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当时还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一位头戴防毒面具的男子刚刚登上了一架飞往休斯顿的美国航空的飞机，立刻就引起全机乘客的恐慌。最后该航班以该男子干扰其他乘客为由，将其护送下飞机。飞机在延误了近一个小时后才得以起飞。

当时来看，大多数美国人确实会觉得是这个乘客反应过度，而如果放到今天美国已经超20万人的确诊人数来看，这位仁兄当时的谨慎才是非常明智的。当然，如果只是佩带一个口罩，效果显然不会这么惊悚，可能也就不会被赶下去了。

可见防毒面具对人们的心理冲击的威力有多大。

事实上，防毒面具，无论从外形还是从使用场景上，都是跟灾难、战争、毒气、死亡这些危险信号绑定在一起。再加上在大量警匪反恐、末日题材等影视剧作品的渲染，更加深了人们对于防毒面具的刻板印象。

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位头戴防毒面具的另类，大多数人要么会觉得我们正身处巨大的“不确定危险”中，要么会觉得戴面具的才是那个“麻烦制造者”，从而本能地进行排斥和抵制。

我们简单回顾下防毒面具的诞生发展史，就会知道它确实是与各种天灾人祸的“麻烦”息息相关。

死亡与战争：防毒面具发明的动力源

寻找防毒面具诞生的源头，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天才发明家达芬奇那里。他曾经提出过一种防毒护具的构思：用浸沾了水的细布盖住士兵的口鼻，防止受到毒气、毒粉的侵害。

当然以16世纪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水平，也制造不出有什么威力的毒气武器，也自然用不到像样的防毒面具。

而另一个思路清奇的发明是在1619年，为防止“黑死病”的流行，当时处理瘟疫防控的医生Charles de L’Orme第一次穿戴起了更多起到“恐吓”作用的鸟嘴面具。

毕竟当时人们也并不知道黑死病是真正原因，人们注意到乌鸦似乎并不惧怕这种疫情，试图通过模仿乌鸦的形象来增强防疫效果。而医生们在鸟嘴里填充的草药、木炭则无意中起到了类似现代防毒面具一样的过滤和消毒作用。

这让防毒面具的形象第一次牢牢地跟“死亡”联系在了一起。

1868年，著名物理学家丁德尔研发出一种供消防人员使用的防毒面具，该面具可过滤空气中的微粒。从当时的设计图看来，防毒面具由三层密实的棉毛组成，每两层之间由石灰、木炭浸泡了的羊毛层隔开。

这一面具已经具备现代防毒面具的雏形，尽可能使用了多层填充物来吸附和过滤有害物质。但当时有限的应用范围和频次，实在是无法刺激更为实用的防毒面具的发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5年4月22日，德军首次使用氯气（含有氯的84消毒液现在成为我们居家必备之用品）发动了世界上第一次毒气袭击，造成英法联军1.5万人的伤亡。

仅仅过了四天，法军就为部队配发了浸以硫代硫酸钠、甘油和碳酸钠溶液的防毒口罩，不久之后，英军也配发了装有以上三种化学试剂的“黑纱口罩”。

最初的现代战争真的是成为了化学工业的实验地，毒气战的出现大大加速了防毒面罩的研发进度。此后随着更多剧毒武器投入战场，真正意义上的防毒面具开始出现。英军研制出了可以把头部完全包裹起来的海波帽和类似的PH防护帽，成为应对德军毒气的临时防护装备。

此后随着毒气战的升级，英美、德双方都对防毒面具做了升级，特制滤毒罐、吸气和呼气活门等发明，大大增加了防毒面具的使用时长。滤毒罐中的活性炭，也通过增加各种过滤纸和药剂，大大增强了活性，可以有效防护多种有毒气体和病毒。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防毒面具才正式诞生。战争这台杀戮机器，将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变成最为残忍的武器投放到对方身上，然后又从残酷杀戮中推动着科学发明的进程。

令人唏嘘的是，一战期间这些过于反人道的生化武器的使用，使得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没有再出现毒气战。反而在二战中，几乎无反抗能力的中国军民，备受当时装备精良的日军的毒气战和生化战的祸害。

恐怖主义与反恐：

防毒面具的“象征性”意义

就如同大刘在《三体》中所描述的“黑暗森林法则”一样，防人之心不可无，几乎是不同文明、不同群体之间总是陷入永无休止的猜忌和攻击的零和博弈心理。

尽管主要国家都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条约，防毒面具和防化训练仍然是每个国家军队的必备装备和科目。尽管目前我们已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但是层出不穷的恐怖活动以及低廉的生化武器成本，仍然让防毒面具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军用物资。

虽然是防患于未然，但防毒面具在军事反恐上的实际防毒防生化攻击的使用机会并不太高，反而是防毒面具本身的威慑作用和隐藏身份的作用更大一些。英国SAS特种部队的反恐训练和军事行动，通过影视节目的传播几乎为所有军迷们熟悉，其中标志性的防毒面具的装备和步枪刺刀更是深入人心。

此外，受恐怖主义、核威胁等因素的影响，防毒面具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突发灾难的“安慰剂”，成为很多家庭继防核战争的地下防空洞、保质期长达数年的末日求生罐头之外，最能够安慰人心的末日装备了。

从当年的9·11袭击之后，到今天新冠疫情的蔓延，可以想见，美国家庭都会开始恐慌地囤积防毒面具。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大范围的空气污染和生化武器的攻击，这类防毒面具的使用机会并不会太高。

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现代的防毒面具更多是逐步扩展到工业防护、劳动保护和应急救援等领域；美国家庭当年抢购的防毒面具，大多数也都是在车库里落灰，偶尔地会在男主人有兴致时，在进行房屋修理、油漆喷漆时使用。

在小众消费市场上，防毒面具更多成为了军迷们的日常收藏品。而在以叛逆著称的街头涂鸦艺术家那里，防毒面具除了起到一点防止身体损伤的作用外，更多是起到掩护身份，表现自己特立独行的外在形象。

防病毒效果：防毒面具形式大于实质

此次新冠疫情的出现，几乎成为广大军迷展示自己珍藏的大好机会。疫情之初，一张只有生死之交才敢约你出来玩的防毒面罩的图片的火爆，可以说是又让大众再一次对防毒面具建立起新的印象。

而防毒面具是否能够预防病毒？事实上，这确实要分情况。

专业的防毒面具，特别是佩带专业供氧设备的隔绝式防毒面具，自然而然是防病毒的。

而我们普通人使用的一般都是过滤性防毒面具，因为滤毒罐要与外界的空气相交换，其对氧气浓度、温度、毒气浓度都有一定要求。滤毒罐的吸附层，可以用来过滤有毒气体或蒸汽，而过滤层可以过滤有害气溶胶。

从我国防毒面具的国家标准看，我国过滤式防毒面具并没有防护病毒的要求，佩戴普通的过滤式防毒面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其中，在现有的民用防毒面具中，真正能能够起到阻隔病毒作用的是滤棉芯，作用原理与口罩相似。

但如果长时间佩带防毒面具，也需要及时进行消毒处理，并注意滤毒罐和滤芯使用时长，定期更换。而从成本和实用性上，其实还不如佩带含有滤棉芯的一次性口罩更经济实惠。

而在此次防疫的的实际应用中，只有在极少数高风险场景，才会真正用到防毒面罩和防护服。另外，对于很多骑手和外卖小哥，防毒面罩其实更多是起到防风和防寒效果。但对有些人来讲，出于拉风炫耀的心理，佩带一个造型别致的的防毒面具甚至防护服出门，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对待防毒面具以及口罩的认知和态度上，由于这次新冠疫情的出现，突然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的关系，我国以及周边的日韩国家，基本上没有对公共场合佩带口罩，甚至防毒面具有过度强烈的反应和抵触心理。反而在欧美国家，佩戴口罩已经被视为你已经染病的信号，而使得人们产生厌恶排斥的心理，更不要说是防毒面具这种更为强烈的刺激信号。

由于对于病毒威力的低估，这一种本能的或者过于自大的心理认知，让当前的欧美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次的新冠病毒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极低成本，几乎在短短两三个月之间就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的社交、出行等生活方式。防毒面具这一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很少被人注意或者使用的发明，现在却成为了曝光率极高的明星产品。

从现在欧美家庭又开始争相抢购防毒面具和口罩的实际行动来看，再一次印证了“真香”定律。

防毒面具，人类为了应对天灾人祸而发明出的这一“伟大”发明，作为一门广义上的“灾难符号学”的滥觞，成为人类灾难史上最为公认的超级符号之一。这一工具，实际上带给我们人类以下多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从功能作用上来说，诞生于毒气战争当中的防毒面具，确实是我们人类在极端危险情况下得以生存的最后一道屏障。但实际上，如果未来没有遭遇可怕的生化战争或者因工业污染造成的持续雾霾天气，防毒面具并不会得到真正大规模的普及使用。

其次从文化象征意义上来说，因为其可怖造型和从功能符号上建立起的危险符号意义，防毒面具更多产生的是一种心理学层面的负面影响。这也是防毒面具，会在众多惊悚、末日题材的游戏影视作品中频频出镜的原因。

第三，从对人类心理层面，防毒面具更多起到的是一种心理安慰的作用。一方面因为其功能强大，穿戴之后可以起到严格防护的功效，一方面因其造型独特，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心理感受。所以，人们对防毒面具会表现出既怕又爱的矛盾心理。一旦这个符号出现，我们会本能地排斥；而一旦危险真正出现，我们又想第一时间去抢购。

此次疫情，防毒面具的高频出现，不过是人类这种本能的恐慌心理和寻求安全心理双重叠加的一个应激反应。其实际功能价值远远小于可以规模生产的医用口罩。

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防毒面具更像一个面向现代社会的隐喻。我们人类依然处在自己制造的环境灾难和生存威胁的恐惧之中，而防毒面具的存在，就像是人类面对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不想身处一个人人都要佩带防毒面具的世界，那就请好好善待眼前的世界。

（文章来源：脑极体文/海怪）

防毒面具，一个灾难符号学上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