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是解放前老上海的贫困农民，用茅草搭建的一种最简易的棚户，叫做“滚地龙”。

照片摄于1973年，拍的是静安区的“蕃瓜弄”，也是最有名的“滚地龙”所在地之一，曾经是多少上海中小学生“忆苦思甜”的教育基地，还被列为了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解放日报和澎湃新闻都曾挖掘过蕃瓜弄的前世今生。综合他们的报道，蕃瓜弄位于在上海火车站东侧，这一带原来是19世纪末形成的自然村落——姚家宅。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闸北最早的市政机构——闸北工巡总局在姚家宅这里建立。

1902年，浙江海宁旅沪商人在这里建“海昌公所”及墓地。1907年，沪宁铁路上海至无锡段通车，在姚家宅设火车站，初称“东站”，后来长期沿用其名，原址就是现在的上海火车站。这一带一度发展成为苏州河北岸较为繁荣的地区之一，境内有石库门楼房组成的十七条旧式里弄，还有海昌公所、通河布厂以及十多家商业店铺。

可1937年“八·一三”抗战期间，在日本侵略者炮火的狂轰滥炸下，该地区建筑全部毁掉，留下一片焦土和一个个深深的弹坑，时间一久，废墟上长满了没膝的野草，成为一片无人居住的荒野。

后来，有大量苏北难民来到上海，无力租赁“上只角”的现成住房，只能“随遇而安”在这里搭建棚户，往往用一条芦席卷个半圆型，固定在两边支起的竹竿上，就成了一个简单的栖身之所。这种窝棚不到一人高，钻进钻出需低头哈腰，天气不好更是难遮风雨，居民有“蕃瓜弄似阴沟洞，走路三步一鞠躬”的说法。

但由于搭建这样的窝棚花费不多，也很方便，后起的窝棚也便渐渐地蔓延开来。到解放前夕，这种简易窝棚竟达到了3000多间，居住着上万人口，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人口密度最高，也是最著名的贫民窟之一。

由于这些窝棚随地而建，相连成片，远看像一条条卧在地上的“长虫”，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滚地龙”。也有叫“滚地窿”的，那是因芦席卷绑在低矮的竹竿上，中间隆起而得的名。

不仅如此，这里还夹杂着一些毛竹、稻草和黄泥等材料造成的草棚简屋，没有像样的道路，没有供水供电，也没有厕所、下水道等基础设施。用水靠河浜地井，照明靠油灯蜡烛。

随着人口的增加，环境越来越差，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粪便也到处可见，空气混浊，长年臭气冲天。恶劣的居住环境还造成疾病流行、火灾频发，经常有人死于非命。

至于“蕃瓜弄”的得名，也有很多动人的传说。有说是1947年秋，这里有人种出了一个特大南瓜，“茎蔓卷曲似龙须，果面瘤状象龙眼”，被人称为“蕃瓜龙”，大家视其为吉祥物，遂以其谐音，将该地区称为“蕃瓜弄”。

也有说法是，上海人把南瓜视为禹粮，上海方言把南瓜叫做“饭瓜”。南瓜是明朝时从南洋传入中国的，也叫做“蕃瓜”，进入上海的苏北人则把南瓜叫做“蕃瓜”。

还有一种说法，因棚户区的贫民以“蕃瓜”充饥，这里的居民自嘲为“蕃瓜弄”。

1963年，上海为了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开始规模性的棚户区改造，蕃瓜弄是第一批棚户区改造地区。

在约6公顷的土地上，政府拆除了棚户1679户共2.69万平方米，并于1965年建成五层楼房57幢的工人新村，总建筑面积约69000平方米。这也是上海第一个有五层楼房的工人新村。

街坊内开设了食品杂货综合商店、浴室、理发店、旅馆、书店、银行等，配套建造了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儿童游乐场所和排水泵房等公共设施。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也从原来的3.08平方米，提高到7.27平方米，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媒体的关注、世人的羡慕，让原本窘迫的蕃瓜弄居民着实自豪了好多年。

为了保存历史记忆，小区内保留了18间“滚地龙”。此后，在开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中，许多学校组织中小学学生到“蕃瓜弄”参观，使“蕃瓜弄”成为上海妇孺皆知的地名。1977年，“蕃瓜弄棚屋”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此后几十年里，虽然建筑逐渐老化，设施逐渐陈旧，但是，政府始终在出资进行修缮和改造。

直到2016年，为给北横通道市政工程“让道”，蕃瓜弄小区终被拆迁。

征收项目涉及到21个门牌号、588证居民。市政征收因其特殊性，无需通过征询制度及满足法定85%签约比例的协议生效条件，原本不必过于“复杂”。考虑到征收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是“一生一次”的大事，为了保证市政建设的顺利进行，尽可能减少遗留问题和矛盾，征收工作全力挖掘和满足用户的需求，最终大幅提高民意的支持度，签约率15天内达到99.83%。超高速度创造的超高签约率，破了当时全市征收项目的纪录。

如今，蕃瓜弄的“滚地龙”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后辈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老照片里，一窥解放前的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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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老照片，见证了解放前的上海“贫民窟”（真正民国上海底层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