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以来，北京人如此爱给胡同改名，几乎成了一种习惯，与其说是在文字游戏之间抖落出北京人特有的机灵劲儿，不如说更透着北京人的性格，也可以说是这座城市的性格吧。

北京胡同改名小史

文 | 肖复兴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0年第2期

01

从明代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到清朝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再到陈宗蕃的《燕都丛考》，然后，到由北京地方志这样政府部门编写、2007年最新出版的《北京胡同志》。如果从这四本书中看北京胡同名字的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几百年的时间，风雨变幻，朝代更迭，北京城的面貌，和一个人的容貌一样，都会发生沧桑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连带着胡同和胡同的名字也随之发生变化，是正常的。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不变倒是不正常的了。问题是如何变化，变化得是不是让人觉得有失常理，有些面目皆非，甚至有些可笑之至。

从这四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明朝建都于北京之后，这六百余年以来胡同名字变化的清晰轨迹，让我们从北京胡同名字变化之中，更加清晰地认识这座城市，以及世道人心，乃至我们自己。

遗憾的是，《北京胡同志》这本书编得有些粗糙，特别是没有将“文革”前后胡同名字的变化，完全地写进书中，让北京胡同名字更迭的历史中断，从而影响整体而全面地认识这座古城和我们自己。

《北京胡同志》，段炳仁主编，北京出版社，2007年4月

好在时间过去还不算太长，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胡同名字的变化，是我们亲眼看见过的，甚至是我们亲自参与其中的。

如果仔细读这四本书，在这样前后远近的比较之中，你会感受到时代风云的变幻，真的就像风穿行在这些胡同名字的缝隙之间，扑打在你的脸上，让你感受得到它的冷暖。同时，你也会发现，似乎北京人最爱给胡同改名字。这其中，你还会发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改法，但也有着某些共同的修改特点，这种共同之处，恰恰是北京人情性的遗传因子的显现，显现在北京特有的文化基因之中。

北京胡同改名字，主要在清末、1949年之前，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和“文化大革命”这四个时期，特别是后三个时期，改名浪潮更加汹涌。

胡同的名字，就是一个符号，北京人为什么要改胡同的名字？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城最初建立，特别是明朝建都的时候，五城三十六坊，是有规划的，但由此繁衍而生的胡同，特别是清朝入关之后渐渐蔓延出更多的大小胡同，纵横交错，越来越多，官起民也起，给胡同所起的名字，不仅没有规划，也没有一定之规，是随意的，是随着时间而慢慢地约定俗成，就这样口口相传地叫了起来。

最初给这些胡同起的名字，当然也有如“百花深处”“花园大院”“芳草地”“杏花天”“什锦花园”这样文雅美丽而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但是，不可否认，这样好听的名字毕竟是少的，大多胡同的名字，出自居住此地的普通百姓，他们没有这样的文化与心境，也没有如今地产开发商那样的高瞻远瞩，特别愿意给自己的地盘起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如同人靠衣装马靠鞍一样，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哪怕只是临个浅水沟子呢，也敢叫作“亲水家园”或“塞纳河畔”。那时候，人们给胡同起的名字，就像给自己的孩子起个“狗子”“傻蛋”“二妞子”“胖丫头”一样，越土越不嫌土，就是一个名字嘛，一个代号而已，好懂，好记，出门还容易认得回家的路，来人好打听到要找的门儿。

所以，你看，以前胡同的名字，胡同里有卖什么的市场，就顺口叫什么市了。比如，菜市、羊市、驴市、肉市、灯市、花市、骡马市、珠宝市、栏杆市、扇子市……什么市都有，不一而足。胡同里有小作坊，作坊做什么，也就约定俗成叫什么了。比如，做纸马的，就叫“汪纸马”，后来演绎成了“汪芝麻胡同”。做糖的，就叫“糖房胡同”。做扁担的，就叫“扁担胡同”。其他如“笔管胡同”“烟袋胡同”“石板胡同”“船板胡同”“鞭梢胡同”“煤铺胡同”“鞋铺胡同”“烧酒胡同”“大席胡同”“弓箭营”“鼓手营”“鞍匠营”“铁匠营”“皮条营”“红罗厂”“火药局”“马尾帽胡同”“染坊夹道”“养蜂夹道”……甚至胡同里有个算命先生，就叫成阴阳胡同；有个妓女早年间曾经住在这里，就叫成宋姑娘胡同。五花八门，杂花生树，不少胡同的名字都是这样叫出来的，住在那里的人，并没有觉得这样的名字就丢了自己的脸。

也许，这些胡同的名字，都还可以说得过去，有不少胡同的名字起得可是比这些要粗俗得多，比如，叫“大嘴巴”“大秃子”“狗尾巴”“猪尾巴”“驴蹄子”“牛犄角”“羊肠子”“鸡爪子”“烂泥塘”的很多，甚至叫“狗窝的”，叫“屎壳郎的”，叫“巴巴（屎）的”、“粪厂的”，也都应有尽有，而今确实听听就让人脸红。

其实，这些名字，恰恰是当时北京胡同真实的写照。看《燕京杂记》，说清嘉庆时“便溺于通衢者，即妇女过之，了无怍容”。《天咫偶闻》里也说即使在同仁堂药铺的门前，也成为人们的便溺之地。夏仁虎在《旧京琐记》里也说同光年间“行人便溺多在路途”，还特别记载了光绪年间的一件有意思的事：说某部一官憋不住也在路上方便，正好被巡街的御史看见，“呼而杖，部曹不敢自明为某官，御史亦不询其何人，杖毕，系裩而去，人传以笑”。后又看到日本和尚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事》《北京纪游》，那里面不止一处记载着1873年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就是这样随地大小便，街头粪便横流。看来，这确实是当时的实际，夏仁虎所言：“颓风卒不可挽。”给胡同起了上述那样的一些名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和胡同共生的一种社会形态，成为研究胡同名字形成必须正视的时代背景。

《旧京遗事旧京琐记燕京杂记》

[明]史玄、[清]夏仁虎、[清]阙名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

清末和1949年以前，首先改的是这样胡同的名字。特别是1912年之后，西风东渐，文化启蒙之后，觉得这样的名字实在有些不雅，和几百年古都文明不符，虽然这些名字是自己先辈起的，却是实在有些丢自己的脸。人家问你家住在北京哪儿呀？说是住狗尾巴胡同、驴蹄子胡同、张秃子胡同、大哑巴胡同、巴巴胡同……说不出口。就如同悔其少作，不再愿意让人家看自己的癞疮疤，或光屁股照，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就像作家重新为自己起个意思深远一些的笔名，或如演员为自己取个好听诱人的艺名一样，彼此的心理是一样的。

于是，猪尾巴胡同改为竹篱笆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狗窝胡同改为高卧胡同，鸡爪胡同改为吉兆胡同，擀面杖胡同改为廉让胡同，大小哑巴胡同改为大小雅宝胡同，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志胡同，烧酒胡同改为韶九胡同，烟囱胡同改为源通胡同，厚大坑胡同改为厚达里胡同，油炸果胡同改为有果胡同，烧饼胡同改为寿屏胡同，棺材胡同改为光彩胡同，罗圈胡同改为罗贤胡同，干鱼胡同改为甘雨胡同，背阴胡同改为惜阴胡同，阴阳胡同改为照阳胡同，鸡毛胡同改为锦帽胡同，喂鹰胡同改为未缨胡同，裤子胡同改为库资胡同，吊打胡同改为孝达胡同，炊帚胡同改为垂露胡同，扁担胡同改为平安胡同、打雀胡同改为大桥胡同，苦水井胡同改为福绥境胡同，豆芽菜胡同改为民强胡同，屎壳郎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鬼门关胡同改为贵人关胡同，豆腐巷改为多福巷，打狗巷改为打鼓巷，打劫巷改为大吉巷，钱桌子胡同改为潜学胡同，羊肉串胡同改为洋溢滋胡同，猪市口改为珠市口，猪槽街改为珠巢街，猪营大街改为珠营大街，鸡鸭市改为集雅市，断魂桥改为太平桥，闷葫芦罐改为蒙福禄馆……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好多。这样的改法，自有其道理，没有什么不好。尽管为了文雅而让名字好听起来，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但同时也让胡同名字初始的朴素、顺口、易记，以及来自底层的民间与民俗的元素，被剔除，被提纯，被文人化了。不过，其中大多用谐音代替原来的名字，像是为其披上一层面纱，总还能影影绰绰地感觉到它们原来的影子在，并没有离开我们太远，多少还可以意会，能够遥想当年。

你也能够看出人们的智慧，或者说是北京人那股子机灵劲儿，居然把屎壳郎改成“时刻亮”，把大哑巴改成“大雅宝”，把打劫巷改成“大吉巷”，把鬼门关改成“美人关”，这得是多聪明的人能够想得出来的呀。能够遮丑为美，看朱成碧，能够嘴不对着心，即使是再粗俗难吃的老咸菜疙瘩呢，也能切成头发一样细细的咸菜丝，再浇上两滴香油，撒上点儿芝麻，让其美味可口一些；即便只是一根青菜叶子做成一碗汤，也敢起个堂皇的名字，叫“青龙过江”。北京人，实在是厉害！

02

细想一下，自清末以来，北京人如此爱给胡同改名，几乎成了一种习惯，与其说是在文字游戏之间抖落出北京人特有的机灵劲儿，不如说更透着北京人的性格，也可以说是这座城市的性格吧。

清人将明代的干井胡同改为甘井胡同，把柏树胡同改为百顺胡同，把猪市口改为珠市口，无疑都是改得不错的，一字或两字之差，显示出心底的好意和智慧，为大众所接受。

清末的地安门大街

再以从前宣武区大吉巷和烂漫胡同改名为例，这是两条自明朝就有的老胡同。大吉巷最初叫打劫巷，大概出现过打劫的事情吧，后来觉得这名字不大吉利，清末改名为大吉巷，提升了胡同的意义，变“打劫”这样具象为“大吉大利”这样抽象的概念。距大吉巷西边不远处有条胡同，起初因为靠近护城河地势低洼成了烂泥塘，叫烂泥胡同，觉得不雅，后来改名为烂面胡同，一字之差，烂泥塘变成了能吃的面条了。后来还是觉得不雅，到了清朝，改名为烂漫胡同，灿烂起来了，同打劫巷改为大吉巷一样，也是从具象变为了抽象，透着体面，为着脸面。这样的改动，离胡同名字的本意，开始越来越远。文人为胡同改名的胆子，或者说是魄力，开始越来越大。

看，都是清朝时候的事情。他们开了为胡同改名的先河。

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可以看出，那时候，再怎么大胆地改，总还是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跟着原来的名字打转，大多是用谐音改名，只不过有的谐音用得邪乎，如“烂面”为“烂漫”之类。不过，这是中国地名学的一大特色，体现着汉字的魅力，透着北京人自以为是的聪明劲儿，也折射着人们潜意识里泛神的一种崇拜。名不正，则言不顺，骨子里就是这样地重名轻实，虽然常常干着挂羊头卖狗肉名实不符的事情，但起的名字、叫着的名字，得是响当当的。瞧着好看，叫着好听，北京人讲究的就是一个面子。

民国时期，有的胡同改的名字，改得带有时代的特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原来靠近陶然亭一条明朝老路牛血路，改为留学路；原来西城清朝学部所在处的学部街，改为教育部街；原来的石大人胡同改为外交部街；原来的麻线胡同，改为法宪胡同；豆芽儿菜胡同改为民强胡同；粪厂大院改为奋章大院……都带有明显的民国时期的特点，让人能够看到时代前进的脚步。

把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把南沟沿改为佟麟阁路，把北沟沿改为赵登禹路。无疑，这些胡同名字的更改，都是无有异议的，因为这是对那几位民族英雄的纪念，是吻合那个时代的特点和人们普遍的心理的。

但是，有些胡同名字的改动，有些莫名其妙，比清时戴璐所讥讽不顾“故书载记”的“杜撰者”，还要大胆而有些肆意妄为。

比如，把李阁老胡同改为力学胡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和心理。原名既不粗俗，改名也不谐音，为什么要这样改呢？李阁老指的是明朝的李东阳大学士入内阁，当年他就住在这条胡同里。改为“力学”，胡同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全无，面目皆非。

北京有很多以人名命名的胡同，表达着人们对或有名、或无名者的爱与恨的感情，应该说，是北京胡同名字很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可以和那些粗俗的街名呈对称的两极显现。这一点，和世界其他街名，如，罗斯福大街、爱迪生大街，体现了人们共同的爱憎心理。

更名李阁老胡同，不是个例。似乎北京人特别愿意给这些以人名命名的胡同改名字。比如，把吴良大人胡同，改为无量大人胡同，明初的功臣吴良的历史信息就没有了；把三宝老爹胡同改为三不老胡同，曾经下西洋的三宝郑和的历史信息也就荡然无存。而将魏阉儿胡同改为魏染胡同，曾经居住这里的大奸臣魏忠贤，人们鄙夷称他“魏阉儿”的这样的历史信息，连同对他憎恶的感情，都一并淹没了。我始终不明白，这个“染”字，和上面的“力学”“三不老”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才能够创造出来的新名字？如果说“染”字和“阉”字勉强还有点儿谐音，“力学”和“三不老”，一点儿都不谐音。

《北京街巷名称史话》

张清常，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

也有胡同名字不是以名人而是以普通人命名的，张清常的《北京街巷名称史话》一书，专门有一段写道：“其他贫苦百姓中的人物，见于北京街巷名称中的如：得名于卖唱的盲女伊先胡同（清讹‘榆钱胡同’），得名于小手工业者的姚铸锅胡同（谐音为尧治国胡同，今为治国胡同），砂锅刘胡同（清讹为砂锅琉璃胡同，又讹为今大沙果胡同）。”这些胡同的改名，将胡同最初对那些无名者的感情色彩涂抹得一干二净，让今天的人走到那里莫衷一是，再也无法重回过去。“伊先”变为“榆钱”，“姚铸锅”变为“治国”，砂锅刘变为“大沙果”，如此桃僵李代，真的令人匪夷所思。

我所知道的花市附近的汪太乙胡同，上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要穿过这条胡同。以前叫作汪太医胡同，说明以前曾经住过这么一位姓“汪”的太医，医术不错，附近的街坊四邻都知道，人们才会记得他。现在叫成“汪太乙”，什么意思呢？没有人明白了。

《燕京丛考》中记载，新街口西北，有条棚匠刘胡同，民国时改为棚奖胡同。这名字改得更让人看不懂了，棚匠刘，说明那条胡同里原来住着一位姓“刘”的糊顶棚的师傅，在那个年月里，糊窗户，糊顶棚，是常见的手艺活儿。特别是住家里的顶棚，一般都是纸糊在秫秸秆上的，糊顶棚师傅的手艺高低，决定着顶棚的质量。显然，这位刘师傅的手艺不错，人们才会把这条胡同叫成“棚匠刘”。更名为“棚奖”，莫非是要奖励这位刘师傅吗？再说，这个词也不通呀！

这样随意改动胡同的名字，当时不只是这样一例。蝎子庙改为协资庙，石猴胡同改为石侯胡同，有这个必要吗？哪个更形象，不是一目了然吗？再说了，什么叫石侯呢？怎么也解释不通呀，难怪当地的老住户一直还是习惯叫石猴胡同，而且，还会在“猴”后面加一个儿话音。那显得多亲切。石猴儿还会让人联想起孙猴儿孙悟空。

大栅栏西有一条叫作“王皮匠”的胡同，这个名字很清楚，说明以前那里住过一位缝制皮靴皮鞋手艺不错的姓王的皮匠，后来把“匠”字去掉，改成王皮胡同了，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去新中国电影院看电影，抄近道，常走这条胡同，因为这条胡同也被划入八大胡同之列，胡同里有三等妓院，这个“王皮”的名字，总给我是这里曾经有过纠缠妓女的泼皮的感觉呢。

民国期间给胡同改名比清末更甚，他们延续了清末以谐音代替原名，用褒义的词更换原来所谓粗俗不雅的改名的传统。除此之外，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同时自以为是，便也更偏离了北京胡同地名的本意与要义，让这些新改的胡同之名，不少失去了根，冲淡，或消解、或颠覆了原本的文化与民俗的含义。

1936年，张江裁在重印明朝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题写的跋中，曾经针对民国时胡同改名而提出批评：“民国以来，官厅于此动辄以意更改……至十八年（1929年）全市又一度易胡同之名九十二处。原意谓字面鄙俗，以俗易雅，只求谐声，置原意于不顾，兹可惜也。当时果一读此集，细加参考，何者可留，何者宜改，何者宜复其旧名，使旅居北平人士由顾名思义以添无限历史观感。”

这样为胡同改名，也受到同时期学人瞿宣颖（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的批评。他在《北京建置谈荟萃》一书中，对改奶子府胡同为乃兹府不满，认为是“实可笑之至。梦余录：东安门稍北有礼仪房，乃选养奶口以候内廷宣召之所；有提督司礼监太监，有掌房有贴房，俱锦衣卫指挥。每季选奶口四十名养之，谓之坐季奶口；又别选八十名籍于官，谓之点卯奶口”。改成乃兹府，这一切历史的丰富内容，便都荡然无存。

瞿宣颖对当时胡乱改名很是反感，他还提出这样的批评：“总部胡同应作总捕胡同，盖以官名者。大小雅宝胡同应作哑巴胡同。如此类者，虽名不甚雅驯而见于故书载记，胜于今人杜撰者，多皆不宜改也。”针对民国期间如此肆意更改胡同之名的乱象，我读到的最有批判力量的是前辈学人林志钧先生的文字。他是在1930年写给陈宗蕃的《燕都丛考》的序中借题发挥：“而近年以来，街市数更，新名林立，如鞑子桥之为达智桥，奶子府之为乃兹府，驴市胡同之位礼士胡同，灵济宫之为灵境，既随意赋名，失之不典。民国十七年国都南迁以后，旧京街名，又经剧变，如定府大街之为定阜大街，地安门内内府库之为纳福胡同，内宫监之为内恭俭胡同，西安门内赃罚库之为永祥里，东安门内宗人府东西巷之为孔德东西巷，乃至张秃子胡同（张文龙故居）之为长图治胡同，西官房中官房（地皆以宛平县官房得名）之为五福里、福寿里。类皆蹈袭前失，不知何所取义。历史观之薄弱，亦不学无术有以致之，此非细故也，北京地名凡某库某司某监某局者（如米粮库、惜薪司、司礼监、织染局之类），皆有关史乘，居今日而知数百年。”

林先生说得真好：“北京地名凡某库某司某监某局者（如米粮库、惜薪司、司礼监、织染局之类），皆有关史乘，居今日而知数百年”。林先生说得还不全，其他诸如营、卫、坊、寺、堂子等，也皆有关史乘，轻易将其芟夷或变更，史的痕迹便也清扫干净，胡同也就没有了根系，居今日而知数百年，便是痴人说梦。如此肆意更改胡同之名，林先生说得一针见血，是“历史观之薄弱，亦不学无术有以致之”。

03

林先生所批评的“历史观之薄弱，亦不学无术”，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依然有意无意地在延续，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为甚。

1965年，整顿胡同，将很多胡同的名字改了。其中将所有以寺庙名字命名的胡同中带有寺、庙、观、宫等字样一并删除，或者索性另起炉灶重新命名。前者如灵境宫改为灵境胡同，白云观改为白云胡同，能仁寺改为能仁胡同，真武庙改为真武胡同。后者如观音寺街改为大栅栏西街，舍饭寺胡同改为民丰胡同，宝禅寺胡同改为宝产胡同，阎王庙前后街改为远望前后街，大、小马神庙胡同改为培英和培智胡同等。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气候中，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则是为了避免重名，比如，羊肉胡同，北京城有好多个，改是应该的。但前门外的羊肉胡同改名为耀武胡同，让我有些吃惊。可以改个柔和一些的名字，为什么偏要改成这样一个耀武扬威的名字呢？再细想，和这条胡同紧挨着成“丁”字形的另一条胡同，原来叫羊尾胡同，谐音改成扬威胡同，就明白了改名“耀武”也是有来由的，“耀武”与“扬威”连在一起嘛。只是不明白，是说以前卖羊肉的已经翻身做主人扬眉吐气了吗？还是说卖羊肉的拿着剔骨刀有股子英雄气概呢？“扬威”还说得过去，“耀武”让人摇头，干吗非要“耀武”呢？民国时期，也曾经将东单的羊肉胡同改过名字，改成洋溢胡同，比“耀武”要多少靠谱些吧？体现了不同的智慧，当然，也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头脑。

有的名字改动得完全出于政治考虑，比如，将大嘴巴胡同改为大星胡同，将下洼胡同改为北兴胡同，将烟囱胡同改为言志胡同，将三府菜园改为三富胡同，将火神庙街改为幸福大街，将东西皮条营改为东西壁营，将留守卫胡同改为青风巷，将追贼胡同改为民康巷等。这样改动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改得和原来的名字完全是两码子事情了，意思是好的，和新时代合拍。

清末的前门大街正阳桥

但是，有的胡同的改名，让人莫衷一是。比如，前门大街之东的南北孝顺胡同改为南北晓顺胡同，难道新时代我们就不要孝顺了吗？再比如，把大栅栏之西的大、小李纱帽胡同改为大力和小力胡同，有必要吗？制作纱帽的小手艺者，也算是劳动人民，撑死了也只是小业主而已，怎么连提他们都犯忌讳了呢？“大力”和“小力”，比原来的名字更形象呢？还是更有意义？

把九道湾胡同改为弓字胡同，又是出于怎么样的考虑呢？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类如八道湾、九道弯，难道不是北京胡同一个有趣的特点吗？

把韩家潭胡同的“潭”字大手一挥给取消了，变为韩家胡同，历史中这条胡同曾经有过凉水河支流流过而形成积水成潭的地理面貌，完全蒸发干净。

再看，将王广福斜街和李铁拐斜街，分别改成棕树斜街和铁树斜街，真的是让我太佩服了。这两条街紧挨着，小时候跟我爸给我妈上坟，每年清明起码要有一次穿过这两条斜街，到广安门外我妈的坟地上去。十四年前，为写《八大胡同捌章》一书，我更常到这一带转悠。特别是李铁拐斜街，梅兰芳祖居的小四合院，北京城第一家女子澡堂子润身浴池，至今还都在这条老街上。那阵子，每次走在这两条老街上，我都得佩服当初为它们改动名字的高人。

这两条街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们改名了。王广福斜街，以前叫王寡妇斜街，觉得寡妇不中听，改为王广福，好听了，也吉利了。李铁拐斜街，以前叫李铁锅斜街，是因为原来这里住着一位制作铁锅的姓李的匠人，后来觉得都是姓李，李铁拐的名气更大，也具有仙气儿，以讹传讹，叫成了李铁拐。这样的改动，多少还能触摸得到改动的缘由和心理。

如今，改作棕树斜街和铁树斜街，除了其中的一个“铁”字，还能模糊地找到两条老街的一点儿影子，已经完全面目皆非。从一个姓王的寡妇和一个姓李的铁锅匠两个具体的人，一下子变为两棵树，这样的穿越，非常有些神话的感觉。你不佩服能行吗？

有时候，我忽然会想，或许是这两条街的旁边有杨梅竹斜街和樱桃斜街，点燃起了改名者的灵感？同样都是斜街，它们可以称作植物，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如果当初将这一片街区都是这样以花木命名，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设想呢，只是，是如今我们马后炮的设想了。

另一处愿意将胡同的名字改为树木的，是将东城的糖房大院和糖房胡同合并之后，改名为棠花胡同。虽然都还发“tang”音，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两种东西了。这条胡同之所以叫作糖房，是因为以前有过糖作坊在此，这样的作坊一直到北平和平解放都存在，健在的老人们还记忆犹新。现在，改名为棠花，怎么就一下子变成了棠梨之花了呢？以后的人们到这里来，会以为这里以前真的有这样的树，开这样的花呢。胡同更名前后的联系纽带完全被切断，历史的信息也随之消失殆尽。

这样改名，完全不考虑历史进展的前因后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胡同肌理的脉络线索，胡同的名字可以使用换头术一样，完全变成了一个和以前毫不相干的人一样，出现在新时代面前。胡同的名字，就像自己手里的扑克牌，可以任意重新洗牌，随意组合编排。林志钧先生说的“历史观之薄弱，亦不学无术有以致之”，说得严重吗？

04

北京改地名最盛最疯狂最离谱，大概得属“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改名风潮，基本偏离了以前以谐音为主和儒家吉利之类的文化传统，而是以革命色彩为主要标准，不少胡同街道的名字改为了向阳、向党、红卫、卫东、为民、永红、反修、反帝、兴无、灭资、学毛着、东方红、红到底等名字。

据民国时期统计，地名更改计300多条；张清常在《北京街巷名称史话》中说“文革”时期街巷改名的有330条。我觉得应该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因为仅改用毛泽东的“东”字起头的胡同就有300多条。这样庞大的数字，远超过民国时期，说明那时候的北京人是以胸怀天下为己任的，地名在北京人的眼里，不过是所要指点江山而粪土当年的一种指代，是应该横扫一切的“四旧”，是可以随叫随到而必须俯首称臣的一种象征。胡同的名字，就像当时人们身穿的服装一样，从中山装、布拉吉，一下子立刻得改穿时髦的绿军装，还得再扎上一条武装板儿带一样，以显示时代和自己的革命色彩。

张清常先生的这本书中，有一个“文革”前后街巷名称的变动对照表。张先生说：“由于‘文革’时期北京街巷改名太快太多，我看各位把那个时期的新名称也忘得差不多，这里先介绍一些较有影响的，以地区排列。”张先生只是列举了当时城四区和朝阳、海淀两个近郊区一共67个街巷的改动名称，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也足以触目惊心。我再精中选精，让大家看看，当年北京人热血沸腾的疯狂和不管不顾的自以为是。

先看民国时改名为张自忠路、赵登禹路和佟麟阁路这三条有名的路，已经分别改成工农兵大街、中华路和四新路。

再看下面我所精选出来的十二条街巷：

东四北大街——红日路。

王府井大街——人民路、革命大街。

扬威路——反修路。

西交民巷——反帝路。

景山东街——代代红路。

南池子大街——葵花向阳路。

府右街——韶山路。

百万庄大街——宇宙红大街。

龙潭湖路——红湖北路。

马家堡路——秋收起义路。

珠市口西大街——红卫东路。

中关村大街——文革路。

这些改动的名字，会让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下子就触摸到了那时的风云激荡和自己的怦怦心跳。现在，会觉得有些好笑，但当时只道是寻常。那些能够燃烧的革命词语，如同如今时髦的网络语言一样，成了一个时代的倒影，须眉毕现地映照出那个时代和我们自己的面容。

记得那时我住的大院附近的新开路，改名为新革路，当时有一帮红卫兵跑到那里摇旗呐喊。这条路是因为同仁堂掌柜的乐家一家住在那里，并在那里开设制药车间，而开辟出来的一条南北走向的新路，所以叫新开路。改名新革路，当时的我们谁都懂，是革命的“革”。那时候的标语口号是“做革命人，走革命路”。如今的年轻人还会以为是什么新的皮革呢。

那时，从我家到王府井很近，出后河沿，穿过台基厂路就是了。台基厂也被改成叫永革路。这个“革”和新革路的“革”是一个意思。如今谁还能理解呢？我们中学学校前不远的南下洼胡同，当时改名为学毛着胡同；还有一条叫耳朵眼儿胡同，改名为红到底胡同。如今又有哪个年轻人能懂得其中三昧呢？

胡同一角

将临近苏联大使馆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的时候，我曾经跟随着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排着队举着旗，一起到了那里，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我们高呼着口号，加入进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以为是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由于出身问题，我不是红卫兵，能够参加这样被视为革命的行动，更感到是件值得骄傲的大事，却不知道也成为日后让后人、也让自己嘲笑自己的事情。

今天，重新看“文革”中这些改动的街巷名字，像看一幅幅的漫画，会让人啼笑皆非，甚至羞愧得面红耳赤，却都是当时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而并非个别人的所作所为。所有的历史，哪怕只是断史残简，也都是众人的脚踩出来的。这些历史的雪泥鸿爪，连带与地理相关的信息、民俗与文化的元素，以及前人的生活和感情轨迹，统统消失在这样政治化的名字里。在北京城为街巷改名的历史中，再没有比那时候更为膨胀更为离谱更为荒唐的大手笔了。

不过，只要想一想，当时，连父母给自己起的名字，看着都不顺眼，都要拿着户口本，跑到派出所，说改就都改了。一腔热血澎湃地给自己改名叫作卫东、向东、卫红、永红、文革、卫兵、卫彪、卫青、要武、爱武……得有多少吧！对于地名又怎么能在话下呢？说改不更容易手到擒来就改了吗？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传统已经丧失，蓬随风转的心思如同气象台上的风向标和广场上的旗帜一样在迎风招展，便一脉相承，有了心理和思想的联动关系和行动的必然基础。

可以看出，北京人对于改地名，一直是有历史，有传统的，是情有独钟的，“文革”时期出现的极端情景，只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中爆发而已。它体现了一直生活在天子脚下北京人良好得有些膨胀和自以为是，以及愿意追逐新潮的心态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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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北京城拆掉了很多老胡同，也建了一些新街巷，为这样新街巷起的名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北京CBD附近有一处新名为“财满地”，无形中泄露了跨入新时代的北京人对物质财富欲望的心理密码，其心目中的追求和价值观，在为之起名的潜意识中宣泄无遗。

如果和它近在咫尺的长安街、芳草地、神路街、雅宝路、秀水河这些古色古香的街名相比，简直不知倒退了几个时代。我忍不住想起民国时期将灌肠胡同改名为官场胡同。尽管时代完全不同，但在地名之中隐含并泄露人们的心思这一点，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一个是官，一个是钱，却是暗通款曲。如果和北京城最初给胡同起的那些最为俗不可耐的名字相比，如果再和“文革”时期我们改动的那些街巷名字相比，就会更明显地感到，时代发展得真是飞快，让人们如鸟插上了翅膀，一下子从世俗的泥沼中，飞到政治的漩涡中，又一下子飞跃到今日财富的软床上，呈对称的两极，相映生辉。

北京胡同的起名与改名，成为我们北京人的一面凸透镜的正反两面，两面都映照着我们几代人不同的面容。

记得前几年，我们北京曾经出现这样一件事情：公交线路公主坟这一地名改与不改，保留还是不保留，一连多日得到人们的关注，在报端引起广泛的讨论，一时成了热点新闻，也成为尊重民意和民主的事情而被赞扬。看到这样的消息，忍不住想起我们北京以往对地名更改的态度与作为。地名，是历史与文化的遗产，其符号的象征意义，传承着民俗、地理与民间心理的信息和脉络。一次又一次对北京老街巷名字更改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

幸好，这次公主坟的地名没改。公主坟这个老地名保住了。北京人这回聪明是聪明了，但没有必要再扯旗放炮去争论，然后表白这回自己是真的不傻了。

北京的胡同啊！北京的地名啊！

来源：随笔

肖复兴 | 北京胡同改名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