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印第安人是美洲早期居民的一部分，他们曾创造了辉煌的美洲古代历史文化。美洲古代历史文化，被称为世界三大文明史之一。但15世纪末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打断了印第安人原有的社会发展历程，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文化传统乃至种族生存，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如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印第安人的命运如何，本期《中国社会科学报》推出“北美印第安人与当代美、加社会”，以飨读者。

同化与自决——20世纪美国印第安人政策

胡锦山

印第安人是美国的原住民，两万多年前，他们就已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15世纪末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打断了印第安人原有的社会发展进程，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到20世纪初，印第安人拥有的土地已几乎被剥夺殆尽。为解决印第安人问题，20世纪美国政府颁布的印第安人政策法令不胜枚举，但这些政策反复多变，先后经历了强制同化—恢复保留地—终止保留地—重新恢复保留地四个阶段的变化，一直摇摆于同化与自决之间。

泯灭个性的同化政策

从1887年美国国会颁布“道斯法案”起，联邦政府印第安人政策的宗旨就是要把印第安人纳入美国资本主义轨道，同化印第安人。这样，其着眼点必然都是印第安个人，而不是有组织的印第安部落。“道斯法案”实施的土地分配政策和政府的印第安人学校制度，目的就是通过印第安人拥有个人份地和接受主流文化教育而使印第安人个体化，接受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逐渐使他们成为个体的美国公民。这两项个体化、美国化印第安人的措施主要是在1900年以后进行的。1934年修正土地分配政策的“印第安人重新组织法”虽然强调要恢复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自治政府和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土地归部落所有，而且该政策实施后证实了印第安人部落仍存在着强大的凝聚力，但该政策的着眼点是鼓励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维持他们部落的某些特质，按照美国民主制度的模式，而不是按照部落模式，建立和发展地方自治的各项制度，这无疑也促进了印第安人个体化的趋势。1953年的“终止政策”通过废除部落、重新安置计划，进一步加速了印第安个体化的进程，它鼓励印第安人移居城市，分散到白人社会中，接受白人的价值观念。20世纪后期部落体制获得再次复兴，但印第安人个体化的总趋势却不可抵挡。作为印第安人群体活动基本单位部落的人数日渐稀少，2010年美国印第安人人口达到4700万，其中只有略多于20%（1200万人）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保留地内。

城市化是20世纪印第安人同化政策的又一具体体现。1890年时，印第安人几乎皆为农村人口，由于“道斯法案”的实施，失去了土地的印第安人无法再从事其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只能到保留地附近的城镇做工维生或是流入大城市谋生，此后，印第安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汇入城市化的进程中。印第安人口大规模移入城市始于20世纪中期。1953年开始实施的终止政策和重新安置计划力图把保留地上贫困的印第安人安置到城市，借以拆散他们同部落的联系，使其逐渐成为普通的城市居民，以达到全面同化印第安人的目的。这两项法令因违背印第安人的意愿，同时又遭到美国公众的反对，实行时间并不长，但在其实施的短短十年中，却有不少印第安人被迫迁往城市，城市印第安人口因此大幅度增长，从那时起形成的印第安人城市化浪潮至今不息。现已有近70%的印第安人移居到城市。进入城市的印第安人经受了痛苦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心理的冲突与调整，至今大多数印第安人仍未能适应现代美国城市生活，城市中的印第安人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大部分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印第安人远未融入美国现代城市生活，但城市化却已极大地削弱了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与部落的纽带作用。

自相矛盾的自决政策

自决是20世纪后期美国印第安人政策最突出的特征。所谓自决，是指美国政府承认印第安人社会与美国主流社会在文化上存在差异，而印第安人无需改变这种差异，印第安人可以行使自决权继续生活在保留地上，具有治理自己事务和经济事业的权利。

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重新组织法”，该法旨在修正“道斯法案”，消除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所造成的后果，肯定保留地继续存在的重要性。该法案实施后，印第安事务发生了质的变化，保留地内的土地分配终止了，印第安部落体制得以复兴，许多部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独立的领导工作。但1953年开始实施的终止政策却再次将废除保留地、解散印第安人部落作为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目标。这一政策激起了印第安人的强烈反对。在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1968年3月6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在一份题名为“被遗忘的美国人”的致国会特别咨文中，明确提出结束终止政策，要求政府帮助印第安人，并将印第安人自决作为政府印第安人政策的新目标。根据印第安人自决这一主导精神，1968年通过的“印第安人民权法”扩大了保留地内印第安人的权利，承认基于印第安人文化传统而拟就的各部落法律的存在。截至20世纪末，历届美国总统在任内都一再公开承诺印第安人自决，重申将“按政府与政府间的原则处理与印第安部落间的关系，并继续实行印第安部落自治的原则”，明确表明“印第安人能够成为联邦管辖之下独立自主的人，而不会失去联邦的关心与资助”。在自决政策下，印第安人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和保护。今天，美国联邦政府承认的印第安人部落已有564个，这些部落组织管理自己的保留地，行使政府职能，包括对部落成员行使刑事和民事诉讼的职能。部落政府在印第安人事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表面上看，部落政府的自我管理职能似乎意味着组织完善、管理有效的印第安人部落得到了与联邦政府等同的对待。但部落自决是由美国政府自上而下授予的。事实上，印第安人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这造成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印第安人要求部落自主与自治，另一方面，印第安人又不得不要求联邦政府继续其对印第安人及其资源的托管职责。但政府托管职责的持续存在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家长制统治的继续存在，托管职责的扩大也必然导致家长制统治的扩大。部落自决有赖于强有力的部落自治与保留地内印第安人经济的自给，但从目前情况看，印第安人无法做到这些，长期以来印第安人经济严重依赖联邦资助，印第安部落实质上不具备自治政府的真正含义。主流社会与印第安人之间仍存在着冲突。

迄今为止，奥巴马政府并未明确印第安人政策的走向，但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奥巴马曾明确表示支持印第安人自决。然而，印第安人却并不乐观，无论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印第安人，还是在保留地仰赖政府资金投入的印第安人都面临着美国主流文化的强大冲击。一个世纪美国印第安人政策的演变告诉他们，即使不是现在，至少在将来某个时候，钟摆会再次从自决摆向同化。

二战后加拿大土著民族政策的演变

丁见民

加拿大的土著民族包括印第安人、梅蒂斯人和因纽特人。长期以来，加拿大政府推行同化与镇压相结合的民族政策，企图将他们融入主流社会。这造成土著民族的地位长期得不到承认，权利不断地被剥夺，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的“正在消失的民族”。二战后，加拿大政府逐步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同化政策，最初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后来逐渐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在原则上确立了较为平等的土著民族政策。

形异实同的同化政策

二战后，加拿大社会开始关注土著民族事务，加拿大政府也开始考虑改变土著政策，这肇端于1951年《印第安人法》的出台。一方面，该法令放松了强制性同化的措施，加强与印第安人的沟通，帮助他们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法令表示尊重印第安人的传统与文化，取消了对印第安人的歧视性规定。另一方面，1951年法令又不放弃长期追求的同化目标。该法在遗嘱制定和财产继承、村落议事会和酋长选举、保留地管理和土地出让等方面完全按照白人的观念理解，按主流社会的方式处理。法令还规定了印第安人取得公民权的方法和步骤，并规定一个取得公民权的印第安人“从即日起，或从取得公民权之日起，将不再被认为是具有本法令或其他法律意义上的印第安人”。最后，1951年《印第安人法》还鼓励印第安人放弃传统生活方式，从事农业生产。这与1876年以来《印第安人法》的同化政策别无二致。

为平息土著民族对1951年法令的不满，加拿大政府公布了1969年白皮书。白皮书宣称，“印第安人有充分且平等参与加拿大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权利”，为达到上述目的，报告建议政府采取以下措施：取消《印第安人法》，由印第安人控制自己的土地；将印第安人事务的管理移交给各省，印第安人拥有和其他公民同样的待遇；在联邦政府移交责任之时，应当拨出充足款项以推动经济发展；撤销印第安人事务部，把已在实施的联邦项目移交给联邦其他部门。另外，政府还建立一个委员会，与印第安人协商解决土地赔偿要求的可行性办法。1969年白皮书意在废除印第安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立法，要求在5年内把保留地土地交还印第安人部落，同时让各省政府承担对印第安人的所有义务。从本质上讲，白皮书的目的仍然是同化印第安人。

土地赔偿政策的初步实施

1969年，加拿大政府宣布实行“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政策，土著民族成为多元文化政策的对象之一，这促使加拿大政府重新考虑土著政策。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加尔德尔判决中又确认了印第安人土地权利的合法性，这迫使联邦政府制定并实施新的土著土地赔偿政策。并于1974年6月由印第安人事务部建立土著赔偿办公室，处理土著民族提交的所有赔偿要求。

不过，1970年代的土著赔偿政策推行得十分缓慢。到1982年初，只有14项具体赔偿得到解决，涉及资金1790万加元和12000英亩土地，还有更多的赔偿要求尚未解决。到1980年代中期为止，唯一解决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全面赔偿要求，是1975年的《詹姆斯湾和魁北克北部协议》及其附件。按照这些协议，克里人和因纽特人转让出100万平方公里土地作为赔偿，他们取得了其社区周围地区13700平方公里的单独控制权，以及在151600平方公里内进行排他性狩猎、捕鱼的权利，他们还获得总额达225万加元的财政资助。

在土著民族要求加快土著赔偿进程的强烈呼声下， 1982年联邦政府明确提出土著赔偿政策的要点，即承认基于加拿大法律之上的赔偿要求；承认“法律之外的义务”；诉讼时效和过失条款两法律原则不适宜于土著赔偿；提出具体赔偿要求的提交和评价标准，使之更为客观、快捷。在上述举措的推动下，土著土地赔偿政策于1980年代以后结出丰硕果实。1984年加拿大政府与西部极地因纽特人签订土地赔偿协议，这是新政策实施的开端。此后，谈判进程不断加快，政府与土著民族签订了一系列协议。由于全面赔偿问题的迅速解决，这一时期所提出的土著具体赔偿问题并不多，主要签订两个协议，即1998年《格兰德河更新协议》和《格德维尔第一民族赔偿框架协议》。

土著民族自治政策的初步形成

在欧洲“发现”新大陆之前，北美土著民族有自己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欧洲人来到新大陆后，土著自治权利逐渐受到侵蚀和外来力量的干涉。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后，联邦政府极力压制和否认土著自治权利，对土著民族实行同化政策。为了寻求再次掌握本部族事务的权利，土著民族进行了长期斗争。

这些斗争在1970年代出现转机，土著自治首先在教育问题上取得突破。1972年12月全国印第安人兄弟会向印第安人事务部递交报告，要求印第安人掌握印第安人教育。报告提出土著父母与地方当局负责教育；印第安人直接参与教育改革；印第安人管理学校等要求。1973年联邦政府接受印第安人的建议，并决定以此作为发展印第安人教育的基础。这推动印第安人教育取得巨大进展。1987年加拿大有条约印第安人415868人，其中居住在保留地的有268474人。在条约印第安人中，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就读的土著学生共有76192人，大学生12000人。

随着土著组织的宣传和游说，土著自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促使加拿大联邦及各省在1990年代改变态度。在1990—1992年的夏洛特城宪法会议上，加拿大政府正式承认了土著民族的自治权利，使土著自治站在新起点上。最早与加拿大政府进行自治谈判的是克里人，并于1984年通过《克里—纳斯卡皮法》。根据法令成立的部落公司管理部落事务，有权制定地方法规并取得了更大权力，包括在特殊形势下出售土地、从私人机构贷款、采取措施确保经济活力等。土著自治在经历了早期的尝试后，于199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仅1993年，加拿大政府就与土著民族签订了四个自治协议。1995年以后，加拿大处理土著民族自治的速度明显加快，一系列土著自治协议得以签订。

土著自治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试是“努纳武特”的建立。1990年，西北领地政府与努纳武特土著联盟签订协议，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1992年，因纽特人投票决定将东部极地地区变成一个独立管理的区域——努纳武特，并开始与加拿大政府谈判。1999年4月1日，加拿大政府与因纽特人合作完成所有筹备工作，正式建立加拿大第13个省级行政单位——努纳武特领地。努纳武特政府由普选的19人（其中15人为因纽特人）组成之立法委员会管理，因纽特语为主要工作语言。

当然，加拿大土著民族政策目前仍然在实施发展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制约着土著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真正的平等还需假以时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加拿大印第安人的自立之路

李鹏飞

印第安人是美洲早期居民的一部分。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从亚洲、欧洲或南太平洋群岛经过千辛万苦，前赴后继，移民到那里去的。也有人认为他们是“美洲的原住民”，像旧大陆人一样，是从远古进化而来的。美洲古代历史文化的辉煌已越来越得到认同，是世界三大文明史之一，它的很多方面与亚洲文明和欧洲—北非文明并驾齐驱，有的方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迪克·加尔诺认为，全世界二分之一左右的粮食品种和蔬菜作物都源于美洲。

早在公元前1600多年前，中国的商朝就有移民到墨西哥定居了。加尔诺收集的史料起自公元前1100年，有在美国西南部和中美洲发掘出来的奥尔麦克民族的玉雕、石雕和陶土作品等，均含有可以追踪到中国殷商时期的文字记述。加尔诺的书中提到，在德拉华附近的港口，考古者发现过中国航海家留下的灯塔。

印第安人的文化与印加文化、印第安语言、社会、文化艺术、音乐舞蹈诸多方面的成就，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在世界原住民组织的奋力争夺下，在各国土著人社会团体、联合国人权组织、国际土著民联络会（Aboriginal Links International）的共同努力下，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有了一定的改进。在这种进步中，加拿大国家和人民，应当说是起了带头作用的。首先，加拿大较早就认识到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特鲁多、克里蒂安到马丁和众多的从事第一民族工作的印第安和欧裔政治精英，就认识到多元文化政策对于正确处理原住民关系的重要性；其次，从多元文化政策、双重官方语言政策开始，加拿大主流社会对法语加拿大人和第一民族表现了理解、宽容和尊重精神，其政策和相应行动措施在逐步完善、年年都有创新和深化；再次，加拿大在第一民族内部，从社会精英到各种组织都在积极地为实现和完善土著自治体制进行着建设性的活动。第一民族的各阶层人士都在和非第一民族人民一起为实现特鲁多提出的“平等社会”（a society of egalitarianism）目标而奋斗；并且，以广播、电视、教育、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媒体也在积极进行促进工作。每年加拿大信息研究中心（CRIC）都会通过报道社会各界对原住民生活和自治问题的广泛反映，加以客观分析，为政府和有关机构出谋划策。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1日第181期第9版“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