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德川庆喜

一位被误解的末代幕府将军

谈到德川庆喜，对于这个著名的末代幕府将军，日史爱好者中几乎皆闻其名。但众人普遍对他认识不充分，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甚至是幕末史爱好者中，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

他导致了的幕府的终结吗？

他为什么要抛弃军队独自回江户？

他是优柔寡断者吗？

关于德川庆喜的争议很多，列举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为什么会有上述问题？除了因为国内的资料不全、相关纪录片较少，使大众对他的了解少之又少之外，现有的资料还深受萨长史观的影响，被明治政府合法性论所遮蔽。我想通过这篇文章，给出不同的视角，还原真正的德川庆喜。让更多人对他有更充足的认识，并且能够独立思考，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人物，给出属于自己的评价。

读幕末史，或者说学习所有的历史，乐趣不仅在于领略跌宕起伏的历史本身，更在于透过表象看本质的思考过程，还有那破除谣言寻找真相的快感。就像淘金一样，最终亲手从时代的黄沙中挖掘出珍贵的宝藏。

我将从以下几个部分入手，简要谈谈我对德川庆喜的认识。本文并不负责对德川庆喜及幕末事件做具体介绍，请先了解历史概要后再阅读。如遇不了解的内容建议自行查阅资料。

一．出身

德川庆喜出生于德川御三家之一的水户家，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第十子德川赖房的第十代子孙，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七，幼称“七郎麿”。

从他的亲缘关系上来看：

其父亲为德川齐昭，常陆国水户藩的第九代藩主，御三家之一。幕末时期水户学的核心人物，设弘道馆为藩校，因而水户藩成为尊王志士极为向往、拜师求学的地方。包括后来“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也曾受遣前往水户拜访藤田东湖求学。

母亲为登美宫吉子女王，齐昭的正室。皇族出身，有栖川宫织仁亲王第12女，与皇室的血缘密切。

从他的人际关系上来看：

第十二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庆甚爱七郎麿，于是在一桥家当主德川昌丸过世后，且自身四子德川家定体弱的情况下，毅然力排众议，说服德川齐昭将七郎麿过继只有资格继承将军之位的一桥家，意在为七郎麿成人之后立他做将军铺路。七郎麿11岁时，即1847年10月5日,登江户城谒见德川家庆。12月1日,易服行礼,受赐家庆的“庆”字,更名为一桥庆喜，正式继承一桥家当主之位。

和宫亲子内亲王是孝明天皇统仁之妹，明治天皇是其侄子。后与德川家茂结为夫妻，而庆喜作为家茂的养子，从这一层次上来说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是明治天皇睦仁之兄。

庆喜自幼深受其父和水户藩内有识藩士的重视，意欲培养为具有豪侠气概、独当一面的人才。由此，尊王攘夷论经典著作《新论》一书的作者会泽正志斋、藩校“弘道馆”的主任教授、史局“彰考馆”的总裁青山延光、号称德川齐昭左膀右臂的“水户两田”之一的藤田东湖等一众贤良，与庆喜既是臣下与少主的关系，亦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综合他的亲属和社会关系，不难发现，德川庆喜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其父是在武家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其母代表着高贵的皇族。而当时不论是手握重权的幕府将军，还是在野的有识之士，或是开国派尊攘派志士，都察觉到了德川庆喜这个耀眼的存在。

年少时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后来步入政坛时，不论友人还是政敌都会对他敬畏三分。轻易得罪德川庆喜，则很容易招致来自幕府、朝廷、开国派、攘夷派、佐幕派、尊王派这些本身就对立着的势力的一致敌视。似乎他生来就处在幕末斗争的漩涡中心，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笔墨。

二．谋略

常有人言“庆喜不懂政治”、“胸无大志，愚笨无知”等等，这一言论大多出自对其事迹的不知情而妄言，或是仅凭庆喜本人漠视政事便臆断如此。事实上，德川庆喜的政治手段颇为高明，战略眼光也远于常人。以下三个例子便可见一斑：

1.幕末时期进入60年代后，幕府对朝廷动向感到不安，朝廷对京都治安十分担忧，京都平静的外表下实则暗流涌动。因而幕府于1862年（文久2年）特设京都守护职，用于重建幕府威信及恢复治安。担任此职的人起初无定论，各藩大名均以财政、兵力问题推辞。而最终选定由会津藩的松平容保于文久2年闰8月1日（公元1862年9月24日）上任，当会津军队抵达京都后，军容严正军纪严明给京都人民留下深刻印象，治安问题随即得到解决。深受孝明天皇盛赞，赐予御衣，为江户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高格的表彰。随后又因驱逐长州乱党再受天皇赐予宸翰（感谢信）和御制（和歌），深得朝廷的倚重和幕府的信任。在京都守护职无人愿接任时，实际上是由时任将军后见职的德川庆喜任命的松平容保。松平容保对于德川庆喜要求就任京都守护请求的态度，起初和藩内的反对舆论相同，因而再三拒绝。德川庆喜便巧妙引证会津藩祖保科正之所留祖训，土津公（即保科正之过世后化为的土津神灵）御家训：“一大君之义需一心侍奉主君极尽忠义不可以列国之例自行处决国中之事（为将军家尽忠乃第一要事，切不可效仿其他藩国行径）倘若怀有二心便非我子孙众人切不可遵从其命”。松平容保因祖训而不能拒绝幕府将军的要求，只得同意立即就任，为后世留下一段会津藩舍生忘死的忠义之事。

2.始于1866年（庆应2年）6月7日的第二次征长战争开始不久后幕府方便遭受惨重失败，在主战者德川家茂病死的情况下，幕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继续作战只会徒增伤亡、更多的藩停止为幕府出兵则使战况更加恶化，若是草草停战不仅不会得到长州藩的同意，还会使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危难之中，9月29日德川庆喜通过暗中操纵朝廷，借天皇名义颁发令长州藩单方面退兵的敕命，以无视敕命便成为朝敌来要挟长州藩，最终长州藩虽然取胜却也只得撤兵而无法继续扩大战果，并需为过世的将军家茂致意。而幕府方在长州军队撤离后并未宣布撤兵，直到1867年1月30日孝明天皇过世才以此为名向全国宣布撤兵令，虽然作战失败却以名正言顺的姿态终战。长州藩君臣上下尽管在军事上取胜却败于庆喜的政治手段。正如清法战争中清军胜而终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法国不胜而胜。庆喜此举尽最大努力挽救了幕府本已见底的实力和残存的威望，以停战换取了喘息的机会。若是任由家茂一类的主战派继续在战争的泥潭里翻滚，暗中援助长州藩的萨摩藩将表面化与幕府作战，观望战局的佐贺、安艺、宇和岛等藩将加入讨幕的行列，原本支持幕府的西南诸藩也不免会倒戈，大有鸟羽伏见之战时众藩背叛幕府之势。不难想象第二次征长战争迟迟得不到收尾便会演变为倒幕战争，江户幕府的灭亡将提前一年。

3.1867年9月,萨、长两藩签署了共同出兵盟约，随后安艺藩也加入进来。10月14日清晨,岩仓具视以天皇的名义向萨、长两藩下达了“殄戮贼臣庆喜”的“讨幕密诏”。德川庆喜觉察到倒幕派的企图,先发制人,于同一天上奏朝廷,请求将政权“奉还”给天皇。翌日,朝廷批准了庆喜的请求。倒幕派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由得捶胸顿足。德川庆喜的“大政奉还”使他们失去了举兵的借口。这时的形势一片混乱,各种臆测纷飞,诸大名多采取观望的态度。随即幕府老中松平乘谟等旧幕府高层开始在京都集结军队,以武力继续维持政权。庆喜的这一手段便是以退为进，得知倒幕藩以接管政权为借口举兵，便自动将政权让出，消除了倒幕派发兵讨幕的正当性。而对于以德川庆喜的旧幕府，是没有造成实际上的损失的，不仅如此，按照以土佐藩主山内丰信为主导的保幕派（公武合体派）的计划，决定让德川庆喜也加入到新政府之中，并担任 “大名会议”的议长一职来掌握实权。如果实现，德川庆喜可谓是脱下幕府的旧袍，换上新政府的外衣，继续延续德川家对日本的统治，可谓是倒幕派的大危机。并且在大政奉还之后幕府方继续以“幕府（即日本）”的名义在大阪会见英、美、法、荷、意、普六国使节，甚至朝廷未防止洋人造访京都而依旧委任德川庆喜以日本代表的身份处理兵库开港、关税贸易等外交事务。这一手段表面上是使幕府走向消亡，而实际上是肯定了德川庆喜及德川家势力的合理地位。使戊辰战争伊始，国际上普遍采取局外中立的态度，并未承认天皇及新政府在名分上高于他们所宣扬的“幕府叛军”。

通过这几个典型的例子可以发现，庆喜在谋略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审时度势，以巧妙的方式做到常人所不能做到之事，并让常人做本不会做之事，达到出乎他人意料的目的。而非沿用此前幕府常为达到目的而以武力胁迫的方式，是标准的以柔克刚的手段。如与第十四代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相比，不难看出家茂发号施令的方式直来直去且过于强硬，在幕府实力大不如前的幕末时代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是看似政治上软弱的德川庆喜总能取得丰硕的成就，为挽救幕府和改革国家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当时的倒幕派人士都承认德川庆喜性格刚毅, 富有才干，城府深沉，锋芒不露。如被誉为明治功臣的朝廷中倒幕派公卿的核心人物岩仓具视曾在其书信中写道: “观今将军庆喜之举止, 可谓果断、勇敢, 且志望不小, 乃一决不可轻视之劲敌。” 被誉为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在庆喜大政奉还后也说: “今, 关东政令一新, 兵马之制亦颇可观, 一桥之胆略决不可侮。若今失去挽回朝政之机, 使幕府先发制人, 则实如家康之再生。 ”

但至于说德川庆喜的军事能力如何，这一点上我是认为水平一般。毕竟德川庆喜不是专业的军事家，也没有接受过军事方面的训练。他在军事上的表现多是在登用将领、改革制度等这些与政治紧密接合的部分，而不在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和前线指挥一类。顺便一说，有不少并不懂军事的政治家往往想在自身并不了解的领域表现一下才能而肆意干涉作战指挥，犹如某些略懂书画皮毛的领导总想在艺术家的眼前露两手并期待着掌声一样可笑。班门弄斧的行为不仅为将领们造成麻烦，也招致了不必要的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希特勒、苏联的斯大林就是这样的典型。

三．决策

德川庆喜被称为“二心殿下”，是说他常常会改变本已定好的主意，仿佛有两个心一样。最具代表的两个例子便是第二次征长战争时庆喜受孝明天皇赐予节刀，鼓舞将士誓死讨伐长州，随即便派遣胜海舟与长州藩议和；鸟羽伏见之战受挫后也向众将士表现出奋战到底的决心，但随即乘坐军舰返回江户，使士气大减。通常的观点认为这就是德川庆喜多疑的性格导致了行为上的举棋不定。也有人认为据此得出他是一个懦弱怕事的人，遇到一些小状况便谋求自保。而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非也，德川庆喜非但不是一个懦夫，而且相当有勇有谋，行动起来雷厉风行。如何体现？1864年8月20日（元治元年7月19日），长州藩军队趁着夜色，沿嵯峨、天王山、伏见三个方向秘密向京都逼近。此时众兵士皆处于困顿状态，包括庆喜在内的一些将领也正在酣睡。而当原市之进来报长州军队已近时，德川庆喜迅速穿上整齐的衣冠束带，纵身上马，立即进入皇宫内拜见天皇，获得了讨伐长州藩的敕命。随即又马不停蹄的赶往中立卖御门对面的菊亭卿府，在此地脱下官服，换上由侍从运来的甲胄军装，内套紫色渐染的护胸,外披绣有白底黑绒葵形家徽的披肩，腰佩饰有黄金熊毛鞘的大刀，头戴缠上紫色花纹巾的黑漆笠。配上手中的金色令旗，俨然一副威风凛凛的大将姿态。从公卿门策马奔向蛤御门，一路上遇到的公卿皆为之惊叹。他马前竖着银色的马标，亲自率领以原市之进为首的近侍十人、讲武所的小枪队五十人、游击队一百五十人、别手组百人、步兵队百人，以及杂兵二百人、炮队数十人，前往蛤御门，鼓舞将士并指挥作战。在庆喜的决断下，经过激战，长州军当日便被幕府联军击溃。近来影视作品中常常强调与长州藩搏杀的会津藩和以大炮还击的萨摩藩，而忽视了幕府及联军的作用，实为因小失大。

这样看来，似乎又会与庆喜在鸟羽伏见的战场上“临阵脱逃”十分矛盾，实则不然。首先，在鸟羽伏见之战前，德川庆喜并未做作战的准备，理由如下：

1. 幕府联军兵力为一万五千人，兵力上和地理位置上占有主动权，不论是包围还是城外对峙，都是绰绰有余的。而幕府联军在德川庆喜的指挥下向京都行军的路线仅为两条，分别由向鸟羽、伏见方向进发。

2. 幕府方的行军队伍为长阵列，并不适合作战。且理应受到保护的炮兵也走在队伍的前列。事实上，鸟羽伏见之战伊始便是萨摩藩的炮兵向幕府的炮兵队伍射击，并首发命中。

3. 幕府的部队虽然携带着枪支和大炮，但实际上子弹未上膛，士兵随身携带的弹药数量也非常有限。将领多身着用作礼服式的甲胄。行军速度缓慢。

4. 虽然庆喜命大军进京，但先锋部队只有大目付泷川率领的由京都町奉行组成的仅仅七八十人的队伍，甚至全无武装。他们仅穿着护腿，手持短枪，一行人总共只有五把步枪。

5. 当泷川一队来到上鸟羽时，萨摩军正自东寺而下，双方在石桥附近相遇。萨摩军固执地加以阻止，泷川决定暂时在附近一户姓村冈的农家院子里休息，给对方询问朝廷的时间。因为在来之前，庆喜曾多次叮嘱要他尽量避免冲突。泷川认为自己是来交接国家财政的，朝廷自然会准许队伍通过。但随即遭到了萨长的包围，并以大炮对准了院子。

那么德川庆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利于己方的决定呢？为什么率领军队而未做开战的准备呢？从上文不难看出，德川庆喜的并没有打算以武力击退京都，而是让军队以阅兵式的阵容通过大道，希望萨长的军队看到兵力众多的幕府联军自然让路，从而不伤一兵一卒的和平进入京都御所。谒见从未拜见过的明治天皇，向朝廷请愿，从而解决自小御所会议后双方由误会产生的冲突。德川庆喜深知，如果决意以武力攻破萨长的军队而进入京都，下场将会和禁门之变时的长州一样沦为朝敌。何况当年京都的朝廷内大有支持长洲派的公卿在，而此时天皇和朝廷被萨长牢牢的掌控住，幕府方在名份上十分被动。若不率领军队，或仅率领少量部队前往皇宫，则极容易被扣押为人质，甚至结合西乡隆盛在小御所会议时的态度来看，庆喜可能会在成为人质之前就被杀死。两难之下，为了赶在朝廷宣判旧幕府为“朝敌”之前谒见新皇，德川庆喜不得不谨慎的、以缓和的态度向皇宫行军，不能带有一丝杀气。这样的难度远高于以武力取得京都，就像一名谈判员身上不携带任何武器走向一手持枪一手挟持人质的歹徒一样。歹徒是否会对毫无防备的谈判员突然开火，这正是德川庆喜所做的赌注。

反观萨长一方：

1. 12月底由萨摩藩指使的浪人强盗几乎每天都会闯入江户的富商家中，声称“筹措政府用资”随意斩杀家中之人。庄内藩群激愤，而萨摩藩故意将大本营即三田的萨摩藩邸暴露给藩兵，庄内的士兵忍无可忍便联合吉田、壬生等诸藩动火攻，将浪人强盗一举歼灭，从而引起了战端。萨摩藩希望借此激怒幕府，逼其抵抗，使其率先开战蒙上贼军之名；此外，通过在双方之间制造事端，令萨摩藩内的稳健派下定讨幕决心。

2. 然而旧幕府军在德川庆喜的授意下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且并无动武之意，并未就此宣战，也未留下给萨长开战的口实。急于武力倒幕，唯恐生变的萨摩藩终于按捺不住，以未接到上司命令，纵是奉旨进京也不得通过的理由强行拦截了前去交涉的幕府方人员，并率先开炮轰击幕府军队。

3. 当萨摩的枪声不由分说地在鸟羽口打响时，伏见口尚未开战。自伏见道前来的除了会津藩的人，还有众多幕府的旗本。当这些人来到伏见的京桥时，同样遭到了萨、长、土三藩士兵的强行阻拦。其时众人皆已听见鸟羽口的枪炮声，如此一来便不得不进入战斗状态。

4. 在双方交战的同时，大久保一藏（利通）将讨幕一事提到朝议之中，并即刻任命仁和寺亲王（嘉彰亲王，后来的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讨大将军，举起了早已备好的伪锦旗。

整个过程流畅得令人惊叹。从这点即可清楚地看出绝对不能开战的一方与无论如何都要挑起战端的一方在准备上的差距。被严厉告诫不可开战的军队又如何能够战胜无论如何都要令对手蒙上贼名情绪高涨的军队呢？况且，对方还举旗伪造的传说中的锦旗，高呼：“我は官军わが敌は（吾乃官军敌为贼）！”可谓是非分明，士气高低自然大有不同。

西乡隆盛对当时的战争作出了如此评价：“大军自大阪进京，沿淀川汇于一道，着实无谋。倘若幕军分兵多路，我等终究防不胜防。”

以结果来看，德川庆喜是被兵士推上开战一途的。尽管首战受挫，但这并不意味着幕府军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从战斗结束后统计的伤亡百分比分析，幕府联军伤亡约890人，占比5.9%，萨长伤亡约320人，占比6.4%，幕府方并不逊于萨长，甚至还小胜一筹。一旦幕府的军队进过前几日的作战而逐渐进入作战状态，展开攻势后庞大的兵力取得最终的胜利并非难事，不论诸藩是否倒戈对此影响都不是很大。而幕府军并未取胜，原因在于德川庆喜深受水户学影响，面对锦旗作战则会成为贼军，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不论是荒唐的“向朝廷”开战还是锦旗的出现，都远超庆喜意料。除此之外，德川庆喜还有着不得不维持和平局势的理由，这一点会在下文详细介绍。

最终，德川庆喜未料到战事竟会如此发展，顾不得在一片失控的局面中安排撤兵事宜，决定率领亲信，即幕府联军的重要指挥官乘船返回江户，意在造成开战乃是兵士激愤所为，旧幕府将领与此事无关的假象，希望能身处江户使自己置身事外，免于朝敌的罪名，以期东山再起。而兵士得知主将逃离后自然会撤退，这是庆喜此举的弦外之音。

德川庆喜自始至终也不想与朝廷为敌，前文也已介绍到，他本身就是一个水户学支持者。要他痛下决心破弃行为准则一般的“尊王观念”与朝廷决战，不亚于让冷战中的美国改信共产主义，让苏联解散最高苏维埃。因此在此战之后，我们看到了德川庆喜经过一番与自身的内心斗争、与身旁的近臣斗争，最终选择了向朝廷绝对恭顺，接受处罚，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的佳话，自身也前往上野宽永寺蛰居，从此不问政事。

四．成果

德川庆喜选择了绝对恭顺，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将幕府财产、军力移交至新政府，表面上来看是无奈之举，彻头彻尾的失败，实则不然。且不说幕府尚有余力决一死战，尤其是以幕府的中心江户城为主战场，军士捍卫故土之心足以重创新政府军，胜负尚不可知。假设当时德川庆喜果真接受法国公使法国第二任驻日公使莱昂·罗修斯（LéonRoches）以法国为后盾的提议,与英国支持的萨、长决战到底,日本将会两分天下、国力大减，国内冲突最终会演变为英、法两国的代理战争,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甚至于在近代化的浪潮中再无翻身之日。

而以“王政复古”的方式实现政权的和平移交,不仅避免了大规模战争所造成的流血冲突，还使社会进步因素积累过程顺利延续，使明治政府得以有效地利用幕府时代取得的成果，旧幕府的部分重臣在新政府中收到重用，也缓解了社会急剧变革中新旧势力的尖锐矛盾与冲突。因此不得不说，德川庆喜的此举是舍弃了幕府旧制，而换取了国家的未来，这是当时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有人说，德川庆喜是明治维新最大的功臣，这样看来实不为过。

五．私货（个人研究结论）：

上文留有一些未解答的内容，纵观德川庆喜的生平事迹，似乎也有许多令人不解的地方。在此本文简述我所做的一种前人所未提出过的假设，以解释德川庆喜的行为。由于尚有许多内容未得到完整考证，此观点也未获得一致认同，其中也不乏独创的专有名词，因此请以审慎的态度来阅读。特此声明，子姑听之。

1. 无野心的当权者

众所周知德川庆喜是末代幕府将军，而少有人知道他不是自愿继承，而是被推选上去的。

少年时期便是放荡不羁的贵公子，不愿意学习政治，令其父甚感担忧。一桥派与南纪派争论第十四代将军继承人时，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包括井伊直弼发起的“安政大狱”也是为了打击和报复一桥派，而一桥庆喜本人却漠不关心，仿佛一桥派争斗的中心不是他本人一样。在德川家茂过世后，德川宗族里很难有血缘密切且能担负重任的人继位，不论是家族内如松平庆永、松平容保，还是其他大名如伊达宗城、山内丰信等人如何劝说，德川庆喜就是反复推辞继承德川宗家和幕府将军之位拒绝继任。百般劝说下德川庆喜同意继承宗家，却依旧不肯出任幕府将军，甚至于曾言将军之位便可废除。后来朝廷不得不以天皇的名义任命，在提出改革弊政的条件得以满足后，终于在1866年12月5日就任，至此幕府将军已虚位3个月之久。

面对王政复古，朝廷要求辞官纳地，庆喜的态度是爽快的，对官职没有丝毫留恋。而他所迟迟没有接受的原因是如果将幕府近三百万石的地交还出去，养活庞大的旗本、御家人体系将成为严重的问题。此时的庆喜没有谋求私利，而是为部下的生计担忧。反之朝廷的态度异常坚决，似乎将幕府的土地视为庆喜私人财物一样，丝毫没有顾忌交还土地后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大政奉还前后，由近臣西周等人提出三权分立制度，其中关于政府首脑的部分大多提议由幕府将军担任，言下之意便是希望让德川庆喜出任。对于三权分立后的将军是否可以沿用家族继承，这一部分做了模糊处理。而德川庆喜在阅读草案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不仅认为家族继承不利于这一制度，还表示自己可以不必担任将军。

江户无血开城后，庆喜坦然接受惩罚，从此放弃了一切资产与官职。当蛰居解除后有人提出可以复出新政府时庆喜拒绝了，同时对旧部重臣庆喜尽量避之不见。庆喜反而是投入摄影、狩猎、民谣歌曲研究等生活兴趣之中，并专注于这些工作，甚少理会政治。德川庆喜余生似乎是实现了他在青年时期希望过着疏远官场、平静生活的夙愿了。

庆喜的一生对名利看得如此淡薄，对官场斗争如此厌恶，以至于他国臣子担心君主野心膨胀，而庆喜之臣则担忧他毫无野心。不是不能担负重任，而是不愿担负重任。

2. 幕末眼光最远之人

德川庆喜是幕末时期少有的能目光所及国家，知晓世界大潮的人物。这得益于少年时期所学的“水户学”中的尊王护国的思想、青年时的见闻所养成的为民着想、当政后有西周的辅佐，形成了具有上承传统文化，下启西方思想的独特理念。

西周何许人也？西周（にしあまね），幕末时期的启蒙家、教育家。年幼时习儒学，后习兰学，曾受幕府派遣，与榎本武扬等人留学欧洲。跟随西蒙·菲塞林学习法学、康德哲学、经济学、国际法等。并在当时加入共济会。懂外国语言和礼仪，是日本当时所推崇的“和魂洋才”式人物。

西周辅佐德川庆喜时为他教授外语，讲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立法精神，使庆喜深受触动，尤以三权分立深得认可。在大政奉还前后，德川庆喜曾命西周仿照三权分立定制一套适合于日本的政法体系，并让旧幕府的高级成员阅读，以此启发他们接受改革。

庆喜的眼光长远之处在于，他虽然身处一个思想保守、社会落后的国家，且位居代表着旧势力的幕府高位，但没有因此受到腐化，反而励精图治，想要将日本建设成令人耳目一新的强国。为此他曾之言幕府体制已不适合于当时的日本，认为应当革除。他不是作为幕藩体质的维系者，而是励精图治推进国家权力集中，构建集权制国家以应对近代发展。但他讲究过程，不是激进的如萨摩藩提出的立即废弃，而是循序渐进的依托着幕府苍老的树干，为新生制度的细苗遮风挡雨，直至成长到可以胜任接过管理国家的接力棒。

庆喜是一个开明的人士，他本身也喜欢西洋文明的产物如摄像机，为此曾被人称之为“洋癖家”。他多任用新式人才而疏远思想保守的幕府众老中。身体力行的坚定改革，尤其在第二次征长战争结束后对于幕府的式微深感触动，于是倡导了“庆应军改”，加大了制度上向西方学习的力度，译制学习西方军事著作（如荷兰的《步兵操法》，美国的《火功奏式》，法国的《步兵程式》等），大力裁撤旧军设新军，著名的传习队便是此时产生的。传习队扩大招募的阶级，参军不再是武士的特权，从装备、训练方式、兵种划分都采取了西方模式，联队、大队、中队、小队的编制也在此时形成，并有完备的军号军乐，可见西化程度之深。堪称是日本真正的的第一支新式陆军。

德川庆喜不仅在技术上接受西方、制度上接受西方，思想上也是如此。由于任用新式人才为他讲学，德川庆喜是当时日本为数不多的学习《万国公法》的政治家。深谙列强国家的殖民、争霸，力图在与西洋国家交涉时维护国家权威，并希望通过利用英美法俄等国之间的矛盾为日本的发展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强调与西方国家交涉时首先要注意守信，避免失信于外国从而给列强留下武力殖民侵略的口实。

在幕政改革军费开支压力极大时，德川庆喜拒绝以抵押国土向列强借款的方式；为了防止日本内战演变为列强的代理战争，德川庆喜毅然拒绝了法国多次提出的出兵援助戊辰战争的建议。在家族荣誉与国家未来的抉择上德川庆喜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放弃了可以打赢的战争，甘心接受敌人的处罚，实为难能可贵。

对于日本政局上的冲突，德川庆喜早已跳出守旧势力的“镇压倒幕者继续封建统治”、长州藩的“推翻旧幕府建立新幕府”、土佐藩的“公武合体维护旧制”等死循环，置身于目光短浅的政治怪圈之外，仰望未来，携手先进文明，为国家殚精竭虑。为此，德川庆喜坚信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最关键的改革期，就如蚕蛹一般脆弱，如不能化蝶便会被天敌吞食。必须维持国家的安宁稳定，不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他才竭力调和各方势力，争取让日本顺利的和平演进。然而此举却被众公卿如岩仓具视之流和尊攘志士如桂小五郎之辈斥责为“诡计多端”，萨长等敌对势力也误认为德川庆喜是要为幕府势力延命，更加坚定了倒幕的信心。

幕末时代意识到国家需要抛弃旧制度，学习新思想的人并非德川庆喜一人，而有如此高瞻远瞩者属实罕见，有权势推行改革者少之又少，从国家层面上为之践行者更是寥寥无几。不得不说，这是命运对庆喜的眷顾，也是最终酿成悲哀的原因，造就了一代悲剧式的末代君王。

庆喜有他独特的眼光，自然会提出一系列计划，具体如下。

3. 大计划

“大计划”一词并未由德川庆喜本人提出，而是我在研究了其计划之后，不由得赞叹计划之宏伟，故而称之曰“大计划”。下文仅列出计划中较为重要的内容，依照实施顺序排列：

一．维护幕府权威，以统领诸藩。

二．实现公武合体，借助朝廷重构国家，公卿与武士共同参政。

三．由幕府召开大名会议，将军与大名共商国是。

四．逐步废除幕府体制，并效仿建立三权分立的体制。

五．时机成熟后，限制藩国的权力，实现国家集权。

六．和平统一日本，实现富国强兵。

乍一看来，上述计划中有着看似矛盾的地方，如维护幕府权威与废除幕府；也有着令人吃惊的地方，如身为幕府将军（继承人）却要废除幕府和将军制度。似乎给人的直观印象提出者应该是象征着“先进”一方的新政府提出，如果出自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之口总会让人感觉格格不入。实际上这正是德川庆喜的高明所在：德川庆喜明白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给人一个适应的过程，否则很容易引起剧烈的抵制；同时，新的制度的建立往往需要依靠旧的制度来产生，新的体制构成之初也不乏旧有人士的参与。而大计划最终没有得到实现，甚至于只停留于草案阶段，原因是什么？

4. 盾与矛

在德川家茂担任幕府将军时，由松平庆永担任政事总裁职，松平容保担任京都守护职，德川庆喜担任将军后见职。三者合称“三役职”。将军后见职的职务为何？简言之即负责辅佐将军，并作为将军的指导和监督人。此时的德川庆喜锋芒初露，但主要依托着德川家茂，多借以德川家茂的名义去实施政令，使人一般难以注意到将军身后的这一智囊的存在，成功的转移了视线。在实施改革时，德川庆喜就像尖矛一样刺出去，遭到反对时，借由德川家茂做盾牌为其遮挡。这一时期德川庆喜的成果颇多。与此同时，被称之为“幕末天皇”的孝明天皇反对武力倒幕，提倡公武合体，与德川庆喜的观念不谋而合，也对庆喜颇为赏识，任命他为禁里守卫总督，成为了以武力维护天子权威的矛。也曾亲自授予象征权力和荣耀节刀，以表示信任。使朝野上下想要公开敌对德川庆喜十分困难，天子的权威在庆喜的身边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保护罩。

因此，我将德川家茂视之为武家的盾，孝明天皇视之为公家的盾，庆喜则是依靠着两大护盾，无人能敌的改革尖矛。

在德川家茂过世后，不久孝明天皇也突然离世。使得德川庆喜的两大后盾几乎是同时倒塌，就此暴露在众人目光之下，身处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德川庆喜成为了幕府的首要人物，遭受的敌对陡然增多。内部的改革反对派、外部的尊王攘夷派的矛头一齐将矛头指向德川庆喜，这时再推行改革变得举步维艰，最终没有成功实施大计划。

5. 爱民将军

德川庆喜出身显赫，却并不反感与底层人士接触。他常混迹于市井之中，虽然称不上是与百姓平起平坐，但也算是少见的与民同乐。

庆喜体恤人间疾苦，在禁门之变后，长州藩纵火将京都不计其数的民居化为废墟。时任禁里守卫总督的德川庆喜大力支持发放米粮赈灾，重建京都。

在德川家茂担任幕府将军时，德川庆喜多次劝告他以法令的形式稳定物价，保证民生。

德川庆喜极力阻止戊辰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就包括不希望将战乱苦难带给人民，而西乡隆盛的观点正好与之相背。

鸟羽伏见之战旧幕府军战败的消息传回江户后，一时间米价暴涨。而刚刚返回江户的德川庆喜稍作休整便着手稳定市场米价。

江户开城前，新政府军本意武力攻取江户城。负责与新政府总督府谈判的陆军总裁胜海舟得到了德川庆喜的授意，以江户城下多民居，若开战则会生灵涂炭，为民生着想就此止战。本着同为皇国民，相煎何太急的态度，最终赢得了新政府方的认同，促成了无血开城的实现。

六．反思

那么从全文来看，尽是德川庆喜正面形象，他就没有过错吗？人非圣贤，庆喜也不例外的会有过错。例如德川庆喜出生于高级武士家庭，理应接起承家业，顾大局的责任。然而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在他青年时期，俨然是一名花花公子，居住江户时常带领近侍几名出入花街柳巷。对于不愿参与政事，对家族事业的漠不关心到了叛逆的态度，只希望过着远离政事的生活。因此常与其父德川齐昭发生矛盾，也有人言德川庆喜最可怕之处便是毫无野心，对于名利其心清澈如朝露。在德川家茂过世后，他不愿意继承德川宗家和将军之位，或多或少也有此类原因。

小御所会议时德川庆喜担心出席会议会被扣为人质而未参与，这是加剧朝廷对其不信任，使矛盾最终激化到爆发鸟羽伏见之战的原因之一。

虽然鸟羽伏见之战后他有不得不返回江户的理由，但未留音信抛弃将士的做法着实欠妥，以至于幕府的阵营内随即发生了混乱，士兵对庆喜的怨恨也到了极点。

身为德川宗家，即家族之长，开城得以自保，安度余生，却将背负朝敌之名、卷入战乱、接受惩处的苦难推至了其兄弟如松平容保、松平定敬等人的身上，也是思量不足所致的悲哀。

德川庆喜一厢情愿的寻求和平之道，最终却将忠心的佐幕势力推向了战乱，爆发了北越战争、会津战争等一系列的流血冲突。在诸外国眼中，明治以后的日本十分好战，被指责为军国主义。事实上，最初的好战萌芽出现在明治元年的戊辰战争中。原本只需花一些时间在谈判上，新政府军急功近利之心反而亲手将不平和憎恨的病菌散播到了东北。他们借攻陷上野之势，将战线扩大到了整个东北。西乡隆盛曾言，国家和平了太久，人民需要战争的洗礼。使得庆喜以和平的方式赢取发展机会的志向终究没有被明治新政府继承，从此国家被拖向了战争的深渊。

日本后世如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那一部分有远见的将领若是看到挑起战争如饮鸩止渴，终将毁灭日本辛苦经营多年的基业，想要阻止却面对狂热的大潮而无能为力时，多少会感受到鸟羽伏见之战前庆喜的心境吧。这样看来，德川庆喜如父亲一样缔造了新日本，却也无法教育这个生性顽劣的儿子，似乎也是一件过失吧。

七．总结

总而言之，以往主流对德川庆喜的评价是存在错误的，可能正是萨长史观的体现。德川庆喜并非传言中那样不堪，其身上充斥着闪光点。对他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固有的印象需要改变。

再次声明，本文是为重新审视德川庆喜这一历史人物提供新的视角，其中不乏尚未被认可的观点。请以审慎的态度来阅读。如有意见，欢迎提出。如有批评，敬请指出。

2020.3.15

德川家禛

我谈德川庆喜 一位被误解的末代幕府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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