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汉唐时期，易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重要成就。在汉唐易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易学家以史解《易》征引的史实蕴涵了历史兴衰教训和历史变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周易》义理相互通约。汉唐时期以史解《易》的运用，丰富了治《易》的方法，深化了《易》之微言大义，拓展了史学自身的历史观念，促进了易学与史学的双向互动，为后世“参政史事”易学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汉唐时期史学以史解《易》易学

一

众所周知，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易学发展的影响也特别突出，史学与《周易》之间联系密切。中国古代巫史同源，史从巫出。“第一代历史家都是巫师，第一种历史记录都是说神与人的关系，第一类历史认识都是神意支配人间的历史观”。可见，最初的史官除了记时书事、掌管典籍，还负责观察天象、制订历法以及卜筮之事。而且，古代典籍文献中，史亦往往与巫、祝、卜等连称。《周易·巽卦》九二爻辞曰：“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国语·楚语下》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左传》昭公四年记述，周初王室曾以“祝、宗、卜、史”赐鲁。在《左传》中，史苏、史赵、史墨、史龟、史嚣等虽以“史”称，但又多言其占卜之事。在《周礼》中，太史与太祝、太卜同居春官宗伯之属，而其职掌之事亦与卜、祝相近。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称述孔子之语，也提到“史巫之筮”。

《周易》就成于宗教巫术特别是卜筮之官和史官之手，而成书后的《周易》一般亦由史官收藏和管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来鲁，就是“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再者，《周易》和易学偏重天道，其产生、发展也与天文、历法的进步密不可分。史官既然掌管观测天象和制订历法之事，也就很容易将天人联系起来，用自然现象和规律来考察、附会社会问题，特别是从四时、天象的往复运动中得到某种启发，悟出社会人生也有盛衰变化且遵循一定规律的深刻道理。惟其如此，史官才得以在创作、保存和解释、运用《周易》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文化源头，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及因象数结构而成的三才一体之道，包蕴着有较为丰富的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内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半截子的古代进化论”，但它所展现出的“生生之谓易”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发展、进化的社会历史观，也为史官记述历史、评论古今、预断未来提供了重要依据。《左传》所载庄公二十二年周史论陈厉公生子敬仲事，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论鲁国季氏专权事，都是如此。由《周易》古经发展到战国时期的《易传》，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周易》历史观循天地自然之道以考察社会人事演变，确实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先秦时期史官在以史解《易》中，“显示出了深邃的历史眼光，促进了史学思想的进步，同时也对易学体系形成做出了贡献”。史学和易学之间存在着某种不解之缘，在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更是表现得十分显著。

本文以上述史学与易学的关系作为探讨的学术背景，仅将重点放到了汉唐时期有代表性的易家和易学著作是如何运用与发展了以史解《易》这一治《易》方法，这一方法对当时的易学领域、史学领域的拓展和深化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及汉唐时期的以史解《易》应如何评价等方面。这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汉唐时期史学与易学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

西汉初期的易学，清儒皮锡瑞认为，“其说《易》，皆明白正大，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盖得《易》之正传”。陆贾、司马迁等著名史家则“得《易》之正传”，深受易学“主义理，切人事”的启迪和濡染，其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盛衰观与承弊易变的社会变革观，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思想。西汉中后期，伴随着言灾异与天人感应思潮的兴起，在孟喜、京房等易学家的努力之下，迎来了象数易学的繁荣。尽管在一定意义上，易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史学的发展促进了易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但是，带有浓厚义理色彩的以史解《易》的治《易》方法，因其学术风格与象数易学迥异，在当时的易学领域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东汉时期，经学家马融承于费氏易学的治学风格，注重以义理解《易》，“以人道政治议卦爻”，是其易学的重要特点。不仅如此，马融还注重以史解《易》、通过史实来阐发易学理论，在易学发展史上首开以史解《易》之先河。例如，《观卦》：“盥而不荐，有孚颙若。”马融注：“颙者，进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时，及神降荐牲，其礼简略，不足观也。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王道可观，在于祭祀。祭祀之盛，莫过初盥降神。故孔子曰：‘谛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此言及荐简略，则不足观也。以下观上，见其至盛之礼，万民信敬，故云‘有孚颙若’。孚，信。颙，敬也。”这是要求最高统治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而使“万民信敬”，反映出一种坚持传统礼治的社会政治态度。与此相联系，马融还对《周易》仁义德治的政治理念有所继承和发挥。如《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马融注：“大人虎变，虎变威德折冲万里，望风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献雉，故曰‘未占有孚’矣。”这是试图借助周公修德进业而使百姓服悦的历史事实来呼吁最高统治者实行德治，以振兴日渐衰弱的刘汉皇朝。马融佐以史事解《易》，论及人事及社会政治生活，这一治《易》理路对后来的郑玄、虞翻、干宝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单就郑玄常用解《易》体例中的卦主说、互体说、爻位说、爻辰说来看，郑玄的易学无疑属于象数之学，特别是其中的爻辰说，更成了他“多参天象”而与“全释人事”的王弼易学不同的重要标志。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郑玄并不排斥义理，而是兼言象数、义理以论析《易》之主旨，对马融以义理解《易》的这一传统有所继承、发展。因此可以说，以史解《易》也是郑玄以义理解《易》的重要方面。对于《乾卦》“亢龙有悔”，郑玄注：“尧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曰：“上九亢阳之至，大而极盛，故曰‘亢龙’。此自然之象，以人事言之，似圣人有龙德，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有悔’也。纯阳虽极，未至大凶，但有悔吝而已。”《系辞上传》说：“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我们知道，《周易》中的“吉”、“凶”、“悔吝”、“无咎”，代表了事物所处的不同状态。“吉”为得，“凶”为失，“悔吝”介于吉凶之间，属于小的过失，虽不及吉之得，但也未有凶之失。郑玄用上古“尧之末年，四凶在朝”的史实解说《乾卦》上九爻义。“四凶”，即帝鸿氏之不才子“浑沌”、少皞氏之不才子“穷奇”、颛顼氏之不才子“梼杌”、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昔者鸿氏有不才之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暤氏有不才之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之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之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帝尧在位七十年，“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到了晚年，“四凶”等小人朋比在朝，却仍能容忍，几至功业难以为继。幸而舜摄天子之政后，奏请帝尧而将之放逐。“四凶在朝”虽然给帝尧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隐患，但并未导致王朝的倾覆，此即“未大凶也”。郑玄引述“尧之末年，四凶在朝”的史实意在告诫统治者，久处君位，应始终谦和自守，常怀忧患意识。否则，在王朝发展到鼎盛时期骄纵不逊，极易遭致大凶之患。

又如，郑玄以舜与周公代行君位的史实解《坤卦》六五爻义。《坤卦》六五：“黄裳元吉。”郑玄注曰：“如舜试天子，周公摄政。”《周易正义》释之曰：“黄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饰，‘坤’为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极贵者也。能以中和通于物理，居于臣职，故云‘黄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尧让舜职掌五典、管理百官、负责迎宾礼仪，以观其能。在其治理下，政教大行，八方宾服，四海咸颂舜功，乃命舜摄行政务。舜五十岁才开始“摄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周武王死后，周公摄行天子“行政七年”。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七年之后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重要基础。有上述史实作依据，郑玄认为“阴阳之义，阳称为君，阴称为臣”，阴爻象臣，却居君位，坤卦六五阴爻居尊位而元吉。在他看来，舜及周公试摄之时，尽管名义上仍为臣下，但却是事实上的天子。在特定的情况下，执于中正之道的名臣，代理天子治国安邦，当为大吉大利之事。这一阐释确实与《易》理若合符节。

再如，郑玄用文王灭纣的史实解读《临卦》卦辞，赋予其人事的色彩，阐发历史兴衰之理。注《临卦》“至于八月有凶”，郑玄曰：“《临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当文王之时，纣为无道，故于是卦为殷家著兴衰之戒，以见周改殷正之数云。《临》自周二月用事，讫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终而复始，王命然矣。”众所周知，古时但凡改朝换代，新王朝常重定正朔，建立本朝历法。“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随寅丑子所损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鸡鸣，夏平旦，是易朔也。”从中可以看出，夏历、商历、周历区别在于岁首的月建不同，夏历以建寅为岁首，商历以建丑为岁首，周历以建子为岁首。由于相信文王作卦爻辞，郑玄认为“至于八月有凶”应以周历解之。《临卦》于十二消息为十二月，是就爻位而言，《复卦》初九主十一月，《临卦》九二主十二月，于周为二月。《临卦》自九二起，阳长而为《泰卦》、《大壮卦》、《夬卦》、《乾卦》，之后阴始长于《姤卦》而至于《遯卦》，六爻完成了一次循环，即所谓“终而复始”，又历时八个月，故经文有“八月”之称。《临卦》卦辞“至于八月有凶”中的“八月”，《礼记·月令》释之曰“是月也，杀气浸盛，阳气日衰”。《临卦》卦辞以时令为喻，本象征着盛极必衰、阴阳消长的自然规律，而郑玄以文王灭纣的史实阐释此卦，突出历史盛衰之由。在他看来，君临天下必须坚守正道，在事情刚开始繁盛时就要考虑衰落等情形，预防过度自满，以图永保兴旺的局面。毕竟，观人事更替，察历史兴衰，是《周易》的根本主旨，同时也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可以说，郑玄以史解《易》确实把握了这一宗旨，并且继承了这一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否卦》九五卦辞：“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郑玄注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圣人有命，咸云：其将亡矣，其将亡矣!而圣乃自系于植桑，不亡也”。“犹纣囚文王于羑里之狱，四臣献珍异之物，而终免于难，系于苞桑之谓”。历来众多易学家解此卦辞，大多言于卦爻象，而郑玄独以史事解之，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揭示了《否卦》义理，表现出了较高的史识。

虞翻，是继马融、郑玄等人之后的又一位易学大师，同样也是推动易学转型的关键人物。虞翻易学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对象数易学作了集大成式的总结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解《易》的新体例。但是，在虞翻建构的象数易学体系中，仍然隐含着人文义理的倾向，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政治理念，而这一倾向和理念正是通过以史解《易》的方式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为表达对历史变化趋势的看法，虞翻引用了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在注《乾卦·文言》“圣人作而万物睹”时，虞翻曰：“‘圣人’则庖牺，合德《乾》五，造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注《系辞上传》“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曰：“神农、黄帝、尧、舜也。”注《系辞下传》“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曰：“神农以火德，继庖牺王。火生土，故知土，则利民播种，号神农氏也。”注《系辞下传》“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曰：“‘后世圣人’，谓黄帝也。”注《系辞下传》“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曰：“‘后世圣人’，谓黄帝、尧、舜也。”从上述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虞翻阐明了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历史发展观，但虞翻的这一史观“圣人”的色彩过于浓重。在他看来，无论是从“备物”到“成器”，还是从“穴居“到“宫室”，圣人在历史的演进中，在社会人事变化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虞翻阐发《易》理也经常论及商周史迹，总结历史兴衰的教训与经验。例如，对于《明夷卦·彖传》“文王以之”，虞翻注曰：“三喻文王。……若纣杀比干。三幽坎中，象文王之拘羑里。震为诸侯，喻从文王者，纣惧出之。”注《杂卦》“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曰：“谕武王伐纣。”注《未济卦》“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曰：“谓若殷纣沉湎于酒，以失天下也。”注《革卦》“改命吉”与“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曰：“传以比桀纣。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故‘改命吉’也”，“传论汤武以坤臣为君”。注《系辞下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曰：“庖牺则天八卦，通为六十四，以德化之，‘吉凶与民同患’，故‘有忧患’。”虞翻引用商周鼎革的史实，虽意在阐明“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顺天应人”、“以德化之，吉凶与民同患”等历史教训，但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对《易》理的认识。应该说，与郑玄等易学家一样，虞翻在运用以史解《易》阐发义理时，不仅有意识地突出了历史的变易观念，注意到了“革故鼎新”这一人类历史进化的基本环节，而且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前进与发展的趋势，形成了较为朴素的进化史观，这对后来宋衷、陈寿、干宝等人就史学与易学关系所作的进一步探索，有着重要的学术启迪。

三

相较于郑玄、虞翻等人，汉末三国时期的另一易学家宋衷研《易》对义理更为重视，并运用《易传》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更加注重探索天地万物、社会人事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解《易》过程中，宋衷还喜欢称引历史事实，以史解《易》。宋衷取用此法，旨在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来充分地阐明《易》理，加深人们对《易》理的认识与把握。宋衷注《师卦》“开国承家”曰：“‘开国’谓析土地以封诸侯，如武王封周公七百里地也。”《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及武王即位……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这是以周公获封的史实，说明周天子分土封侯的政治制度。在注《遯卦·彖传》“遯之时义大矣哉”时，宋衷曰：“太公遯殷，四皓遯秦之时也。”商纣王昏庸无道，姜太公归隐，“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四皓即商山四皓，“四皓也，谓东圆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商山四皓曾因秦无道而遯隐，高祖刘邦定天下后，“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宋衷以上述史事来说明“相时度宜，避世而遯”的重大意义。应该说，在宋衷之前，以史解《易》已为郑玄、虞翻等易学家所采用，而宋衷在这一学术传承中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陈寿，西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有良史之才，所著《三国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陈寿对《周易》亦素有研究，在治史实践中，其史学思想的形成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取资于易学。《三国志·魏志·后妃传》开篇引《家人卦·彖传》：“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随即以历史上的后妃之制加以证明：“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顺天地之德。故二妃嫔妫，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废兴存亡，恒此之由。”《家人卦》认为男女居位都正当得体，家正而天下化之，阐发的“治家”与“正家”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禀易学之沾溉，陈寿揭示出了《家人卦》“身”、“家”、“天下”之间相互依赖且极具浓厚历史色彩的政治关系，将其贯穿于治史实践中，不仅阐明了“废兴存亡，恒此之由”的《易》理，也突出了“轻天命，重人事”的历史观念。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陈寿着眼于人谋的思想，同样受易学濡染甚多。人谋主要指君主与权臣的谋略，涉及到君主、权臣的选贤与能以及自身的韬略和决断，在《三国志》中陈寿多次化用《易》理对主要人物做出合乎历史情境的评价，阐论贤明的君主、权臣对于治国兴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评价刘璋“才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负乘致寇”语出《解卦》六三爻辞“负且乘，致寇至”。《系辞上传》亦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刘璋为人懦弱多疑，“才非人雄”，最终为刘备所取代。在陈寿看来，君主用人轻忽不甚，导致小人窃据了高位，但居于非分之位，注定不能长久。又如，评价曹爽曰：“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德薄位尊”语出《系辞下传》：“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曹爽结党营私，专权乱政，欲与司马懿争夺政权，终因疏忽，败以亡身，陈寿化用智小谋大、不堪其任的《易》理，对曹爽做出的评价相当中允而深刻。应当看到，陈寿的史学成就与他对易学的取资确实有着紧密的关系，但也应当看到，陈寿通过以史解《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又深化了《易》理。正如学者有言，《三国志》可谓是“史事解《易》之佳构”，所论至为妥当。

东晋时期的干宝著有《周易注》、《周易爻义》等专门的易学著作，同时又撰有编年体史书《晋纪》，其中多化用《易》之义理以及京房、虞翻等人《易》说。干宝以史学见长，其治《易》多以殷周时期的历史变革阐发卦爻辞。对此，清代学者张惠言评价道：“仅存者三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革纣、周公摄成王者十有八焉。”与郑玄、虞翻、宋衷、陈寿等人相较，干宝以更为丰富和详细的史料来阐证《周易》所蕴含的大义，以史解《易》的特色表现得突出而鲜明。

干宝认为《周易》一书中包含有大量的历史，特别是殷周鼎革的历史。我们知道，《周易》成书于殷周之际，此时周朝取代殷商是大势所趋，《周易》对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有所展现实属必然。干宝对《周易》卦爻辞和《易传》中涉及到的殷周鼎革历史作了充分的阐发。例如，干宝注《乾卦》初九“潜龙勿用”曰：“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注《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曰：“阳气将施，圣人将显。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见大人。”注《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曰：“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于此爻焉。……盖文王反国，大釐其政之日也。”注《震卦》初九“震来虩虩，笑言哑哑”曰：“‘震来虩虩’，羑里之厄也。‘笑言哑哑’，后受方国也。”注《坤卦》“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曰：“文王之忠于殷，抑参二之强，以事独夫之纣。”注《升卦》“孚乃利用禴”曰：“文王俭以恤民，四时之祭，皆以禴礼，神亨德与信，不求备也。”注《讼卦》“君子以作事谋始”曰：“武王故先观兵孟津，盖以卜天下之心，故曰‘作事谋始’也。”注《师卦》“大君有命，开国承家”曰：“……故易位，以见武王亲征，与师人同处于野也，……上六为宗庙，武王以文王行，故正开国之辞于宗庙之爻。明己之受命，文王之德也。”注《革卦》初九“巩用黄牛之革”曰：“此喻文王虽有圣德，天下归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义也。”注《未济卦·彖传》“未济征凶，位不当也”曰：“禄父反叛，管蔡与乱，兵连三年，诛及骨肉，故曰‘未济征凶’。平克四国，以济大难，故曰‘利涉大川’也。以六居三，不当其位，犹周公以臣而君，故流言作矣。”从中可以看到，周文王被商纣囚禁于羑里，后被释放归国，整顿国政，天下归周，周公摄政。干宝通过商周之际史迹以释《易》，将这一段历史较为清晰地勾画出来。干宝以史解《易》用到的殷周之际的重大历史事实较为完整，这在他以前的郑玄、虞翻等易学家是不曾有过的。

而且，干宝在《周易》卦爻辞的注释中，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商纣亡国的教训。干宝注《井卦》“羸其瓶，凶”曰：“改殷纣比屋之乱俗，而不易成汤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时宜，损益虽异，括囊则同，故曰‘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也。当殷之末，井道之穷，故曰‘讫至’。周德虽兴，未及革正，故曰‘亦未橘井’。井泥为秽，百姓无聊，比屋之间，交受涂炭，故曰‘羸其瓶，凶’矣。”在注《序卦》“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时，干宝曰：“《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祸；当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妇不成，相须之至，王教之端。”在干宝看来，商纣不坚持法度，乱王教之俗是其失去民心而亡国的主因。《乾卦·文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干宝对此做了全面的阐释：“夫纯阳，天之精气。四行，君之懿德。是故《乾》冠卦首，辞表篇目，明道义之门，在于此矣。犹《春秋》之备五始也，故夫子留意焉。然则体仁正己，所以化物。观运知时，所以顺天。器用随宜，所以利民。守正一业，所以定俗也。乱则败礼，其教淫。逆则拂时，其功否。错则妨用，其事废。忘则失正，其官败。四德者，文王所由兴。四愆者，商纣所由亡。”干宝注重从儒家的仁、义、礼、智等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殷周时期较为完整的历史进程对其政治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出了自己的总结和判断。在他看来，周之所以可以兴盛，原因有四：正己化物、知时顺天、随宜利民、守正定俗。而商王朝之所以败亡，原因亦有四：逾乱败礼、淫教逆时、否错忘事、失正官败。周之兴盛与商之没落，二者对比不可谓不鲜明，其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后世资鉴警醒。必须指出的是，干宝以史解《易》注重从历史史实当中总结出合乎现实的政治主张，藉此对国家政事有所裨益，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就历史而言历史。

四

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诏命孔颖达等人主修《五经正义》。根据当时易学的主要倾向，孔颖达采用王弼、韩康伯注为本，作《周易正义》。对于《周易》经文的诠释及《周易》原理的阐发，孔颖达认为以象数解《易》与以义理解《易》二者应当兼顾，有机地结合。从“作《易》垂教之本意”出发，孔颖达特别强调，无论是圣人作《易》，还是后世研《易》，只有坚持“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的解《易》原则，才能揭示、弘扬《周易》切于人事之用之义理。而上述解《易》原则和治《易》宗旨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以史解《易》方式的运用。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征引商周和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阐明《周易》之义理。《乾卦》九四：“或跃在渊，无咎。”王弼注：“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意即处于九四爻位，应“用心存公，进不在私”，虽然迟疑犹豫而反复思索，不至于陷于错误的决断。本于王注，《周易正义》发挥道：“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位渐尊高欲进于王位，犹豫迟疑，在于故位，未即进也。云‘无咎’者，以其迟疑进退，不即果敢以取尊位，故‘无咎’也。若其贪利务进，时未可行而行，则物所不与，故有咎也。若周西伯内执王心，外率诸侯以事纣也。”在孔颖达看来，周文王姬昌勤于政事，“克明德慎罚”，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到了后世儒家的推崇，这完全取决于文王“疑以为虑，不谬于果”，善于抓住时机并进取而为。如果周文王“贪利务进，时未可行而行”，就不能使诸侯归附称臣，势必会让自己在与商纣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在此基础上，《周易正义》又从反面加以阐述：“若不思虑，苟欲求进，当错谬于果敢之事，而致败亡；若疑惑以为思虑，则不错谬于果敢之事。其错谬者，若宋襄公与楚人战而致败亡是也。”周西伯内执王心把握时机以克商，宋襄公空怀仁义丧失时机而致亡，两件史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孔颖达在以此揭示历史教训的同时，也透彻地阐明了时可行而行的《易》之大义。

孔颖达以史解《易》所阐发的《易》理，寄寓着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历史变革观念。例如，《乾卦·文言》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周易正义》诠释道：“‘飞龙在天’者，言天能广感众物，众物应之，所以‘利见大人’。因大人与众物感应，故广陈众物相感应，以明圣人之作而万物瞻睹以结之也。……感者动也，应者报也。皆先者为感，后者为应，非唯近事则相感，亦有远事遥相感者。若周时获麟，乃为汉高之应；汉时黄星，后为曹公之兆。感应之事广，非片言可悉，今意在释理，故略举大纲而巳。”“获麟”载于《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孔颖达引用“周时获麟，乃为汉高之应；汉时黄星，后为曹公之兆”的史实，意在说明大人与众物感应的《易》理。春秋时代，周天子衰微，对天下政治已无力施加影响，社会政治即将面临剧烈的变革，而孔颖达时处初唐，迎来了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的格局。“圣人之作而万物瞻睹以结之”，新的历史形势亟需圣人气象触发新的社会政治变革，以维护新兴王朝的长治久安，唐初不仅需要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更需要统治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俨然成为当时明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共识。不仅如此，孔颖达还对《周易》中的历史变革思想作了详尽的阐发。我们知道，《革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可以说是专门论述历史变革的。对于《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正义》解释曰：“‘天地革而四时成’者，以下广明《革》义，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亡。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者，备论革道之广讫，总结叹其大，故曰‘大矣哉’也。”在孔颖达看来，正是由于“天地革”才形成了“序皆有成”的四季，养育了天地万物。商汤、周武发动的革命，朝代更迭中的革故鼎新，是“顺天”而“应人”的过程，如果能恰当地把握好这一变革的环节，再加以人为的促进和推动，就是历史的进步。既然“上顺天命”与“下应人心”的条件并具，合乎“革之时”的要求，那么，历史的变革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正义的。同时，孔颖达运用《周易》中的“因革”观念，重点考察社会发展中的治乱关系，强调持变应时，将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革故鼎新看成是依据自然变易之道而产生的某种必然现象，其主要目的在于在革除不合理的“恶俗”，反应了孔颖达追求社会大治的愿望，具有强烈的儒家色彩与时代气息。

需要指出的是，孔颖达疏解《周易》，既尊本王注，又征引他说。在《周易正义》中，孔颖达广泛引用经、史、子、集等书，计约二十二种，其中尤以《诗》、《礼》为多。毕竟，“《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皆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但是，如果进一步从“六经皆史”的观点来看，孔颖达此举无疑丰富了以史解《易》的内容，在阐发易学大义的同时，又拓展了史学的研究领域，反映出唐朝崭新的学术风尚，对后世学者无论研《易》还是治史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出于对《周易正义》极度崇尚王弼易学而给当时易学发展带来种种缺陷的不满，李鼎祚著《周易集解》意在纠正孔疏之偏，从而尊扬汉代象数易学。《周易集解》融合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并不一概排斥义理人事之说，反映了唐代易学发展的新趋向，在沟通汉代易学与宋代易学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李鼎祚《周易集解》汇集汉唐三十余家《易》注，仅在前人《易》注未尽之意处加有案语，案语虽仅有百余节，但仍不乏因以史解《易》而闪现的独创性的见解。

如前所述，易学家以史解《易》通常对《周易》包蕴的历史兴衰之戒特别地重视，李鼎祚也同样如此。例如，《乾卦》上九“亢龙有悔”，李鼎祚注：“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汤有惭德，斯类是也。”对于《乾卦·文言》“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与“《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李鼎祚分别注为：“此当桀纣失位之时，亢极骄盈，故致悔恨，穷毙之灾祸也。”“此当三皇五帝礼让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可以看出，李鼎祚对《乾卦》所作的案语，主要是在探讨圣人为君治国之道。《乾卦》虽为君卦，但圣人一味逞阳刚之德，也可能招致悔吝，非圣人尤不能过刚而致灾。李鼎祚对君王禀有之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阐发，确实寄寓了深厚的劝戒之意。在注解《乾卦·文言》“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时，他认为：“此论人君骄盈过亢，必有丧亡。若殷纣招牧野之灾，太康遘洛水之怨，即其类矣。”李鼎祚称引史实，不仅阐明了盛满时致戒的《易》之大义，而且总结了盛极必衰的历史教训。对此，清人李道平评论道，“盖以亢阳为害，因举圣人以为宏纲，而进退存亡不失其正之道，从可识也”，可谓确论。对于《乾卦·文言》“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李鼎祚注：“此则‘《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大宝圣君，若能用九天德者，垂拱无为，刍狗万物，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百姓日用而不知，岂荷生成之德者也。此则三皇五帝，乃圣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矣。今夫子《文言》再称‘圣人’者，叹美用九之君，能‘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终始，万国咸宁，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斯即‘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是其义也。”应该说，将历史的创造、社会的进步完全归结为圣人的活动，突出强调圣人的历史能动性的圣人史观，在传统史学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圣王之心、君主之心不能保证人人仁义。所以，表现于历史发展方面便是一治一乱。对此，李鼎祚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他描绘的是带有道家意味的大同美景，却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

李鼎祚之所以重视历史的兴衰之戒，这与他生活在唐朝中后期，目睹了王朝由强盛向衰败的迅速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李鼎祚看来，国家兴衰、安危存亡、荣辱之故，全在人事作为。《坤卦·文言》“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本释《坤卦》初六爻辞，阐发防微杜渐之意，而李鼎祚则从修身理政事关历史兴衰的角度对此加了如下案语：“圣人设教，理贵随宜，故夫子先论人事，则不语怪力乱神，绝四毋必。今于《易》象，阐扬天道，故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者，以明阳生阴杀，天道必然，理国修身，积善为本。故于《坤》爻初六阴始生时，著此微言，永为深戒。欲使防萌杜渐，灾害不生，‘开国承家’，君臣同德者也。故《系辞》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是其义也。”由此案语，李鼎祚申发出“理国修身，积善为本”与“开国承家，君臣同德”的思想，从中寄寓了希望统治者应常怀忧患意识的深刻内涵。尽管在治《易》理路上李鼎祚与孔颖达多有不同，但是在以史解《易》关乎人事方面，二人却有着不少相同之处。孔颖达、李鼎祚在继承易学“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一传统的同时，也阐扬了史学“究天人之际”的一贯精神，对后来易学与史学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学术启发意义。

五

纵观汉唐时期易学的发展，易学家治《易》的宗旨、理路及门径等都与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易学与史学的联系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如果从以《易》解史的角度来看，汉唐时期史学取得的辉煌成就，就一定意义而言是吸收、借鉴易学思想的结果。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以易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人类历史，洞察古今兴衰，评论行事得失，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以史解《易》这一学术门径不应局限于易学范围内，仅仅视为以历史事实解说《易》理的正确，将其完全归入易学史上的义理派，与史学毫无干涉。汉唐时期易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易学家通过以史解《易》征引的史实主要集中在上古时期和商周之际，而这些史实自身蕴涵的历史兴衰教训和历史变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周易》义理相互通约。这一时期，易学与史学的良性互动已初见端倪，虽未呈现蔚为大观之态势，但以史解《易》的运用无疑丰富了治《易》的方法，在深化《易》之微言大义的同时，对传统史学自身历史观念的拓展，乃至对经史关系的重新认识理解，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后来的许多易学家兼治史学，有的本身就是史学家，如欧阳修、李焘、朱熹、李心传、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学诚、邵晋涵、柯劭忞等。易学家则兼治史学，以史释《易》，易学史上“两派六宗”中以南宋李光、杨万里为代表的“参证史事”宗即是如此。而其中使史学与易学结合得最为成功、最为完美的，当推北宋的司马光、清代的章学诚。他们均以史学名家，以良史著称，但又潜心研究易学，且造诣极深，成就卓然。应该说，这一切均得益于汉唐时期易学家以史解《易》的努力。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