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陪我堂哥逛孔庙，一看到孔庙的正殿“大成殿”就觉得眼前一亮：气场真好！当时就发了tweet感慨如下：

穿过孔庙的前殿，铺面而来的正殿竟是二重檐庑殿顶：古建最高形制！虽然太和殿也是同样的屋顶，但太和殿为成为全国形制最高的建筑，用了三重须弥座而孔庙只有一重，较矮的基座比例反而衬出屋顶之高大和易亲近。日本的仿唐建筑我记得完全没有须弥座，嗯类似。

图片找了一张更好的，那个大屋顶的比例让人觉得很舒服。当时虽然嘴上说的是“孔庙比太和殿看上去更高大”，潜意识里已经意识到：太和殿并不是一个好的设计作品。

晚上想查更多资料的动机，其实是想确认一件事情：日本人仿照唐风修建的木构，是否真的没有须弥座？——在日本逛的时候，那些神社和寺庙我留意过，都没什么底座的。一查就查出来一个超猛的：日本奈良东大寺大佛殿，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木构建筑，公元758年（唐肃宗至德三年、日本天平宝字二年）首次竣工，后多次被毁再重建。这里找到一篇比较全的资料：

……1180年，东大寺在战乱中被毁大半……1183年，东大寺重建工程由南宋工匠陈和卿主持完工。1567年……大佛殿再次被烧毁……1692年，大佛被再次修复完工……1709年，大佛殿重建工程完工，为了节省材料，规模缩小为最初的2/3。其后大佛殿虽经过明治、昭和时代的大修，但规模趋小。

现存大佛殿正面宽57.5米（7开间），侧面宽50.5米（7开间）。由于现存规模仅为最初的2/3，合理的解释应为大殿的正面宽度（开间）减少了若干，而高度，侧面宽度（开间）都没有变化。照此复原的话，大佛殿最初的正面宽度应为57.5米X1.5=86.3米，正面开间应为7*1.5=10.5，按11间算……

已经是缩水了2/3，还是世界最大，真是不可思议！

找来照片一看，东大寺大佛殿果然是没有须弥座的，只有一个大约两米的小基座，和整个建筑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既然太和殿不是世界最大的木结构建筑，那么是不是全国最大的呢？毕竟这是明清时期的政治标杆建筑，形制上至高无上啊。仔细一搜，我勒个去。太和殿甚至不是北京最大的木结构建筑。比太和殿（宽63米，高27米）大的，还有太庙享殿（宽68米，高29米）和长陵裬恩殿（宽67米，高25米）。无语。

找来几个建筑的正立面照片，去掉颜色，缩到同一个比例尺下。太和殿的猥琐一目了然。太庙享殿的屋檐的投影和最高一层须弥座几乎重合。而太和殿和其下的基础，明显是比例失调的。就好象一个大盘子上只摆了一粒小核桃，很是别扭。怪不得看到孔庙大成殿之后，我脑子里的太和殿形象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对劲。

那么太和殿是怎么回事？没哪个包工头敢在这个建筑上投工减料吧？灭九族的大罪啊。求助万能的Google，原来也是历次折腾的后果：

太和殿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原名奉天殿。“广三十丈，深十五丈”，即长95米，宽48米，面积达4522平方米……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二月初三半夜，由于太监失误，太和殿西边御膳房失火，太和殿再次被焚毁。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至三十六年（1697年）重建。现存的太和殿即是这一次重建之后的成果，仅为原奉天殿的一半大小，所以相对原来建筑的基座较小……太和殿共有楠木立柱72根，最高的12.7米，最粗的直径1.06米。原楠木巨柱早已毁于大火，今太和殿的柱子乃是清朝重建时用松木拼接而成……

这里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使是太和殿这样的天字第一号工程，在清康熙时期，同样找不到合适的巨型木料作为建材，只能退而求其次——不仅建筑规模严重缩水，而且建材也只能凑合用“复合材料”。而修建于明代的太庙享殿和长陵裬恩殿，一个是宗庙另一个是陵寝，在明代显然不是最好的。可到了康熙时期，建筑材料等反而优于集全国之力修建的最高形制的太和殿。大清朝可真悲衰。

马上可以联想起的是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中对斗拱的分析。这是书中对斗拱演变历史的插图。从唐到清，斗拱的尺寸不断缩水。唐、宋、辽、金、元时期，斗拱是连接屋顶和梁、柱，传导和分散屋顶重量的主要受力构件，是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到明清时期，由于采用了新的结构连接屋顶和梁、柱，斗拱逐渐变得轻薄纤细，不再承载结构，退化成纯装饰性的成分。

梁思成同学在书中对比了宋《营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则例》，对斗拱作用的沦丧显然是大为不满的。的确，和我在天津蓟县、山西大同、朔州看到的唐代、元代、辽代建筑——独乐寺、善化寺、华严寺、崇福寺等——相比，北京这些明清木结构，显得轻浮和工于机巧。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斗拱功能的丧失。为此，梁评价为卖弄和丧失了美德。

林徽因、梁思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

……汾阳县大相村崇胜寺……最后为七佛殿七间，是寺内最大的建筑物，在公路上可以望见。按明万历二十年《增修崇胜寺记》碑，乃“以万历十二年动工，至正二十年落成”。无疑的这座晚明结构已替换了“大元元祐四年”的原建，在全部权衡上，这座明建尚保存着许多古代的美德；例如斗拱疏朗，出檐深远，尚表现一些雄壮气概。但各部本身，则尽雕饰之能事。外檐斗拱，上昂嘴特多，弯曲已甚；耍头上雕饰细巧；替木两端的花纹盘缠；阑额下更有龙形的角替；且金柱内额上斗拱坐斗之剔空花，竟将荷载之集中点（主要的建筑部分），作成脆弱的纤巧的花样；匠人弄巧，害及好建筑，以至如此，实令人怅然。虽然在雕工上看来，这些都是精妙绝伦的技艺，可惜太不得其道，以建筑物作卖技之场，结果因小失大，这巍峨大殿，在美术上竟要永远蒙耻低头……

梁思成将斗拱功能丧失的原因归咎于美学上的堕落。的确，如果亲自见过山西北部那些雄劲的、激动人心的辽金木构，那些承接屋顶的复杂精巧的杠杆，你会对北京这些明清宫殿很无感。可真的只是堕落吗？我觉得不应低估古代工匠的审美能力。结合之前对于太和殿尺寸缩水的分析，斗拱风格的变迁似乎找到了根本原因：华北乃至全国的森林资源枯竭，既导致无法找到大型建材建造大型木结构公共建筑，也导致无法继续大量使用木材消耗量巨大的唐风斗拱。

找了一些历史地理方面的相关研究支持这一观点。自然环境的变化影响了美学的选择和可能性，梁思成只看到了现象，可能没想到原因。

郑学檬，《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04期

……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和华北平原是北方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因此森林的破坏也最早。至唐宋时，这种破坏已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并已从平地扩展到丘陵山地，最终达到影响生态环境的地步。

在今陕西、宁夏及山西西部、内蒙中西部、甘肃东部这一区域内，唐宋时期由于农田开垦和远程采伐，平原和山区的森林都受到严重破坏。吕梁山原是森林茂密地区，唐时其南端森林已大为减少，主要林区已退缩至其北端。六盘山、陇山、岐山的森林唐时仍不少，但宋时六盘山的森林未见记载，陇山森林大致如旧，而岐山森林已荡然无存。关中平原唐宋时已几乎没有森林……

……今河南省境内，公元前2700年森林覆盖率为63％。南北朝末年此比率降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本期内以砍伐熊耳、外方山以北山林为主，豫西、豫南山林尚完好。北宋末河南森林覆盖率仅为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本期内豫北、豫中山林已消耗殆尽；伏牛山以北山林也所剩无几，以南则尚有林木，惟大别、桐柏山林木尚完好。冶铁、陶瓷等耗费巨量木材是唐宋时期的特点。估计每座铁炉的年耗林量是三百多亩山林，而烧制陶器一百三十斤则费薪百斤。金人占领河南后，因气候转寒，极不利于次生林木的恢复，森林植被每况愈下……

……今山东省境内，公元前2700年森林覆盖率为46％。秦汉时山东人稠地狭之势有增无已，森林破坏甚于邻近地区。唐宋时山东人口与垦田再度增加。北宋时京东路(略当今山东省)有耕地近二十六万顷，即使山区亦开垦殆尽，其户口居全国第五位，是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本期内森林破坏已趋于恶化。原始森林砍伐殆尽后次生林又遭反复破坏，许多地方已出现光山裸岩。沈括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可见山东森林的破坏比他处严重。公元1700年山东森林覆盖率仅为1．3％，为全国倒数第一……

这篇论文似乎可以佐证为何唐宋成为中国古建筑中斗拱风格的拐点。路径是这样的：首先是在大量的普通民用建筑中，斗拱无大型木材可用；接下来，连皇家建筑也搞不定了。而明永乐『奉天殿』和在其原址修建的清康熙『太和殿』的体量区别，实际上是清代早中期的自然环境已经大大劣于明代的旁证。事实上在今天的华北旅行时，我几乎看不到可直接供建造殿堂柱梁的大型硬木。大部分都是次生的榆树桦树，除了寺庙和帝王陵寝附近，普通的山林里松木都难找。

继续追问：“为什么唐宋时期，森林资源被快速消耗？”今天的共识是：唐宋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经济、科学还是文化，都处在快速发展期。可问题是，经济上的“盛世”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破坏。那时已出现大量高耗能工业：冶铁、陶瓷、盐业……再加上大量的木结构建筑用材。而且可以想象，几乎是涸泽而渔，完全没有环保观念，对资源的利用也没有任何控制（当然今天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快速的自然环境恶化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