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义古象通》是明代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学术背景,它既是明代象数易学复兴的产物,也是宋元以来“古《周易》”研究的重要成果。作者魏濬有意识地摆脱宋易与汉易的束缚,结合生活实理,努力从《周易》经传文字中挖掘古《易》象,并由古《易》象阐发《周易》的思想内涵,象数与义理并重,征实与创见融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易义古象通》；古《易》象；即象以通义

作者简介：肖满省，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易学与中国古典文化。

基金：2015年度福建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朱子易学与古《周易》研究”(FJ2015C074);2015年度福建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朱子易学与《周易》复古运动研究”(JAS150202)。

魏濬(1553—1625),字禹卿,号苍水,福建松溪县人,明万历甲辰三十二年(1604)进士,累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他为官清正,政绩卓著,朝廷曾先后赐“清廉宴”“卓异宴”以示嘉奖。魏濬“好读书,尤善为文”,著述甚丰。(1)《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著作有较高评价,如说其《方言据》一书“乃纪四方言语之异而求其可据者凡二百馀条,多见考据”,其《西事珥》一书“虽不立地志之名……固地志之类……其考订颇不苟,叙述亦为雅洁,无说部沓杂之习”(2)。此类著作均可见魏濬求实的考据精神。

其所著《易义古象通》八卷,前有《总论明象》八篇,采用通行注疏本,以象通义,随文注释上下经及《彖传》《象传》《文言传》,而不及其余。该书除《四库全书》本外,见存有明刻本一种,福建省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并藏有此书,南京图书馆藏本书末有清末藏书家丁丙《跋》语(3)。在明代易学中,《易义古象通》具有重要地位,《四库》提要有云:“明自万历以后经学弥荒,笃实者局于文句,无所发明;高明者骛于玄虚,流为恣肆。濬独能博考旧文,兼存古义。在尔时说《易》之家,譬以不食之硕果,殆庶几焉。”(《四库总目》卷五《〈易义古象通〉提要》)该书既是明代象数易学复兴的产物,也是宋元以来“古《周易》”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征实与创见融合,书中所体现的求实精神,是明末实学思潮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清代《易》汉学复兴的先导。(4)

一、《易义古象通》成书的历史背景

《易义古象通》的出现,是对当时易学流弊的拨乱反正。易学历来有象数、义理两派。在象数学研究方面,“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四库总目》卷首《〈易类〉序》)。宋代兴起的《易》图书学,与汉代象数之学相融合,“将汉《易》中象数之学进一步哲理化……明代也是《易》图学流行的时期,标志着象数之学发展到高峰”(5)。然而,这些“玄之又玄”的易学象数图书“说愈精而去象愈远”,“《易》遂不切于民用”。在义理学研究方面,“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四库总目》卷首《〈易类〉序》)。元明之时,程朱理学已占据当时易学思想主流地位。尚秉和先生说:“盖明代学者,皆以程《传》、《本义》为正宗,敷衍义理;及其末流,浮伪虚妄,直于《易》无涉。”(6)明代中后期,随着王阳明心学风行,易学研究又出现心学化倾向,故四库馆臣感叹“明末心学横流,大抵以狂禅解《易》”(《四库总目》卷八《〈周易翼简捷解〉提要》),“明人之《易》,言数者入道家,言理者入释氏”(《四库总目》卷五《〈周易象旨决录〉提要》)。易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些流弊,促使当时的有识之士担当起拨乱反正的工作,汉《易》逐渐受到重视,以象数方法解《易》的著述纷纷涌现出来。

《易义古象通》的出现,也与自宋代以来开始的古《周易》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疑经改经的风潮。在其影响下,当时的学者们对位居十三经之首的《易经》也进行了重新审视。范谔昌撰《易证坠简》、欧阳修撰《易童子问》首先对“孔子作‘十翼’”等问题进行发难,随后吕大防著《周易古经》,吕祖谦著《古周易》及《古易音训》,朱熹著《周易本义》,王应麟著《古易考》……这一系列重要著作,将宋代的“古《周易》”研究推向高潮。元明学者乘其流而扬其波,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出现了新的内容。明代中后期,一些易学家关注的已不再是《周易》古经的文本、文字等外在形式,而是致力于恢复汉代易学取象以解《易》的方法,象数易学随之复兴。

《易义古象通》的出现,也是明代中期兴起的复古思潮在易学领域的表现。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领域开启了一场多方位的文化复古运动。李梦阳《答周子书》言:“弘治之间,古学遂兴。”复古成为当时的潮流风尚,除了大家熟悉的“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运动外,还出现了“书必篆隶”“器从旧式”“官名从古”“礼从古制”等社会风气,经学领域的汉学复兴、学术领域的考据学兴起、藏古之家的大量出现等,都是同一种背景下的产物。(1)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明代出现了一系列以象解《易》的著作。如陈士元《易象钩解》、熊过《周易象旨决录》、钱一本《像象管见》、吴桂森《周易像象述》、唐鹤征《周易象义》、黄道周《易象正》等等,皆致力于发掘《周易》之象数,学汉儒取《易》象以注经。魏濬的《易义古象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二、《易义古象通》的象理观

众所周知,在易学发展史上,象数派与义理派常常“互相攻驳”。但《易义古象通》却能够有意识地把《易》象研究与义理阐发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即象以通义”的解《易》思路。魏濬对于《周易》“象数”与“义理”的关系有着很精到的认识。他说:“文、周之《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2)所谓文、周之《易》是指《周易》的卦爻辞;所谓“孔子之《易》”,就是指孔子所作的“十翼”。魏濬认为,《周易》一书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而这些哲理是通过特定的《易》象表现出来的。他说:“圣人以为,以理喻民不如以象喻民,使谋及卜筮者,随占而得从善去逆之路,此圣人之深心也。”(《明象二理傅象》)这就是说,《易》象的产生是圣人为“喻民”“明理”而设的,圣人认为,通过语言文字直接给人民讲述道理,不如抓住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利用卜筮行为和《易》象形式对人们的行为加以适当的引导,以使人们“从善去逆”。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文王、周公将所要阐明的义理寄寓在卦象之中并借卦爻辞表现出来,这是“即象著理”。至于孔子,为经作传,以成“十翼”之篇,又把《易》象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展示出来,这是“以理明象”。理与象,是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观象”乃是“明理”的必然途径,“明理”是“观象”的最终目的。魏濬说:“《易》理无所不有,要以傅于象者为真……使不必象,则潜龙可以见跃,飞龙可以黄裳,不但于象远,于理亦远矣。”(《明象二理傅象》)“若傅空谈理而不细求象之所寄,圣人之旨晦矣。”(《明象四六爻位》)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魏濬才要努力贯通《易》象与义理,这也是他撰著该书的宗旨所在。诚如《四库总目》提要所云,此书“名《古象通》而冠以‘易义’,言即象以通义也。朱彝尊《经义考》失载‘易义’二字之名而改曰《周易古象通》,则与濬名书之意不合矣”(《四库总目》卷五《〈易义古象通〉提要》)。“即象以通义”准确地把握住了该书的主旨:在发掘《周易》“古象”的基础上阐发《周易》的“真”理。

当然,强调根据《易》象阐发义理,并非魏濬首创。朱熹就曾明言:“先见象数,方说得理,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然义理象数一以贯之,乃为尽善。”(3)但易学家们关注的重点不同,或重于象数,或重于义理,以致于互相攻驳而矫枉过正,局于一端。宋元以来,已有易学家明确意识到这一问题并给予纠偏。如宋元之际的丁易东撰《周易象义》,“是编因象以明义,故曰象义”(《四库总目》卷三《〈周易象义〉提要》)。明代中后期以来,这方面著作出现得更多了,但往往救一弊而新生一弊。如唐顺之之子唐鹤征继承父亲的学说,亦撰《周易象义》,“大旨述顺之之说,主于以象明理……虽自出新解,而于经义亦足相发”,但也不时或“涉道家之旨”,或“穿凿而不当理”(《四库总目》卷七《〈周易象义〉提要》)。薛甲撰《易象大旨》,“大旨主于因象以明理”,然亦时时“阑入老庄之说”(《四库总目》卷七《〈易象大旨〉提要》)。明朱谋撰《周易象通》,“欲稍还古义,而转生臆说”,“多出臆见,不为定论也”(《四库总目》卷八《〈周易象通〉提要》)。可见四库馆臣对这些著作都不太满意。只有魏濬的《易义古象通》因能“博考旧文,兼存古义”而得到四库馆臣高度肯定。

既然“即象以通义”是魏濬撰著《易义古象通》的基本精神,那么,魏濬对于易学史上已有的《易》象持何种态度?又为何要特别强调“古象”呢?魏濬说:

子夏说理而商瞿谈象,其流至于焦贡、京房,分布以配岁运,别立一局,不用文、周所系。扬雄以后,为《元》,为《洞》,为《包》,为《潜》,为《皇极》,各师己智,要皆焦氏、京氏之支流余裔也。说愈精而去象愈远,训《易》者无取焉。若夫按象索理,则马融、郑康成而下,以文训诂,于象间有离合。然其因言得象,因象得意,未尝有异,虽不必尽祖马、郑,终不能超马、郑绝尘而逸,故多钩牵扳附,至虞氏而支离转甚矣。(《明象一原古象》)

在魏濬看来,自孔子传《易》以后,“子夏说理而商瞿谈象”,易学开始出现分流别派。就象学这一流派而言,其中又有一些流变。一是焦贡(赣)、京房等以六十四卦分布值日用事,其说已“入于禨祥”,实为《易》外别传。汉代扬雄撰《太玄经》,后周卫元嵩撰《元包》,北魏关朗撰《洞极经》,宋代司马光著《潜虚》,邵雍著《皇极经世》,蔡沈著《洪范皇极内外篇》等,这些拟《易》之作,都可以说是其支流余裔,“说愈精而去象愈远,训《易》者无取焉”。二则是以马融、郑玄为代表,运用训诂学方法,通过解释《周易》经传文字,寻求具体《易》象,进而阐发义理。虽然他们对《易》象的把握偶有不合,但也有诸多可取之处,“后儒贬驳汉魏晋唐诸君子,以为离跂牵强,然要言微义,往往袭用其说”(《明象一原古象》)。因此,魏濬“又于汉、魏、晋、唐诸人所论象义,取其近正者,存之以明其于《易》实有发明,俾学者知其所自”(《明象一原古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先儒旧说。由此可以看出,魏濬对汉代以后的象数学多有扬弃,他主张“摘要举元,去其支离,取其符合,可采之义甚众,若云一无所取,亦过正之灾也”(《明象六卦变》)。从这一层面上说,魏濬对《周易》古象的探索,不是简单恢复汉易,而是对汉易有所超越,向着经典本身回归。

三、《易义古象通》的“古象”体例

在象数易学发展的过程中,易学家们创造了众多的取象体例。宋元之际的丁易东曾对此前的取象方法进行了归类总结。他说:“夫圣人立象所以尽言,先儒之求象亦未尝以一例拘。大率言之,其义例亦十有二:一曰本体,二曰互体,三曰卦变,四曰应爻,五曰动爻,六曰变卦,七曰伏卦,八曰互对,九曰反对,十曰比爻,十一曰原画,十二曰纳甲。”(1)这十二类取象方法,“基本上概括了汉以来象学的内容”(2)。在此基础上,元明时期的象数易学家如俞琰、吴澄、来知德等人又有新的发挥与创造。此外,宋代以来兴起的《易》图书学,也为象数易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象数易学的内涵。

那么,身处象数之学大备时代的魏濬将做出怎样的取舍呢?他所要发掘的古《易》象又是什么呢?他说:

尝论羲画之初,由奇偶二画而二之三之,又倍而六之,其象具在,何用他求?何用深求?若云有隐义载于太卜之官,则必如京房卦气之类,出于画之外者而后可,所以开后世深求之端者愈多矣。(《明象一原古象》)

愚谓八卦之象何居?三画是也。六十四卦之象何居?六画是也。文周亦止从三画、六画上想像其形,有肖而拟形容,以象物宜,著之繇辞,使颛愚之民,人人得而通晓,不必问之太卜之官耳。(《明象二理傅象》)

朱熹曾说:“因窃论之,以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为说,必已具于太卜之官,顾今不可复考,则姑阙之。”(1)按照朱熹的说法,《易》之取象,必有所自来,只是如今已不可复考,只好付诸阙如。可是,魏濬不同意朱熹的看法。在他看来,朱子的这一说法可能会诱导后学“深求”《易》象,转生附会,致使《易》象支离多端,容易出现诸如京房、虞翻等易学家以纳甲、卦气、爻辰等体例解说《周易》的现象,实不可取。他认为,在《周易》中,最为重要的《易》象就是八卦和六十四卦之象,文王、周公就是通过观玩这些卦象,从三画、六画上想象其形容而拟议之,才写下了卦爻辞。

当然,如果说文王、周公所系卦爻辞就是古《易》象的全部,却又不可。他说:“(朱子)谓:‘《易》之取象,必有自来,其说必具于太卜之官,今不可考。姑据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垂训戒而明吉凶,不必深求象之所自。’然则程朱之象,直繇中所取之象而已,文周之意必不止此。”(《明象一原古象》)因此,他要发文、周、孔之古象,明千古幽隐之奥秘。

如前所述,魏濬认为,《周易》的“古象”都源自于八卦和六十四卦之象,正所谓“《易》象总取之画卦中”(《明象七互体》)。魏濬所主张的“古象”,具体地说,包括:八卦正象、六爻位、卦爻画、卦变、互体、反对动爻等。以下逐一说明。

(一)八卦正象

所谓八卦正象是什么呢?魏濬说:

八卦之象,父母男女为正,以其生出之序本如此也。又如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在先天方位图内者,止以阴阳性情而取,是皆谓之正象。若远取物而为马为牛之类,近取身而为首为腹之类,实以八正象推之。犹以为未尽也,又广之而乾有为圜为玉,坤有为布为釜,震巽有为玄黄绳直之类,然终不可得而尽也。(《明象三八卦正象》)

可以看出,魏濬所说的八卦正象就是《说卦传》所列的八卦基本象征及其拓展物象。然而,“圣人亦非必以此局之,第约略使之自广耳。”也就是说,《说卦传》的卦象推衍,也只是圣人所作的示例,后之解《易》者应遵照《说卦传》的推衍模式,融会贯通。所谓“人心之灵,因此得彼,触类可通,无所局量”(《明象三八卦正象》)。魏濬举例说:

顾其所推广未及而著于卦爻繇辞之内有可举者,如:十之必坤,以图数取;国邑必坤,以地象取;行师必坤,以众义取。又如:震为长男,则通而为《师》五之“帅师”,《蒙》二之“克家”。坎中男,则通而为《师》五之“弟子”;坎又为水,则通为四之“樽酒”,又通为《屯》上之“泣血”,《需》四之“需血”。艮为少男,则通为《蒙》五之“童蒙”,《渐》初之“小子”。巽鸡,通为《恒》四之“无禽”。离雉,通为《明夷》初之“于飞”;离又居南方,通为《明夷》之“南狩”;又为目,通为五之“出涕”。兑口,通为《咸》上之“辅颊舌”;又为泽,通为《萃》上之“涕洟”,《困》二之“酒食”;又西方主刑,通为《随》上之“西山”,《升》四之“岐山”,《困》五之“劓刖”。又凡三男三女全者,概言“家”,《蒙》三男之“克家”,《丰》三女之“蔀其家”。(《明象三八卦正象》)

魏濬认为,在《易》象体系中,有些是《说卦传》“所推广未及”的,但这些卦象却在《周易》的卦爻辞中表现并保留了下来,我们可以借由研讨《周易》卦爻辞而得到许多《易》象。如坤象为地,衍之则为国、为邑;震象为长男,衍之则“克家”,即长子能继承家业;坎象水,衍之则可为酒、为血。“如此之例,以类求之,不可胜数,悟者随其所占之事,通之得其象,斯得其理矣。”(《明象三八卦正象》)经过这样的以类推衍,六十四卦卦爻辞大多能找到取象的依据,其中所蕴含的义理也将得到准确的阐发。

(二)六爻位之象

所谓爻位之象,就是通过六爻的上下位置关系取象。《明象四》云:

《大传》称《易》有天道、人道、地道,至《说卦》复发“兼两”之义。故六爻取象,大抵因其位之上下。《乾》三《文言》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四之跃则曰“中不在人”。以此推之,则《井》之“泥”,《需》之“沙”,《无妄》之“菑畬”,《解》之“获三品”,皆地位。《无妄》之一得一灾,《损》之损一得一,《比》之比匪,皆人位。《大有》之“上佑”,《大畜》之“天衢”,《明夷》之“初登”,《中孚》之“翰音”,皆天位。以故,六位之间,近取之若首足股腓,远取之若丘陵门户,无不各有所肖……盖天地生物,首顶居上,股趾居下,丘陵为高,沙谷为卑,根茹下入,果实上结。象不可易,理亦因之。圣人作《易》以摹化工万物,未闻其以初为顶,以上为尾者。(《明象四六爻位》)

魏濬对爻位上下的关系以及三才之道进行了充分的发挥。他既用《周易》的三才之道解说卦爻辞中出现的“天、地、人”及相关《易》象,又以初爻至上爻的位置关系与具体的事物相对应,如以初爻对应人的脚趾或草木的根部,以上爻对应人的头部脸部或树梢上的果实鸟巢等等。在魏濬看来,《周易》卦辞的取象,乃是出于对自然物象的“摹化”,“按象沉思,自契其妙,而辞之尽言,其理靡不繇此中出”,“繇此观之,比类象物,妙义斯存”(《明象四六爻位》)。通过对卦象的体悟,就能体会其中所蕴含的生活常理。他的论述,直截了当地把握了《周易》取象的朴素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卦爻画之象

魏濬所谓的卦爻画之象,是指卦爻组成的直观象形。《明象五卦爻画》中说:

象者何?画是也。夫子《说卦》所广,因画居多,如坤之文之众,震之大涂,巽之广颡,坎之美脊亟心,离之甲胄介虫之属,艮之径路门阙,兑之口舌刚卤之类,皆繇三画分布,元有此形。以此推之,羲皇命卦初意,可以概得其旨,六十四卦中,如观、如噬嗑、如颐、如鼎,其最显者。(《明象五卦爻画》)

魏濬认为,所谓的“象”,就是画,就是圣人模仿天地间各种事物的形状而成的。八卦之象“皆繇三画分布,元有此形”。如离卦,外阳而内阴,外实而内虚,其形就如“甲胄介虫之属”,都是外表坚硬而内在柔嫩。由此推之,六十四卦也是如此,如颐卦像人的嘴巴,鼎卦像鼎器之形象。关于这点,此前的易学家如朱熹等也都有类似的论述。

在此基础上,魏濬又更进一步指出,六十四卦中的爻象组合也有这样的情形。如《比》卦九五爻辞说“王用三驱失前禽”,魏濬解释说:“自四以下皆前也,四爻皆坼,前无所阻,象三驱,前无阻,故失前禽。”又如《豫》九四爻辞“朋盍簪”,魏濬说,豫卦“五阴象发,一阳贯之,似括发之簪”。又如《既济》初九爻辞“曳其轮,濡其尾”,魏濬说:既济卦“坎一阳居中,象只轮之车;离两阳夹外,象两轮之车。既济之初,未济之二,俱当轮位,皆象曳轮”。魏濬认为,文王、周公所作卦爻辞,很多都是从卦的形象中观察出来的,“文周系辞,因而通之卦爻之下,后世以文义争长,略而不推其故,象教之衰,实繇于此”(《明象五卦爻画》)。因此,他要通过具体的解说,努力把这些被忽略湮没的卦象发掘出来。

(四)卦变之象

卦变之说,由来已久。汉代易学家如荀爽、虞翻等,已多用卦变说解释《周易》。进入宋代,随着《易》图书学的勃兴,卦变说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朱熹更列之于《周易本义》之首,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魏濬通过仔细的对比分析,发现了汉魏诸《易》家与朱熹《周易本义》在“卦变”上有着不同的主张,他说:“盖汉儒直从诸卦径变,而朱《义》以相比为变,必从渐次而往,此其异也。”也就是说,汉魏易学家的卦变说是以“十二消息卦”为基点,在此基础上衍变为其他卦象,而朱子的卦变法则是“以相连之两爻上下相易取之”(1),即只能以上下邻近的两爻阴阳相易而变成另外一卦。如解释《贲·彖》“柔来而文刚”“刚上而文柔”,汉儒以为贲卦是直接由十二消息卦中的泰卦变来,而朱子则以为贲卦是由损与既济变来。虽然存在着“小异”,但魏濬认为两者是相通的。“然要本自泰来”,即泰—归妹—节—损—贲,泰—归妹—丰—既济—贲。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卦变法则,魏濬试图加以融合吸收。他说:“变既无定,义亦交通”,阴阳爻“升降换易,彼变之此,此变之彼,不可以一变执也”;“《大传》云‘参伍以变’,阴阳自偶之谓伍,以彼间此之谓参,伍可使参,参复还伍,爻爻可易,卦卦可变,所谓‘上下无常,刚柔相易’者,此也。”(《明象六卦变》)虽然魏濬认为汉魏易学家和朱熹的卦变法则在义理上都说得通,但在解释《周易》的过程中,魏濬所采用的主要还是汉魏易学家的卦变方法。如他解释《贲·彖》“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说:“泰二之上,上来居二。柔来文刚,在两刚之中,故亨;刚上文柔,在两柔之中,故小利往。”解释《噬嗑·彖》“刚柔分……柔得中而上行”说:“自否初阴上居于五,曰‘柔得中而上行’。分下卦初爻之五,故曰‘分’。贲分二之上亦曰‘分刚上文柔’。”魏濬不仅用卦变解说《易传》,亦以之解卦爻辞。如《需》卦辞有“有孚”之语,魏濬解释说:“大壮四之五成坎,坎中实,孚象。”其他如:“讼三本二应五,则曰‘食旧德’,损三与上一往一来,则曰‘三人行损一人,一人行得其友’;益四自初来,则曰‘依迁国’;旅五本乾,阴来居之,失去一阳,则曰‘一矢亡’。”(《明象六卦变》)魏濬所举的这些例子,也都是按照汉魏易学家的卦变法则进行解释的。

(五)互体之象

互体之说其来已久。《左传》所载筮例就已有互体解《易》。此后,汉魏易学家如京房、虞翻等更进一步推衍,互体之说遂滋纷繁。王弼承其弊而扫之,力排此说,受其影响,在唐宋很长一段时间内,互体之义为易学家弃置不论,朱熹也只用互体之实而不言互体之名。然互卦“其说见于《系辞》,其法著于《左传》,历代诸儒相承有自。概从排斥,未免偏涉玄虚”(《四库总目》卷七《〈方舟易学〉提要》)。“宋元时期,随着恢复古《易》之风的兴起,部分易学家开始探讨互体之说,并运用于注《易》,如朱震、林黄中、俞琰、丁易东、吴澄等,都很注重互体说。”(2)魏濬也高度重视互体,他说:“卦中既有此画,则交互成文,亦体中自然之象,不于此取义,岂非象旨之阙夫?”“《大传》云‘杂物撰德,非中爻不备’。……则二三四五明具两象,不可弃而不谈明矣!”(《明象七互体》)因此,他也多采用互体解《易》,如《蒙》九二有“纳妇,吉。子克家”之辞,魏濬解释说:“二至四是震,象长子。三至五是坤,象妇。震坎艮三男全,象家。”又如《井》九三有“王明并受其福”之辞,魏濬解释说:“互体离,向明而治,象王明。”这是以三至五互离卦为说。又有用互体解说《易传》者,如《归妹·彖》说“归妹,天地之大义也”,魏濬解释说:“本泰之四下来居三,四归三,互坎互离,天地之交,故曰天地之大义。”这是结合卦变体例,以归妹二至四互离、三至五互坎为说。不仅如此,魏濬亦取连互之法以解说《周易》。如其解《泰》六五“帝乙归妹”曰:“上震下兑,卦曰归妹。泰中互卦与归妹同体,又皆以五之阴受二之阳,故亦象归妹。”意谓泰卦二至五四画连互成归妹。像这样以互体解说卦爻辞及《易传》的例子在《易义古象通》一书中随处可见。这表明魏濬对互体之说非常重视。

(六)反对动爻之象

所谓反对,包括正对和反对,即来知德所说的错卦和综卦。魏濬认为,说《易》求之于错卦、综卦,“犹于理未悖,但爻内求之不得,至于错而复综,综而复错,以求象之必合,则去本爻之义益远矣”(《明象八反对动爻》)。因此魏濬较少用错综之例解《易》。相比之下,魏濬论象,则更多取“动爻”之象。动爻的产生,来源于《周易》古筮法,即当揲筮的结果为老阴或老阳时,就要进行变爻,由此产生“本卦”与“之卦”。在此过程中,变爻所在的三画卦也就随之出现变卦。如乾卦初九爻变,成姤卦,其下卦的乾也就变为巽了。以“动爻”解《易》,发轫于《左传》中的古老筮例,历代易学家多称此为“变卦”。南宋沈该的《易小传》、都絜的《易变体义》,宋元之际吴澄的《易纂言》、丁易东的《易象义》,都曾用“变卦”的法则解说《周易》。当然,在具体解《易》过程中,他们又存在着一定差异。有的易学家只关注“本卦”与“之卦”的卦象、卦爻辞,有些易学家则会兼顾到三画卦的变卦卦象。如解释《乾》初九爻辞“潜龙勿用”,都絜多就姤卦立论,而沈该既考虑到姤卦,也注意到变爻后的下体卦巽卦,巽有入和伏之意,与“潜龙勿用”之意相合。(1)魏濬的“动爻”象例,既受到他们的影响,又有所不同。

魏濬认为,这种解《易》方法只能称为“动”而不能称为“变”。因为“动”还在本卦本爻之内,“变”则举他卦以为说了。当然,魏濬并不是刻意要在名称上强调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一取象义例的认知和运用,他与此前易学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魏濬说:

又有就本爻求之不得,遂以为变之某卦者,如乾初则变为巽,兑初则变为坎之类。其说亦起汉魏诸人,大非作《易》本旨……圣人因本卦本爻立义,以待占者求其所值,所谓稽实待虚者也。若系辞至此,即以为变,舍本爻而别立一象,假使布策之后,此爻不变而占者值之,则不可用矣。是圣人亦无定主,何以决天下之疑?(《明象八反对动爻》)

魏濬认为,以变卦说《易》,“大非作《易》本旨”。变卦之法,主要是运用于占筮断卦,而不能用于解说《周易》的卦爻辞。因为卦爻辞是“圣人因本卦本爻立义”的,万没有“舍本爻而别立一象”的道理。因此,魏濬反对用变卦法解《易》,而主张用动爻解《易》。在魏濬看来,一卦之内某一爻出现变动,或是阴爻变为阳爻,或是阳爻变为阴爻,都离本卦“于义尚为未远”,可与本卦参互会通。因此,可以用之以解释本卦的卦爻辞。如《比》之初六曰“有孚盈缶”,魏濬解释说:“初应四,四坎体,为孚,动成震,震象缶,坎水下注,象缶之盈。”又如《同人》九四有“乘其墉”之辞,魏濬解释说:“墉,城也。四动变坎,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象墉。”由此可见,魏濬主张的动爻义例,只涉及本卦及变动后的三画卦象,并没有涉及“之卦”及其卦爻辞。这是魏濬用“动爻”解说《周易》的典型特征。

总之,《易义古象通》在解释卦象的过程中,采用了八卦正象、爻位之象、卦画之象、互体、卦变、动爻等体例。他对于《易》象不深求、不附会,大体本之于八卦和六十四卦卦象及其由此而发的适当引申。书中所发明的《易》象大都切合实理,具有直接、简洁、生动的特点,而绝少牵强附会或是支离破碎,颇有助于了解《周易》卦爻之原始意义。

四、“即象以通义”的解《易》特征

如前所述,魏濬认为他所挖掘的《易》象是接近于《周易》原始“古象”的。因此,他的象数既不同于汉儒特别是焦赣、京房等人通过象数以言灾变,也不同于陈抟、邵雍等人通过图书、数理推究天地,“务穷造化”。他所挖掘的《易》象具有朴素、直接、简明的特征。同时他所言之义理,既不同于王弼之贵无、论虚,也不似宋明学者之好说理谈禅,而是合于日常生活之实际。在《易义古象通》里,魏濬所阐发的义理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言理不离《易》象,不发空疏之议论;一是所言之理都切于人事,而无冥思玄想之义。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而说《易》者纷然淆乱,意欲明了文周之旨、孔子之意,就必须首先辨别各家之“理”,何者为真,何者为伪。魏濬说:“《易》理无所不有,要以傅于象者为真。”他以“象”为依据来阐发义理,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古象”是他探求“《易》义”的手段,阐发《周易》本“真”的义理,使圣人之旨不再隐晦才是他的目的。以魏濬《屯》初九注文为例,《屯》初九爻说:“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魏濬对此解释说:

中爻艮为石,象磐。震木,象桓。

五与初二阳,为二体卦主。五主险,少豁达之度;初主动,有振奋之才,故亨屯非初不可。以“盘旋”释“磐桓”,其说起于马融。张横渠云:“磐桓犹言柱石。”按,二字之义,磐,大石也;桓,亭邮表双立者,《檀弓》“桓楹”是也,此义似胜。屯难之初,有此刚正大材生于其时,故能不震不揺,而有撑持底定之力。盖有大材而不自恃,志在行正,故能以贵下贱而为民所归附也。(1)

对于《屯》初九爻辞“磐桓”的解释,学者多从马融“盘旋”之说,并由此引发待时周旋之义。如王弼《周易注》云:“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磐桓也。”程子《易传》云:“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进,则犯难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这都是把“磐桓”解释为“盘旋”,并从上下卦卦象进行发挥:屯卦内卦为震,为动;外卦为坎,为险,有动则陷乎险中之义。初虽有济屯之才而时尚有待,故此时当“息乱以静,守静以侯。”(王弼《周易注》)这样的解释,可以说通脱澈达,理显无隐了。但魏濬认为,张载《横渠易说》中“磐桓犹言柱石”的说法更胜一筹,他首先从卦象上进行论证说:“中爻艮为石,象磐。震木,象桓。”此“中爻”谓三至五互艮,艮为石;内卦为震,为木。并说“二字之义,磐,大石也;桓,亭邮表双立者,《檀弓》桓楹是也。”关于“桓”,魏濬引用了《说文》和《檀弓》的有关说法进行论证。《说文》曰:“桓,亭邮表也。”徐锴《说文系传》云:“亭邮立木为表……表双立为桓。”戴侗《六书故》曰:“柱之植立者,曰桓。”(2)又,《礼记·檀弓下》云:“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孔颖达疏云:“桓,大也。楹,柱也。”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云:“丰碑、桓楹,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3)简言之,魏濬以为,“桓”当训为大柱。磐石与大柱都有“安稳、坚定”之义,因此,他由此进行引申说:“屯难之初,有此刚正大材生于其时,故能不震不揺,而有撑持底定之力。”正所谓砥柱中流。这样的解释,比“盘旋”之说,似更能切合爻辞“利居贞,利建侯”的意旨。魏濬对于其他诸卦卦爻辞的解释,也多能依据“古象”发挥“古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魏濬既能不受理学藩篱的桎梏,同时也不流入玄虚空谈的心学牢笼,而能形成自己独特的哲理思想,是很值得我们肯定的。业师张善文先生有云:“魏氏撰述此书,颇采汉、魏以来《易》家言象之说以阐解《易》义,在明代万历以后学者中别具见识。”(4)是为中肯的论断。

结语

综上所述,在宋明理学流行的时代环境里,魏濬能以征实不妄的精神探索《周易》之古象,发明其隐晦多时的义理,对于远绍圣学,近辟理学之桎梏,功莫大焉。诚如四库馆臣为《易义古象通》所撰书前提要云,此书“征引多精审,间折衷己说,亦能独抒所见;研析颇深,非抄袭雷同者比也”。与魏濬同时代的学者王在晋亦云:“昔吕东莱氏存《古易》十二篇,紫阳氏因之。魏公子存古象也,汉魏晋唐诸家之说具在。后有作者,百世不能易矣。”(5)把魏濬考订古《易》象之功比之于吕祖谦校正古《易》十二篇之次,虽不免有溢美之辞,但其保存汉魏晋唐诸家之旧说,发掘古易象,实大有功于古《周易》之研究。特别是随着明代中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易学领域出现的这种考据求实的精神,实开清代易学向汉易回归的先河。其所作为,不仅有功于儒林,亦有大功于社会人生矣!

注释

1关于魏濬生平事迹等可参阅[清]潘拱辰等撰修《(康熙)松溪县志》,载《中国方志丛书》第23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陈衍等撰《(民国)福建通志》也有相关记载。

2[清]永2)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三《〈方言据〉提要》、卷七十七《〈西事珥〉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73、1041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四库总目》”及卷篇。

3张善文《周易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438页。

4对于这一重要著作,除了提要式的论述,目前学界尚未见有专门的研究。但相关成果却为本论文的展开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专著方面,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等,对宋元以前象数易学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为本文观点的形成及论述的展开提供了诸多的借鉴!论文方面,郭素红《明代易学中的汉学倾向》与本课题研究对象关系最近,但对于《易义古象通》,也仅据《四库全书总目》略作引述。笔者博士学位论文《明代福建易学研究》亦曾对该著作进行了初步探讨,但研究还不够深入,论断也存在较多不足。因此,笔者再次对文本进行了细致研读,在此过程中,更加有意识地将研究对象放置在整个易学发展史中加以考察:从明代中后期的学术环境出发研讨其成书背景;通过与历史上及同时代易学家进行纵向与横线对比,彰显魏濬在《易》象体例的选择和运用上所具有的特色;从明清学术的转关中,肯定该著作征实不虚的考据精神及其在清代《易》汉学复兴过程中的先导作用。

5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三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300页。

6尚秉和《〈万远堂易蔡〉提要》,载《尚氏易学存稿校理》第三卷《易说评议》卷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7刘毓庆《“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与明代文化复古思潮》,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0期,第104页。

8[明]魏濬《易义古象通·总论·明象一原古象》,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下引该书《总论·明象》篇,皆仅随文标注《明象×××》。

9[宋]王应麟撰,孙通海校点《困学纪闻》卷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10[宋]丁易东《易象义》卷首《易通论中》,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81页。

11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513页。

12[清]李光地编《周易折中》卷首,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0页。

13[明]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日知录校释》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3页。

14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513页。

15翟奎凤《变卦解〈易〉思想源流考论》,载《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4期,第34页。

16[明]魏濬《易义古象通》卷一,第198页。

17[宋]戴侗撰,党怀兴、刘斌点校《六书故》,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99页。

18[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7页。

19张善文《周易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438页。

20[明]王在晋《〈易义古象通〉序》,载《中国历代经籍典》卷六十九,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第375页。

《易义古象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