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一串数字：

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中国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时（57年），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续汉书·郡国志》）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晋书》）

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通典》）

……

在这串数字背后，是一串璀璨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再来看另一串数字：

秦灭六国后，人口数约为4000万。（《中国人口史》）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户口数12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万。（《汉书·地理志》）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口数大约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续汉书·郡国志》）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口数大约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通典》）

……

这串数字背后，是另一串名词：秦末流民、绿林赤眉流民、黄巾流民、隋末流民……

历史是符合数学逻辑的。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在作着殊死搏斗。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数人口，长期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一直是有限的，农作物亩产也一直没有质的改进。无论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汉末年的流民问题，未必全是暴政的结果。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随着生殖力的提升，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粮食亩产几乎没有提升。同样的道理，当东汉人口再次接近6000万这个极限时，大规模的流民问题再次出现（也并不是说宦官专权与外戚干政是无辜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论述，并不是说没有暴政，也不是说完全与暴政无关——事实上，暴政是秦制下的一种常态。秦制下的太平盛世，乃是一种“暴政汲取量+人口生存必须量≈土地出产总量”的状态。一旦“暴政汲取量”激增（比如汉武帝要实践自己的“雄才大略”），或者人口增长至一个较高的水准，“盛世”就要出问题。

所以，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极限。新农作物的引进、南方山地的开发，都可以提升这一上限。但更多的时候，因为朝廷的暴政，历史等不及上限的提升，也等不到上限的到来。譬如秦、隋两代。

在传统农业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力之间是成正比的。朝廷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等同于变相地压低生产力的上限。吃租赋的人口增加，又等于变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万，随后就是流民的大量出现。

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但凡社会安定，执政者实行的必是“仁政”。这实际上是从结果去定义前因。事实上，当人口锐减至1000多万，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只要他没有丧心病狂，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时代实现所谓的“光武中兴”。贞观之治也是同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盛世”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

一切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伟大的“贞观之治”，与“伟大”的太宗皇帝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毕竟李世民少折腾一点，对民生的恢复是有好处的）。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执政者拥有正常智力，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之治”都不会爽约。

而且，这些“××之治”不过是一种相对而言的东西，在民生层面，它们的含金量往往相当有限，多数停留在“饿不死”的程度。

具体到“贞观之治”。

按唐代的户籍制度，民众有“课户”和“不课户”两类。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赋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后者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官僚吃饱吃好自然不成问题，部曲奴婢是官僚的私有财产，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被饿死。

所以，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那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活得怎么样。

这方面，史学界有很充分的研究可供参考。比如，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民众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

“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占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强，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等税，则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说的，如遇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则不是全年粮食生产收入的百分二十几，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难得的‘治世’尚且如此，其它朝代就更不用说了。”

另一位学者王士立也得出了相近的数据，且认为余粮只够民众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

“贞观时期……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这百石的收获物，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以一家五口计算，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栗十五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维持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若遇丰稔，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如遇凶歉，则境况还要差些。受田三十亩的狭乡农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除去租调，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了。”

亦即：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当然，较之隋末乱世遍地流民饿殍，已经好了很多。

学者韩国磐通过研究敦煌和吐鲁番的出土文件，得出结论：

“天宝时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旧史所渲染的那样美满，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物价资料的探讨，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所谓‘开元盛世’尚且如此……”

《中国赋税史》（2003）中的计算，也很清晰地勾勒出了当时“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的民生实况：

“均田、租庸调制下农民负担和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呢？贞观年间唐太宗到灵口时，见到这里农民一丁授田三十亩，敦煌户籍残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数，也在三十亩左右或略多，我们按一丁授田三十亩计算。当时的粮食产量，……亩产一般为一石，三十亩共收三十石。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这三十石来生活的。这三十石中，……按唐代规定，……所缴租庸调户税地税共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收获物在上缴这些租税外，还余二十二石二斗五升。

“一夫一妇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粮，据《唐六典·尚书刑部》所载，……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粮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缴纳租税后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还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说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何况农民除吃饭以外，还需要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衣物往来等日常必不可少的开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于像敦煌户籍残卷中所记述的那样，贫苦农民授田数额还要低予三十亩这个平均数，如果一户只能授田十亩、五亩，那是连租调也缴不起的。”

亦即：这种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自“贞观之治”一直延续到了“开元盛世”。

台湾学者吴章铨对唐初民生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

其实，贞观君臣也很清楚，自己造出的“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贞观四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发现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贞观五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

“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

大意是：陛下修筑九成宫，把征兵役后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也没法置办齐备。

贞观六年，李世民心痒难耐想要去泰山封禅，魏征劝阻他不要搞事，理由是：从伊水和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东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远不是什么天下大治的景象。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不下隋时”，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太宗对着侍臣发怒，说这种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与诅咒一个性质。

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却不遑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我下基层调查，底层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你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执意发兵攻打高昌，河西百姓全都遭了秧，“飞刍挽栗，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总之是被朝廷逼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也是在这一年，魏征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顷年以来，天下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百姓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精疲力尽，关中百姓尤其惨，“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起来造反。

也是在这一年，史书记载，“吴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饥，人相食”。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关你屁事”（何预君事），此后，“朝臣都不论事”，众人缄默不言。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肢体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大意是：自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民众自残手足归咎于“隋末遗风”，当然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

“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自残手足？如果不是民间自残手足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准备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民众造船，民众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所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民众外逃，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遂陷入骚乱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雅三州”民众起来造反。

贞观二十三年夏，李世民死。

略言之，终贞观之世，民众始终处于一种饿不死、活不起的困顿境遇。而这，又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

他的这种理念，是对自商鞅、韩非而下的法家愚民、弱民思想的直接继承。

商鞅的原话是——“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民众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想要求学、经商；民众有多余的追求，对国家不是好事，是害国的“虱子”。要让国家富有，就得让民众始终保持在贫困线上。

韩非子的原话是——“凡人之生性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人的本性，是财富充裕后就会想要别的东西，在生产上变得懒惰。君主再如何满足民众的欲望，也不能让他们做皇帝，而且像桀那样的人，做了皇帝也未必满足，所以，满足民众的欲望，不是治国的正确路径。

“贞观之治”有两个重要的标签——民生丰足与从谏如流。民生丰足的含金量，已如前述，其实很低；从谏如流的含金量，实际上也好不到哪里去。

贞观二年，秋雨已至，暑热未去。宫中炎热潮湿，大臣们联名上奏李世民，请求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呼吸系统有病（气疾），确实不适合长期住在潮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耗费恐怕会很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耗费却比汉文帝还多，又哪里有资格做百姓们的父母？”

贞观四年，李世民又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所喜欢的，同时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们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魏征在边上接话：“吾皇英明，隋炀帝是个惨痛的教训。”

但是，李世民并不是一个真的能够自我控制的人。

同样是在贞观四年，就在说这番自夸之言的前后，他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给拆了，以示节俭，天下人交口称颂。如今又去重建，这算什么？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事，只会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可以赐给贫民，虽然太上皇没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却又要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

张玄素的挤兑没留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朕营建东都的本意，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如今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房玄龄当然知道“方便朝贡”是个很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想要下去，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圣明”。

知识分子希望君王寡私欲而好仁德。李世民善于纳谏、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理论”和“水舟关系论”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而好仁德的圣君标准。不过，如何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就在魏征激赞张玄素阻止李世民营建洛阳宫、实有“回天之力”的同时，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李世民，突然又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李世民称赞了戴胄的直言并提升了他的官爵，同时也没忘了将洛阳宫修成，且极为奢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徘徊在个体欲望与仁德表演之间，李世民深受煎熬。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了修筑。当屈从于个体私欲而不顾一切把洛阳宫华丽地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们打量他的异样目光。最终，洛阳宫问题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他狠下心，把负责工程的建设部部长（将作大匠）找来痛骂了一顿，指责他营造得过于奢华，免了他的官，然后把刚刚落成的宫殿，又给拆毁了。

这种煎熬一直伴随着李世民。

贞观六年正月，他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庄”九成宫里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觉得皇帝去那里住对处理国家政务极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却坚持要去，理由是“气疾”。

贞观二年，他曾表示为了不损耗天下百姓，自己可以忍受“气疾”，拒绝大臣们为他兴建避暑阁楼的提议。现在拿“气疾”辩护，多少有自食其言的味道。不过若真因“气疾”之苦，倒也可以理解。只是当时还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实在难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想去九成宫，不过是因为新落成的九成宫的居住条件，要远远好于现在居住的寝宫。

姚思廉的劝阻暂时让他留在了京城。到了三月份，长安城刚刚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车辚辚、马萧萧地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呆到这年的十月份，冬天快来了，实在无“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李世民与他的臣僚们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李世民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他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同样的游戏玩久了，是会烦的。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 李世民听了大怒，对着房玄龄发飙：“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 李世民还曾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也是在贞观八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李世民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正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追溯起来，这场纳谏游戏，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李世民，急于重塑自己的帝位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一直兴趣索然。

随着在位时间的久长，帝位的合法性问题渐渐变得不是问题（至少已经弱化），李世民开始不想玩这种游戏了。贞观十一年，他对魏征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如今天下虽然无事，武备还是不能松弛，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又没有劳民伤财，这有什么错呢？”魏征无奈回答：“陛下既然鼓励进谏，应该让人畅所欲言。说得对，陛下采纳，对国家自然有好处；说得不对，陛下不理会，也没什么损失。”李世民闻言大悦：“爱卿说得很对！”

魏征的回答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李世民的牢骚里清晰地传达出一种不想将游戏进行下去的情绪。这种情绪，也凸显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上——这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结果李恪遭罚。李世民愤慨道：“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臣僚们在这一年里屡次劝谏李世民不要频繁游猎，李世民则借游猎一事屡屡向臣僚们发难，抵触情绪至为明显。

内心深处，李世民不想再玩从谏如流的游戏，但同时他又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像，多次违制向史官索求关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他希望能够阅读国史，结果被谏议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最终，他如愿以偿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并对撰史工作给出了“重要指示”。

这种纠结，将贞观时代的李世民变成了一位演员。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在这些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动工。九成宫被舆论指责修建得过于华丽，他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原因却是修出来后不合自己的心意。

贞观二十余年，李世民接受了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对李世民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

“贞观之治”的含金量，其实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