就不会成为最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事业不怎么样，家庭也不怎么样，连养女儿都养不起。这是灾难的究竟。”

但是电影仍然着眼于希望，希望在第三代小外孙女的身上。郭婉婷和自己的朝鲜族同学崔英子之间有着明快的友情，她从崔英子家人的相处模式里，窥见了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

她反抗自己的姥姥，把一直梳在脑门前的厚厚的齐刘海儿梳了上去。学校举办演讲大赛，她溜号了，不再服从那种正经刻板的规训，她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到河边玩水，享受真正的少女生活。

电影始于一场伪造的淹没，又终结于四处蔓延的潮水。在同一时刻，郭建波与盲人相拥，崔英子和朋友趟着水放肆奔跑。“有矛盾、撕扯、纠结、痛苦，同时又非常有韧性，充满希望，有那种生命力的张扬。”

以下为制片人李亚平的自述：

这几年也有一些文艺片讲母女关系，在我看来，《春潮》和这些电影的区别，在于它非常完整地呈现了三代母女之间的关系，她们三个人身上有非常明确和鲜明的时代烙印。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围绕三个女人的故事，与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最亲密的人为什么要用恨表达爱？

剧本杨荔钠导演构思了很久，基本上电影就是她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

实际上，我也很对应郭建波的年纪。我做过记者，她的经历跟我很像，她的家庭气氛也是我非常熟悉的。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简单粗暴、偶尔会揍小朋友的那种爸爸。小时候你爸妈打你越狠，表明他们对你期望越高，但是其实最要紧的还真的不是身体上的惩罚，而是像影片中弥散的这种高压的控制的气氛。

基本上1985年以前出生的这批人，他们的父母可能出于历史、文化或者经济压力的各方面原因，家庭里的空气非常的稀薄紧张。父母们觉得自己很不容易，觉得孩子你为什么不争气，因此他们会用爱去操控一个人。

我有个朋友，前段时间接父母从家乡来北京和她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很多摩擦，有一天夜里大概三四点钟，她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晚上吃饭的时候，她爸爸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就是突然站起来要抽她一巴掌。

实际上女儿已经40多岁了，而且事业有成。但是父亲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方式来实现他的权威？

子女承受了这些，承受以后是会反弹的。周末我去我弟弟家，当我看到我弟弟跟他的小孩的沟通方式，就瞬间觉得这不是我爸吗？真的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我对我自己的小孩，也会有这种不由自主的简单粗暴的表现。心理学说，家庭暴力是遗传的，你会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施暴者，我觉得真的特别可怕。

没想到，女神和影后都来加盟

之前我们公司制作的片子其实都比较偏商业，很多都是非常明确地做出来娱乐观众的。《春潮》这个剧本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我，当时剧本还没有写完，还是一个故事大纲。

看了之后我觉得很被打动，我想是一个很小的文艺片，也许花100万或者差不多的预算，就可以拍完，实现一个导演的梦想。

对于制片人来说最难的就是找演员，如果剧本好的话，就容易一些。大部分时候，好剧本是很难得的。《春潮》是个好剧本，但是我们也担心它是不是过于严肃晦涩，对演员的要求比较高。

后来，我们通过影评人程青松把剧本投送给郝蕾和金燕玲，没想到她们都非常愿意加入。原本，我们的定位是一个成本很低、比较个人色彩的独立文艺片，因为这两个演员的到来，也发生了改变。

导演杨荔钠

其实拍这个片子之前，我不认识郝蕾。我不知道作为女儿，她竟然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女儿”，也在家庭中感受过类似的压迫感，但是她同时也非常努力地抗争着。

无论是郝蕾还是金燕玲，她们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都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方式。每次拍完戏，就各自回各自的房间，彼此之间少言寡语，很少交流，和影片中的亲子关系也是比较贴合的。

小外孙女是这个母女关系里的第三代。在这么压抑的家庭环境里面，她是唯一的亮点。小朋友特别敬业，我印象中有一场戏，是她在饭桌上说错了话以后，突然站起来拿着一个牛奶转圈。那场戏拍了很多遍，她每转一次，身上就会被撒到冰的牛奶。

当时长春是零下几度，到最后她的毛衣都湿透了，下面垫着毛巾。那天她其实还发着烧。我觉得于心不忍，觉得差不多就好了，但是导演说什么地方还不行，小朋友就会再来一遍。

我们一直处在“郭建波”的模式里

我印象比较深的观众反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映后交流环节里，很多观众说在电影里看到了她自己，然后站起来就开始讲她们自己的故事。

另一方面，我们本来以为年轻的观众不一定会对这部电影很感冒。但其实正好相反，很多90后甚至更年轻的观众，在这部电影里感受到了强烈的共鸣。她们的年纪应该是95后，是片子中小外孙女的年纪，但是没想到很多人生活的模式还是在郭建波的模式里。

一个95后的朋友，她看完之后发朋友圈说，其实她也有一个仙人球，但是没有勇气去把它握在手里。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个家庭片，另外一方面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伦理片。我们如何和周边的人相处？我们如何不把从家庭带来的这种怨恨、嫉妒、敌意以及对抗关系带到我们的社会中、甚至在职场上？

我有一个朋友，她看完之后就一直哭。我其实跟她认识很久，甚至有些很深入的工作关系。她平时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阳光健康、非常有社交能力的一个女孩子，我不了解她的生活细节，可能也有很多东西像电影中一样，让她没有释怀。

还有人看了我们的电影，觉得很矫情。我有一个朋友看完说，这个电影就可以叫做《文艺女青年是怎么诞生的》。他认为郭建波的妈妈就是个文艺女青年，然后培养了个会念诗的女儿，也是一个文艺女青年。这也是一种解读。

最有趣的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业内非常令人尊敬的同行，她看了电影之后说，我没有被感动到。然后她回去给她妈妈讲了这个故事——我想她妈妈应该是50后——她妈妈就很沉默的听完，然后说因为你就是片中的“妈妈”，我是“女儿”，这么多年我都让着你，所以你没有感受到。

希望你有机会的话，可以邀请妈妈和你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看这部电影，看完以后看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这世上最亲密的关系，被这部爆款片扒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