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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一篇宣言，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如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法国、英国、德国报刊的材料，巴黎来信提供的情况等等。最初，马克思曾在1871年3月28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发表一篇告巴黎工人的宣言，这项建议被一致通过，但后来，巴黎形势的发展使他意识到，应该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呼吁，于是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这一宣言。4月18日后，马克思开始进行这项工作，一直继续到5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33-662页；本卷第87-122页载有初稿和二稿摘录），从5月6日起着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随后，马克思又对这一宣言的第四部分的某些段落作了补充和加工。

《法兰西内战》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35 页的小册子发表，印数1 000份。1871年6月27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报告说，第一版已销售一空，并建议再印2 000份。总委员会同意了马克思的建议，不久便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数2 000份。与此同时《法兰西内战》还由爱·特鲁拉夫于1871年7月1 日以传单的形式发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第二版中改动了几处正文，更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错误，并增补了《附录》的第二部分。宣言的署名作了如下变动：去掉工联主义者本·鲁克拉夫特和乔·奥哲尔的名字（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并退出了总委员会），增添了总委员会新成员的名字。1871年7月25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通报说，第二版又已脱销。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于1871年8月初出了《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印数1 000份，马克思在这一版中删去了前两版中个别不确切的地方。）

（注：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弗拉芒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丹麦文以及波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同时还出了单行本。

德译文是由恩格斯翻译的，1871年6-7月发表于《人民国家报》（6月28 日，7月1、5、8、12、16、19、22、26和29日第52-61号），1871年8-10 月在《先驱》杂志上摘要发表，此外，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在翻译时作了几处不大的改动。1876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的新德文本，对文字作了一些订正。

1891年，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准备出《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第三版（纪念版）时，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该版写了导言。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进了这一版。此后在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导言和两篇宣言也都与《法兰西内战》一起刊印。

《法兰西内战》的法译文于1871年7月6日至9月3日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上刊出，同年8月3日至10月21日在日内瓦的《平等报》上刊出。1872年在布鲁塞尔根据英文第三版翻译出版了法文版单行本，译文经马克思校订过，他曾作了大量修改，把某些段落重新译过。——1。）

总委员会：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马丁·詹·布恩

弗雷德里克·布拉德尼克凯希尔

约翰·黑尔斯威·黑尔斯◎第30页◎

乔治·哈里斯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洛帕廷本·鲁克拉夫特

乔治·米尔纳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理·默里乔治·奥哲尔

詹姆斯·帕涅尔普芬德

吕尔约瑟夫·谢泼德

考埃尔·斯特普尼斯托尔

施穆茨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乔万尼·波拉……………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科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威廉·唐森

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

总书记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9月9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第31页◎

写于1870年9月6-9日

1870年9月11-13日用英文印成传单，1870年9-12月用德文印成传单，并用德文和法文在报刊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5-294页◎第32页◎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

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一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呼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那时他们的头脑里充满着这样一种迷信，即巴黎在一切历史危机时期负有代表全法国的使命，所以他们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足以使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合法化。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注：见本卷第29页。——编者注）。但是，当时巴黎处在措手不及状态下，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关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又已经向巴黎开来，所以巴黎容忍了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能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不能不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就在战争中锻炼他们的队伍。可◎第33页◎是，武装巴黎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他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遍访欧洲各国宫廷，以把共和国换成王国为条件，乞求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来了，那时特罗胥在一次有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在场的场合，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巴黎究竟有没有可能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作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会同意我坚持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想要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将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策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见。”

特罗胥的这篇美妙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邦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真的不仅仅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么9月4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把特罗胥的“计划”告诉巴黎人民，让他们要么立即投降，要么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无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让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同时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第34页◎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被特罗胥十分高明地委以巴黎军权的那些波拿巴匪徒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在他们自己人相互的通信里，用粗鄙的语言对他们深知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大加嘲笑（见公社《公报》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6。）（注：引自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载于《法兰西共和国公报》1871年3月31日第90号。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简称《公报》，是巴黎公社的正式机关报，1871年3月20日至5月24日在巴黎出版，它沿用了1870年9月5日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的名称（在巴黎公社时期，梯也尔政府的报纸也用此名称在凡尔赛出版）。——7、35。）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到1871年1月28日（注：1871年1月28日，俾斯麦同国防政府的代表法夫尔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议》。——35。），骗子们终于丢开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极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未敢承当。这批投降派（注：投降派(Capitulards)是对1870-1871年巴黎被围期间主张巴黎投降的人的蔑称，后来在法文中这个词泛指投降主义者。——35。）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足以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一些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致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注：《复仇者报》1871年4月28日第30号。——编者注）。

国防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之所以一心要造成这样的结局，还有一些极特殊的个人原因。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现在已经被茹尔·法夫尔专门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逗留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才没◎第35页◎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无可辩驳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爆发，准备到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帮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正是这个伪造文据犯在9月4日后刚一掌权，就出于同情而立即释放了皮克和塔伊费，这两个人是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丑闻（注：指《旗帜报》由于被揭发靠欺骗行为筹集资金而停刊。

《旗帜报》是法国波拿巴派的周报，1866年至1869年在巴黎出版。——36。）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了罪的。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塔伊费，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又把他送回了监狱。而这个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声喊叫：巴黎正在释放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国防政府中的这位约·密勒（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1871年法文版中是“福斯泰夫”。——编者注），在帝国时代曾钻营内务大臣而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作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 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因在任动产信用公司（注：动产信用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于1852年创办并为同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靠自己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担保。因此，同一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在它的保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反动时代特有的产物。在这个时代，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仿照动产信用公司建立起类似的机构。——36、104。）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 号）经理时盗用30万法郎被判有罪，犯罪事实是他自己供认的（见1868年12月11日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注：《自由选民》是法国一家周报（普法战争时期起改为日报），共和派右翼的机关刊物，1868至1871年在巴黎出版；1870至1871年同国防政府的财政部有联系。——36。）的主笔。财政部的这份报纸用官方谎言来误导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不断来来往往，利用法国军队的惨败发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围城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千方百计地利用饥馑搜刮了大笔钱财。他将来◎第36页◎不得不交代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是他受制裁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注：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在英国，普通刑事犯服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发给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出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tickets-of-leave（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ticket-of-leave men（假释犯）。”——编者注）；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现在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谋得了首相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日耳曼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检查她身体的监狱产婆的角色。（注：1831年2月14日和15日巴黎发生反对正统派和反对教会的行动，这些行动得到外省的响应。为了对在贝里公爵追思弥撒仪式上表现出的正统主义提出抗议，群众捣毁了奥塞鲁瓦的圣日耳曼教堂和以同情正统派闻名的大主教凯朗的宅邸。奥尔良派的政府由于想打击对它抱敌视态度的正统派，没有采取措施来干涉群众的行动；捣毁教堂和大主教宅邸时，在场的梯也尔曾关照国民自卫军不要阻止群众的行动。

1832年，当时的内务大臣梯也尔下令，逮捕了正统派的法国王位僭望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贝里公爵夫人，随即将她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并对她施以侮辱性的身体检查，目的在于宣扬她的私婚，从而破坏她和她的儿子的声誉。——37。）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针对新闻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注：指当时任内务大臣的梯也尔在镇压1834年4月13-14日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巴黎起义中所扮演的卑鄙角色。这次起义是巴黎工人以及依附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共和派秘密的人权协会领导下进行的。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军人集团干下了许多暴行，居住在特朗斯诺南街一所房子里的人全部惨遭杀害。梯也尔是起义时及起义失败后对民主派实行残酷镇压的主要指使者。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利用路易－菲力浦1835年7月28日遭谋刺这一事件乘机于当年9月颁布的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并对新闻出版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证金，对发表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言论的人实行监禁和处以高额罚款。——37。）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设施的计划震惊了全法国。（注：1840年底，陆军大臣尼·让·苏尔特在众议院提出一项加强巴黎防务的法案，计划用1亿4千万法郎来修筑防御设施。梯也尔当时被任命为负责审查该项法案委员会的主席。他于1841年1月30日在众议院对这一计划的实施进行了论证。梯也尔借口必须加强巴黎的防御工事，使这项法案得以具体实施。革命民主派认为这是以加强巴黎防务为借口对人民运动实行镇压的准备措施。当时曾有人指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梯也尔的计划才规定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的工人区附近构筑大批特别坚固的堡垒。——37。）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修建城防设施就会危害自由！首先，对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政府来说，你们如果假定它有朝一日会企图用炮轰首都的办法来保全自己，那你们就是在诽谤它……殊不知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加百倍地不可能存在。”◎第37页◎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炮台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炮台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莫城动手的时候（注：1848年1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炮击巴勒莫城，企图镇压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成了1848-1849年意大利各公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起义于5月15日被镇压下去，与此同时议会和国民自卫军被解散，当年2月在群众压力下实行的一些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措施也被取消。同年秋天，斐迪南二世又炮轰墨西拿，因而获得炮弹国王的绰号。——38。），早已没有官位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莫发生的事情。一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惊〈从议会的意义上说〉。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好啊，就是为了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就遭受了48小时的轰击……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挺身而出，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不错，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当为自己的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先生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那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先生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注：1849年4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派兵前往意大利对罗马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其目的是消灭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由于武装干涉和罗马被围并遭到法军的残酷炮轰，罗马终被法军占领，罗马共和国被推翻。——38。）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之一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的轰击没有超过48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被基佐弄得长期没官做没财发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那曾使他获得“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假英雄腔调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落到了激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没有像这个小矮子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以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躲藏了起来，岂知工人们对他的鄙◎第38页◎视已使他不会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了。虽然如此，尽管他有神奇的勇气，他还是继续避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注：指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地镇压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对起义的镇压，造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猖獗，使保守的帝制派的地位更加巩固。——39。）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注：秩序党是1848年由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见注7）联合组成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39。）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那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那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那时一样，他在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呼：帝国大业已成。尽管梯也尔满口都是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而且他还对路易·波拿巴怀有私怨，因为路易·波拿巴愚弄过他并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而这个小矮子心中明白，离开了议会那种人为的气氛他就变得一钱不值——尽管如此，第二帝国所干的一切可耻勾当都有他的参与：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直到对普鲁士作战。他为对普战争煽风点火时拼命咒骂德国的统一——并不是把德国的统一看作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而是看作对法国固有的保持德国分裂状态的权利的侵犯。他喜欢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皮靴——可是他的对外政策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注：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在没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法国所支持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公约，造成了法国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以及法国同欧洲各国反法同盟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但是路易－菲力浦国王未敢发动战争，并不得不放弃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支持。梯也尔当时是法国首相。——39。）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都是如此。在这场内战中，他得到俾斯麦的特许，驱赶色当和梅斯的俘虏去攻打巴黎。（注：梯也尔企图加强凡尔赛军队来镇压革命的巴黎，他曾要求俾斯麦允许他扩大部队员额（按照1871年2月26日签订的初步和约，梯也尔的部队总人数不得超过4万人）。梯也尔政府向俾斯麦保证军队只用来镇压巴黎的起义，于是按照1871年3月28日签订的卢昂协定，获准将凡尔赛军队的人数增至8万，不久以后，又增至10万。德国司令部遵照这些协议，急忙将法国战俘（主要是在色当和梅斯投降的部队）遣送回国。凡尔赛政府把这些部队安置在秘密营中，施以思想训练，使他们仇恨巴黎公社。——39。）虽然他有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此人一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深层次的暗潮流他永远闭眼不看，而表面上明摆着的最清楚不过的变化，也是这样一个把头脑的全部活力都用来耍嘴皮的◎第39页◎人所深恶痛绝的。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偏离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尝试都斥为大逆不道。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手下最后一次当首相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就报以眼泪了事。眼泪这种东西对他也像对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是随时都能拿出来的货色。在波尔多的时候（注：在1891年德文版中是“1871年在波尔多的时候”。——编者注），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1869 年在他的巴黎选民们面前当作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的一个从前1830年的众议院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

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

梯也尔是一个谋划政治小骗局的专家，一个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一个在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在野时毫不迟疑地鼓吹革命，掌权时毫不迟疑地把◎第40页◎革命投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政治生涯劣迹昭彰，他的私生活同样为人所不齿——甚至在现在，他处在法兰西之苏拉的位置上，仍难免要以其炫富夸贵之可笑衬托其所作所为之可恨。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都拱手交给普鲁士的巴黎投降一举，是历时很久的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收场，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胥自己所说，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得政权的当天就开始推行的。另一方面，这次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支持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切断，一切交通联络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法国的真正代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得到要进行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中的一项明确条文，选举这个国民议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决定和与战的问题，最后可能还要签订和约，就由它来签订。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便是最佳人选。但这些预先采取的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各省去作竞选旅行，以便在那些地方把正统派复活起来（注：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人民丝毫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小册子，1871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大进军以后他们才重新活跃起来。——41。）。必须让这一派和奥尔良派一起替换当时已无法立足的波拿巴派。梯也尔对他们并不害怕。这个正统派成为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而它在行动时，用梯也尔自己的话（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发言）来说，◎第41页◎

“一向只靠三个招数：入侵别国、发动内战、制造无政府状态”。

可见，充当反革命工具，还有哪个党派比这个党派更合适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千年王国（注：千年王国源于《新约全书·启示录》：信徒遭魔鬼迫害，上帝派天使把魔鬼关闭一千年，基督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建立所谓千年太平盛世。——42、315。）就要重现。真的，法国已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被推翻了，波拿巴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则重新站起来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倒转，回到了1816年的“无双议院（注：无双议院是1815-1816年（波旁王朝复辟初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42、65。）”（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地方官和容克的议院）”。——编者注）。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期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他们中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挤进来的都是这个党派的寻常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乡绅议会”（注：“乡绅议会”在马克思的原稿中是“assemblyofrurals”（“rurals”相当于法文“lesruraux”），意即“乡绅会议”、“乡绅议会”。这是对1871年2月12日在波尔多召开的法国国民议会的蔑称。该议会的绝大部分议员都是保皇党人，即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42。）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初步和约的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实在不能再耽搁时间了。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无情地耗尽了全国的财源。造成彻底崩溃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50亿赔款，对其中留待以后分期交付的款额加收5％的利息（注：指俾斯麦提出的作为初步和约条件之一的赔款要求（见注9）。——42。）。由谁来支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费用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所以，法国的大破产就促使地产和资本的这班爱国的代理人，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一场奴隶主叛乱。

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挠这个阴谋的实现，这就是巴黎。解除巴◎第42页◎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令巴黎人愤慨的事情：“乡绅议会”进行疯狂的反共和国示威活动；梯也尔本人对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含糊其词；巴黎面临砍去头颅取消首都地位的威胁（注：指当时的国民议会图谋迁都一事。1871年3月30日，伦敦《每日新闻》第7774号曾载文论及这一情况。文章作者认为，巴黎无论就自然条件或历史条件而言，都是法国的中心，它体现着法国的领土、政治、精神、社会等方面的统一。取消巴黎的首都地位就等于在精神上砍去法国的头颅。——43。），奥尔良分子被任命为驻外使节；杜弗尔就商业票据超期和房租拖欠问题提出的法令（注：1871年3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超期票据的法律。此项法律规定，1870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立的借约可延期7个月偿付；11月12日以后立的借约不得延期偿付。这就意味着，此项法律实际上不仅对负债者，即工人和居民中比较贫困的阶层，没有给予延期偿付的权利，而且还使许多小工商业者遭到破产。

在巴黎围城时期，房租缴纳时间从一年中的一个季度转到另一个季度。1871年3月底房租又一次到期。梯也尔和杜弗尔提出的办法是授权给房主，如房租已两年未付，可将房客赶走，并没收其家具和物品。国民议会对房租问题未作出任何决议。——43。）给巴黎工商业带来破产；普耶-凯尔蒂埃要求不论任何出版物一律每本征税两生丁；布朗基和弗路朗斯被判死刑；共和派报纸被查禁；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当初由八里桥伯爵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又重新恢复；十二月分子维努瓦（注：十二月分子是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参加者和拥护者。维努瓦直接参加了政变，他曾用军队镇压法国一个省的共和派起义。——43。）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帝国时期的宪兵瓦朗坦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耶稣会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他手下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通过他的财政部长普耶-凯尔蒂埃先生谈妥了一项为数20亿的借款。我们要问：

(1)据说在这笔生意中，安排了几亿佣金以饱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耶-凯尔蒂埃和茹尔·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

(2)据说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这笔借款（注：根据报纸的报道，从梯也尔政府决定发行的内债中，梯也尔本人及其政府的其他成员应当得到3亿多法郎的“佣金”。梯也尔后来承认，和他商谈借债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速扑灭巴黎的革命。凡尔赛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内债的法令于1871年6月20日被通过。——43。），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此事必为某种原因所迫，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已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毫不羞愧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他回到德国以后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公开发表的那一番嘲讽性的言论就表明了这一点。◎第43页◎

二

武装的巴黎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是很坦率的。如果乡绅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么梯也尔把巴黎交给十二月分子维努瓦、波拿巴宪兵瓦朗坦和耶稣会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但是，阴谋分子们在狂傲地摆出解除巴黎武装这一真正目的的同时，却以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劣的谎言作为要求巴黎放下武器的借口。梯也尔说，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属于国家的，必须交还给国家。事实是这样的：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在投降的时候，俾斯麦的俘虏们一方面签字画押把法国拱手交出，一方面却为自己保留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警卫部队，目的毫不含糊，就是为了威胁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除外）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设法把投降派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及其附近的大炮和机关枪运到了蒙马特尔、贝尔维尔和拉维莱特。这些武器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有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哪怕是最易被识破的借口来对巴黎开战，因此他只好采用明目张胆地撒谎的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因而也就是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次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第44页◎面。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外国列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得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和他的那帮假释犯们就得设法求得一张由路易·波拿巴签发的护身证件，以免长途跋涉前往卡宴（注：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府，是法国流放政治犯的地方。政治犯在这里大批被折磨死，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45。）。握有全权可以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仍然是武装的巴黎。正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为这次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并且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放下武器，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意味着使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到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手里；或者是必须挺身而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法国。但是，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消除那些产生了第二帝国并在帝国庇护下达到彻底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要拯救法国于危亡并使之获得新生是不可能的。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抗击法国阴谋分子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炮台上威胁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极不愿巴黎被推入一场内战，因此，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造成多大威胁，它仍然坚持采取纯粹防御的立场。

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瓦率领一大群警察和几个战斗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走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第45页◎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战斗团士兵对人民的同情，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尔·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梯也尔也已经预备好了宣布他的政变措施的告示。现在这些只好都换成梯也尔的一项声明。声明说，他作出了宽容的决定：让国民自卫军保留他们的武器。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叛乱分子。在30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矮子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光荣的3月18日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中央委员会就是革命的临时政府。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它新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经历的惊人巨变到底是真的，还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3月18日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出现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孔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四次命令第81战斗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是他自己的士兵没有射击妇孺而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性，自然不可能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就改变。克莱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处死的。

克莱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后期进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注：《国民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该派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46。）报馆，为这家非常好斗的报纸充当责任代理人（gérant responsable（注：在1871年和1891 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其职务是代表报馆坐牢服刑”。——编者注））和决斗打手的双◎第46页◎重角色。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掌握了政权，他们便让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摇身一变而成为将军。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此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将由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注：1870年10月31日，当梅斯投降、布尔歇失守、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与普鲁士人开始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起义，他们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公安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辞职，并定于11月1日举行公社的选举。但是，由于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国防政府便乘机借助于当时仍然拥护它的那部分国民自卫军，背弃了自己辞职的诺言，重新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它的政权。——47、87。）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驱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注：布列塔尼部队，即布列塔尼别动队，特罗胥把它当作宪兵部队用来镇压巴黎的革命运动。

科西嘉部队是第二帝国宪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47。）——去蹂躏巴黎。只有塔米西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莱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阻挠巴黎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挑动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和工人营互相争斗，他清洗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而且偏偏把那些英勇善战、现在连最凶顽的敌人也为之震惊的无产阶级营，诬蔑为怯阵而加以解散。克莱芒·托马感到十分得意的是，他又重新赢得了他在六月屠杀事件中享有的巴黎工人阶级大仇人的殊荣。就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一手炮制的“彻底消灭巴黎暴民之la fine fleur（精粹）”的计划。在维努瓦吃了败仗以后，他却偏偏要到场充当业余密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临伦敦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那是个神话。梯也尔先生和乡绅议员们在议会中决不提及此事，只让那些欧洲报◎第47页◎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时吓得全身发抖。在他们看来，这是人民报复的时刻终于到来的信号。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 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注：1871年1月22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在布朗基派的号召下发起了新的革命行动，他们前往市政厅，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国防政府命令守卫市政厅的布列塔尼别动队枪杀示威群众，逮捕游行者，下令封闭巴黎所有的俱乐部，禁止群众集会，勒令许多报纸停刊，血腥地镇压了这场革命运动。——48。），都浮现在他们眼前。但他们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这场惊吓。甚至警察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关起来，反而是巴黎为他们敞开城门，让他们安然撤往凡尔赛。不仅没有触动“秩序人物”一根毫毛，反而容忍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悄悄地占据不止一个据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作风差异太大了，以致“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感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瓦用大炮和机关枪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富人区里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派头十足的人物，队伍里全都是纨袴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著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胆怯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单独值勤的国民自卫军巡逻兵和哨兵，就加以凌辱并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着“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按常规发出sommations（在法国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令）（注：法语sommations一词有“警告”、“勒令”等含义，这里指的是法国政府为了驱散示威和集会而采取的一种警告形式。根据1831年的法令，以鼓声或喇叭声发出的这种警告重复三次以后，政府就有权使用武力。国民自卫军沿用了法国政府过去的做法。

骚扰取缔令是英国1714年颁布并于1715年生效的一项法令。该法令明文规定，禁止12人以上的一切“骚扰性集会”。如有这种情况发生，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若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解散，则可使用武力。——48。），此措施无效，国民自卫军的将领（注：贝热瑞。——编者注）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一摆出他们的“派头”来，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出像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第48页◎种影响（注：根据圣经传说，以色列统帅约书亚的军队围攻耶利哥城时，约书亚令自己的兵士随号角声一齐大声呼喊，从而使攻不破的城墙塌陷（《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49、559。）。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注：马尔儒纳尔。——编者注））。在这帮家伙这次建功立业的现场，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 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注：1849年6月13日山岳派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也包括外侨在内。——49。）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先生推崇为社会救星，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赤手空拳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在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开始了。但是现在“下等阶级”处理这样的事情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干脆就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仅仅过了两天他们就又能够纠合在一起，在海军上将赛塞率领下来了一次武装示威。人所共知，那次示威以窜逃凡尔赛收场。当梯也尔通过偷袭蒙马特尔已经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不肯把这场内战打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立刻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粉碎梯也尔和他的那帮乡绅议员们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容许秩序党在3月26 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宏的战胜者互道温和的和解之词，可他们内心里却咬牙切齿地发誓，时机一到定要将对方消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4月初第二次对巴黎开战。被送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巴黎俘虏，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而厄内斯特·皮卡尔则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面前踱来◎第49页◎踱去，恣意耍笑他们，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由她们的贞（？）女（注：在英语里，侍候女王、王后、公主等尊贵妇女的女侍称作“贞女”（maid of honour或lady of honour）。这里显然指的是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身边的女侍。——编者注）们簇拥着，站在阳台上拍手喝采，欣赏凡尔赛匪徒的暴行。被俘的战斗团士兵都被冷酷地屠杀。我们英勇的朋友、铸工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决了。加利费——这是个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一篇公告中夸耀，他曾下令把被他的士兵突袭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队长一并杀害。维努瓦这个逃跑者，因发布把在公社战士当中抓到的战斗团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雷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像屠夫一样把高尚而豪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救了国防政府头目们的命的那个弗路朗斯（注：10月31日起义发生时，国防政府的成员被扣留在市政厅，起义者中有人曾提议将他们枪决，但为起义的领导者古·弗路朗斯所阻止。——50。），剁成了碎块。梯也尔在国民议会扬扬自得地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议会里的一个小矮子居然得以扮演跛帖木儿的角色，他因此而忘乎所以，对敢于向他这个卑劣渺小的人物造反的人，竟剥夺他们依文明战争原则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救护站中立权也包括在内。再没有比伏尔泰所预见的这种得以暂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注：参看伏尔泰《老实人》第22章。——编者注）（见附录第35页（注：见本卷第82-83页。——编者注））。

4月7日的公社法令宣布采取报复措施，声明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注：此段引文出自1871年4月5日的公社法令。按照此项法令，所有被控与凡尔赛方面有勾结的人，其罪行一经查实，一律作为人质关押。巴黎公社采取这项措施的目的，是要阻止凡尔赛军队继续杀害被俘的公社战士。

此法令于1871年4月6日在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6号上发布，4月7日，伦敦的《每日新闻》作了报道。——50。）。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并未停止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还从未这样痛心地◎第50页◎目睹过代表一种堕落的民主制的如此堕落的面孔”——所谓正直人士就是像梯也尔和他的内阁里的假释犯那样的人。不过，枪杀俘虏还是暂时停止了一下。但是，当梯也尔和他的那些十二月将军们（注：指波拿巴派的将军们。——编者注）发现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空洞的威胁，连在巴黎抓到的假扮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警察都得到了饶命，他们立刻就又开始大批枪杀俘虏，并且直到杀完为止。躲藏有国民自卫军的房屋，被宪兵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走了。4月25日，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在贝尔-埃皮纳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好部下）开枪一个个打倒在地。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认为已打死了的名叫舍弗尔的人，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委员会证实了此事。当托伦就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乡绅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回答。对于他们“光荣的”军队说来，谈论它的行为就是对它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宣布在穆兰-萨凯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战士和在克拉马进行集体枪杀这种事件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伦敦《泰晤士报》（注：《泰晤士报》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51、231。）也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试图一一列举出那些轰击巴黎、在外国侵略者卵翼下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刚刚才开始的暴行，那是可笑的。面对这一切惨象，梯也尔忘记了他曾用议会辞令表白他对自己侏儒之肩所负的重任感到诚惶诚恐，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扬扬得意地说1’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 （议会一片和平气氛），他还不断地大摆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将军们狂饮，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第51页◎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人的鬼魂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

“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注： 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领主权利、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垄断以及地方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还阻碍着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现代国家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下，政◎第52页◎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注：在1871年德文版中是“越来越变成了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变成了阶级统治的机器”；在1891年德文版中是“越来越变成了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权力，变成了阶级统治的机器”。——编者注）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1830年的革命使政权从地主手里转到了资本家手里，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转到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手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从而向工人阶级证明，“社会”共和国就是保证使他们遭受社会奴役的共和国；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地主阶级证明，他们尽可以放心地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操治理国家之心，得治理国家之利。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秩序党”是一个由占有者阶级的所有相互倾轧的党派构成的一个联盟，是在这些党派现在公开宣布的同生产者阶级的对抗中形成的。他们合股执政的最适当的形式就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他们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个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群氓”的体制。如果说，像梯也尔所讲的那样，◎第53页◎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不易分裂”，那么，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之间却挖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种体制下，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还使国家政权受到制约，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制约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起来造反的危险，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这个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不仅必须赋予行政机关以越来越大的镇压之权，同时还必须把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本身在行政机关面前的一切防御手段一个一个地加以剥夺。结果，这个体现于路易·波拿巴其人之身的行政机关把统治阶级一脚踢开了。“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就是第二帝国。

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通过打破议会制度并因而打破政府公开为有产阶级当奴仆的局面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最后，它声称它通过为所有的人恢复了国家荣誉的幻觉，而把一切阶级联合了起来。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风行全世界；民众的贫困同无耻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它本身的腐朽性以及它所拯救了的那个社会的腐朽性，恰◎第54页◎恰被一心想把这个统治制度的最高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的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戳穿了。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作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的确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

既是旧政权中央政府所在地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社会大本营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抗了梯也尔和乡绅议员们恢复并巩固帝国留给他们的这个旧政权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并用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来代替它。现在必须使这一事实成为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第55页◎归公社。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要负责任，并且可以罢免。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负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地，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第56页◎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大家都很清楚，企业也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一般都懂得在适当的位置上使用适当的人，万一有错立即纠正。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注：等级授职制是中世纪封建主授予藩属封地或神职的制度。其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摆布。——57。）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

一般说来，全新的历史创举都要遭到被误解的命运，即只要这种创举与旧的、甚至已经死亡的社会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就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对应物。所以，这个新的、摧毁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公社，就恰恰被误认为是那最初产生于现代国家政权之先、尔后又成为现代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注：中世纪公社是西欧中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城镇自治制度，实行自治的城镇因而也叫作公社。这种公社虽然实行自治，但真正的统治权仍然掌握在有产阶级手中。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巴黎及其他城市的自治机构也叫作公社。1871年的巴黎公社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之一。——57。）的翻版。公社体制被误认为是企图把大国的统一——这种统一虽然最初由政治暴力所造成，但现已成为社会生产的强大因素——化为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注：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57。）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公社与国家政权的对抗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这一古老斗争的过分扩大了的形式。可能是特殊的历史条件（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此处有“在其他国家”。——编者注）阻碍了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政权形式的典型发展，并使得像英国那样的情况能够存在：庞大的中央国家机构在城市里有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议员、凶暴的济贫所监护员为其补充，在乡村里有实际上是世袭的治安法官为其补充。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第57页◎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此一举就会把法国的复兴推动起来。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控制着乡村，在路易-拿破仑时期，他们对乡村的控制为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取代。现在他们以为公社就是企图恢复他们过去的那种对乡村的控制。事实上，公社体制是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牵制现在已被取代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这个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总是喜欢重操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注：《喧声》是德国带插图的讽刺性周刊，1848至1944年逢星期日在柏林出版，最初具有左派激进主义倾向，后来沦为反革命的工具。——58。）杂志（柏林的《笨拙》（注：《笨拙》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58。）杂志）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普鲁士的市政体制。普鲁士的市政体制不过是1791年法国旧的市政组织的拙劣仿制品，它把城市管理机构降低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器上的辅助轮子。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军队”。——编者注）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君主制是，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应有的赘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

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第58页◎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工人阶级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编者注），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

说也奇怪，虽然近60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劳动解放（注：在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工人解放”。——编者注）的高调大话和著作，可是只要工人在什么地方决心由自己来做这件事，那些替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的现代社会（地主现在只不过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说话的喉舌，立刻就出来大唱辩护之歌，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还没有发展，它的欺人假象还没有被戳穿，它的丑恶现实还没有被揭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要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有足够见识而领悟到现存制度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拼命地为实行合作制生产而大声疾呼。如果合作制生产◎第59页◎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口气俨如科学真理在手的圣哲一般。

当巴黎公社把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他们的“天然尊长”（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即有产者”。——编者注）的执政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而所得报酬最高额还不及科学界高级权威人士（注：在德文各版中加有“（赫胥黎教授）”。——编者注）所建议的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注：1870年12月21日，英国著名科学家托·赫胥黎曾向伦敦国民教育局提出一项建议。他认为该局秘书的薪金应该定为每年1000英镑。后来此职位的年薪被定为800英镑。——60。）的时候——旧世界一看到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便怒火中烧，捶胸顿足。◎第60页◎

然而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甚至巴黎中等阶级的大多数，即店主、手工业者和商人——唯富有的资本家除外——也都承认工人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公社拯救了这个中等阶级，因为公社采取英明措施把总是一再出现的中等阶级内部纠纷之源，即债权和债务问题解决了。（注：指1871年4月16日巴黎公社颁布的关于一切债务延期三年偿付并取消利息的法令。这项法令缓和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处境，不利于放债的大资本家。——61。）正是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为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出过力之后，立即被制宪议会毫不客气地交给他们的债主们去任意宰割。（注：1848年8月22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友好协议”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能证明是因革命造成的业务停滞而沦于破产的债务人可延期偿还债务。法案被否决使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彻底破产，不得不忍受大资产阶级债主们宰割。——61。）但这还不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阶级的原因（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唯一原因”。——编者注）。他们感觉到他们只能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进行抉择。帝国在经济上毁了他们，因为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他们遭受剥夺。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它的荒淫无度在道义上震惊了他们；帝国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因为它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注：无知兄弟会是对1680年产生于法国兰斯的一个宗教团体的蔑称。这个团体的成员承担了教育穷人子弟的义务；在这个团体所办的学校，学生主要接受宗教教育，得不到其他方面的知识。马克思以此暗指资产阶级法国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具有教权主义性质。——61。）；帝国激怒了他们作为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一下子推入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那么多毁灭性灾难，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帝国灭亡。事实上，在波拿巴派和资本家这样一些高等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真正的中等阶级秩序党就以共和联盟（注：指外省共和联盟。这是一个由居住在巴黎的外省小资产阶级人士组成的政治组织，大约于1871年4月中由让·巴·米里哀尔创立。该组织曾号召各省支持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政府和保皇派的国民议会，主张实行民主改革，其宗教是巩固共和国制度，确保公社的独立性。——61。）的形式出现，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胡编乱造，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峻考验，将来自有分晓。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注：引自巴黎公社的《告农村劳动者》，这份文献曾于1871年4至5月初刊登在公社的各报上，并以传单形式单独印发。——61。），这是完全正确的。炮制于凡尔赛、由光荣的欧洲报界文丐一传再传的所有谎言中最惊人的就是：乡绅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想，法国◎第61页◎农民对于他们在1815年以后不得不付予10亿赔偿金（注：查理十世的反动政府1825年4月27日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对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剥夺地产的前流亡者给以赔偿，赔偿总额约10亿法郎。这笔赔偿费大部分落到了法国大地主、高级宫廷贵族手中。——62。）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那块土地加上了每法郎45生丁的附加税（注：1848年3月16日，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1法郎增加45生丁（100生丁合1法郎）的附加税。这种附加税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这种政策，结果使大地主和天主教僧侣借机策动农民反对巴黎的民主派和工人，壮大了反革命势力。——62。），而那时候他们还是以革命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则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50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与此相反，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项公告里就已经宣布，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付给教士的钱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极为合情合理的。这些都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使法国农民马上就能得到的巨大好处。所以这里用不着细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更复杂但极重要的问题，例如：农民那小片土地负担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抵押债务，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因此而与日俱增，农民的土地恰恰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竞争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剥夺。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第二帝国则是秩序党的作品。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了。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亲自出来与政府◎第62页◎的宪兵周旋。秩序党在1850年1月和2月所制定的一切法律（注：指下列法律：将法国分为若干军区和授予各军区司令以处理地方事务的广泛权力的法令；授予共和国总统以任免区长的权力的法案；将农村教师置于省长控制之下的农村教师法；加强僧侣对教育的影响的国民教育法。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这些法律曾有所阐述。——63。），都是明目张胆压迫农民的措施。农民曾经是波拿巴派，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所有利益都体现在拿破仑的身上。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迅速破灭的（而且就其本质而言是和乡绅议员相敌对的）幻觉，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重视所具有的号召力呢？

乡绅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治理下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三个月就会引起一场农民大起义，所以他们才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以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可见，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而另一方面，它作为工人的政府，作为劳动解放的勇敢斗士，同时又具有十足国际的性质。普鲁士军队使法国的两个省归属于德国，而就在这支军队的眼前，公社使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属于法国。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之二）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