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古兵探观》工作室

剑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传统兵器，如果从商代晚期最早出现的青铜短剑算起，大概有三千多年了。在历史上，古人对剑情有独钟，称之为宝剑，还赋予它灵性，可以感应天地，扬善惩恶。古代典籍、诗词歌赋常以宝剑目之。正如曹魏时文帝曹丕诗中所云：“越民铸宝剑，出匣吐寒芒。服之御左右，除凶致福祥。”历史上各代多有宝剑，“倚天”只是其一。以东周为例，“楚有龙渊，秦有太阿、工市，吴有干将、鏌邪，属镂，越有纯鉤、湛卢、豪曹、鱼肠、巨阙诸剑。”

从剑的诞生、演进，到装备军队，再到成为王公、士人的佩剑、佩刀，侠士的兵器，跨越了漫漫长河。经历了从青铜铸造，到用块炼铁渗碳钢锻制钢铁剑历程，还有其他用途的石剑、玉剑、木剑等，本文将依据历史文献及出土遗物予以讨论。

一剑是军中的格斗兵器

剑是古代一种传统的击刺型兵器，适用于近战。《释名·释兵》云“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古人常常将其佩带于身上，故《说文·刃部》又说，“剑，人所带兵也。”长身、短柄。剑身中部较厚，往往纵起中脊，两侧斜煞成刃，向前收聚成剑锋。其质地有青铜的，铁的，钢的，玉的，石的，甚至还有木制的。剑不用时插于鞘内，佩在人的腰间，较长时间不用，往往装在剑椟内，或架在兵器架上。

中国早期的剑出现在商代晚期，是用青铜铸造的，剑身较短，与匕首难以区分。如河北青龙抄道沟出土的，长约30厘米，整体略弯，剑首铸作羊头形或铃形，具有草原文化特征（图一）。

图一铜羊首短剑河北青龙抄道沟出土

西周早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青铜剑，如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西周墓出土者，整体酷似细长的柳叶，剑身纵起中脊，无格（护手），剑茎扁窄，上面有两个钉孔，长仅27厘米，装木柄钉钉后使用。此时或稍后，还出现一种窄三角形剑身，细窄剑茎的短剑，这种剑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过，同时出土的还有装饰有蛇、牛纹饰的铜剑鞘（图二）。

图二铜短剑（附剑鞘）甘肃灵台西周墓出土

此时的剑不但形体短，数量也少。只能直刺，不具备后来的劈砍功能，故古人称之为“直兵”。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商代后期乃至西周一代，是车战逐渐发展的时期，车战主要需要戈、矛类长兵器和弓箭等与远远射兵器，只有车毁马伤，车士近身肉搏时，剑才能派上用场。而这一情况几率较少。用得少，数量必然少。所以这一时期的墓葬出土戈、矛、箭镞等兵器多，而剑甚少。这一时期可称为剑的草创时期或滥觞时期。

春秋早期乃至中期前段，仍是短剑的时代，但出现了演进的端倪，一是剑身有所加长，二是柱脊明显并加粗，这样剑使用起来就不会轻易折断。另外有的剑在茎末端加铸了剑首，更便于持握。考古资料中，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地春秋早期墓地出土的四柄青铜剑，长度在29.7～39.1厘米之间，剑身都有柱状脊和圆饼状剑首。洛阳中州路2415号墓出土了一柄青铜剑，剑身较宽，后端铸成锯齿状。柱状脊通贯剑身，并伸出一段作剑茎，剑茎上装配有象牙剑柄，全长33厘米。出土时还套有整块象牙雕成刻有蟠螭纹的剑鞘（图三）。

图三·1 象牙鞘柄铜剑河南洛阳中州路2415号墓出土

图三·2 象牙鞘柄铜剑河南洛阳中州路2415号墓出土

说明到了春秋时期，作为兵器的剑，也得到了上层人物的宠爱。这一时期，剑的尺寸仍然较短，其使用功能仍以直刺为主。河南洛阳金村曾出土一面铜镜，镜背纹饰为刺虎图像，一武士骑在马上，手持短剑面对返身扑来的猛虎（图四）。

图四洛阳战国铜镜武士斗虎图案

武士右手持的剑，形制与洛阳中州路出土的象牙鞘青铜剑极为相似。

剑，特别是青铜剑的发展，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达到了顶峰。这一变化是从南方各国开始的。南方多雨，河湖纵横，树木葱茂，陆路交通不便，多舟船而少车马，在战争中步兵乃至水军往往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加之春秋晚期至战国，青铜冶铸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青铜剑的铸造和形制的改进提供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保障。这一时期青铜剑的特点一是尺寸逐渐加长，剑脊加粗，二是对铜、锡、铅的配比加以改进，因而铸造出的剑不但便于突刺，还能砍斫。当时，衡量一柄良剑的标准，是“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墨子·节用篇》）。尸子曰：“水试断鸿雁，陆试断牛马，所以观良剑也。” 其使用情况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铜鉴的纹饰提供了形象资料，图像中的武士，无论持矛者、持戟者、持弓者，腰间都佩剑，还有的一手持盾，一手挥剑（图五）。

图五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的武士图像

“操吴戈兮披犀甲”，“带长剑兮挟秦弓”正是对当时军士的写照（《离骚·国殇》）。

天下利剑，多出于吴越，而吴越之剑，尤以越王勾践剑为翘楚。此剑1965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楚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通长55.6、宽4.6厘米。两侧剑刃略成两度弧曲。最宽处在距剑格三分之一处。往前逐渐内收，至前锋处再度扩展，然后收聚成前锋，利于刺击。剑身中间起脊棱，又不易折断。剑格上铸兽面纹。筒形剑茎，后接圆饼形剑首。剑身满饰菱形暗格纹。近格处有鸟虫书“越王勾践，自作用剑”铭文。剑格的一面花纹内嵌绿松石，另一面嵌蓝色玻璃。出土时插在黑漆木剑鞘内，剑茎上有缠缑的丝绳痕迹（图六）。

这柄铜剑集华美与实用于一身，至今仍光彩耀眼，锋利异常，称得上是青铜剑精品中的精品。郭沫若先生看了这柄剑之后欣喜异常，遂赋诗以贺，其中两句为“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字错金。”除了这柄越王勾践剑外，在湖北、河南、安徽、山西等地还出土过越王州勾剑、越王丌北古剑、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剑剑铸制精良。

进入战国以后，为了实战需要，加长剑的长度，匠师们费尽心思，甚至铸出了剑脊、剑锋用不同配比的铜、锡，分两次铸成的复合剑。

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的一柄铜双色剑，长80、宽42厘米。剑刃前部略有弧曲。剑身中部有凸起的菱形脊，剑茎扁长，无箍，实心。又称扁茎剑。由于剑刃和剑脊用比例不同的铜锡配比铸成，脊部含铜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锷部含锡较多，坚硬而锋利（图七）。

图七铜双色剑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藏

类似的复合铜剑陕西省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也出土过，据化学成分检测，剑脊的含锡量约为10%，颜色略呈暗红色，而剑锋的含锡量约为20%，色泽青冷。通长91、刃宽3.3厘米，比春秋晚期的剑长了三十几厘米(图八)。

图八铜扁茎剑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

出土时光亮如新，据说尚可一次划破十几张纸。《发掘报告》中说，其表面附有10～15微米的铬化物氧化层，称它们 “炼质才三尺，吹毛过百重”不为夸张。

战国是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表现在军事上，就是战车和车战逐渐走向下坡路，灵活迅疾的骑兵崭露锋芒。而骑兵作战对兵器装备，特别是剑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尺寸加长，二是韧性要更好。由于青铜剑材质和复杂的铸造工艺等原因，限制了它的发展，于是，钢铁制的剑日见显露出耀眼的光芒。

我国的冶铁技术是春秋中期出现的，出现不久就开始用于矛、剑、戟、镞等兵器制造。时代最早的钢铁剑是湖南长沙铁路车站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长38.5厘米（图九）。

图九钢剑湖南长沙春秋楚墓出土

经金相分析，是用含碳5%的中碳钢反复迭打锻造的，金相组织分布均匀，似经过热处理。类似的铁剑甘肃灵台春秋秦墓也出土过。

目前，出土战国时期的钢铁剑很多，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35柄铁剑，一般长80厘米左右，最长的一柄长95.1厘米。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丛葬墓出土有15柄铁剑，选了3柄进行检测，其中两柄

是用块炼铁渗碳锻制的钢剑，最长的一柄长达1米以上。这样的剑适应了当时日渐发展的骑兵和步兵的需要。但是由于钢铁剑容易氧化锈蚀，很难有一柄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

战国以后特别是西汉时期骑兵迅速发展，到汉武帝时期逐渐取代车兵，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也正是由于骑兵的崛起，对兵器装备提出了更高的诉求，最主要的一是矛，二是剑、盾。剑在骑兵手中，砍斫功能更大于突刺功能，而剑的厚脊双刃的形制限制了砍斫功能的发挥。到了西汉早期一种长身、短柄、环首、厚背薄刃的刀出现了，它的劈砍功能强，更适合骑兵使用。又因其形制简单，制作容易，易于用钢铁锻造，所以很快发展起来，到了西汉中期，逐渐在取代了剑，成了军队的重要武器装备。

西汉中期以后，剑虽然从军队的武器装备中退伍了，但它没有消亡，王公贵族佩带它以别品秩、文人侠士视它为珍宠，术士用它作法器，以传统的剑文化的形式流传下来，几千年不衰。

剑作为佩带器具在汉代得到了长足发展，无论帝王、士大夫还是侠士，都喜欢将其佩带于身上，故《说文·刃部》说，“剑，人所带兵也。”甚至成了地位、身份的象征。据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记载，历代帝王都有宝剑随身。汉高祖刘邦有斩蛇剑，助其在芒砀山斩蛇起兵，光武帝刘秀“在南阳鄂山得一剑，文曰‘秀霸’，小篆书，帝常服之”。魏武帝曹操在幽谷得一柄宝剑，长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铭文“孟德王”，曹操常把它佩带在身上。《三国演义》中也说，曹操有两柄宝剑，一柄名“倚天”，曹操佩在身上，另一柄名“青釭”，由佩剑将军夏侯恩保管。佩剑的风俗始于先秦，“峨冠长剑”是当时的时尚，考古资料中，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编钟钟架的铜人腰间佩剑，时代为战国早期；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帛画御龙图中男子腰间佩剑，时代为战国早晚期。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以、二号铜车，车上御官俑腰间也佩剑，时代为秦。在汉画像石中，常常见到帝王、士大夫、武士，乃至地方小吏佩剑、仗剑的图像（图十）。

图十画像石的齐王佩剑图像

这一现象一直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以致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佩剑汉代以前大多以青铜铸制，汉代以后以铜、以铁，以钢，以玉，制作精良，装饰华美。铸刻铭文，镌饰花纹，填金银嵌宝石。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了钢、铁剑多柄，其中一柄黑漆鞘钢剑长1.048米，用块炼铁渗碳钢方法，反复折迭锻打而成。每层的厚度只有0.05～0.1毫米，是战国时期钢剑每层厚度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而且杂质明显减少，剑锋还经过淬火处理，很锋利，剑脊未经淬火，又较柔韧，其性能远优于战国钢剑，是“五十湅”钢剑、“百湅”钢剑的前身。另一柄铁剑长不足40厘米，剑身一面用金片钿嵌火焰纹，另一面钿嵌云纹，剑格、剑首用银合金制作，饰兽面纹和云纹。这柄短剑出土于墓主的腰间，应是墓主随身携带的心爱之物（图十一）。

图十一满城汉墓的火焰纹铁短剑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过一柄用角、玳瑁和木制作的剑，剑身、格、茎、首，以及剑鞘的摽、璏俱全，形象逼真，长140.4厘米。它完全不具备实战功能，只能用来佩带（图十二）。

图十二马王堆三号墓角质剑

西汉时期还有一种玉具剑，用质地精良的玉琢制成剑首、剑格和璏、摽，按汉代礼制只有诸侯王以上的贵胄才能佩挂。这类玉具剑河北满城刘胜墓、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都出土过。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为铁质玉具剑，剑首、剑格、剑璏和摽全用和田白玉琢制而成，高浮雕蟠螭纹，质地温润，纹饰精细，展示了西汉玉雕的高超技艺（图十三）。

图十三·1 玉具剑示意图

图十三·2 满城汉墓的玉具剑剑首

图十三·3 满城汉墓的玉具剑剑格

由于失去了实用功能，两晋时期的佩剑甚至出现了以木剑代替铁剑的现象，但装饰华美的程度不减于两汉，其高下贵贱之别在于剑首，贵者用玉，次者用蜯、用金、用银、用玳瑁。这类剑古文献中称为“班剑”（《开元礼义纂》曰：“汉制，朝服带剑，晋代之以木，谓之班剑，宋齐谓之象剑。”）隋统一南北方后，杨坚重新制定舆服制度，对用玉及佩剑制度做了严格的规定，按官品秩位，或佩真剑，或佩象剑，或双佩，或单佩。唐代依然如此，岑参《和贾舍人早朝》诗中，有“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句，描述的就是在晨星将落，花沾朝露之时，文武百官腰悬佩剑，齐聚在大明宫前，等待早朝的情景。到了明、清时期，对佩剑依然非常重视，清乾隆帝曾亲自审定刀剑形制、质地、装饰，下诏令内务府督造天、地、人佩剑30柄（同时造天、地、人佩刀30柄），分装在六只楠木箱内，有含英、秋霜、切玉、剸犀、鸣龙、卫国、息兵、辅德等名目（图十四）。

图十四乾隆皇帝的佩剑

对于剑的佩带方式，孙机先生曾有文章专门研究，在汉代以前采用璏式佩剑法，隋唐以后流行悬挂式佩剑法。璏式佩剑法中的璏是剑鞘上的附件，《说文·玉部》：“璏，剑鼻玉也。”《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曰“卫，剑鼻也。卫字本作璏，其音同耳。”即用一条带子（剑带）穿过剑鞘上的璏孔把剑固定在左侧腰间。此种佩剑法已被考古资料证实，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一、二号铜车上铜御官俑腰间的佩剑都是璏式佩剑方式（图十五）。

图十五秦始皇陵二号铜车御官俑（璏式）佩剑情况

更早的曾侯乙墓出土编钟钟架的铜人腰间佩剑也是璏式佩剑方式，湖南长沙战国晚期楚墓出土铜剑中，有的剑鞘上装有璏。这种佩剑方式为中国首创，曾随着匈奴人的马蹄广泛地传播与欧亚大陆。大概在公元6世纪，也就是南北朝晚期，波斯萨珊王朝的双附耳式佩剑法传入中国。双附耳式佩剑法是在剑鞘上加装两个有穿孔的附件，再用绳绦悬吊于腰间（附耳式佩剑法也适用于腰刀）（图十六），

图十六《中兴四将图》悬挂式佩剑情况

附耳式佩剑法一直被后世沿用，明清依然如此。还有短剑，多是剑鞘有一个带穿孔的小纽，通过穿孔把它挂在腰间。

侠士、刺客用剑在历史上记载颇多，古今小说、戏剧中更是不可胜数。司马迁《史记》专列出一篇——《刺客列传》，在春秋战国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专诸刺王僚用的是“鱼肠剑”，荆轲刺秦王用的是淬了毒的“徐氏匕首”，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傀，用的也是剑。曾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悲歌。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为这些刺客留下了图像，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中的聂政刺韩傀(侠累) 图像，聂政奋力跃起，刺出长剑和韩傀双手上举，惊慌失措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生动（图十七），

图十七山东嘉祥武氏祠的荆轲刺秦王图像

山东嘉祥武氏祠的荆轲刺秦王图像中，荆轲掷出的匕首已穿透木柱，尤见匕首的锋利（图十八）。

图十八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中的聂政刺韩傀图像

魏晋以后，世人依然酷爱舞剑、击剑，唐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乃至诗坛鬼才李贺在年轻时都曾学过御剑之术，以致影响到唐代文学作品。唐传奇中，记载许多侠士都以剑为兵器，如虬髯客、昆仑奴，女侠红线女、聂隐娘，皆怀有侠肝义胆，依仗高超的剑术除暴安良、扶危救困。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诗更是脍炙人口，“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爧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对于“剑器”，古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徒手舞，更多的人则认为舞者应持有像剑一样的器具，不管如何，舞姿都是由舞剑的招式演化而来。所以张旭才能从中感悟出雄浑洒脱的草书笔意来。

至于道家，把宝剑作为“暗八仙”图像之一，以象征吕洞宾。他们用剑，主要是用来防身，也用于做法。做法颇多神秘色彩，用的也不见得全是金属剑，往往一柄七星剑，一柄古松纹剑，一柄桃木剑即可呼风唤雨，布符做法。《三国演义》中，诸葛孔明曾在五丈原披发仗剑，踏罡步斗，禳星除灾。《水浒传》攻打高唐州时，公孙胜用一柄古松纹剑大破高廉幻化出的鬼怪妖术。不过这些多有虚妄怪诞之嫌。

明清以后，冷兵器逐渐退出战争的历史舞台，剑也随之演化成为人们强身健体的器械，创造出了太极剑、峨眉剑、崆峒剑、越女剑、醉剑等套路招式。国际体育比赛项目有佩剑、花剑等击剑科目。无不折射出古代剑与剑术的余晖。

三铸剑和御剑之术

在中国古代，没有那一种兵器能像剑一样，两千多年来一直得到了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的喜爱，以致赋予它以生命和品格，并发展出了精湛的铸剑、锻剑工艺，还有高超的相剑、用剑技击之术来。

中国古代的铸剑巨匠颇多，文献记载“黄帝作剑”（《孙膑兵法·势备》，是铸剑的始祖。《管子》又说“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收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此剑之始也。”春秋战国时期，良剑多出于吴越，因此铸剑巨匠也多出于此，欧冶子、干将、莫邪、风胡子等皆是，其记载见于《越绝书》、《吴越春秋》以及后来的史籍。其中干将、莫邪铸剑，其子持剑报仇的故事非常感人。

在春秋末期，江南连年吴越争战，吴王阖闾苦无适用兵器，遂命干将铸剑。干将曾与欧冶子同师学铸剑，莫邪是干将的妻子。他们从五山采来铁精，又从六合收集金英，等待日月同辉，阴阳和畅之时开炉铸剑。但因气温骤降，金铁不融，他们又效法其师，剪断头发，截断指甲，投于炉中。又命三百童男童女鼓槖装炭，加大火力，终于金铁融濡，铸成宝剑二柄。一柄剑身遍布龟甲纹，他们把它称为雄剑，取名干将。另一柄剑身隐起漫纹，称之为雌剑，取名莫邪。干将把雄剑干将藏匿起来，只把雌剑莫邪献给了吴王阖闾，深得喜爱。

故事到此本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可是到了晋代，干宝《搜神记》又演绎出了其子赤比持剑报仇的故事，不过把吴王阖闾换成了楚王。说是宝剑铸之时，莫邪以临盆，干将对妻子说，这次我只献上雌剑，大王必定迁怒于我，性命难保。我死后一定让让儿子为我报仇，并告诉了雄剑藏匿的地点。干将走后，妻子莫邪果然生了个男孩，取名赤比，又叫眉间尺。赤比长大后日夜思念为父报仇，又苦无良策。一天，他一边走一边悲愤地唱歌，正好碰到一个外乡人，问年纪轻轻，有什么心事？他把自己的经历及强烈的报仇愿望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这个外乡人。外乡人说，要报仇不难，只要把剑和你的头颅交给我，我替你报仇。赤比毫不迟疑，拔剑自刎，但其尸身不倒，双手捧着头颅和干将剑交给了外乡人。

原来楚王自杀了干将后，日夜不安，梦见他的儿子前来报仇，多次派人严加搜捕。外乡人带着赤比的人头拜见楚王，正和王意。楚王把赤比的头颅放到汤鼎里煮，可是过了三天三夜仍未煮烂。楚王走到鼎边低头观看，外乡人抓住时机，挥剑斫砍，楚王的头颅落入鼎中，两颗人头在沸腾的鼎中捉对撕咬，胜负难分。外乡人情急之下，又将自己的头颅砍入鼎中。七天之后，三颗人头全部煮烂，不能分辨为谁，楚人只好把三颗头颅分别下葬，后人称作“三王坟”。

故事中的神话色彩浓重，折射出古人对剑的崇尚。在不同的古籍中对铸剑的记载不同，《越绝书外记·宝剑》记载，楚王曾命风胡子携重金赴吴越请欧冶子、干将铸造良剑。二人凿茨山，泄其溪，掘得铁英，铸成宝剑三柄。楚王见到宝剑十分高兴，问及剑名、物象。风胡子说三柄剑一名龙渊，一名泰阿，一名工布。又说： “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泰阿，观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这也是相剑者对名剑的评价。同书还记载了另一名相剑名家薛烛对剑的评价。越王勾践珍藏的五柄宝剑天下稀见，遂请薛烛鉴赏。取过豪曹、巨阙、鱼肠三剑，薛烛看后，一一摇头，说这些算不上名剑，豪曹黯然无华，光陨亡神；巨阙精光散佚；鱼肠金精倒本从末，佩之者弑君杀父。当取出纯钧剑时，薛烛惊得从座位上跌了下来，说“观其釽，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这才是真正的宝剑！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勾践收藏的这五柄宝剑已经见不到了，但陆续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和其他吴王、越王的铜剑展示了灼灼光华。不过铜剑均以用剑者自铭，铸造者不知为谁。有的学者认为，欧冶子、干将、莫邪并不是单个铸剑巨匠，而是吴越铸剑师的统称，此说有一定道理。

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良剑已载入典籍，《考工记》云“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此地气使然也”。此书还对不同种类青铜器的铜、锡熔铸配比作出了规定，“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叁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六齐”中有四齐与兵器有关，其中的“大刃之齐”指的就是剑。该书还对剑各部分尺寸比例以及佩剑者的身高与佩剑的长度加以规范，说：“桃氏为剑。腊广二寸有半寸，两从半之。以其腊广为之茎围，长倍之。中其茎，设其后。叁分其腊广，去一以为首广而围之。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鋝，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鋝，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鋝，谓之下制，下士服之。”（《《考工记·桃氏》》。

在考古资料中，前述吴越剑既是春秋战国时期良剑的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的剑脊、剑锋用不同配比铜、锡，分两次铸成的双色复合剑也是代表。在湖南长沙战国诸多楚墓中，出土了各式剑508柄，其中就有D型双色复合剑27柄。到了秦代，兵器全由中央专属机构统一督造，不但提高了速度，也提升了质量。1974～1984年发掘的陕西省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出土的17柄铜剑，剑身近格处刻有“一”、“五”、“七十七”、“□十八”、“壬”等铭文，当是官府督造时的统一编号。铜剑剑身明显加长，表面光洁少锈蚀，《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中分析当经过铬化处理。这一点在以后的的发掘中得到了证实，2014年8月，在一号坑12号俑旁边出土的铜剑也极少锈蚀，据检测，其表面附有10～15微米的铬化物氧化层。这一工艺比欧洲提早了近两千年。春秋末战国时期出现的铁剑，特别是钢剑，是采用块炼铁经反复迭打渗碳的低碳钢制作的，有的刃部还经过淬火处理。这一技术在两汉得到了大幅度提高，1978年江苏徐州出土了一柄钢剑，全长1.09米，剑格、剑茎铭文曰：“建初二年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湅□□□孙剑□”“直千五百”（图十九）。

图十九徐州出土“五十湅”钢剑

建初为东汉章帝年号，建初二年为公元77年。以后不久，又出现了 “百湅”钢剑，从而把剑的锻造推向了另一座高峰。

至于用剑、御剑的技击之术，春秋中期以前，因为当时的剑剑身较短，只能用于直刺，作卫体兵器使用。《晏子春秋》云“直兵推之”、“剑承其心”，说的就是剑的使用方法。前文提到河南洛阳金村出土战国铜镜的武士手持短剑刺虎的姿势，正是对《晏子春秋》所言所作的形象图解。后来剑身逐渐加长，铜剑随之增加了劈砍功能，。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狩猎纹铜镜，镜背花纹为两名武士与花豹搏斗的图像，武士一手执长剑、一手拥盾的姿势，正是用剑砍斫的动作（图二十）。

图二十睡虎地秦墓铜镜武士斗虎图案

河南汲县山彪镇、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水陆攻战纹铜鉴、铜壶上的武士挥剑图像提供了同样佐证。

春秋晚期以后用剑、击剑之术日臻成熟，而高超的御剑之术也以吴越为上。《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有这样的记载，勾践为了向吴国复仇，请南林越女来教授军士剑术。越女在北行途中，碰到了一位自称袁公的白发老翁，要与越女比试剑术，于是折了一段竹枝作剑刺向越女，不料竹梢折断，越女敏捷地接住竹梢。老翁遂跳上了树，化作白猿而去。越女见越王后，说起用剑的道理，“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掌握了这样的剑术，就能“一人当百，百人当万”。河南南阳江苏徐州画像石都发现有越女击剑的图像，山东沂南汉画画像上的舞剑图像也很生动（图二十一）。

图二十一沂南汉画像石舞剑图

关于御剑之术的记载也见于其他史籍，《庄子》有“说剑”一篇（后人认为是他的弟子伪托之作），把剑分为三等，有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以劝说赵文王修国政，用好天子之剑，书中云“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先发，先之以至。”而且上乘剑术，“十步一人，千里不就行”，当是对当时剑术最形象的描述。《史记·刺客列传》说“荆轲好读书击剑”，行刺秦王失败，鲁句践知道后，颇有感慨，说：“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是荆轲的剑术没有学到家导致了刺秦的的失败。司马迁在追溯自己先祖时，说到在赵国的一支，曾因传授剑术理论名显当世，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后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仍载有“剑道”38篇，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数千年来，中国古代的铸剑、御剑击剑之术就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思想意识不断更新的扬弃过程中传承的。

谈古代传统兵器——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