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古兵探观》工作室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晋楚两国在城濮（今山东甄城临濮集）的一场激战。晋国一方联合了齐、秦、宋国，有战车700乘。中军以先轸为统帅，晋文侯也在中军。上军居右，狐毛为主将，狐偃辅佐。下军在左，栾枝为主将，胥臣为辅佐。楚国一方以陈、蔡、申、息为联军，中军由楚国本国若敖六卒组成，子玉为统帅，右军乃陈、蔡联军，子上统领，左军为申、息联军，子西统领。

四月四日晨，晋选中楚军的薄弱环节，下军佐将胥臣即率马身蒙着虎皮的战车冲向楚右军的陈、蔡联军，一击即溃。上军主将狐毛又树起二旆佯作败绩，引诱对面楚左军追击。楚左军统帅子西上当，立即进击，势成孤军。晋中军主帅先轸抓住时机，率晋公族组成的精锐部队横击楚左军，晋上军狐毛、狐偃又回师夹击。楚左军大败，子玉见左、右军尽已失利，勉强收住中军，才没有造成全军覆没的后果。

城濮之战是晋楚双方主将智慧才干的博弈，也是双方战车的较量。殷商以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战车是军队的主体，往往也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故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云云。在城濮之战中，晋国出动了战车700乘，楚国也当与之相当。这一战发生在公元前632年。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国又与齐在鞌发生战争，出动战车800乘。六十年后，到了公元前529年，晋国陈兵于邾，出动战车4000乘。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西周以后的战车由四匹马驾挽，故称“驷马战车”，中间两匹称服马，两侧的叫骖马。车上三名车兵呈品字形站立，各司其职。中间的负责驾车，称“御”，车左侧偏后的以弓箭为主要兵器，负责远距离射杀敌人。车右侧偏后的用戈矛等长柄兵器，在两车冲锋左旋错毂时，近距离与敌人格斗，称“车右”或“戎右”（图一）。

图一战车及车士位置复原示意图（根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复原）

如果是统帅所乘的指挥车，则统帅和鼓、丁宁等指挥系统居中，御手居左，戎右在右。城濮之战中晋文侯的战车就是这样，晋文侯居中，荀林父为御，魏犨作戎右。春秋战国的战车根据作战时的不同功用，形制有差，名目也不同。“轻车”，以灵活轻便为特点，适合驰骋突袭；“冲车”，车厢装甲，车辀（即车辕）用铜箍加固，衡两端加装矛刺，车轴两端装刃状车軎，服马披甲，适合正面攻击，陷阵攻坚；“戎路”，即指挥车，车上树旄设鼓；还有用于防守的“坉车”、“苹车”，运送草料辎重的“广车”、“柏车”、“大车”；用于登高瞭望、侦察敌情的“巢车”，等等。

战车作战还需要徒兵（步兵）配合，有学者研究，西周至春秋前期，一乘战车配备甲士七人，徒兵十五人，春秋中期以后，一乘战车最多配备七十二人协同作战。可以认为，一乘战车就是一个作战单位。

若几百乘、上千乗战车作战，必须讲究战车编队和列阵，根据地形、作战规模、形式，或编双队，或编三队、五队，或多队。每队有战车五乘、九乘、十五乘、二十五乗不等，均根据战争需要而定。当时队成为“偏”。列阵是一种综合指挥艺术，更是对统帅才能、智慧的考验，要知天文，察地理，要了解敌我双方的兵力情况、战术特点，讲求短长相济，多兵种配合。其阵法有五阵、八阵、雁行之阵、鱼丽之阵（图二）。

图二春秋时期车战鱼丽阵形示意图

锥行之阵、方阵、圆阵，还有水阵、火阵等等。

战车的优势在于力量，在于迅疾，特别适合平原作战，在当时一乘战车就相当于一座移动的战斗堡垒，远距离可用弓弩射杀敌人，近距离可用戈、矛、戟等格斗兵器砍斫、击刺敌人。因此车士的身份也高，多为诸侯、卿大夫的族属。装备的兵器、甲胄也很精良。车战的场面宏阔而惨烈。前面提到的鞌之战可作例证，记载见于《左传·成公二年》。

这一战发生在公元前589年六月二十七日，鞌为齐地，在今天的山东济南附近。两军对阵，齐国国君亲自临阵，陃夏为其驾车，逢丑父为戎右。晋国却克为主帅，解张驾车，郑丘缓作戎右。齐侯大意轻敌，狂傲地说：“待我灭了敌酋再吃早饭。”随之马不披甲，就指挥战车冲向敌阵。势如决堤洪水，晋军一时为其压制，主帅却克即被流矢射中，鲜血一直流到了鞋子上，仍击鼓不止，对左右说：“我受伤了。”御手解张说“刚开始接战，我就被箭射穿了手和肘，我折断箭杆继续驾车，血把左边车轮都染红了，但不敢吭声，您也忍忍吧。”郑丘缓也说：“从争战开始，我除了与敌人格斗，一遇到险阻，还要下车推车，您难道没看见？不过您真的受伤了。”解张又说：“旗鼓是军队的耳目，进退都要依从它。车上有一人坐镇，我们就可以取胜，怎能因为自己受伤而坏国君的大事呢？披坚执锐，本来就是去赴死的，现在还没到死的地步，您还要坚持。”于是把六辔揽在左手，腾出右手挥舞鼓槌击鼓。马奔跑不能止住，全军跟着往前冲。齐军大败，晋军挥师追击，围绕华不注山转了三周才罢休。

在鞌之战中，排除其他因素，齐侯的盲目轻敌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晋方指挥车上，主帅却克、御手解张、戎右郑丘缓三个人密切合作促成他们取得了胜利。另外，我们也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兵器的锐利。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国家专门管理的专门的兵器制造机构，都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到了兵器制作上。在当时，秦国的弓，韩国的弩，吴越的刀剑等非常有名，乃至在屈原《楚辞·国殇》都有颂咏，称为吴戈、犀甲、长剑、秦弓。

车战是一种特殊的作战形式，对战法、战技有着严格的要求，因而渐渐地发展出了一系列适合车战用的兵器，这类车战兵器讲究短长相济，远射兵器张力要适当，射程要远，格斗兵器柄柲要长而不易折断，防护装具要能有效地保护车士，也就有了历史上的“车之五兵”之说。

战车与车战起源于何时，战车以及战车用兵器又是怎样发展的呢？有人认为夏代就有了战车，见于古代典籍记载，“奚仲作车”，并且他还作了夏朝的“车正”。但说夏代有战车，则缺乏考古资料支持，证据不足。到了商代晚期，战车及车战兵器已步入发展阶段，车战也有了相当规模，已是铁的事实。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姬发灭商纣时，出动了“戎车三百乗，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在殷商末期，周人只是西北地区的一个部族，尚可出动战车300乘，商王朝拥有的战车数量当更多。在考古发掘资料中也屡有发现，据统计，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河南安阳殷墟为中心发现了商代晚期的马车20余乘，都是双轮独辀，由两匹马驾挽。其中6乘在车厢内或附近出土有数量不等的兵器，当为兵车之属。以安阳大司空村175号车马坑为例，在车内及附近，出土了铜斤、石矛各一件，铜弓形器2件，铜鏃22枚，石镞10枚。大司空村292号车马坑出土了铜戈、兽首短刀、锛、弓形器、策柄各1件，铜镞10枚。郭家庄147号车马坑出土了铜戈2件，弓形器1件，铜鏃12枚。此外白家坟北地、孝民屯南地等车马坑也有兵器出土。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发掘了5座车马坑，除了一座（M132）被墓葬打破外，其余4座(M40、M41、M45、M131)车厢内都出土了铜戈、铜斧、铜锛、铜胄、铜鏃、漆盾等兵器（图三、四）。

图三前掌大M41（车马坑）平面图

图四前掌大M41战车复原图

这5座车马坑的入葬年代为西周早期早段，车都用两匹马牵挽，沿袭了商代晚期风格。统观上述及相关的考古资料，我们认为，商代晚期的战车以及车上的兵器配备尚处于发展演进阶段。第一，战车由两匹马驾挽，还不具备西周、春秋战国驷马战车的速度及冲击力，与步卒对战具有较大的优势；第二，战车没有装甲，与普通乘坐的马车区别不大；第三，车上的三名车士，除居中的车御外，左、右的车士尚没有车左（远射手）和戎右的明确的分工；第四，车上的格斗兵器只有戈（铜戈、石戈），而且戈柄较短，连柄长也只有1.5米左右，很难在两车交毂时进行格斗拼杀。而且只品种单一，不能起到短长相济，相互配合的作用。

西周是战车与车战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车马坑及战车的考古发掘资料非常丰富，如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车马坑、宝鸡鱼国墓地车马坑、长安普度村西周墓车马坑，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车马坑，山东胶县西庵西周墓车马坑，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车马坑，山西侯马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等等。综合考察西周车马坑的资料，并将其与殷商时期的比对，两者有着质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自西周起，驷马战车就登上了战争的舞台，时代以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为最早。驷马战车不但加强了战车的速度和冲击力，而且负载力加强，车厢的面积可以适当加大，这样战车上的三名车士活动就会更自如，就能配置更多的兵器。其次西周的战车加装了更多的青铜部件，如车轴两端的车毂、车軎，车辀（辕）的辀头，车轮的车辐加多，因此西周的战车更加坚固。西周晚期战车车厢上还装了铜甲片，以加强其抗击打性能。譬如山西侯马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坑中随葬了48辆车，驾车马匹的数量不少于105匹，其中有不少的是战车。车厢内保存有铜戈、铜矛、铜箭头、马具等。11号车车厢的外栏装有铜甲片，甲片略呈莲瓣形，甲片高9.8、宽6.6、厚0.1厘米.左、右后栏的甲片横向3排，纵向5列，排列得相当整齐（图五、六）。

图五北赵晋侯墓地11号车后栏装甲情况

图六北赵晋侯墓地11号车左栏及左后栏装甲情况

当是马拉战车装甲的启始。西周以后，战车上的车士，特别是车左的车士和戎右分工更加明确，车左远射，戎右近距离格斗，配备的兵器有了明显的区别。山东胶县西庵西周墓车马坑出土的一乘战车上，车厢的左侧的兵器有铜戈、钩戟和铜箭镞，还有铠甲，而右侧只有一柄铜戈，造成这一区别的正是两人在车战中担负的不同职责(图七)。

图七山东郊县西庵出土的驷马战车

从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车马坑的资料看，随着战车和车战的发展，车上逐渐增加了矛、戟、鉞等格斗兵器，改变了商代战车格斗兵器只有戈的单一状态，以戟、矛为主的长柄兵器与短柄戈类兵器的组合日见形成，从而促进了“车之五兵”的发展，提高了战车的攻击性能。也促使车战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则和规律来进行。

春秋战国时期是战车和车战的成熟期，青铜铸造的兵器，包括车战兵器（“车之五兵”）达到了最高水平。前文提到的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湖北随州战国前期的曾侯乙墓等都提供了丰富而科学的考古实物资料，这里不再多加赘述。它的特点是战车装甲更科学，如河南淮阳瓦房店马鞍冢战国时期2号车马坑4号车，车厢外侧钉装青铜甲片80片（图八）。

图八战国装铜甲战车示意图（根据马鞍家2号坑4号车）

有的战车的车毂上还装了带棘刺的矛状车軎（图九）。

图九曾侯乙墓出土的柔状铜车叀

驾车的两匹服马身上披有马甲，如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战车。车战兵器种类更完善，发明了“积竹法”，兵器柄柲不再受材料的限制，可以根据不同兵器的实战要求决定其长度。并且各类兵器的制造有专门机构，有理论的指导（见于《考工记》），因此，不但质量大大提高，而且便于统一规制，批量生产。

战车虽然是作战的利器，但也有其明显的弱点，就是受地理条件的局限，不适宜山地和丛林作战。昭公元年（前541年），晋国与狄人作战，魏舒为帅，因地形险隘窄仄，“乃毁车以为行（舍弃战车，采用步兵阵法作战）”，取得了胜利。数十年后，赵国的武灵王与牧猎民族娄烦、林胡作战，笨重的战车难于对付灵活迅捷的骑兵，他克服各种阻力，诏令百官和将士脱去褒袍大袖的传统服装，改穿适于骑射的牧猎民族服装，并且学习骑马射箭，发展骑兵。这一变革动摇了战车主宰战场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铁制兵器的使用促进了这一变化。从战国中期以后车战开始走向下坡路。这一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时间是缓慢的，直到秦代战车仍是中军主力。以秦始皇陵2号坑为例，应有木质战车89乘，驾车陶马356匹，车兵俑261件，骑兵俑和战马各116件，步兵俑562件。这些陶俑和陶马在2号坑的分布情况是，东部偏北为立、跪式弩兵俑，西部偏北部是12列骑兵俑，中部是三列驷马战车，南部是步兵俑。综合上述资料考察，2号坑的布局，仍是以驷马战车为中心，骑兵、步兵、弩射兵在周围与之配合。其二，战车的制作，车上的兵器配置处于最高水平。秦始皇陵一号铜车最形象，也最说明问题了。一号车是二号车的导车，兼有仪卫性质，所以属于兵车（图一0）。

图一0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

车双轮独辀，由四匹马牵挽。车上只有车御一人，车御腰间佩剑，双手执辔。车厢内树有车伞，车厢前軨与车轼的掩板架一弩（图一一）

图一一一号铜车前軨上的铜弩

左軨前部外侧置以筒形箭箙，内装铜箭12支。右輢内侧嵌以盾箙，盾箙内插有铜盾。车厢内贴近前軨处还有一个匣形铜笼箙，内装铜箭54支。

可以说到了战国晚期，战车和与之相关的车战兵器已象薄山的落日，但依旧是美丽的。直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北击匈奴，以骑兵作为军中的主力兵种，卫青、霍去病常常率骑兵几万、十几万与匈奴作战，车辆则用来运输粮草辎重，兼作构筑营垒的器具。战车至此才退出了战场，车战兵器（“车之五兵”）也逐渐被适于骑兵作战的马戟、马矟和环首刀所取代。

车之五兵——古代车战用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