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前3千纪末至公元前2千纪初,西亚地区车辆上的青铜轮牙和实心二轮车辆经中亚地区传入草原地带。随着印欧人向东的扩张,双轮轻便马车开始东传,大致在殷墟文化二期,家马和马车大量出现在我国中原地区。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轮牙马车直接继承殷商的传统。公元前13世纪左右双轮轻便马车在东亚地区出现。

关键词:周原遗址青铜轮牙中亚欧亚草原文化交流

作者:王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4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周原考古队于贺家村1976年甲组基址之南,发现了一辆罕见的装配有青铜轮牙的马车[1]。虽然西周时期木质轮辋外包青铜构件的实例在之前就屡有发现,如辛村卫国墓地[2]、张家坡墓地[3]、上村岭虢国墓地[4]、贺家村西窖藏[5]等,但所出青铜构件均为“轮牙束”,并非完全包裹轮辋,故此周原青铜轮牙马车甫一发现,便被冠称为“西周第一豪车”(图一)。然而,豪华则豪华矣,却不能称之为先进。这是因为,形制几乎完全相同的青铜轮牙,早在西周之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在西亚和中亚地区存在[6]。本文的讨论将说明,周原青铜轮牙马车的根源在西亚、中亚地区,其在东亚的出现,是以欧亚草原为媒介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结果。

一、中亚地区发现的青铜轮牙四轮车

中亚古代文明国家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共同体(Бактрийско-Маргиански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近十年来最重要的考古收获,是位于土库曼斯坦东南部的中心性城市戈努尔杰别(Гонур-тепе)[7]“王陵区”的发现。2004年,В. И. 萨里亚尼基(В. И. Сарианиди)领导的考古队在城址南部对大水池遗迹进行解剖发掘时,发现了一小片墓地,并在此清理了数座高等级墓葬,发掘者认为系王陵[8]。此后,经过数年连续的考古工作,截至目前为止,在该“王陵区”内至少已经发掘十余座墓葬和数十个祭祀坑。其中,M3200、M3225、M3240、M3900内出有四轮车,均装配有青铜轮牙[9]。

M3200模仿墓主生前居所,在距现代地表深2.5米、长宽各6.5米的墓坑底部,用土坯砌筑四间东西并排的墓室(残存6层土坯,高1米),紧接墓室北部为长方形的“ 庭院”(图二)。墓葬在早年被盗,但仍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位于“庭院”东北角的四轮车。车辆仅见较为完整的四轮以及结构清晰的木“座位”,二轮在北,紧靠“庭院”北壁,尚保持直立状态,二轮在南,“座位”位于四轮之间;发掘者据此判断应为整车埋葬,前轮在西,后轮在东。在车“前”位置发现一具完整的狗骨,头西尾东;车“左”为三具人骨及一具骆驼骨;车“后”则为一具因盗扰而受损严重的幼马骨,头部向西,叠压在一个车轮上,发掘者认为很有可能是驾车的马匹。车辆“座位”由四条长90、宽20厘米的木板拼接而成,中间以两道宽5厘米的木条加固连接。四个车轮大体相同,均以实木板制成,直径70厘米,外包以6件青铜轮牙。轮牙两两相接,组成一闭合的圆形,每件青铜轮牙均呈圆弧形的凹槽状,厚0.5厘米,外沿面宽3厘米,两端及中部各有一对长宽各3.5厘米的圆形耳,耳上有圆形穿孔,用于容纳青铜销钉,将其与木质的车轮外缘固定,销钉长8、直径1厘米,钉帽直径1.8厘米(图三)。

M3225、M3240的材料尚未完全发表,目前仅知墓内所出车轮的情况。M3225四个车轮保存较好,车轮直径90厘米,主体由三块木板拼接而成,中间用两道与木板垂直的宽5厘米的木条加固连接。车轮边缘厚5厘米,中部厚10厘米,中心位置保存有由整木掏挖而成的轮毂,轮毂直径22厘米,轴孔直径7厘米。与M3200相同,M3225车轮外沿亦包以6件青铜轮牙,二者形制、大小相似,但M3225轮牙耳的尺寸更大,长9、宽6厘米(图四)。M3240被破坏严重,车轮保存不佳,但从残迹可以判断车轮木板的拼接方式为中间木板两侧出隼,插入侧板的凹槽中,同时亦用与其垂直的窄木条加固,残存青铜轮牙的形制、尺寸与M3225所出大体相同。

M3900保存完好,系一直径近6、深2.5米的圆形祭祀坑。出土遗物丰富,包括人骨(分属于4名25～35岁、2名35～45岁、1名10～14岁的男性)、动物骨骼(狗7、驴2、骆驼2)、青铜器(釜1、塔形器1、灯1、铲1)、石器(权杖2、镞1)、陶器(罐2)以及四轮车1辆(图五)。四轮车位于坑底正中,前轮在北,后轮在南,左后轮尚保持直立状态。“座位”位于车身中部,由5块木板组成,宽约84、残长40厘米,但车身结构以及“座位”与车身的连接方式已不可复原。在“座位”之前,发现两处木杆痕迹,直径均为3厘米,长度分别为132厘米和100厘米,发掘者认为是辕。车轮直径100厘米,由三块木板平行拼接而成,外接6件或7件(左后轮)青铜轮牙。车轮边缘厚5厘米,靠近中心部位厚10厘米,木制轮毂长20(两侧各凸出于车轮平面5厘米)、直径20、轴孔径7厘米。轮牙长37～40、宽5厘米,上有三对耳,内存直径约为1厘米的青铜铆钉(图六)。

关于M3200、M3225、M3240、M3900的绝对年代,没有直接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但同墓地中的M3210、M3245各有一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分别为公元前2150～1500年和公元前2200～1940年。研究者认为M3210因遭盗扰,年代数据有可能偏晚,而M3245的数据则更接近其真实年代,这和宫殿区及与之对应的“大墓地”[10]的使用年代十分吻合[11]。因此,“王陵区”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3千纪与公元前2千纪之交,M3200、M3225、M3240、M3900所出四轮车的年代亦应与之一致。

戈努尔杰别四轮车及青铜轮牙的发现,其意义不仅在于确认了早期实用性轮式交通工具在中亚文明区的存在[12],更在于首次以完整实物遗存的形式明确了早年发现于亚述、苏萨以及传出自巴克特里亚等地同类青铜构件的功能,并为青铜时代西亚与中亚文明区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提供了新的佐证[13]。

1955年,德国学者公布了在亚述古城(Ashur)内发现的3件青铜轮牙,这3件轮牙均已残损,出自一座神庙下的窖藏内,根据层位关系判断,其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末期或公元前2千纪初(图七,1)。1987年法国学者报道了早年发现于苏萨(Susa)的18件青铜轮牙,其中6件出自阿帕达纳(Apadana)地区(图七,4～6),另外12件出自东荣(Donjon)地区的一座神庙内,根据共存的其他遗物判断,其年代亦在公元前3千纪末或公元前2千纪初。除此之外,类似的青铜轮牙也曾散见于阿富汗(传出自巴克特里亚,Bactria)(图七,2)及伊朗(图七,3)的文物市场上。不难发现,这些青铜轮牙的形制与戈努尔杰别出土者几乎完全相同。基于二者之间惊人的相似性,J. H.克罗威尔(J. H. Crouwel)认为,西亚和中亚青铜轮牙拥有共同的起源地——西亚地区,前者通过伊朗传播到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14]。

由于同样的原因[15],并考虑到结构和工艺的复杂性,我们认为周原与西亚、中亚青铜轮牙之间存在着基因的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西亚还是中亚的青铜轮牙,在地域和年代上均与周原的青铜轮牙相去甚远。因此,在西亚、中亚与周原之间应该存在着联系的中介,而这个中介显然就是地处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对草原地带双轮轻便式马车及相关遗物的分析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欧亚草原地带双轮轻便式马车的出现及其东传

(一)中亚与草原的联系:双轮轻便马车的出现

自20世纪70年代末辛塔什塔墓地[16]发掘以来,考古学家已经在南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多处辛塔什塔文化(Синташтинскаякультура)墓地中发现了至少17辆装配有辐条的双轮轻便式马车[17](以下称双轮轻便马车)。最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2030～1750年[18],这是目前欧亚大陆发现的最早的双轮轻便马车(图八)。此后,随着印欧人向东、向南的扩张,双轮轻便马车迅速在欧亚草原上普及起来,在辛塔什塔文化的继承者,彼特罗夫卡文化(Петр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和阿拉库文化(Алакул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遗存[19]中均出现了双轮轻便马车的实物或遗迹[20]。

关于双轮轻便马车的起源地,西亚起源说和草原起源说两种主要的观点长期争讼不已,但自1992年辛塔什塔的材料正式发表以后,草原起源说逐渐被大多数的考古学家接受。其最主要的事实依据是:虽然实心双轮马车最早见于西亚,但是双轮轻便马车在草原的出现要早于西亚[21]。不可否认的是,辛塔什塔马车已经非常先进,远不是最原始的形态,因此部分草原起源说的支持者也不否认西亚古代文明在

双轮轻便马车的发明方面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比如,И. В. 切秋什科夫(И. В. Чечушков)就认为,双轮轻便马车的出现是一个渐进式的、十分复杂的过程,因此讨论其“发明”的具体地点是没有必要的。他结合黑海北岸加古诺娃(Тягунова Могила)M 2 7 [ 2 2 ]及北高加索伊帕托沃巨冢(Б о л ь ш о й И п ат о в с к и й курган)32号墓[23]等洞室墓文化实心双轮车辆的发现(图九;图一○),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公元前3千纪与公元前2千纪之交,由于与西亚人群直接的接触(穿越高加索山脉或绕过里海经中亚),草原居民引入了西亚的二轮车,并将驴等其他畜力代之以自身久已熟悉的马匹,随之为提高车速而改进了车轮样式,并创造了控驭烈马的衔和镳[24]。

西亚与中亚古代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自不待言[25],在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Андрон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общность)人群南下建立移民据点之前,中亚与草原居民之间的联系也已被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例如在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遗址内出现了来自北方草原文化的陶器,同时北方草原辛塔什塔、波塔波夫卡(Потап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彼特罗夫卡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了中亚式的装饰纹样[26]。不仅如此,戈努尔杰别葬车墓与同时期的草原葬车墓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В. А.诺沃热诺夫(Новоженов В.А.)将其概括为殉人、殉狗、殉马以及包括车和工具、武器在内的一套特定的“战车”组合等[27]。在这里,我们要补充的是戈努尔杰别轮牙与草原文化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哈萨克斯坦中部的萨坦墓地(могильник Сатан)发掘了三座青铜时代冢墓,其中在M1内出土了一辆保存相对较好的双轮轻便马车[28]。M1墓室呈西北-东南向,长390、宽250厘米,西北部有两个相距150厘米,各长约70、宽约15、深约25厘米的车轮坑。该墓早年即遭盗扰并被焚毁,在车轮坑内保存了炭化的轮辋及轮毂碎片,并幸运地在一件轮辋碎片上发现了一小块红色的皮质“轮胎”,以及用于将“轮胎”固定在轮辋上的4枚长8～17厘米的骨质销钉(图一一)。由出土遗物及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属于彼特罗夫卡文化,唯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在公元前2150～1300年[29]。

萨坦马车的“轮胎”与戈努尔杰别车辆轮牙的作用一样,均是为了保护木质轮辋,并减小车轮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且二者均以销钉将轮牙或“轮胎”与轮辋固定,技术原理几乎完全相同,唯前者以草原盛产的皮、骨材质代替了后者彰显文明古国王室身份的青铜。这种技术上的一脉相承,显然是通过文化交往得来的。虽然这是欧亚草原上目前发现唯一的“轮胎”实例,但需要指出的是,萨坦马车的皮“轮胎”因墓葬早期被焚而得以保存,故不难想象,此种“轮胎”在其他的草原葬车墓中亦有可能存在,甚至是普遍存在[30]。如此,从草原文化的角度看,周原青铜轮牙与戈努尔杰别青铜轮牙之间的基因联系就不难理解了。

(二)草原与东亚的联系:双轮轻便马车的东传

殷墟二期前后,马和马车在中原突然开始大量出现,这使得绝大多数的考古学家相信,中国的马车并非源于本土,而是来自西部[31],但究竟来自西部的何方,意见颇有分歧[32]。近年来,随着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包括新疆)地区考古新发现的涌现, 以及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根据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大量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因素,非常明确地将中国马车的来源地指向欧亚草原地带[33],然而他们所能提供的关于马车的直接证据却并不充分[34]。在这种情况下,对伴随中国马车同时出现,且互见于中国及其他地区的车马器进行考察,就成了解决中国马车起源问题的另一个有效方案。参照现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35],我们认为在旧大陆范围内,满足以上条件的可资对比的车马器材料是与镳相关的御马器。

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表明,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殷墟,最早的马镳亦见于殷墟,而且殷墟所出几乎均为方形镳[36],发现于妇好墓[37],小屯M20、M40、M202[38],59孝民屯[39],72孝民屯[40],殷墟西区M216、M217[41]、M1613[42],郭家庄M51、M58、M146～148[43],梅园庄M1[44]、M40、M41[45],大司空M76、M226、M231[46]等,其年代在殷墟二至四期(图一二)。殷商以后,形制大体相同的方形马镳亦见于其他数处遗址,其年代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47]。

与方形镳共出的还有一种钉齿器,如梅园庄M41,大司空M76、M226,前掌大M40、M41[48]方形镳在出土时,内侧均贴合有钉齿器,钉齿朝向马嘴,用以控御烈马。值得注意的是,梅园庄、大司空、前掌大出土钉齿器的轮廓与镳相同,均为方形,这说明方形钉齿器专门与方形马镳配合使用(图一三,1～6、8)。除此之外,郭庄M6[49]出土了4件方形镳与钉齿器合体的钉齿镳,亦可证明方形钉齿器与方形马镳之间的密切联系(图一三,7)。目前已经公布的殷墟发现的方形钉齿器(包括方形钉齿镳)已有20余件(出自梅园庄、大司空、郭庄等),其年代在殷墟二至四期,这不仅是已知中国最早的方形钉齿器,亦是殷墟仅见的钉齿器。与方形镳一样,殷商以后,形制大体相同的方形钉齿器亦见于其他数处遗址,其年代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50]。

可与殷墟马镳相对比的材料来自欧亚草原地带。根据切秋什科夫2013年的统计,欧亚草原上目前已知的青铜时代马镳已达260余件[51]。其中,辛塔什塔文化诸遗址中出土者年代最早,形制也最为原始。辛塔什塔文化马镳均为角质钉齿镳,可分为圆形、半圆形、方形三种。这三种钉齿镳在辛塔什塔文化之后的彼特罗夫卡文化、阿拉库文化及木椁墓文化(Cрубная культура)中继续使用,但形制有所发展。以方形钉齿镳为例,为了降低制作的难度和生产的成本,在彼特罗夫卡文化时开始以劈裂的动物长骨制作方形钉齿镳,相应地,钉齿镳的高度有所增加,并且钉齿由辛塔什塔文化大致等距的四齿演变为纵向排列的多齿(图一四,1～10;图一五)。到阿拉库文化[52]和木椁墓文化时,方形钉齿镳变得更加瘦高(图一四, 1 1 ～ 2 0 ; 见图一五)。

从整体上看, 殷墟发现的大部分方形马镳(包括方形钉齿器、方形钉齿镳) 与彼特罗夫卡文化、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的方形钉齿镳均较为相似,这不仅表现在镳体中部、顶部穿孔的位置上,还表现在钉齿的排列方式上;殷墟方形马镳的管状孔及钉齿分两排分布, 显然是在模仿动物长骨的两侧壁( 见图一二; 图一三; 图一四,6～20)。从细节上看, 殷墟发现的大部分方形马镳轮廓近正方形,与彼特罗夫卡文化最为相似, 但前者侧面常见的环鼻不见于后者(见图一二,1、4～12;图一四,6～10),而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的方形钉齿镳,单侧壁上开始出现的圆形穿孔(见图一四,11、12、16～20),显然具有殷墟方形镳侧面环鼻的功能(图一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侯家庄西北冈M1136-1137出土的“加长版”方形镳[53](图一六,5),轮廓虽与殷墟发现的大部分方形马镳不同,但却与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所出更加瘦高者相似,其若非殷墟首创,则很有可能是源自草原地带。由此我们认为,殷墟方形马镳的原型是欧亚草原地带的方形钉齿镳;欧亚草原方形钉齿镳的东传,应该在辛塔什塔文化和彼特罗夫卡文化之后,大致在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阶段[54]。进而我们认为,殷墟的方形马镳有可能是来自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分布的欧亚草原西部地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考古发现,我们目前尚不了解同属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分布在阿拉库文化以东,年代与其大体同时且与东亚关系更为密切的费得罗沃文化(Федоро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的钉齿镳的情况,因此也不能排除殷墟的方形马镳来自于费得罗沃文化分布的欧亚草原中部地区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殷墟的方形马镳是伴随着马车一起出现的,因此殷墟的马车应与方形马镳一样,来自于欧亚草原地带;并且,欧亚草原马车东传的时间,亦应与方形马镳一样,大致在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阶段。殷商之后,西周马车基本延续了相同的车制[55],不仅如此,与殷墟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形镳、钉齿器亦见于西周遗址[56]。由此看来,周原青铜轮牙马车很有可能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从而间接地与萨坦墓地出土的彼特罗夫卡文化马车有关[57]。至于殷墟类似的考古发现,则是值得预期的。

三、结语

公元前3千纪末至公元前2千纪初,中亚戈努尔杰别遗址的四轮车辆上出现了有可能源自西亚地区的青铜轮牙。与此同时,西亚的实心二轮车辆经中亚地区传入草原地带,并经改良,在辛塔什塔文化中首次出现了装配有辐条的轻便式双轮马车,在此过程中,中亚的轮牙技术也随之传入草原地带。辛塔什塔文化和彼特罗夫卡文化之后,大致在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阶段,随着印欧人向东的扩张,双轮轻便马车开始东传,在殷墟文化二期左右,家马和马车大量出现在中原地区。很有可能,与殷墟马车一起传入的还有轮牙技术,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轮牙马车直接继承自殷商的传统。

已有的研究表明,殷墟文化二期左右在中原地区突然开始大量出现的,除了家马[58]、马车,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马镳和弓形器[59]等之外,还有一系列特殊的陶器和青铜器纹饰[60]。这些特殊的纹饰,部分可追溯至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但于“后安德罗诺沃时代”始在分布于南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中、北部的诸晚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普遍流行,其年代恰好大致相当于殷墟文化时期。而与此同时,在草原与中原之间的广袤地带却基本不见这些文化因素的踪迹。这或许暗示出,公元前13世纪左右,欧亚大陆中部与东部的人群曾在短时间内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文化交流活动。若是如此,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马车之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同时也不难想见,其在殷墟的出现,仅仅是此次事件最为明显的表现之一。

注释

[ 1 ] 周原考古队:《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2014～2015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

[ 2 ] 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 3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4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 5 ] 岐山县周原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周原遗址贺家村车马器窖藏清理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11期。

[ 6 ] 本文所称西亚主要是指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中亚主要是指锡尔-阿姆两河流域,特别是阿姆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

[ 7 ] 土库曼斯坦语的意思是“灰色的小山”,得名于遗址附近的穆尔加布河(Мургаб)右岸的一座低矮土丘。

[ 8 ] Дубова Н. А., Могильник и царский некропольна берегах большого бассейна СеверногоГонура, У истоков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борникстатей к 75-летию Виктора ИвановичаСарианиди, Москва: Старый сад, 2004.

[ 9 ] M3200、M3225、M3240的材料参见注释[8];M3900的材料参见Сарианиди В. И., ДубоваН. А., Новые г робницы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цар ског о нек р опол я Гон у ра , Н а п у т иоткрыт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к80-летию Виктора Ивановича Сарианид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0; Дубова Н.А., Погребения животных в стране Маргуш,Труд ы Марг иа 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 и ческойэкспедиции, Том 4,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ГонурДепе в 20 08 -2011 г г, Моск ва: Ст ары йсад, 2012; Нечвалода А. И., Дубова Н. А.,Музеефицирование и муляжирование особоценных предметов на Гонур Депе, ТрудыМаргиа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Том 5,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Гонур Депе в 2011-2013гг, Москва: Старый сад, 2014.

[10] 位于宫殿区以西300米,共发掘2800多座墓葬及祭祀坑。

[11] “大墓地”共有5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200～1900年;宫殿区共有7个可靠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其中5个来自宫殿使用时的堆积,年代为公元前2137～1921年,另外2个出自宫殿废弃后的堆积,年代为公元前1995～1744年。参见Зайцева Г. И., ДубоваН. А. и др., Экспертное заключение на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ую находку из камня, ТрудыМаргиа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Том 2, Москва: Старый сад, 2008.

[12] 之前所见均为陶车或车轮模型。参见МассонВ. М., А лтын-депе, Ленинг рад: Наука,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 1981; ДубоваН. А., Могильник и царский некропольна берегах большого бассейна СеверногоГонура, У истоков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борникстатей к 75-летию Виктора ИвановичаСарианиди, Москва: Старый сад, 2004.

[13] Кожин П. М., Колесный экипаж впервыеп р е о д о л е в а е т п у с т ы н и , У и с т о к о в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к 75-летиюВиктора Ивановича Сарианиди, Москва:Старый сад, 2004.

[14] Crouwel J. H., Metal Wheel Tyres from theAncient Near East and Central Asia, Iraq ,Volume 74, January, 2012. 上述轮牙材料均引自该文,以及Littauer M. A., Crouwel J. H.,Metal Wheel Tyres from the Ancient Near East,Selected Writings on Chariots and other EarlyVehicles, Riding and Harness, Leiden, Boston,K?ln: Brill, 2002.

[15] 除了显而易见的相似性之外,周原与西亚、中亚青铜轮牙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之耳(辐鼻)小而多,后者大而少。

[16] Генинг В. Ф., Зданович Г. Б., Генинг В. В.,Синташт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арийских племен, Часть 1, Чел ябинск:Южно-Ураль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92.

[17] 对欧亚草原地带二轮马车的统计参见ЕпимаховА. В., Чечушков И. В., Евразийские колесницы: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Археология ЮжногоУрала, Степь (проблемы культурогенеза),Челябинск: Рифей, 2006; Чечушков И. В.,Колеснич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эпохи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степной и лесостепной Евразии: от Днепра доИртыша ,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13.

[ 1 8 ] Е п и м а х о в А . В. , О т н о с и т е л ь н а я иабсолютн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 синташтинскихпа м я т н и ков в св е т е р а д иок а р б он н ы хдатировок,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филологии,культуры, XVII, Москва-Магнитогорск-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7.

[19] 彼特罗夫卡文化的4处墓地共发现6辆马车,分布在哈萨克斯坦中部和北部地区,年代在公元前1930～1690年;阿拉库文化的1处墓地发现1辆马车,位于南乌拉尔,年代在公元前1900～1250年。参见Чечушков И. В.,Колеснич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эпохи позднейбронзы степной и лесостепной Евразии:от Днепра до Иртыша ,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соиск а н ие у ченой с т епен и к а н д и дат аи с т о р и ч е с к и х н а у к , Е к а т е р и н б у р г,2013; Епимахов А. В., Относительная иабсолютн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 синташтинскихпа м я т н и ков в св е т е р а д иок а р б он н ы хдатировок,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филологии,культуры, XVII, Москва-Магнитогорск-Но в о с и б и р с к , 2 0 0 7;Е п и м а хо в А . В.,Чечушков И. В., ?Горизонт колесничныхкультур?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азии: поэтическаяметафора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филологии, культуры,XXI, Москва-Магнитогорс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2008.

[20] 由于遗迹保存状况及发掘水平的限制,考古学家几乎从未在草原上发掘出完整的马车甚至是车轮。由于缺少金属构件,马车实物的发现,得益于当时主要的埋葬习俗,即在墓室底部设置两个车轮坑,将整辆马车的双轮安放在车轮坑内。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家发现的往往是保存在车轮坑内的半个车轮,或者仅仅是车轮坑而非马车本身。

[21] 大卫·安东尼著,张礼艳等译:《马、车轮和语言: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骑马者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22] 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末至公元前2千纪初。参见Чередниченко Н. Н., Пустовалов С. Ж., Квопросу о боевых колесницах и колесничих вобществе катакомб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Проблемыох р а н ы и и с с л е д о в а н и я п а м я т н и к о вархеологии в Донбассе: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семинара, Донецк,1989; Чередниченко Н. Н., Пустовалов С. Ж.,Боевые колесницы и колесничие в обществекатакомб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по материа ламраскопок в Нижнем Поднепровье), Советскаяархеология , 1991, № 04.

[23] Кореневский С. Н., Белинский А. Б., Кал-мыков А. А., Большой Ипатовский курган наСтаврополь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7.

[24] Чечушков И. В., Колесничный комплексэ п о х и п о з д н е й б р о н з ы с т е п н о й ил е с о с т е п н о й Е в р а з и и : о т Д н е п р а д оИртыша ,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13.

[25] Сарианиди В. И., Задолго до Заратуштры( А р х е о л о г и ч е с к и е д о к а з а т е л ь с т в апротозороастризма в Бактрии и Маргиане),Москва: Старый сад, 2010.

[26] 同[21]。

[27] Новоженов В. А.,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и транспортстраны Маргуш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и во времени,Труд ы Марг иа 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 и ческойэкс пед и ц и и , Том 6 , П а м я т и Ви к т о р аИвановича Сарианиди, Москва: Старый сад,2016.

[28] Новоженов В. А., Колес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эпохибронзы Ура ло-Ка захстанск их степей (Краткий обзор источников ), Вопросыархеологии Цент ра льного и СеверногоКа захстана: сборник нау чны х т рудов ,Караганда: Караганди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89; Новоженов В. А., Чудо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и древнейший колесныйтранспорт Евразии, Москва: Taус, 2012.

[29] Новоженов В. А., Наскаль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повозок Средне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проблеме миграции населения степнойЕвра зи и в эпох у эне ол и т а и бр он зы) ,Алматы: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 Казахстан,1994.

[30] 萨坦马车“轮胎”销钉为骨质,而非角质,这也是其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欧亚草原上,角质品更为常见,“轮胎”销钉亦应如此。

[31] a.王巍:《中国马车渊源蠡测》,见《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b.夏含夷:《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见《古史异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2] 对学术史的回顾可参阅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见《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

[33] Кузьмина Е. Е., Предыстория Великого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Диалог культур Европа-Азия, Москва: КомКнига, 2010.

[34] 比如,中原马车与欧亚草原马车外形的相似性,哈萨克斯坦、蒙古、新疆、内蒙古岩画材料所反映的可能是马车东传的路线等。另可参阅林沄:《对南山根M102出土刻纹骨板的一些看法》,见《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乌恩:《论古代战车及其相关问题》,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35] a.吴晓筠:《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见《古代文明》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b.井中伟:《錣策、钉齿镳与镝衔—公元前二千纪至前三世纪中西方御马器比较研究》,《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36] 黄铭崇先生将殷墟的马镳分为四类,A类为方形镳;B、C类数量较少,为方形镳的变体;D类数量更少(目前仅一件见诸报道),形状如“柄上开有一孔的开瓶器”,有可能是殷墟首创。参阅黄铭崇:《从商代的“C形马衔”与“尖锥策饰”看商代的“骑兵”问题》,见《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 38]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3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孝民屯的两座车马坑》,《考古》1977年第1期。

[4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新发现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72年第4期。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西区发现一座车马坑》,《考古》1984年第6期。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44]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梅园庄殷代车马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梅园庄东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98年第10期。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47] 同[35]a。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

[49]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50] 同[35]b。

[51] 同[24]。

[52] 出自鄂毕里金鲁格3号墓地(мог. Обилькин лугⅢ)的4件方形钉齿镳,发掘者认为属于辛塔什塔文化(参见Денисов И. В., Могильники эпохибронзы Обилькиного луга близ Соль-Илецка,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Оренбуржья.Выпуск V, Орен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ПТУ,2001),但墓葬形制与所出陶器组合均与辛塔什塔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我们采纳И. В.Чечушков的意见,认为其属于阿拉库文化(参见注释[24])。

[53] 李永迪:《殷墟出土器物选粹》,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

[54] 虽然殷墟可能存在着式样更加古老的方形马镳,如小屯M202、M40等,其均不见侧面的环鼻,这个特点与辛塔什塔文化及彼得罗夫卡文化形同。

[55] 张长寿、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见《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56] 同[35]。

[57] 当然,不完全排除周原青铜轮牙马车与草原存在直接联系的可能性。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萨坦墓地不仅出有“轮胎”(M1),同时亦出有与殷墟几乎完全相同的钉齿镳(M3),因此二者同时传入殷墟的可能性更大。

[58] 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5年。

[59] a.王鹏:《商周弓形器用途再议—对“挂缰钩”说的一点补充》,见《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2015年。

b.Ван Пэн, Еще ра з о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и н ь-ч жоуск и х издел и й в форме л у ка ,Вестни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Т. 14, вып. 4, 2015.

[60] Ван Пэн,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ультур бронзовогои раннего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Южной Сибири,Синьцзяна и Северного Китая, Вестникн о в о с и б и р с к о г о г о с у д а р с т в е н н о г 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 Т.17, вып. 4, 2018.

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与东西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