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猎者说，“如果刘懿丹休息一年，我能多赚200万” | 野味帝国_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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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食用已催生了成熟的产业链。但在无休止的盗猎对面，也总站着一群坚定的守护者。他们是动物保护志愿者，是森林公安。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拆去一张张网，卸下一杆杆枪。但他们也会无力，也有无奈……推出“野味帝国”系列故事第三期：盗猎和反盗猎者。

反盗猎者

野生动物盗猎与贩卖链条的发现，往往有公众举报、交警查车、动物保护志愿者举报几种。而志愿者的举报，在其中占据着不小的比例。

盗猎、贩卖涉及的环节较多，并多地辗转，需要耗费时间精力跟踪盯梢，甚至是取证。有时候甚至还得跟踪车辆从一个城市到上千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城市。

但大多地方的森林公安，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差、人员配备少、经费紧张等共性问题，能顾及的范围较为有限，只能靠民间的公益力量补充。

长期活动在津冀辽等北方地区的鸟类保护志愿者刘懿丹，就取证与举报过唐山、天津等催肥、盗猎的大案要案。当地有盗猎者称，如果刘懿丹休息个一年，他就能多赚200万。

这些动物保护志愿者，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城市。与其他类型的公益行为不一样，野生动物保护的志愿者很少有机构化、职业化的。

这些志愿者，每个人的出发点都不一样。其中有诸多信佛子弟，认为生命平等，鸟兽亦然；有的志愿者是从生态平衡，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有的从事野生动物相关知识的研究，认为能发挥自己的价值，做到些贡献；还有人出于对动物的爱，觉得盗猎贩卖食用等行为残忍等。

天将明的志愿者团队，一开始以候鸟保护为主。2016年是候鸟盗猎猖獗的时候，他们亲眼看着大批大批候鸟被灭绝性捕杀。后来，他们也开始注重利用网络，关注保护所有野生动物。

互联网是一个可以创造神奇效果的工具，这对于盗猎分子也是一样的。就像高压电捕兽机，不仅可以快捷网购，还能通过网络获知技术更新升级出来的最新款。不同贩卖环节直接的沟通与交流，以及野生动物的终端销售，也都开始涌向网络。除了常用的社交工具，在抖音、快手、QQ空间、网络论坛里，关于捕获、杀害、售卖野生动物的内容都广泛存在。

同时，对于动物保护志愿者而言，互联网也是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阵地。网络对动物保护资源的整合效率极高，包括社会资金的支持、一线动物保护志愿者之间的聚合与通联等。此外，网络还能很好地通过盗猎等内容的传播，让社会公众加深对动物保护的认识。

这几年里，天将明的团队在各种网络平台、论坛搜集野生动物伤害线索，举报给执法部门。他们也联合全国多地志愿者，进行一线的反盗猎巡护，包括暗访举报非法鸟市、农贸市场售卖野生动物等。

最近为人熟知的，是推动淘宝、闲鱼、微店、转转等购物平台下架猎捕工具。同时，他们推出了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反盗猎重案组”，长期关注野生动物贩卖相关链条。这种渗透式的监督与举报，导致网络方面的非法盗猎、贩卖野生动物的人员也越来越谨慎。

刘懿丹则带领两三人的团队，更多地集中在一线，主要和鸟类盗猎进行斗争。她长年累月地处在跟盗猎人员冲突的状态里，被圈子里的人称为“野保（野生动物保护）急先锋”。

2007年，刘懿丹听说天津千里堤有很多小鸟被抓，并且会送往餐馆，便开始掏钱买鸟来放生。仅2013年，她就放生二十余万只。不过，这种方式其实会变相地支持盗猎行为。

2014年，一个囤鸟的贩子告诉刘懿丹，她买的这些鸟，在天津市只是冰山一角。每日天津有五个鸟站大量收购野鸟，多时几十万甚至更多。她就算散尽家财，一天最多也只能救一万只。

从此刘懿丹走上了鸟类保护的公益之路。鸟类保护的一线行动，不外乎通过网络、巡查等各种方式，找到各种围猎鸟类的鸟网、催肥窝点、养殖场囤鸟点等进行拆除、取证、举报等。

这看似简单的事项，却要每天以战斗的状态应对。很多时候，一处鸟网有十几张，一张几百上千平方。几万平方米的捕鸟网，一拆就是一天。

她和团队经常要拆到凌晨两三点才完成。有时候今天拆完，明天又冒出了新的。当然，捕鸟者可不会任意让你拆卸，在他们的角度，这些网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所以，对峙、冲突等情况也时常会发生。而且，拆完这处，再往下一处，就是又一次的翻身越岭。

工作强度过高，让团队里的同事也时常和她争执。甚至长期跟随刘懿丹巡护的司机也抱怨工作时间长，强度大。

刘懿丹的团队有两三名全职志愿者，资金有时候是网友的支持，但也较为有限。由于团队人数少，平时的花费多是刘懿丹自己垫付，每天的车油钱就占到花费的一半以上。

不过，刘懿丹继续再拆十年，也拆不完那些阳光下若隐若现的捕鸟网。这是一张遍布全国的庞大网络。从地下到网上，从东南到西北，从城市到乡村，从森林到戈壁……即使你问心无愧，却也微不足道。

行动艰辛而危险，容易造成人员冲突，而且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认识和关联感都有限。因此，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行动，在公益行业里就是个小众分类。这个圈子里，来来回回不过是天将明、刘懿丹等人。

“最大的困难就是缺钱少人。所有行动经费、人员工资等主要依靠社会募捐，比如腾讯99公益日。总体来说，公众对于野生动物保护这块的关注度和认同度还是不高。另外，志愿者最倚仗的执法人员、野生动物主管人员，能力参差不齐。甚至不少主管人员都缺乏基本常识，缺乏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天将明说。

志愿者冲在前边，警察呢？

我问过几个当森林公安的朋友，他们都跟我说，他们从不觉得自己是警察。

2019年年底之前，森林公安就是林业局分管的一个部门，财权和人事权都隶属同级的林业主管部门。作为一个“存在感不强”的业务模块，他们普遍存在人员配备少、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经费有限等问题。

关键是，此前他们没有独立的行政执法权。依照《森林法》第20条规定，森林公安行政执法权只能在林业主管部门授权下，或以林业主管部门的名义进行。严格执法和执法公信力一直都饱受质疑。为什么？比如林业部门监管的养殖场，往往因林业局的行政干预，森林公安难以查处，责任人很难得到追究。

森林公安也不容易。

中国野生动物按照陆生和水生来划分，陆生的归林业部门管，水生的归农业部门管。林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都是法律规定的，具有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发证机关，同时也是对这些人工驯养繁殖场进行监管的部门。

林业部门往往和野生动物养殖场、经营利用商户等关系甚密。从办证到例行检查，到证件年审等都要往来。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造成林业部门普遍执法查处不积极。

在2020年之前，森林公安一直归林业部门分管。2019年12月30日，森林公安局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转隶公安部，拥有了更多的执法空间。改革之后，一般来说林业管行政案件，森林公安管刑事案件。

也就是说，现在去市场查到许多野生动物，只要没有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还得交给林业去办。并且，在业务上，森林公安当前依然要接受林业部门的指导，这会否影响野生动植物保护监管执法的力度？很难说。

对于涉及野生动物盗猎与贩卖的犯罪，森林公安经常只能是“下不为例”。天将明与动物保护群体举报一些盗猎行为，经常会遇到执法人员说，“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小”。在他们看来，这更多的是法律本身就把野生动物当成可利用资源看待，并未和国家生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联系起来。对野生动物相关的犯罪行为，普遍轻判。

随着疫情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说法流传开来，野生动物的贩卖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月26日，国家林草局便明确：停止以食用为目的的出售、运输野生动物等活动。同时，全面加强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动物的审批和监管。一旦发现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野生动物等行为，严格按规定惩处。

不少媒体称，这对全国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交易、流通和消费市场来说，将是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地震”。不过，“震”还是“不震”，还得看这个“规定”的力度问题。

2018年，昆明市森林公安“11·20”专案查获野生动物制品。

“一般查获此类案件，执法部门往往没收或进行行政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10年有期徒刑。但据不完全统计，此类案件80%判的是缓刑，不具备有效的威慑。”江西省森林公安局法制办黄小勤说。一般而言，对盗猎者适用的大多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当然，那些盗猎5万只的，同样会以该罪判罚。一般而言，只要不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标配都是判三年缓刑三年。至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比如在黑龙江扎龙湿地用呋喃丹毒杀2万只野鸭，价值900万元的案件主犯王国文，适用的罪名也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由于投毒等情节过于恶劣，判了6年。

这其中涉及适用罪名的问题。非法盗猎与贩卖野生动物，尤其是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可适用的罪名不多，主要有非法狩猎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但非法狩猎罪的客观方面必须具备“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这个前提。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就是，明知是非法狩猎来的野生动物还购买的，数量达到50只就可以以该罪定罪处罚。

看似简单明了，但其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执行起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包括需要查清每只野生动物是谁出售的；每只野生动物的狩猎地与狩猎时间、狩猎每只野生动物使用的是什么工具；每个狩猎人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野生动物的数量等。

种种原因，造就了行业里流传甚多的“三多三少”现象：即行政处罚的多、刑事处罚的少；处罚个人的多、处罚单位的少；判缓刑的多、处实刑的少。行政执法处罚过轻、刑事判决无关痛痒，甚至比行政处罚还轻。犯罪成本过低，根本无法形成震慑。

“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是一部“野生动物利用法”。甚至有不愿具名专家直称，就像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监管不到位，直接导致了大量非法野生动物从这条渠道流向市场。

野生动物与人类社会的冲突

养殖场的野生动物要被取缔，也并非野生动物保护就宣告成功了。比如说，那些在地下流通的野生动物数目不菲，更不可能具备检验检疫的条件。

2月29日，中国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确定本次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是一种动物源性病毒。蝙蝠是该病毒宿主，但中间宿主尚未查明是何种动物。

这些未检验检疫过的野生动物，从捕猎，到圈养、运输，再到宰杀、食用，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与未知病毒相遇，那是一枚会滚雪球的彩票。

所以，国内目前的野生动物贩卖食用问题，最关键的是什么？有人说没有人吃了没人养了，就不会有盗猎了；也有人说没人捕猎了，就没有消费了；更有人说，将中间的交易链条彻底砍断了，供需之间的关系就砍断了。但其实，这些环节，每一个都是关键。现在供给和需求其实是在互相刺激。

最关键的，就是打破野生动物商业化繁育和利用思维，真正转向保护。但保护作导向，是无法加入寻求利润的资本撬动产业化的，这就让地方政府失去了积极性。

中山大学保护科学团队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导向。其团队主要负责人黄程博士认为，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最大的难点是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同时，政府、开发商、当地住民都可能卷入冲突之中。

如何在新疆保护40年后才重现的白头硬尾鸭？

腾讯公益平台上，由乌鲁木齐沙区荒野公学自然保护科普中心（简称荒“野新疆”）发起的“一起守护白鸟湖”，其项目也许是这种冲突与出路探索的缩影。

乌鲁木齐市中心向西14公里，天山泉水和融雪在这里汇集，一度在国内消失40年之久的白头硬尾鸭在这里重现，于是命名为白鸟湖。2007年，珍稀的白头硬尾鸭重现白鸟湖后，每年4月初它们都会抵达这里落脚，与这种濒危动物同时抵达的还有城市开发建设者、盗猎者们。

白头硬尾鸭

“荒野新疆”组成了白鸟湖巡护队。多年来，团队通过腾讯公益平台、99公益日进行公募，投入对白鸟湖生态和白头硬尾鸭的保护。但他们发现传统“热心”路径的保护动作，并不是最优选择。

你以为守护好动物本身，就守护好了动物，那是一种天真。

2016年6月，一群好事者来到这里掏鸟蛋。他们一个星期来掏一次，有游野泳的，有附近的建筑工人。如果不是巡护队员报警求助，那次43颗鸟蛋包括8颗白头硬尾鸭蛋就进了人类肚皮。在白鸟湖巡护队队长岩蜥看来，“保住了鸟蛋，就可能保住了白头硬尾鸭的新生命”。

冲突还来自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少数民族，如哈萨克族等原住民们。掏鸟蛋食用，已经是他们的传统生活习惯。

为了消弭冲突，“荒野新疆”团队曾经用善款买来很多鸡蛋，赠予欲来白鸟湖掏鸟蛋的入侵者和为原住民提供协助。但最后他们发现“这并没有什么鸟用”，因为更大的危险正在到来。

城市发展的水泥钢筋逼近白鸟湖，直接影响这个种群的生死存亡。

房地产开发挺进白鸟湖。

“荒野新疆”团队决定重新审视动物生态保护的科学性，以及时代的变化。城市建设和人类活动，这是无法简单阻止的。于是他们转向基础研究、数据收集、长期监测，形成环境、动物保护报告，以此建言政府主管部门，引导合理的规划和开发。

腾讯集团高级公关经理黎明曾到白鸟湖走访，他简洁准确地指出：白鸟湖旁的高档楼盘依水而建，人们已经无法阻止房地产。

但保护团队向政府和开发商建言，城市发展、房地产建设和动物保护是可以形成共识的。“只有一起保护好白鸟湖，珍稀的白头硬尾鸭还在此出现，楼盘才能卖得起更高的价钱”。直白来说就是，珍稀的白头硬尾鸭可以是一个名片，无论于政府还是楼盘。

最后，多方达成一致。

像“荒野新疆”这种另辟蹊径的动保团队，尝试用一种更加“互联网”的实用主义，去承接传统动物保护的单一理想主义。

除此之外，鼓励全社会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是志愿者们最希望能做到的事。让媒体和公众真正有效监督起来，那将给野保工作带来巨大的力量。作为一个资深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在他看来，社会与公众的长期对野生动物的盗猎贩卖无感。

“不然，公众会觉得我们很偏执，很矫情。”

一个涂满灰色的产业链成型以后，很难说我们能轻易地扼杀某个环节来将它终止。在我国广袤的土壤上，有成千上万种野生动物，却也有成千上万张拉开的大网，和更多数目的嘴。为反盗猎奔波的人们，大概远远不够。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野生动物保护，在呼唤全社会的力量。口腹之欲积累起来，可以催生一个物种的灭绝。在生活之前的，是生命和生态。

新冠留下的，不应该是野生动物的污名化，而是野味产业的规范化管理和更多人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