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最不复杂的是事儿，最复杂的就是人，这是一个人深入敌后忍辱负重，传递大量宝贵情报的人，这是一个中途叛变残害同志却又回归组织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不是个好人，也不是个坏人，是历史。

袁殊（1911～1987）

请允许我用一个称呼：老袁，因为我总担心打错字，老袁原名袁学易/袁军光，化名曾达斋，他的故事不仅仅被电视剧伪装者借鉴，也被电视剧记忆之城以及游戏隐形守护者借鉴了一部分。

他出生于湖北，8岁的时候到上海，他的父亲袁晓岚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任职于国民政府，1925年，年仅14岁的老袁参加了上海轰轰烈烈的罢工罢课反帝国主义活动，没过多久，满怀报国热情的他投身北伐，加入了国民党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政治部连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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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没多久，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批的进步青年遭到了迫害，老袁担心自己也被迫害，并且对现有的国民政府愤恨至极，于是退出国民党，回到上海一年后决定赴日本留学。

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时所涉照片

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以及东洋史，民国20年，也就是1931年3月，他回到了上海，并在上海创办主编了《文艺新闻》周刊，最早发表左联武烈士被害的消息，但1931年下半年，由于他创办的周刊传播了进步思想，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但他的这些行为早已被某些人看在眼里，于是1931年10月，地下情报组织的pan汉年同志在经过冯雪峰同志等人的介绍以及仔细考察之后，亲自找到了老袁，吸收其加入地下党组织，入党后没过多久就转入了中央特科进入情报系统工作。

但是老袁当时终究还是太年轻了，1932年他通过胡抱一认识了民主人士特别喜欢搞暗杀的王亚樵，老王对老袁十分有好感，在交往不久后决定将自己手下的一份报纸交给老袁去办，老袁办报纸，当然是一把好手，不久就印刷了大量报纸在上海滩大量发行，在印刷报纸的过程当中老袁也和老王手下的一些死党骨干交上了朋友，借着这个关系他利用老王所掌握的印刷厂为我党外围组织印刷抗日传单，但是这一行为已经违反了地下工作原则，部分情报因此被老王得去，没过多久便被巡捕房查获。

组织上便动用关系将他保释了出来，随后便和老王断绝了联系，接下来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要打入国民党内部，于是他想到通过其表兄贾伯涛出面介绍工作，在他表兄的介绍下见到了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中统的头子吴醒亚，这个老吴他也是湖北人，早年跑到上海的时候居无定所，混得很惨，是老袁的父亲给他开个介绍信让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后来官运亨通，所以这个老吴一直对老袁的父亲很感激，当他听说老袁当时没有工作的时候，便跟他说你到我这里来谋一份职吧，于是老袁成功地打入了中统内部。

但是打入内部这也不行啊，必须得引起注意，而且让人家觉得自己是个有用之才才行，怎么办呢，当时学生正在闹学潮，也有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老吴就负责镇压这个的，于是老袁记上心头，写了一份工作意见书给他，这份工作意见书当中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行动方案，但是这玩意儿是写的天花乱坠，对仗工整，文采斐然，虽然不能具体实施，但是这个东西向上级汇报起来，那也是倍有面子啊。

于是老吴认为这个小袁还是有点本事的，那当记者吧，1933年老袁被老吴任命为情报股股长，由老吴介绍成为了新生通讯社的记者，利用记者身份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由于他去日本留过学，有一口流利的日语，了解和结识了很多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官员，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日本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由于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以及关税的问题，这在当时新闻界可是抢手货，由于老袁有一口流利的日语，时不时还能遇到岩井以及一干日本人，从他们那里都能够得到一手的消息，没过多久就成为了新闻界的红人，连老吴都对他刮目相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和岩井这个小鬼子成了朋友

民国25年也就是1936年，他担任外论翻译社副社长，第二年参加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创办活动由于他在新闻界的名声，被一众人人志士推选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总干事。

1938年4月，日本在中国建立了外交方面的专门特务情报机构，由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统领，对外称称为岩井公馆。

这个小鬼子一直做情报工作，而且做了很多年，在他收集的中国方面情报里面，他相信对付中国人最好的选手，那就是中国人自己，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在新闻界声名鹊起并且混的相当好的老袁身上。

于是乎这个小鬼子多次邀请老袁做客并且专门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几次之后他就提出每个月付给老袁两百块钱的交际费用，但其实老袁清楚这个钱就是购买情报的钱，下一次再找他过来问的问题，那肯定就不会不痛不痒了。

回到家之后他便把这件事情向自己在中央特科的联络人做了汇报，上级领导十分重视，认为这是打入日本特务机关的绝佳机会，于是立刻同意并且作出指示。

得到确切指示后，他又将此事汇报给自己在中统的上司老吴，老吴详细的听完了汇报之后认为能在日本鬼子那里安插一个棋子是一件难得的事情，于是满口同意。

此时开始老袁就已经是一个三重间谍了，当然可能对他来说这只是兼职吧。

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老袁不断的向中央特科提供国民党以及日本方面的情报，并且有选择性地将一部分情报送给国民党方面，由于这些情报来源较为准确，并且总能按时送达，每一阶段总有情报不会间断，他在中统情报机关内部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加入了青帮，成为青帮大佬，曹幼珊的关门弟子，这里面很多细节我们就不讲了，这位大佬到底有多大呢？他的辈分比当时的黄金荣和杜月笙还要高，也就是说老袁成为他的关门大弟子之后他的辈分跟黄金荣以及杜月笙是一样的，从那之后上海青帮的任何堂会都有他的一份，他的椅子永远是和黄金荣以及杜月笙这些通字辈的大佬坐在一排的。

以上这些身份使他从事工作更加方便，天公不作美，戴笠的军统在湖北逮到了一个叫做关兆南的党员，经过严刑拷打，这家伙叛变了，带着军统的特务抓捕了交通员陆海防，这个姓陆的家伙也叛变了，于是军统顺藤摸瓜很快就抓到了共产国际中国总支部的负责人华尔顿（罗伦斯）。

不管他们怎么逼问，怎么严刑拷打，华尔顿就是不张嘴，其实这个华尔顿的真名叫做罗伦斯，隶属于苏联红军情报部，而老袁呢则属于中央特科，身份也是高度保密的，百度上呢，也都是一笔带过，来我搜索了几十个词条才找到原来是军统特务从罗伦斯也就是华尔顿的身上找到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很多资料，其中有一个是联系方式，也不知道是电话号码还是邮箱地址。

军统特务透过这个确定了老袁的身份，究其原因是当时党内的部分地下工作者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去工作，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之后，他们认为部分在中国进行地下工作的同志也是可用之才，于是便调选部分中国人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但是这一消息当时还没有传达到老袁的手中，仅仅将部分通讯地址发送到远东情报局中国方面负责人那里。

老袁就这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远东情报局的情报人员，而陆海防就是他的情报组织的上线，这下他还没有开始进入情报组织工作，就已经被逮捕了，由于罗伦斯被逮捕之后，不管怎么对他拷问，他都不说话，军统的特务都说这个西方人真奇怪，于是这个案件又被称为“怪西人案”

老袁被逮捕之后遭到了严刑拷打，没过多久他就叛变了，他叛变使得已经隐藏了身份的王莹同志遭到了拘捕，但是他叛变之后的说法就有两种了，我们先分开说一下他叛变之后的两种说法。

说法一：他对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无一遗漏，并且承认了自己到底是为谁做事情的，但是他在始终没有在交代材料上面写任何有价值的文字，只写了这样两句话：希望蒋先生正视抗日事实，以民族大义为重。

说法二：被拘捕之后，他仅仅将自己加入了中统的情况说了出来，其余的一概没说。

但是结果都一样的他被判刑了八个月，当时已经身患重病的老袁的父亲亲自去找陈立夫，最终提前两个月把他放出来，也就是说他只关了6个月。

接下来说法又有两种，第1种说法是老袁出来之后，冯雪峰就代表组织找到了他，并告诉他暂时去日本避难，在国民党方面被发现了没关系，可以继续打入日本方面。

第二种说法是那个岩井，虽然说这个小鬼子他也知道老袁因为间谍风波被抓了起来，但是他非常的看好老袁认为老袁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可造之材，尽管他之前可能是个双面间谍，但是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这个双面间谍想要继续获得更大的利益，那就只能一边倒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所以他决定帮助老袁去日本留学。

以上两种说法我并不知道哪个是真的，甚至都有可能两个都是真的，但是其结果都一样，于是老袁和自己的妻子再次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系留学，做了清水太次教授的研究生，同时也像在那里避难的郭沫若学甲骨文，期间由于担心他的经济问题，日本外务省还派人联系他，给他送去情报津贴。

1937年春天日本大规模排华浪潮，老袁和一大批在日的留学生被遣返回国了，中国4月份，老袁搭载日本客轮旭光丸号，从横滨抵达上海，回到上海后，他就找到了上海领导中共临时工作的中共中央特派员，表示想恢复组织关系。

由于他不知道组织上对他是什么态度，于是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情况的机密资料交给了p汉年同志，并且以试探性的口气对他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一方面和中统有联系，另一方面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有联系的”

在他抛出了筹码之后，汉年同志非常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联合抗日谈判桌上的我党全权代表，P汉年同志审时度势，认为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必须的，在这样特殊时期下，老袁这种情报人员的利用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并且说：“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中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是你要准备好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了。”

汉年同志回到延安后，向上级汇报了老袁的情况，上级也同意了汉年同志的处置方式，并且恢复了老袁的组织关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为消息较为闭塞的苏区提供了大量的外界情报，并且借着郭沫若和夏衍先生的《救亡日报》工作，一方面以英国人的名义创办了《译报》借此从外国的新闻社获取有价值的消息。

不久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军统头子戴笠一时之间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的人，他的好友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同辈份的青帮人物是日本留学生，而且和日本领事馆的领事关系一直不错，戴笠突然想起来了，于是便登门拜访。

戴笠登门拜访，前后不过三分钟，只有一句主要内容，那就是：明天上午9点你来找我。

老袁迅速向组织上做了报告，上级认为戴笠不可能是找他麻烦的，应该是找他干事情，并且让他立即做好应对明天去找戴笠，在此之前，请务必打好腹稿，同时嘱托老袁一定要趁机向戴笠提出释放怪西人案中的华尔顿先生。

老袁接到指示之后，第2天9点如约去见了戴笠，二人见面双方坐下，戴笠开门见山的问道：你现在是靠什么生活的，老袁早就猜到他会这样问，于是便回答他：我靠老婆生活。

戴笠点了点头就跟他说：“我每个月给你300元你看够不够？”老袁当场答应并且提出释放华尔顿的要求，戴笠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答应下来。戴笠还许诺只要老袁答应自己两个要求，第一负责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第二无论将来时局怎么样，只要你留在上海就行。

并且跟老袁说，如果你答应这两个要求，那么军统局少将的官衔就是你的了，老袁从善如流，立马答应成功地打入了军统，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织的少将组长。

事实上关着老袁的情况戴笠其实是十分清楚的，只不过因为怪西人案件，使得戴笠相信老袁是不可能再加入gc党了，现在他不过是一个因为生活没有着落，靠打探消息为生的情报贩子，因此才敢放心大胆的使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并没有对其委以重任，只是要求其提供必要的情报，所谓的少将也不过是一个派人监视他的职务而已。

由于他之前做过记者又做过编剧还写过一些剧本又办过报刊和杂志，人脉关系十分的广阔，于是他向军统局申请经费，筹办了刊物，以这些刊物为掩护开展活动，不久上海滩就出现了《国际编译社》和《杂志》两份刊物，前者主要是大量的翻译国外新闻，后者不谈政治，只谈文化成为了当时上海滩许多文人，比如说张爱玲和周作人等发表文章的主要刊物，利用这些刊物，上面的一些微小信息可以传递大量的情报。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将部分中统和军统的情报传递给日方，将日方情报传递给中统局和军统局，又将日方情报和中统局以及军统局的情报传递给地下党组织。

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老袁还曾经化妆成日本学生，凭借着流利的日语和对多次穿越战线深入到日军阵地侦查，为身在前线的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情报。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老袁先后遵从了好几个组织的命令留在上海并且明面上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秘密行动小组专门负责暗杀汉奸。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功地引爆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由于暗杀这件事情老袁实在是不擅长，于是他找来了王亚樵的手下，王铁民迅速组建了一个除奸小队。

当时的海军军火库设置在一家住在上海的日本企业本田沙场的大院里面，这个大院里面有大量的卫兵看守经过多次侦查发现只有一名作饭的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老袁派人化成黄包车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借口跟那个做饭的人成为了朋友。

通过多次套话，他们得知做饭的厨房距离军火库仅有一墙之隔，而且通常是今天买明天的菜，于是他们便想好了计策，首先在帮助买菜的过程当中，将一个定时炸弹放在菜筐当中，在转交菜的过程当中，跟做饭小伙说：“今天晚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务必去相亲啊。”

菜筐被带到厨房之后，做饭的小伙就跑出去相亲了，当天晚上军火库爆炸，老袁派人将那个做饭的小伙送回了老家。

此事传扬出去之后，上海市民无不拍手称快，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够查出真相，只好对外宣称这是不幸事件，应该是内部人员不慎点燃了汽油所导致的，远在重庆的戴笠，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对老袁大加赞赏，破格邀请他去香港参加军统局的骨干会议，1939年5月国民党军统局骨干会议在香港召开，老袁借机在香港见到了汉年同志，向汉年同志汇报了自己的工作。

在香港期间，老袁接受了军统局交代给他的任务，那就是刺杀李士群，这个老李早年曾经加入过咱们党组织，后来在上海美术专科学院以及上海大学学习，从上海大学毕业后还前往苏联留学，但是回国后不到5年就被中统局抓获，因为受不了严刑拷打而叛变，成为国民党情报局的一员，但是这个无耻的家伙隐瞒了自己叛变的事情，仍然和部分的地下党员同志联系，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一直在南京潜伏，后来干脆投降了，日本人和川岛芳子勾结，成立了臭名昭著的76号为汪伟政权卖命，在76号里面他干了太多血腥残暴的事情这使得国民党当局迫切的想要除掉他。

老袁接受到任务之后就开始策划怎么除掉这个老李，首先他想到他跟老李原来是朋友，于是找了个理由特意上门拜访他，在拜访的过程当中暗暗地记下了76号的地形，回家呢就画了一张草图，安排一个人从76号后面的一家民房的菜地里面挖地道挖进去之后再买上烈性炸药。

想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将76号全部炸掉，地道挖好了之后，他拿着炸药正准备下去埋，这个时候军统上海区区长却叛变投敌，把他的计划全部都说了出来，于是这个老李派人当场就从地下把老袁抓住了。

老袁被抓进了76号之后，特务都说要把他杀掉，但是这个老李认为留着老袁还有用，进行威逼利诱，幸好没有进行什么残酷的殴打，老袁坚决什么都不说，于是老李就跟他讲，你信不信我把你送给日本人，那日本人残暴，可是出了名的，你到他们那还有好下场吗。

这个老袁一听课就来劲了就跟他说：那你把我送给日本人，快点。

这下老李就懵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派人一打听才知道老袁有个朋友叫岩井，是日本外务省驻上海的特务头子，于是赶紧把老袁给放了下来，安排洗漱沐浴好吃好喝的供着。

并且派人联系老袁的老婆给他送两件新衣服过来老袁的老婆来了之后老袁暗示自己的老婆去某个地方，联系上了党组织，组织上告诉了他老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你自己出面去找岩井，让他去救你丈夫。

于是老袁夫人就到日本领事馆一阵哭诉，岩井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立刻打电话让老李放人，并且派了汽车，把老袁直接从76号接到了自己的家里。

很多人会奇怪小鬼子为什么要救老袁呢，可能是因为小鬼子都清楚老袁是军统方面的人，但只不过在小鬼子的眼里，老袁是听了自己的命令打入军统的，即便他接受军统的命令去刺杀汪伪李士群也在情理之中，而且老袁还对小鬼子说，李士群是个25仔，表面上为汪精卫政府工作其实私底下还和共产党有联系……

没多久老袁就恢复了工作，1939年11月，在上海东京的各大报刊上都同时刊登了一篇署名为严军光的文章，题目名为《兴亚建国论》文中以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大肆宣扬了中日亲善的言论，其实这个人就是老袁，岩井对这篇文章非常满意，在老袁的煽动下，同意老袁建立兴亚建国运动组织，并且让老袁负责公馆的部分情报工作。

接下来更骚的操作就来了。

没过多久潘汉宁同志要求老袁把自己编织成一个中间派的民主人士，然后介绍给岩井，这个小鬼子和汉年同志交谈了好几次，认为汉年同志这样的中国民主人士对于愚化中国人民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有着极大的帮助，竟然聘请汉宁同志为高级顾问

两个人就在岩井公馆，这个日本人的特务机关里，建立了秘密电台，向延安方面传送了大量的战略情报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但是新亚建国运动没过一年，汪精卫政府就认为这个运动不合适，对自己产生了威胁，向日本方面提出多次抗议，最后日本方面只得解除了这个组织，但秘密派遣老袁同志加入汪政权出任要职。

此时日本方面认为他是一个打入军统和中统以及汪精卫方面的的间谍，军统方面认为它是中统和日本以及汪精卫方面的的间谍，中统方面认为他是潜入军统和打入日本以及汪精卫方面的间谍。汪政府认为他是一条被日本人丢掉的狗，只能来投靠汪主席，然而……组织上清楚这一切的一切。

老袁加入了汪精卫政府，在汪精卫政府中央委员会担任执行委员，还兼任汪精卫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可以列席参加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此时的汪精卫政府对于我党来说，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件衣服都没有的老娘们。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的1万多英国军队在日本的空袭和炮击下迅速投降，香港沦陷，与此同时老袁接到情报，汪精卫政府有几个重要人物飞往香港，准备拉拢和诱骗那些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到南京和汪精卫政府合作，同时周恩来同志也发来电报，要求汉年同志想办法救一救那些滞留在香港的进步人士。

老袁和汉年同志一合计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找到了岩井，跟他说了一些情况，大概意思就是香港现在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的地盘了，在那里已不需要有那么多情报人员了，希望把香港的部分情报人员转移到上海来进行支援工作，需要开一些通行证。

这小鬼子听了也没有怀疑，立刻就签了字，老袁同志拿着签了字的单子，开了800多张通行证，在日军的严密封锁当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人士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在这期间，他先后担任过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专员，汪伟政府保安司令等职务。1945年初，老袁辞去了汪伟教育厅厅长等一系列职务，仅随便留下了一个参议的名分。

抗战胜利前夕，日本特务大多都跑回国内，老袁同志和其他的一些地下党，把日本情报组织所属的10多个单位，价值几千万元的财产都集中收藏了起来，避免了国民党返回南京的各种抄家行为，并且把这些重要的印刷设备，电台机器全部转运移交由组织上分配使用。

八月十五抗战胜利之后军统方面任命老袁同志为忠义救国军心智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并且授予他中将军衔，但是老袁人却失踪了。

直到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老袁去了解放区，前一段时间报纸上面刊登的抗战有功特殊人员袁殊立刻被改成了通共汉奸。

双十协定之后，老袁同志随军北侧，华东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老袁同志谈话，考虑到其他的一些原因，跟老袁同志说改名吧，跟我姓，不是说占你便宜，这是组织上的意思，从此老袁就改名叫曾达斋，一直使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旅级干部。

1949年老袁到了北京，转到李克农将军手下的情报部门参加工作，主要是做日本和美国方面的情报工作。

由于长期在敌后工作，朋友比较少，仅有的一些朋友也大多都牺牲了，潘汉年算是一个了，汉年同志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不吃饭也要唠唠嗑，到1955年老袁同志到北京饭店再次去看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十分伤感地跟他说：“凡是搞情报工作的，特别是敌后情报工作的，大多都没有好下场，中外的同行其实都一样。”

没想到一语成戳，没过多久，因为某些事件潘汉年同志被捕，老袁同志也被抓了，判刑12年，1962年释放出狱，但当时是特殊时期，又被抓了起来，关押8年，1975年被释放出狱，但是又被抓到了一家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在被关押期间，他通读了资本论和大量的马克思著作，以及毛泽东选集，通过外面的人送来的书籍，翻译了大量当时我国需要的日文资料，写下了史料性的传记《杜月笙》仍然关注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并且总结了敌后情报工作的经验。

如果学新闻有关专业或是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应该知道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种，有着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是运用文字艺术真实以及及时的反映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活动的一种文学，而这一文学在中国就是老袁同志第1个提出的，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很多第1个的记录，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

在此期间他想联系他的家人，但是都没有被允许，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早在1968年就受到惊吓，随后服用安眠药自杀，没有能够成功，疯疯癫癫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1980年老袁同志被释放，但是行动仍然受到限制，他向组织上提出申请，想前往日本或者香港安度晚年，但是也没有被允许，1982年8月2日潘汉年被平反，9月6日老袁同志被宣布无罪释放，此后年迈的老袁同志多次回到潘汉年的家乡去悼念这位老朋友，与逝者共同缅怀过去的峥嵘岁月，1987年老袁同志身患重病，精神紊乱，时常嚎啕大哭，同年11月26日病逝于北京，葬于八宝山。

这是一个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文界政界叱咤风云的青年，是一个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本，汪伪五重间谍身份的特工。
一个有过反复，但却最终忠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人，一个中国新闻界的前辈。

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5面间谍，军统中统都赞赏，日本鬼子夸他强，汪伪被骗团团转，青帮大哥高坐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