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取自：《伍连德1910年至1911年在东北防疫中任职全权总医官考》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第154页
《中国民政医学杂志》1994年第4期
《中国医学史略》1999年版第360页

瘟疫是一个伴随着地球生命史永恒不变的恶魔，也是伴随着人类文明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中国的疫情已经进入了尾声，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英雄，今日之英雄与我们是同辈人，值得歌颂，但往日之英雄依然值得缅怀。

他祖籍是广东，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是近代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

中华医学会的首任会长和创始人之一，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更是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候选人是华人世界医学领域的第1位诺贝尔奖候选人。

他是伍连德（1978年3月11日至1960年1月21日）

伍先生的父亲是在当地开金店的华侨，他二十在英国人设立的公共学校就读，1896年考取了英国女皇奖学金，赴英国留学，在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就读，1899年考入了圣玛丽医院实习，1902年开始，在英国的利物浦热带病医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以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曾先后得到过英国生理学家兼医学史学家福斯特脑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生理学家阿勒布特和戴尔，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以及俄国生物学家兼细菌学家，麦奇尼科夫等著名学者的指导。

1904年返回马来西亚老家开设了私人诊所，积极的参加了当地华侨的社会活动，致力于社会改革，反对吸毒和赌博，并且主张男子应该剪掉辫子，提倡对女子的教育，鼓励少男少女参加体育运动，并且还和当地华人一起开办了一些文学报刊。

1907年应邀赴英国伦敦参加由神学博士文英兰所主持的进鸦片会议，后来受到了清政府的邀请回国任教，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也就是相当于副校长的职务，随后被外派到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由于先生早年缺乏学习中文的机会，回国之后感到非常不便于是聘请教师学习中文，很快就能够愿意用普通话讲课，当然确切的说是北京话，并且还结识了梁启超，严复胡适等人，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也有了一些深入了解。

1910年12月东北发生了鼠疫大流行，由于疫情蔓延较为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据可考资料，当时已死亡达39,679人，占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由于当时清政府没有设立专门的防疫机构和联防联控机制，沙俄和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在进行防疫工作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把中国百姓当人看待，甚至没有对中国百姓进行任何的宣传和指导。

（1905年，日军以间谍为由杀我国百姓）

（图片来自百科爱历史，沙俄在东北拘捕我国百姓）

经清政府外务部的推荐，清政府命令伍先生为东北三省防署议全权总医官，到哈尔滨进行调查和防治，一九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先生带着一名年轻的助手，乘坐火车抵达了哈尔滨火车站，他们带了一箱酒精试管以及剪刀和显微镜细菌培养基。

然而当时哈尔滨所在地的地方官并没有将伍先生及其助手以及外务部所派遣的其他官员放在眼里，滨江厅同知也并没有与其会面和联系，直到9天后，双方才通过外务部致电联系上。

在这一周多的时间里，伍连德先生连续拜访了俄国，日本，英国，美国，法国等驻哈尔滨领事馆，除了美国领事馆热情的招待了之外，并且承诺了会协商合作，其他的大多都意兴阑珊爱搭不理，尤其是俄国和日本领事馆极其过分，几近轻蔑侮辱之能事，法国领事馆则是漫不经心对于疫情丝毫不重视，甚至可以说面对疫情，他们已经投降了。

二十五日他和当地的部分医生走访了一些患病的病人居住地通过病人的发烧咳嗽以及较为严重的吐血和窒息死亡情况，死后皮肤呈紫红色等症状，初步判断这确实属于鼠疫。

但是想要对症下药必须先确定症状，唯一的方法就是进行实体解剖，但是进行实体解剖对于当时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不仅有悖伦理，而且是大逆不道，同时清朝政府也不认可这种行为，更重要的是很多医官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能导致医生被感染。

12月27日经过一些不为人知的手段，还是得到了一位死去女病人的尸体，并且在当天晚上进行了解剖，由此诞生了中国近代第1例人体解剖手术，这位病人解剖后的脏器切片被送到了先生的检疫实验室经过短暂的实验和检查确定了这一流行病的原理，随后先生向清朝政府发出电报提出了9点防控疫情的建议，由此拉开了这场100余年前的抗疫大战。

（图有二张，其中一张过于血腥，就不放了，此台当时解剖所用）

大致了解了病情之后，接下来就要了解传染源，经过走访和探查从当地人的口中得知最早一批患病的人是从沙俄回来的劳工，这些劳工当中有部分人患病，接下来是接触过劳工的人，随后紧接着就病死了。

在西伯利亚和东北大部分人都狩猎一种叫旱獭的动物，俗称土拨鼠，因为旱獭的毛皮保暖耐磨，比较适合寒冷的天气，价格比较昂贵，肉质较好，可以食用，其脂肪还可入药，俄国商人发现了这一巨大的商机之后，从我国的河北和山东雇佣了大量的工人一起抓。

由于旱獭这种动物会挖地洞，而且较为机灵很难抓住，但有一部分懒旱獭非常容易抓住，这种旱獭其实是同一种动物，主要是年老行动能力较弱，或者是生病了的，工人们将他抓住之后，剥下毛皮卖给俄国商人，剩下的肉就会用来食用，由于当时文盲率较高，没有人会了解到瘟疫，更不会有人研究这种动物食用之后是否会得病，能够吃一顿肉已经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了。

伍先生深知旱獭非常容易得一种由耶尔森菌所引发的强烈传染病，他曾经在14世纪中期导致近3000万欧洲人死亡，他有一个我们熟知的名字，黑死病。

原来早在1910年10月西伯利亚就已经爆发了这种病毒，但是不负责任的沙俄政府严密的封锁了消息，将患病人和患病地区的房屋全部烧掉，把不明真相感染了病毒的中国劳工赶回了中国，首先在东北的满洲里集中爆发随后沿着铁路线路快速传播，直至十一月七日传至哈尔滨最初只有零星的病例但是临近年关，十二月中旬后，每日感染死亡人数已经发展到数10人，并且仍存在增长趋势。

由此可见疫情以此为中心，正在不断扩散东三省感染疫情的66个府，厅，州，县当中，36个就由此传染而来，甚至直接传染到河北山东的部分地方，这场蔓延东三省并波及热河直隶京津，山东数个省的瘟疫大流行，当中，哈尔滨既是瘟疫最严重的地方，更是绝对性的传播中心。

此时哈尔滨以交通和经济的优势地位成为东北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11万，主要居住在两个城区内，即以俄国人控制的以车站为中心的城区和中国政府设立治安管理机构的滨江厅也就是傅家甸区。

起初在东北的日本和俄国人认为这个病毒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老鼠和跳蚤等动物，但是经过长期观察，先生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才是最重要的传播方式，想要杜绝飞沫传播，必须要有一定的防护，但是当时的人们缺少防护措施和设备，先生建议每个人首先都要做好自我防护，他用纱布垫上要用棉布制作了一种缝纫简单的加厚口罩，要求所有的防疫工作人员和医生以及疫区的居民必须都要带上这种口罩，后来这种口罩被称为伍氏口罩。

确定了病理特征病原以及初步的防护措施之后下一步要进行的是交通管制，当时的鼠疫大流行跟今天的新冠肺炎流行时期较为相似，由于是春节时期人员流动的高峰期，中国百姓过年就要走亲访友，人员流动较大交叉感染人传人的频率非常高，限制老百姓的行动在地方上基本无法得到支持，很多百姓根本无法理解，认为不让走亲访友还叫过年吗？

于是他便上奏清政府请求调来部分军队维持秩序，同时报告了上述提出的9条建议，在袁世凯等人的支持下，清朝政府派遣了2000余名警察以及地方部队协助先生进行抗击疫情的活动。

（警察也多使用口罩）

当时盘踞在东北的日本以及俄国的侨民大量感染，使得日本和俄国方面派遣了大量的军队以及医护人员进入中国东北，他们在东北开始了全面消灭老鼠和跳蚤的运动，他们坚信只要消灭了老鼠和跳蚤，就能够杜绝疫情继续传播，同时对伍先生提出的人传人大肆嘲讽强烈反对，认为先生所说的不过是无稽之谈，但是没过多久跟日本医生同行的部分法国人重病身亡才意识到人传人是真的有可能的，所以日本和俄国方面也不得不主动配合。

（疑似病例院）

由于当时的东北是中国铁路密度最大的地区，所以还是调遣了部分警察加强了对于铁路的管控，成功的阻止了人员的流动，封锁了西伯利亚边境满洲里和哈尔滨之间的铁路交通派人沿途巡视和检查其他道路以及冰冻的河流等情况。山海关是进入东北的必经之地，清政府在当地也设立了检察所，凡是经过此地的旅客都需要停留观察5天，任何人都不得例外。

在整个抗击疫情期间，仅仅吉林一省就设立了防疫分局33个，防疫所61个，防疫卡点105个，防疫检疫所196个，防疫诊疫所97个，隔离观察所112个，疑似病例院27个，治愈养病院19个屁寒防护所96个，想想这些机构跟如今抗击疫情的医疗机构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处呢？

以至于外媒在事后惊叹：“至于中国政府与平日政策多未尽，适当独于北方救疫事宜，其布置之完备，对付之敏捷，一扫本来敷衍，出人意料之外，事后追思，大有兴味”

时间来到了1911年1月，当时的防疫工作已经开展将近两个月，但是死亡的人数和感染的人数仍然没有显著下降，起初认为是防护措施上面有漏洞，但是在进一步加强防护之后，仍然并没有什么用，直到先生在哈尔滨城北的坟场进行考察的时候才发现半尺厚的雪地上一排排的棺木和杂乱堆放的尸体长达一里多。

他认为这些四处堆放的尸体也是疫情蔓延的关键之一，必须要将这些尸体处理掉，处理掉病毒尸体的最好办法有两种，第一是深挖坑将其埋掉，第二是采用焚烧的方式，但是土地在低温条件下十分坚硬，想要挖一个深坑可能性非常不大，而且非常的损耗体力长时间在雪地当中劳作会使免疫力下降，而且旁边堆砌的都是尸体，更有感染病毒的危险。

于是他开始向当地的老百姓宣传将尸体焚烧，但是焚烧尸体有悖于中国的传统伦理，老百姓根本无法接受甚至要打他们思来想去还是需要警察以及军队进行强制性处理在清朝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市身的支持下进行了持续三天的焚烧尸体活动，这一活动也是东三省鼠疫防控的转折点。

（无人认领的尸体堆砌于破旧的房舍当中集中焚化）

对于疫情最为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他下令征用房舍设立临时医院和隔离营地，借鉴了西班牙历史上用火车车厢进行啫喱的方法，破天荒地动用了120节火车的车厢来进行隔离，如此规模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了督促普通人少交往，他还发明了4色隔离方法，将整个疫区最严重的傅家甸化为4个区域，每个区域的人身上都会画上4种颜色的标签，严禁四处的人员进行随意流动，一旦发现立刻进行局部隔离。

从实行火葬起，疫情报告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少，并且没有回升的情况，一个多月后直到1911年3月底，死亡人数下降为零，这场前后导致了6万多人死亡的晚清东北大鼠疫，终于被歼灭了。

在疫情防控期间他遭到了国内外大量的谴责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疫情防控结束之后，世界各国也对中国刮目相看，武连德先生回答说：此确为科学组织之胜利也。

1911年4月他出席了在奉天，也就是今天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墨西哥以及中国，伍连德先生在会上被选举担任了万国鼠疫研究会会议主席，向各国介绍了中国抗击疫情的先进经验。

《奉天鼠疫研究会始末》

随后被任命为清政府外交部医学官员保留了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职位，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南京临时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该处隶属于外交部，伍连德先生担任处长兼总医官，他奔走海关游说当时的政府筹集资金购买设备，聘请了专家锐意进取，努力经营，使得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成为当时颇具规模与实力的研究机构该处主要的技术人员多为早年留学国外的学生。

同时聘请了德国奥地利俄国的医学专家充实我国的防疫工作，他在哈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拉哈苏苏设立了4所直辖医院，平时负责接待病人，在疫情爆发时负责支援各处，一九一八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中央防疫处，伍连德先生担任处长，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自此终于被中国政府作为一项事业而重视了起来。

一九一九年哈尔滨爆发了霍乱，当时有13.5万人口的城市死亡4808人，伍连德先生利用直辖医院接收了近2000名霍乱病人，随后按部就班进行防控治疗，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地遏制了病情。

1920年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进修学校卫生和公共卫生，当年年底东北再次爆发了疫情，伍连德先生返回中国进行了防疫措施，使得疫情再次得到了控制，但死亡人数仍然达到1万多人。

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的委托，在沈阳创办了东北陆军医院，1923年返回美国继续进修，1924年获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名誉医学博士学位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以及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

一九二六年在哈尔滨创立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担任了第一任校长，同年全国霍乱大流行，伍连德先生立足东北，领导东北疫情防控机构的人员，再次投入了各地的防疫治疗，由于有了防疫总处以及多个所属医院和多年积累的经验，伍连德先生领导的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局在全国各地四处奔波全力防治，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当时中国的防疫水平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可以说这是幸运的，也可以说这是不幸的。

（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旧址）

由于他在疫情防控当中的卓越功绩为世人所知，1927年国际联盟卫生处聘请伍连德先生为该处的中国委员，并且授予其鼠疫专家称号出席国际联盟，在印度召开的第7次远东热带病学会当选为远东热带病学会副主席。

一九三零年担任上海全国海港简易管理处处长技术总监同时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在这期间关于海关检疫这一权利由他主张从外国人的手中收回。

（右二为伍连德先生）

1931年伍连德先生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出席了国际联盟卫生会议，并且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1届检疫学术会议。

1932年中国全国爆发了大型的流行霍乱，在伍连德先生的带领下，上海地区中国的医疗人员在霍乱流行当中夜以继日的救治病人，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进行对于霍乱病毒的防治宣传，为上百万人进行了疫苗接种，在那个时代，上海的患病人数不仅仅是全国最少的，同时死亡率也是最低的，即便是英法租借的病人，死亡率仍然超过了30%。

（上海卫生医疗机构研发的霍乱疫苗原液）

尽管当时我国医疗条件较差，但是在伍连德先生的带领下，我国已经先后在三次霍乱病毒的防疫防治当中超过了日本和苏联医院的治疗效率，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被视为当时全世界大城市流行并控制最出色的行动。

伍连德先生作为一个身居海外的华人，但是他对于祖国的热爱确实超过当时许多的XXX人，一九一五年是他来到中国的第八年，这个国家积贫积弱，庞大，还有池欢医疗和卫生条件都极其恶劣，但是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在哈尔滨的一次群众抗议集会上，一名工人名叫张泰，他站在高台上声嘶力竭的演讲，拔刀刺腹以血书：“誓死报国”这一幕给了伍连德先生极大的震撼，他在人群当中把这名工人救了下来，带到滨江医院亲自救治一九一九年他代表北洋政府外交部到上海焚烧鸦片一千两百箱一九二五年哈尔滨群众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难同胞，组织捐款伍先生作为受邀代表登台演讲。

1931年九一八事变武连德先生不愿与日本人合作，愤然出走，在哈尔滨奔赴大连的途中，被日本人污蔑为间谍拘捕在沈阳，在好友英国领事的周旋下才得以脱困奔赴上海，这才有了后来在上海治疗霍乱病毒的事情。

在中国期间，他分别编著了：《医学之取缔及挽救商榷书》
《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法及实行卫生之方》
《陆海军参用中医医论》
《尊重医德刍言》
《鼠疫之流行及御防总论》
《中国公共卫生之经费问题》

除此著作之外，还曾发表过近300篇论文，论文涉及了公共卫生，传染病，流行病医学教育，医药管理，海港检疫，中西医等方面的问题，他重视防疫工作，大力促进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但认为不能够完全按照西方的卫生制度，他为本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医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却上述我们曾说过伍连德先生代表中国出席的一些国际医学会议之外，他还曾在1912年出席过第2届麻醉药会议，1916年出席过上海召开的国际医学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并担任主席，连任两届，1924年出席了在檀香山召开的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1927年应国际联盟卫生处的邀请视察了21个国家。

在国内，他在1910年登报启事倡导组织医学会，1915年2月伍连德颜福庆等一共21人在上海集会，宣告了中华医学会的成立，并选举颜福庆先生为首届会长，随后伍连德先生受命创作报刊《中华医学杂志》并担任总编辑，随后担任了中华医学会的第二以及第三任会长，先后主持和创建了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校，力主收回中国港口卫生检疫的权利，梁启超先生曾经在后来回顾晚清到民国的几十年历史，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中华医学会主要成员合影）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华山河破碎，伍连德先生被迫离开了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在这期间当时还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伍连德先生的妻子也不幸逝世，而他的儿子伍长庚则坚持留在北京，继续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但不幸的是在4年后的1941年，因为霍乱病毒的感染牺牲在抗疫一线。

伍先生1937年返回了马来西亚定居怡保市，在当地重新开设私人诊所以济生活，当地的很多达官显贵劝说他出任马来政府要职，但是他都以年迈为由拒绝了。

伍连德先生重于实干，轻于大言，他在祖国大陆做出的每一项功绩，都闪耀着炎黄子孙的一腔赤诚，他的大半生的活动都是那样的坚韧和丰富多彩，在国际医学界都享有盛名，尤为难得的是履立大功却从不自傲，即使获得过很多嘉奖但每次回忆时他都再三强调感谢祖国给他报效的机会，能够继续报效祖国，别无所求，从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都不禁会让我们想起那些在艰难困苦当中做出先进事迹的人们，他们是新时代的伍连德，是一个民族不为困苦的精神和永远不屈的魂魄。

无论是钟南山或是李兰娟或是李文亮或是那千千万万个默默无闻的医护人员，都安静的在这个浮华喧嚣的世界里树立起道德的楷模和人生的榜样。

晚年的伍连德先生虽然身居海外，但仍然眷顾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在去世前一年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当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了古老的中国，从清王朝的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政权统治崩溃，往事在我的脑海里仍然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必然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的幸福繁荣。”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先生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2岁。

结合疫情看百年前东北大规模鼠疫，归国华侨抗疫救亡，开启了运用科学手段进行进展防疫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