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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部最近流传甚广的独立纪录片，很多人都在传看，但看的原因可能是：这部片子的导演有点惨。

纪录片导演蒋能杰在父母家屋后

撰文丨钱杨

苦涩

纪录片导演蒋能杰和他的作品能被注意到、传播开，说到底是因为苦涩。他的拍摄对象是苦涩的，湘东南村庄的矿民、马夫、儿童、老兵。人们交谈，离不了穷和病。

蒋能杰作为独立纪录片导演也给人苦涩的感觉。资金匮乏，设备简陋，常年负债。时间跨度也增加了这种苦涩，一拍就是十年。“拍着没钱了，就出去找。”拍完了也默默无闻。拍摄8年，剪辑两年，他把成片《矿民、马夫、尘肺病》发给一些同行、媒体朋友看，请他们写个评论，推荐推荐，没什么声响。题材敏感，网站也不敢上线。参加海外电影节又嫌太麻烦。他想，算了。豆瓣网上有人标记“想看”，他就给人发私信，把网盘链接递过去，请人看，还向人道谢。

现在，那部纪录片在豆瓣上有7万多人标记了“想看”，看过的一万多人给它打了8.5的平均分。从蒋能杰身上我们看到现在人们对待他这一类创作者的态度。他们注意到他不一般的苦涩，才有了对他作品的关注。你最好是个自带故事的创作者，没什么故事，但也要努力讲个故事，把人们吸引过来。网友为其苦涩打动，给他打赏三、五十元“票钱”。他觉得“多了”，“给不了影院效果，我的电影票没那么贵。”他附赠上自己其他作品的链接，请他们“空闲时看看”，好像为自己的事情占用他人时间感到不好意思。

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

他实实在在、不自艾自怜的态度更让人为他感到苦涩了。豆瓣上一个用户说，“刚去导演的微博看了一下，连实习生都招不起了。……”小组里的评论提供了更多苦涩的细节。“主创都直接在简介里放链接了，甚至还放了自己的微信求观影反馈。”人们知道独立导演过得不怎么好，但也没见过这样的。但蒋能杰不以为意，还同情别人，他转发了另一位独立导演的作品和故事，“这位导演兄台太一根筋……”那位导演把自己搞得更加苦涩，用6张信用卡和8个app贷款拍片。

有7万人要看这部作品，他很意外，十多年没有过的关注。“怎么突然这个片子就火了，我也在思考。”他认为豆瓣上的打分还是带了一些情绪。“我给自己打七分多。”

蒋能杰生于湘西南的一渡水镇光安村，拍的也是那里。不管别人怎么看他的作品，怎么理解他这个人，35岁的蒋能杰不为他自己感到苦涩，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乐观。

“我借钱，借到的可能性特别高的，问三个人可能两个人借给我。”他听起来挺高兴。一个南昌的退休校长借了他十万元拍片，不求回报。他一点一点地偿还。“见都没见过呢。”他说起那个人。

蒋能杰在一渡水镇光安村父母家屋后的一块闲地上接电话，土地上一层毛乎乎的绿，他背后是绵绵的越城岭山脉。他提高音量好盖过鸭子成片的叫声，气喘吁吁，走来走去想找个信号清楚的地方。

别的事情他也试过，比如在公司里当一个职员，实在干不了。拍纪录片让他开心，别的事情不能。他知道他这个人挣不了更多的钱，可恰好挣更多的钱也不是他的目标。不是被迫，不是不得已，是他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他是主动的，这是为什么蒋能杰没有苦涩的感觉。

一代一代人

蒋能杰为他的村庄感到苦涩，这是真的。他为他的父辈、同辈、后辈，为村里的一代一代人感到苦涩。一渡水镇背靠的越城岭山脉，在历史上有光荣的位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高山”。山脉矿产丰富，开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蒋能杰的父亲蒋美林，十七岁去矿上做工，1990年代查出尘肺病。在纪录片里，蒋美林因为下不了矿，作为一个驼矿石和炸药的马夫出现。蒋美林蹲下洗碗都喘。二叔洗肺洗出来一摊黑水。如果外公没在他7岁时死于矿难，也大概会患上尘肺病、死于尘肺病。

《矿民、马夫、尘肺病》前半段是村民们在矿上的生活和劳动，后半段是他们患病、治病和死亡，聚焦在赵品凤和他的家庭。赵品凤靠呼吸机生存，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渴望空气。在一个停了电的夜晚失去了机器的帮助，死于凌晨。他的死亡把贫穷传递给他的儿女。

蒋能杰家祖祖辈辈都在矿上做工

一渡水镇有200多名尘肺病人。死者赵品凤另外两个兄弟也是尘肺病晚期，其中之一死在了他前面。在矿洞里呆上十年二十年后，他们的肺部成了黑色的纤维体，石头一样硬。许多尘肺病人跪在地上死去。

蒋能杰同辈的人大多出广东、浙江一带打工。他们输出劳力，他们的儿女随之成为“留守儿童”。渡水镇四季分明，土地能孕育春秋两季水稻，留守的老人只能种一季稻。稻田荒芜，村庄比过去更荒凉，是一个累赘，一种负面。

蒋能杰小时候有做警察和作家的梦想，但在镇上同一个村小，孩子们一个个小脸发亮，说，“长大了想打工。”一个孩子进一步说，她要像她爸爸那样去广州“踩电车”。6000万留守儿童，3亿农民工，600万尘肺病人，有的人给下一代传递财富和地位，他们传递贫困。这是一个苦涩的现实。

一个六岁小女孩的“愿望”

村里的尘肺病人当蒋能杰是个摄影师，就请他帮他们拍个“寿像”（遗照），他给他们打印、装裱好，像礼物一样送给他们，他们也像收礼物一样捧在手里。

“新闻记者来农村采访就好了。”影片里的村民交谈时说。

读了大学还回来赶马

蒋能杰跟村里大多数同辈不一样，他上了大学。上了大学，他跟大多数学生也不一样。他那时就想拍纪录片、当导演。大多数人在谈恋爱。“谈个鬼，要死要活的，”他说，“那不是我的正事。”

2008年，蒋能杰大学毕业，往影视公司投了几份简历，没命中。随着“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行，乡村小学即将消失。他在超市当收银员攒下3千多元，借了5千元，买了一台手持DV，赶在小学消失前，回到了一渡水镇。

周一到周五，他拍村小里的儿童和老师，周六和周日，去附近山上拍矿民。这在后来成为他的作品《路》和《矿民、马夫、尘肺病》。在当时，他成了一个自讨苦吃式的人物，在村小做一个代课教师，志愿的，没有工资。在矿上，背着机器拍摄，还赶一匹马，运矿石、炸药上山下山，一天挣100元。

村民们笑他：“读了大学还回来赶马。”

在山上，拍着拍着电池就用尽了，没有地方充电，也没有多买一块电池的钱。他的拍摄计划旷日持久，这使他长期过着负债的生活。众筹、打赏人的名字出现在他片尾的致谢名单中，方方正正的名字一屏一屛地滚动，滚动到最后是他的收款二维码。

钱始终是个问题。他自己打短工，也依赖资助和借债。做了很多事情来供养他的拍摄。制作过程能省则省，一个片子的成本在3-5万之间。《矿民、马夫、尘肺病》他包揽调色、剪辑，成片里每一年的山和田野的颜色都不同。

蒋能杰的纪录片拍摄了8年

如果一个人一个月能挣五千块，为什么不去挣？没人理解他。他穿十几岁时的旧衣，姐夫和堂哥淘汰下来的衣服他也要，他母亲李卯叶叫他出门穿好一点，“太寒碜了，太穷了。”

可蒋能杰说，在吃穿上花时间是浪费。“叫我穿什么衣服？我看见哪件就穿哪件。”谈恋爱也是浪费。后来是他太太的李小钱扼要地总结丈夫：“没有耐心。”

蒋能杰只对拍片子有耐心，对两个儿子有耐心。她觉得他对她也没有耐心。

过年时，在外打工的同辈会开一辆小车回乡。蒋能杰说，“骑摩托一样。”摩托车还不是他的，是蒋美林的。参加同学会他就借来，一溜烟腾腾地骑过去。同学们吃饱喝足了开始列举，哪个亲戚朋友千万身家。蒋能杰想，“又管你屁事。”他们问他做什么，他说，“我是打牛的。”

他接拍葬礼，也拍婚礼，不作区别。有了几部作品之后，有时他也能接到“几分钟的片子挣几万”的活。但他做着做着就想跑，跑回去拿起机器，回到一渡水镇。

自讨苦吃

蒋能杰拍摄起因是情感：他二叔洗肺洗出来的那一摊黑水，他想让别人也看看，邻村的尘肺病人赵品凤将死时干燥的呼吸声，他想让别人也听听。

7岁那年，蒋能杰的外公被人从矿山上抬下来，停在屋外。母亲一边擦眼泪，一边用湿毛巾擦去死者身上变深的血迹。他外公死时56岁，在农村是正当卖力的时候。没钱买烟，就去矿上做工，挣了钱，很阔气，矿塌了，就死在那里。身体都不再完整，头颅失去形状。蒋能杰的小姨夫走在死者身后免于一死。

矿难是频繁的，矿民们谈论家常般谈论不断的死者。他拍摄的那个矿洞里的一个工人在后来被砸断了腰，半年后死在床上。赵品凤死于2018年。蒋能杰外公被砸死的那个矿洞距他拍的那个不远。因赔款破产的小矿主、他的一个表弟，去广州送起外卖。逃过一死的矿民，大多在四五十岁时成为尘肺病人。几乎没有更好的结局。

矿民从矿洞中搬运矿石

至于那些孩子，他拍摄他们就像拍摄自己。他在大学时才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而自己就是其中一个。蒋美林得尘肺病后，李卯叶去了广东从化的一家玩具厂打工，把做妻子和母亲的时间交给了流水线。十岁的蒋能杰给玩具厂里的妈妈写信。他拍摄的那些孩子，一两岁时，爸爸妈妈连同爸爸妈妈的时间就被某个流水线占用了去。孩子们和他们的回乡过年父母在路上相遇，彼此认不出来。

如果孩子世界里的大人都在“打工”，他们自然不会有别的梦想。蒋能杰一边拍摄一边理解他的光安村，把那种情感变成了责任。那东西像个钩子，使他总是想回到一渡水镇光安村去。

马夫蒋美林不喜欢看儿子总回来村子里。他觉得他该去努力成为一个拥有城市户口的公务员或者教师。蒋美林叮嘱妻子李卯叶，不要拿钱给蒋能杰，要他知难而退，不要自讨苦吃。可蒋能杰像头牛一样，一门心思拒绝过那种生活，不怕成为一个笑话。母亲就偷偷塞钱给儿子。

蒋美林得了尘肺病后，下不了矿，只好赶一匹马上下山。蒋美林的父亲在反右年代自杀，他没能读几年书就去了矿上。当他自己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后，他非常重视教育，常在不想干的人的围观下用棍子和鞋子教育他的孩子。蒋能杰毕业之后回到村子里”不务正业“，使蒋美林的期待落空了。蒋能杰的镜头与马夫蒋美林紧张地保持着距离。既要拍父亲，又怕他揍自己。蒋能杰耐心十足，远远地拍、从侧面拍、偷着拍。

再到后来，蒋能杰拍的东西有了一点回响，拿了几个奖。电视台的人也来采访。有大学收藏了他拍摄的留守儿童的影片作为文献。蒋能杰敢于把镜头朝父亲端近一点了。后面几年里拍摄中，马夫蒋美林在镜头里有了语言和特写。

没耐心的人

另一个和家里缓和的原因是，蒋能杰终于交到了女朋友。2012年，蒋能杰带了女朋友李小钱回来，还准备结婚。他第一次有了一份两千元固定工资的工作，为一个公益项目打工。父母觉得儿子虽然是没什么出息，但“不会饿死，不会娶不到媳妇了”。

蒋能杰能拍摄下去，除了他这个人跟头牛一样卖力，还因为他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恋爱和结婚上，他没有因为缺乏耐心而受到什么挫折，出奇地顺利。

姑妈之前介绍过一个女孩给他。还不怎么熟悉，女孩就要他“交代过去”，“跟谁谈过，跟谁写过信”。他想，我过去关你屁事。他鼓起勇气跟女孩说，不谈了吧。既没心思也没钱，片子还没拍完。说完之后，蒋能杰快活地买了一瓶啤酒喝。

要蒋能杰这么没耐心的人去追一个女孩子，那是不可能的。他吃饭都没耐心，“吃个泡面吧。”对买车也没兴趣。“我觉得开个车烦死了。”买房更不用去想。

“不要扭扭捏捏考验我，没啥可以考验的。考验几天我就放弃了。”蒋能杰说。

李小钱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员工，是蒋能杰同学的妹妹，为人爽快、直来直去，还没有考验他人的兴趣。结婚后她说，“蒋能杰，你这个人还是停留在原始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饿不死就行，冻不着就行。”

他们现在有两个孩子，生活在广州。蒋能杰有钱就去买设备、买挡板了。李小钱不管他，知道他干别的不开心。蒋能杰甚至跟孩子们（一个7岁、一个3岁）坦白，“我没有买房的能力”。他打算等他们大一些跟他们讲，”自己财富自己创造。”

蒋能杰要求自己不离开孩子和太太超过一个月。孩子跟他很亲密，“昨晚还非要跟我睡。”两个孩子的笑声从远处传到近处，在电话里冒出来：“你好！你好！——”他们占据了爸爸的电话。

拍摄现场的蒋能杰

给自己留个镜头

“我可能还是比较理想主义。”蒋能杰说。这个词对一般人的耳朵来说，已经没什么价值。但在他那里还是个好的词。

他的村庄不为人知，也没什么特殊之处，是中国无数相似的乡村之一。但人是一个一个人，非具体不能描述他们的生命。他显然不是第一个返乡的人，也许是因为越来越少人这么干，他成了新闻人物。

拍这个有什么意思？你能改变什么？你能解决吗？有人问他，他答不上来，像被当场纠到了错。“现在可以怼回去了，各司其职，我做好我的事情，我反映了问题，我呈现了问题。”

片子里的矿民在对话间说到听美国之音，有十来个人网友讨伐他，你交代清楚，那个美国之音是不是你放给他听？你的片子是不是接受的外国的反动势力的资助？为什么要贩卖苦难？好的事情你怎么不去反映反映？为什么不劝矿民们戴口罩？

蒋能杰拍他们，是因为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乡亲、亲人。还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他长大后回到他们中间，就像出生在他们中间。他在城市里始终是个外乡人，大学时，他因为坐公交车和司机吵架。司机像看个傻子一样看他。蒋能杰说为什么是两块钱，我就两个站，也要收我两块钱。

大学暑假，他去母亲李卯叶在的玩具厂里，跟她在一条流水线上打工，挣一份学费。李卯叶会在路上随手捡些矿泉水瓶子，攒起来卖，几分钱一个。他看到了也去捡，她不让他捡，因为他是个大学生。后来，李卯叶帮他到广州带孩子，在小区里捡一些纸盒。蒋能杰帮她拿，她说小区里的人会看不起他。“我说看不起个鬼啊，管他屁事。劳动所得，不偷不抢。”他和李卯叶一起拿去称斤卖，卖几块钱，她开心，蒋能杰也开心。

大学生、农民、农民工，城里人和乡下人，蒋能杰不喜欢这种分类方法，在他的分类方法中他母亲李卯叶、他自己、马夫蒋美林、已死的矿民赵品凤，都是劳动者。

在拍摄《矿民、马夫、尘肺病》的一天，他赶马上山，到了矿洞口，突然有了一个自私的念头：给自己留一个镜头。那时他25岁，刚刚体会到劳动的沉重——无论是做纪录片导演还是当一个日结100块的马夫。他把DV设备支在一边，卸货、喘气、拿一个塑料瓢舀水喝，在自己的取景框里劳动和休息。他头发上是灰，胶鞋上裹着泥，跟其他人没有两样，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是导演本人。

蒋能杰在纪录片中给自己留了一个镜头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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