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何德章《“赤壁之战”的史源及性质诸问题》一文，挑战了人们对赤壁之战的传统认识，但其论证不能令人信服。其一，将曹魏官方的庙堂乐辞《平南荆曲》中的“天下一定”之语，视为研究赤壁之战的史源，这是不足为据的。其二，赤壁之战曹操的对手是“孙刘联盟”而不仅是刘备，曹操是大败北窜而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败”退兵。其三，赤壁之战三方兵力清楚而不是数字模糊，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不容否定。其四，曹操意图统一中国应予肯定，但不能将刘琮和张昭视为顺从“统一”者加以肯定，将孙、刘、周、诸葛等视为主张“割据”者加以否定，应了解此时大统一的历史条件尚未完全具备。

关键词：赤壁之战/ 曹操/ 孙刘联盟/ 以少胜多/ 统一

作者简介：朱绍侯(1926-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最近读到何德章先生的大作《“赤壁之战”的史源及性质诸问题》①(以下简称何文)，文章认为赤壁之战曹操只是小败而不是大败，也不是孙刘联军以少胜多的战役。提出这样论点的，何文并非首创，早在1981年尹韵公就在《对赤壁之战规模的探讨》②一文中持此论点。何先生认为尹文“论证本身并不坚实，引来众人围攻”。所以何先生就增加论据，从“史源”角度予以论证，并且又以“统一战争”论点予以充实。笔者认为何文增加的论点、论据，尚不能令人信服，故提出拙见与其商榷。

一、《平南荆曲》能作为赤壁之战的史源吗?

何文提出的赤壁之战的史源，就是《宋书·乐志四》所载的《平南荆曲》，其原文如下：

南荆何辽辽，江汉浊不清。菁茅久不贡，王师赫南征。刘琮据襄阳，贼备屯樊城。六军庐新野，金鼓震天庭。刘子面缚至，武皇许其成。许与其成，抚其民。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大魏臣，向风思自新。思自新，齐功古人。在昔虞与唐，大魏得与均，多选忠义士，为喉唇。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③

所谓《平南荆曲》，是曹魏政府为歌颂曹操功德的庙堂曲辞。笔者在主编今注《宋书》时也看到过，认为吹嘘得太离谱，如说“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就与史实不符。按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七月征荆州，八月刘琮投降，十月败于赤壁而北返。曹操在荆州满打满算也不到三个月，江汉人民哪有时间乐陶陶。再者，曹操当时打的是汉家旗号，怎会普为大魏臣?最不合理的是最后一句“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曹操在赤壁败后，狼狈北归，之后三国鼎立形成，哪里出现过“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平南荆曲》作为曹魏庙堂曲辞，唱一唱也未尝不可。《宋书·乐志》因是记载历代辞曲的专志，收录《平南荆曲》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把《平南荆曲》看做是赤壁之战的史源，就令人惊异了。如果说《平南荆曲》是赤壁之战的史源，不如说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④为赤壁之战的史源更合适一些。因为《平南荆曲》实际来源于《自明本志令》中曹操所说的一段话：“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荆)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⑤曹操的这段话可信吗?当然不可信。故《三国志集解·魏书·武帝纪》注引何焯曰：“孙(权)刘(备)方睦，而云遂平天下，盖其器限之也。史家评操攻伐，至克绍而止，过此，即鼎足虎争，非复所能戡定矣。”⑥何焯讲的是大实话，说明曹操在平灭袁绍之后，即进入三国虎争时期，并未戡定天下。曹操说的攻下荆州，“遂平天下”，实是夸张不实之词，把由此而演绎出来的《平南荆曲》，视为赤壁之战的史源，就更不足为据了。

　　二、赤壁之战曹操的对手是谁?

关于赤壁之战曹操主要对手是谁的问题，何文引用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一段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⑦据此何文说：“这一记载表明，此战曹操作战的对手是刘备，并不是周瑜或者说孙权一方；曹操一方的‘不利’，但并不是多么严重的失败。曹操退军的主要原因是‘大疫，军士多死者。’”把失败说成退军，是史家常用的笔法，何文也照用不误。对于在“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之后，《三国志集解》注引姚范曰：“此不言吴人使周瑜何也?姜宸英曰：赤壁大败，《魏书》讳之。(卢)弼按：赤壁之役，详见刘先主、诸葛亮、孙权、周瑜诸传，所谓互文见义，此陈志所以称简要也。若云为魏讳，似失之。”⑧笔者认为姜宸英言“《魏书》讳之”，也有根据。陈寿著《三国志》确有为魏回护之处，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设“《三国志》多回护”一目，所谓“多回护”，就是为魏讳也。卢弼说的“互文见义”，也是史家惯用的笔法。在本纪本传不便于记述的事情，在他纪他传中详记也屡见不鲜，两说并不排斥。

何文为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性，还引用《魏书·郭嘉传》中曹操的叹语和《英雄记》中曹操给孙权的一封信为据。其实认真分析，这两个根据对何文并不有利。请看《郭嘉传》：“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湖北通城县，隋开皇九年并入蒲圻县)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⑨曹操叹语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赤壁之战对曹操打击沉重，使之追悔莫及，因此才想到郭嘉辅佐的重要性。郭嘉生时，曾对曹操提过很多有益建议，皆被曹操采纳，故曹操称赞郭嘉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⑩赤壁之时郭嘉已死，故有此叹。曹操的叹语，分量是很重的，这与刘备在夷陵惨败后，诸葛亮说“法孝直(法正)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相比，(11)两者有相似的分量。

关于曹操在赤壁战后给孙权的信，其内容是：“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12)曹操为什么要给孙权写这封信，那是因为当时已经传出，周瑜火烧曹军战船，曹操大败而归，伤害了曹操的声誉，所以曹操才写这封信以漂白自己。其实这叫越抹越黑，成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谈。从中也说明，在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对手不仅是刘备，更主要的对手是孙权、周瑜。若说刘备单独以二万军队能打败曹操二十多万大军，那也跟天方夜谭差不多。

从历史事实来考察，《魏书·武帝纪》所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也不合情理。曹操南征荆州，第一个受重创的是刘备。在长坂，刘备被曹军追上而大败，刘备抛妻弃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仓皇逃至夏口(湖北武汉)，“操大获人众辎重”(13)。刘备在夏口集残军，包括刘琦军在内，也只有二万。怎么在赤壁刘备又强大起来了，能打败二十多万的曹军，真是奇迹!关于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军，火烧战船，《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及注引《江表传》和《资治通鉴》都有生动具体的记载，但何文全不信，认为那是从陈寿至司马光受韦昭《吴书》的影响而写成的，一概予以否定。要知道陈寿著《三国志》，除蜀汉因没设史官，没有档案，全靠自己搜集外，对魏、吴两国的史事，都参阅了该国的档案、书籍文献资料。除了陈寿身处晋国不得不对曹魏回护外，基本是秉笔直书，《晋书·陈寿传》载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14)，因此他不会只信《吴书》为吴国张目。至于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用了十九年的时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15)。据陈光崇先生考证，《通鉴》所引用的书籍共有359种。(16)编著《通鉴》的不仅是司马光一人，还有宋代著名历史学家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康等人，他们用材谨慎，严肃认真，“嘉善矜恶，取是舍非”(17)。另外他们还有《通鉴考异》及胡三省的注释把关，不可能被韦昭(曜)的《吴书》所蒙蔽。史学界普遍认为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是《通鉴》中最脍炙人口的杰作，怎么会把曹操的小败夸张成大败?何文对曹操南征和赤壁之战的描述确有“新义”。他说：“在曹操本人及其后人看来，夺占荆州，确实是个伟大的胜利，赤壁或乌林之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何文以上说法说明他是动了脑筋的，并充分运用了写作技巧，把他自己的意见，说成是曹操本人和他后人的意见。其实勿论是曹操本人和他的后人，从来没有人说过赤壁之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如果按何文的说法，赤壁之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曹操南征先胜后败及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就完全成了一本糊涂账。

　　三、赤壁之战曹、刘、孙三方兵力问题

何文在第二节“关于赤壁之战规模”的结尾部分说：“笔者无意讨论赤壁之战双方确实之兵力，根据现有史料，谁也不可能做一个稳妥的结论。”这是企图以模糊的手段避开双方(其实是三方)兵力的差距。要研究赤壁之战，怎能不考虑双方的兵力呢?其实何文把三方兵力及不同说法都说出来了，但就是不想做出归纳性的总结，以否定赤壁之战以少胜多的传统结论。如刘备的兵力顶多有二万，这是诸葛亮对孙权说的。“亮曰：‘豫州(刘备)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18)在非常危急的局势下，一心要与孙权联合抗曹，诸葛亮只能夸大兵力以示强，不会缩小兵力以自贬，因此说刘备顶多只有二万兵力，是可信的。关于孙权的总兵力有十万，这是孙权对诸葛亮说的，“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19)。至于开赴赤壁前线孙权的兵力有二万、三万和数万之说的不同。据《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记载：孙权派“(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20)。《吴书》所记这段文字很有分寸，既说了孙吴赴赤壁的兵力，也说了孙刘联军大破曹军的史实，还说了曹操自烧余船、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及曹操北还等问题，对曹操并无污辱之辞，只是孙吴赴赤壁的二万兵力尚有异说。如《周瑜传》说到周瑜出兵前对孙权说：“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但注引《江表传》记载，孙权答复周瑜说：“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鲁肃)、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君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快，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曹操)决之。”(21)据此，周瑜请兵是五万，实际出兵是三万，而出现了三万和五万及二万和三万之差。于是又让何文抓住了一个怀疑的把柄，而说“《江表传》‘三万’之说，原本不是确定无疑的史实”，而一概否定。其实史书中关于数字和事件略有不同的记载，连《史记》《汉书》都不能避免，若都以何文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几无信史可言。

关于孙吴出兵赤壁，还有个数万之说，见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孙)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22)数万是几万很难说，但《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刘备在夏口初见周瑜时，问周瑜“战卒有几?”周瑜答：“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23)刘备和周瑜的一问一答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赤壁之战以吴军为主；二是说明数万就是三万。但何文并不相信《江表传》的记载，而以数字模糊为借口，否认赤壁之战以少胜多的传统认识。

在赤壁之战中，三方兵力最难判断的是曹军的数字。有百万说、八十万说、三十万说、二十多万说、十万说等。各种说法差距太大，水分也太多。虽然如此，通过认真深入的研究，还是能推断出最接近实际的数字。百万之说见于《晋书·陆机传》所载陆机《辨亡论》：“魏氏尝藉战胜(袁绍)之威，率百万之师……喟然有吞江浒之志，壹宇宙之气，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丧旗乱辙，仅而获免，收迹远遁。”(24)陆机为炫耀东吴国威，而夸大曹军数量，绝不可信。八十万之说，是曹操给孙权信中说的：“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25)信中所说的八十万众，是虚张声势，恫吓东吴，当然不可信，但在当时确实吓坏了东吴的一部分人。以张昭为首的文官集团主张迎降：“长史张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26)张昭这段言论，说明曹军众、吴军少应该属实，司马光收录这番言论，也是有据可凭的。关于三十万说，见于《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其文曰：“曹操……吞灭诸袁，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当时虽有智者，不能复为画计，于是景升儿子交臂请降，遂为囚虏。”(27)《诸葛恪传》所说的三十万众是个整数，尚不包括荆州的降军，其实际数字也难落实。关于十万之说，见于《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曰：“今孤有熊罴之士，步骑十万，奉辞伐罪，谁敢不服?”(28)何文认为曹操给孙权信中说的八十万，就是此十万之误。从前后文意看，何说颇为有据，但袁宏在《后汉纪》中还提到另一个十万：“操既有荆州水军十万，将顺流东伐，吴人振恐。”(29)《零陵先贤传》说操有步骑十万，《后汉纪》说操有荆州水军十万，两者加起来共二十万，这是接近于实际的数字。笔者认为曹军最接近的数字，是周瑜说的二十多万。周瑜对孙权说，“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30)。从当时形势来分析，周瑜对孙权所讲的人数，只能说少不会说多，以坚定抗曹的决心。何文对周瑜所说的人数也是肯定的，故说：“即使按周瑜的估计，曹操率南下的‘中国人’十五六万，荆州投降者七八万，曹操所能调动的总兵力最多也只二十四万人。”好吧，我们就按何文所肯定的曹军二十四万，来算个总账吧。孙吴的总兵力是十万，开赴赤壁前线的兵力顶多三万，再加上刘备的二万，孙刘的总兵力是十二万，赤壁前线的兵力顶多五万。那么孙刘以十二万兵力，战胜曹军二十四万，算不算以少胜多呢?笔者认为算。笔者遍查有关记载赤壁之战的古籍，都说是“大败曹军”或“大破曹军”，没有一家说是“曹军小败”，更没有人说“乌林或赤壁之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何文所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他太重视《平南荆曲》中的“王师赫南征”的伟大胜利了，同时何文对曹军参战人数计算法也很动脑筋。他把因疾疫而死亡的人数，荆州狐疑降军的人数，驻守各地曹军的人数都排除在外，而说“曹军有多少兵是一回事，是否全部投入赤壁战场又是一回事”。看来何文为了自圆其说，而否定孙刘联军以少胜多，想出各种办法为曹军减员，那么孙刘联军就不在各要塞驻军防守了吗?况且曹军因不习惯南方水土而必生疾疫，荆州降军尚且狐疑，早在孙刘联军的计算之内，所以才敢应战。就以双方投入赤壁前线的兵力来说，孙刘联军顶多五万，曹操仅水军就有十万。要知道赤壁之战，曹军是主攻方，如果曹操兵力不占优势，他敢给孙权写信，要以八十万水军与孙权会猎于吴吗?如果曹军在赤壁之战取胜，狐疑的荆州水军，就会奋勇向前，顺流东下直捣孙吴的老巢，刘备的军队也会一败涂地。但战争的结果却与曹操的愿望相反，不是大胜而是大败。至于曹操大败的原因，周瑜和诸葛亮早有预料，那就是“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今又盛寒，马无稾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31)。简单地说，曹操的具体失败原因有四：一、北土未平，尚有后患，决定曹操失败后迅速北归；二、曹军不习水战，不知水战中还有火攻；三、时值盛寒，马无草料；四、北军不习南方水土，必生疾病。诸葛亮的论述，与周瑜略同，故不再补述。

曹操在赤壁战败之后，也吸取了教训，不敢再争强用兵。其表现之一，即建安十四年(209)七月辛未，曹操下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32)这本是曹操总结赤壁之战的教训而安抚百姓的说法，而何文却把它当做曹在赤壁遇疾而小败的原因，其想象力之丰富令人惊异。表现之二是再不敢轻视吴军而贸然发动进攻。在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操率军进攻濡须(安徽无为县)，与孙权“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而退”。注引《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公见(吴军)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与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撤军还。”(33)再不见他赤壁之战初期的霸气。直至曹丕时，对东吴仍持谨慎态度。如黄武三年(224)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江苏扬州西北蜀冈上)，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34)。以上所举曹操出濡须和曹丕出广陵事，说明三个问题：一、曹氏父子吸收了赤壁之战失败的教训，再不敢贸然进攻东吴；二、曹操对孙权治军的才能是赞颂的，反映曹操英雄惜英雄的本色。即使是自己的对手也要赞颂，如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35)他认为战胜一个强势有才干的对手，才更有意义；三、曹操藐视软弱无能的投降者，故称刘琮为猪狗。像刘琮这样的软骨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人称颂过。

　　四、关于统一战争和张昭迎降问题

何文所以肯定曹操征荆州为大胜，认为赤壁之战为小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并颂扬刘琮、张昭为统一派，就是认为曹操南征是一场统一战争，谁反对统一战争就是割据派。于是在作者眼中，主张孙刘联盟抗曹的孙权、周瑜、刘备、诸葛亮等都成了割据派，而被否定；主张投降或迎降的刘琮、张昭等都成了统一派，而被肯定。但研究三国史的学者和喜听三国故事的老百姓很少有人持这种观点。当然学术研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而是看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情况，因为三国局面的形成是很复杂的，不能以先入为主的“统一论”来定是非。三国鼎立局势的出现，是东汉末年外戚、宦官相继专政、政治腐败、董卓乱政、军阀混战的结果。先是关东军阀与董卓军相对峙，董卓被诛除后，各地军阀纷纷竞起，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在军阀混战中互相兼并，逐渐形成袁绍、袁术、吕布、曹操、马超、韩遂、刘表、孙权、刘璋、张鲁等几个大的集团。当时刘备虽然以汉室宗亲的名义，很有声望，但直至赤壁之战前，尚无固定地盘，先后投靠过吕布、袁绍、曹操和刘表。在几个大的军阀中，先是以袁绍为最强，占有青、冀、幽、并四州之地，有精兵三十万以上。因急于统一北方，他在官渡被“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以少数兵力击败，曹操遂成为北方最强的军事集团。在北方并未稳定的形势下，他和袁绍一样犯了性急病，要乘战胜袁绍的威势而南征，以消灭刘备，征服刘表，实现“天下一定”。但上自各军阀集团领袖，下至老百姓，都认为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仍承认汉家为正统，连曹营内部也有人持这种观点。如曹操最信任的高参荀彧，因反对封曹操为国公、赐九锡，而被迫自杀。此外还有人发动政变而被诛灭。在刘备从新野南逃时，人民追随者百余万。在赤壁战后，曹操恐怕“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36)。这些情况，都说明曹操并未征服民心，在当时各军事集团将领被迫受封时，也只承认是接受汉的官爵而非受曹操的官爵。曹操虽然名义上是汉相，实际上汉献帝是受他迫害的傀儡，故敌对集团的人都说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这就是当时的历史事实。后世研究三国史的学者，多半都把赤壁之战以前的历史作为军阀混战时期，把赤壁之战以后称为三国鼎立时期。认为魏、蜀、吴三国对其统治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贡献，对三国的精英人物，都给予肯定的评价。要说统一，其实三国的统治者都有统一的想法。如早在赤壁之战前，鲁肃就劝孙权说要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37)，就是想以此统一。至于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命，当然要恢复汉的统一。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38)也是要统一天下。曹操更是想统一天下的急先锋。但可惜魏、蜀、吴三家谁也没能实现统一，直至司马氏在魏国掌权后，才灭掉蜀汉，而晋建国后才平定东吴。那时蜀吴相继腐朽，国势衰弱，时机才算成熟。西晋统一后，曾出现过“泰康繁荣”时期，这是统一的积极效应。但不久又出现了“八王之乱”，西晋政权腐败，才又出现五胡入侵、东晋南迁的分裂割据局面。历史的演变证明，统一和分裂都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不是谁想统一就统一，谁想分裂就分裂，时机和条件是决定因素。

关于张昭是不是投降派的问题，这也要由历史来定位。在国家分裂形成各个不同集团的时期，集团内部人士都是各为其主。曹操在占领荆州后，给孙权写信威胁东吴。孙吴政权内部分成两派：一派以张昭为首的文官集团，主张迎降；一派以鲁肃、周瑜为首的武将集团则主战。其实张昭主张迎降，也是为孙权着想，而不是欢迎曹操统一。因为孙权也主张抗曹，对张昭的意见当然不满意，所以在孙权即帝位时，“请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奉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张)昭大惭，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节，权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盖以昔驳周瑜、鲁肃等议为非也”(39)。这一段文字记载，写得很有分寸，既写出孙权的不满，不肯任张昭为相，又说明孙权对张昭的敬重。但裴松之注却另有议论，他说：“臣松之以为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然则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40)裴松之的注文也是借题发挥，与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平南燕、灭后秦，欲统一天下的事迹有关。但刘裕也因时机不成熟，而未能实现统一。裴松之的言论也是一厢情愿而已。但裴松之的“统一论”也引出几家不同的意见。如卢弼在《三国志集解·吴书·张昭传》注引不署名的学者说：“曹操果忠于汉室，则松之之言是也。无如操乃周瑜所谓‘托名汉相，其实汉贼’。迎汉相可也，降汉贼不可也。”这是以汉室为正统的观点，反对降曹。卢弼又引李安溪的话说：“松之言粗有理，恐如此则曹氏革命不待子桓(曹丕)，昭亦与华歆辈为魏佐命也，何当辅汉邪?”这是说裴松之言论表面上看好像有理，如果真的降曹，那曹氏篡汉就等不到曹丕了，那时张昭就与华歆一样，成为曹操的辅佐之臣了。这对张昭的“迎降说”又贬低一层。卢弼又引顾千里的话说：“子布(张昭)辅佐孙氏，其心岂为汉室?而谓鼎峙非其本志，一何其迂也。当时劝权降操，不过谓势力不敌耳。裴氏诸论多当，而此论特乖剌，亦可怪矣。”这是说张昭忠心辅佐孙权，其心不为汉室，说鼎峙不是他的本志，是迂阔的想法，张昭劝孙权降曹，只不过是势力不敌而已。裴松之其他言论多数是正确的，只是此注过于乖谬不合理。卢弼又引钱振锽的话说：“裴注论张昭如此，而于诸葛瑾与先主笺云：义旗所指宜在孙氏，二说水火，岂有立言之值哉!”(41)以上所引几条注文，都是不赞同裴松之“统一论”观点的，其中钱振锽所提出的“义旗所指宜在孙氏”，认为是裴注的“二说水火”，自相矛盾，没有什么价值。按此注文载于《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臣松之云：以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关中、河内)，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纾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42)裴松之这条注文很明显是站在刘备的立场上，反对孙权助曹除害，是“翦宗子(指刘备)勤王之师”，以缓和曹操移都之计。这与裴松之在《张昭传》的注文认为曹操是统一势力，孙权为割据势力的论点不相一致，因此认为裴松之的立论没有价值。何文在结尾部分说：“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孙权、刘备、诸葛亮、周瑜等当时人物选择实现价值的方式，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但将刘琮、张昭等一批主张统一的人称为投降派，加以贬低，未必就是正确的价值判断。抛弃孙吴集团通过历史书写构建并延续下来的话语体系，视赤壁之战为统一与分裂两种势力的对抗应该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其实何文这一段话也是自相矛盾的。你既然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孙权、刘备等人物选择实现价值的方式，为什么又离开历史的角度，把孙、刘等打为割据派呢?又刘琮降曹和张昭迎降时，又有谁提出过“拥护统一”的问题呢?统一的荣誉帽子，是何文给刘、张戴上的。况且刘琮的投降行动，与张昭的迎降建议，其性质是不同的。刘琮的投降，连曹操都以为不齿，称之为猪狗。难道我们能从历史的角度，让孙权称赞张昭的迎降吗?何况孙权对张昭的迎降言论除了不满意，不让他当丞相外，对张昭还是尊重的。在张昭逝世后，改封娄侯，食邑万户。后世的历史学家也没见有人批判张昭为投降派，而贬低张昭。但要把张昭称为主张统一派，恐怕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纵观中国历史，在赤壁之战后形成三国鼎立局面，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中国历史发展证明，统一的国家由于政治腐败而衰亡之后，就分裂成若干个割据集团，经过一段时间的混战，就会出现几个局部统一的大集团。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领导正确、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迅速的集团，就能征服政治腐朽、经济残破的集团，而实现统一。秦汉如此，西晋和隋唐也如此，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曹操在消灭袁绍之后，北方虽然大部分已经统一，但并没有完全统一。而且他的直接对手，如江东的孙权，其政治、经济都在稳定中发展，并有周瑜、鲁肃、诸葛瑾等英才为辅佐。而刘备当时虽寄托于刘表，无固定地盘，但他以汉室宗亲为招牌，以恢复汉朝为己任，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又有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精英为助手，并非一触即溃之辈。这些都是曹操暂时不能统一的潜在因素。曹操在统一时机尚不成熟之时，急于发动南征，要消灭刘备与孙权，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曹操在赤壁之战的失败并非偶然，我们没必要为曹操回护。笔者一向是肯定曹操的文治武功及个人才干的。曹操在赤壁之战的失败，是智者千虑也有一失，不足以损害曹操的一世英名，这就是笔者对曹操的认识。

　　五、余论

何文为了说明陈寿《三国志》所引资料互相矛盾，不太可信，还提出了两个质疑的问题：一是谁是提出孙刘联盟第一人的问题，二是赤壁地望在何地的问题。

关于谁是提出孙刘联盟第一人的问题，何文认为《吴书》部分称是鲁肃，《蜀书》部分称是诸葛亮。吴、蜀都为自己争取荣誉，曾引起裴松之的批评，他并引用了裴的注文。裴注说：“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若此，非载述之体也。”(43)对于裴注以上言论，早已有人反对。《三国志集解·吴书·鲁肃传》注引或曰：“鲁肃语亮，亮非因肃始解此也。权闻肃谋，参之于亮，始决也。虽若相袭，实各成说也。”(44)笔者查阅了《诸葛亮传》，并无“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的记载。这应是裴松之概括诸葛亮初见孙权时的说辞而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并不符合事实。据《诸葛亮传》记载，亮去吴之前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45)这句话很伤蜀国的面子，《蜀书》都没避讳，哪里有争孙刘联盟首倡之功的想法。若说主张孙刘联盟思想，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有此议。当时亮对刘备说：“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46)关于孙刘联盟思想，鲁肃、周瑜、诸葛亮都有，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并没有先后之争。裴松之的注文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本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因符合于何文否定赤壁之战的意义，才被提出来大论一番。

关于赤壁地望问题，何文说：“关于赤壁之战具体发生地，历史上众说纷纭，有蒲圻、黄州(黄岗)、汉阳、汉川、武昌等多种说法，今人又有钟祥西北说……当时隆重颂扬，今人视为决定当时中国命运的一场大战，发生地竟然难以确定，其真实规模本就令人怀疑。”不错，关于赤壁的地理位置，确实是众说纷纭，自宋代以后就有以上五种说法。自改革开放以后，为争旅游胜地，争议更盛于一时，现在似乎已平静了一些。但是作为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也能随着大流跑吗?难道连文赤壁和武赤壁都不分吗?难道就没有个人的主见吗?因为赤壁之战是大规模大战役，所以才争得激烈，如果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战役，谁还去争呢?因为对赤壁地望有争议，而怀疑赤壁之战的真实规模是没有说服力的。赤壁之战，是孙刘联盟以少胜多的战役，是以火攻取胜的战役，是大规模战役，是曹操进攻先胜后败、被迫退回北方的战役，是决定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关键性战役。如按何文所说，赤壁之战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战，刘备有什么理由占领江南三郡，并以三郡为基地进入四川建立蜀国，又怎么会有“借荆州”之说?这些与赤壁之战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就都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注释：

①《许昌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②原文载于《光明日报》1981年3月31日，之后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年鉴》编辑的《史学情报》(试刊本)有详细摘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宋书》卷二二《乐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6页。

④此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名为《己亥令》，严可均《全三国文》定名为《让县自明本志令》。

⑤《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页。

⑥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0页。

⑦《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31页。

⑧《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第38页。

⑨《三国志》卷一四《魏书·郭嘉传》，第435页。

⑩《三国志》卷一四《魏书·郭嘉传》，第431页。

(11)《三国志》卷三七《蜀书·法正传》，第962页。

(12)《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第1265页。

(13)《资治通鉴》卷六五《汉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084页。

(14)《晋书》卷八二《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7页。

(15)《资治通鉴》附后《进资治通鉴表》，第9607页。

(16)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17)《资治通鉴》附后《进资治通鉴表》，第9608页。

(18)《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15页。

(19)《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15页。

(20)《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18页。

(21)《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第1262页。

(22)《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78页。

(23)《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79页。

(24)《晋书》卷五四《陆机传》，第1469页。《昭明文选》亦收录此文，有注更便于阅读。

(25)《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第1118页。

(26)《资治通鉴》卷六五《汉纪》，第2089-2090页。

(27)《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第1436页。

(28)《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第216页。

(29)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42页。

(30)《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第1262页。

(31)《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第1261-1262页。

(32)《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32页。

(33)《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18-1119页。《太平御览》卷一一八引《吴历》，文字与此大同小异，然喟然曰做“生子当如孙权，刘景升儿若狂犬耳”。

(34)《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31页。

(35)《三国志》卷五二《蜀书·先主传》，第875页。

(36)《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18-1119页。

(37)《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第1268页。

(38)《三国志》卷三四《吴书·诸葛亮传》，第920页。

(39)《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注引《江表传》，第1222页。

(40)《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注，第1222页。

(41)以上所引均见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二《吴书·张昭传》注，第980页。

(42)《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注，第1233页。

(43)《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注，第1269页。

(44)《三国志集解》卷五四《吴书·鲁肃传》注引，第1015页。

(45)《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15页。

(46)《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15页。

赤壁之战曹军是大败不是小败 ——与何德章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