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从1784年进入韩国至今已经有200余年。2015年韩国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基督新教信徒占韩国人口19.7%，罗马天主教占7.9%，基督宗教占韩国人口达27.6%，超过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所有宗教。

通过梳理历史可以知道，韩国基督宗教深深卷入韩国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之中，这是它能够从一个备受排斥的外来宗教转变为今日在韩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教的原因之一。但进一步细究，其中不免存在矛盾之处。基督宗教毕竟是外来宗教，即使为了适应本地文化情景采取一定本地化策略，特别是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参与到救亡图存运动之中，然而其根本的神学内核应当与韩国传统文化有所区隔。是什么让韩国民众对其产生“非由外烁，我固有之”、甚至“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度接纳呢？本文将略做梳理。

一、现代韩国建立以前：基督宗教与民族主义相伴相随

韩国基督宗教一直自诩是“由韩国人自己引入的宗教”，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

1784年天主教最早进入韩国，是通过在中国信奉了天主教的朝鲜人李承熏回到朝鲜半岛后开始生根发芽。李承熏父亲为李氏朝鲜王朝派遣往清朝的使臣，李在随父居住北京期间领洗进教，回到朝鲜半岛后就开始向当地人传播天主教。但由于当时李朝独尊儒学正统排斥西洋宗教，在来年就爆发教案，参与宗教活动的十几人均被抓捕。1791年，教会又因祭祖问题被反天主教的儒生状告，导致李承熏本人被解除官职，教会骨干多被流放或刑囚。

1801年，因天主教徒黄嗣永不堪忍受打压，致信北京主教，希望北京教会联络清朝皇帝和西方基督教国家一起对朝鲜王朝施加压力以利传教，结果密信被查获，史称“帛书事件”。这一事件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教案。19世纪后，李氏朝鲜如清朝一样开始频频受到西方列强威胁，此时天主教主动示好，表示愿意协助朝廷与西方列强沟通，特别是联络英法参与斡旋，阻挡俄国对元山港的侵占。可惜当时执政的大院君却误以为清廷已经决心与西方列强拼死一战，因而非但拒绝了天主教的示好，反而进一步残酷打压天主教会，搜捕和杀害本国信徒和外国神父，致使双方关系降至冰点。

李朝时期逮捕天主教徒的教案

相比之下，基督新教在朝鲜半岛的初传顺利不少。1860年，在中国东北地区接受了基督新教的朝鲜人回到朝鲜半岛，并将他们翻译的新教圣经一并带入朝鲜，自此开始了新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初期的新教和天主教一样遭受打压，但此时朝鲜半岛已经开始受到西方殖民者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觊觎和威胁，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谋求通过学习西方文化知识以图自强，基督新教很快也被其中一部分人认为是帮助西方文明发达的推动力，因而成为值得学习的对象。如当时的本地基督徒尹致昊谈及为何应该鼓励基督教在朝鲜传播时就说“新教是开化的根源和目标，开化就是要接受基督教”，韩国接受基督教的过程就是“通过自我否定的人的自我革新”，是“灵魂死亡的韩国人的再生”。

韩国三一运动

1896年，李朝颁布“信教自由令”，基督宗教终于在朝鲜半岛获得完全合法的地位。然而很快，朝鲜半岛沦为了日本殖民地。基督新教随后积极参与到韩国民族独立运动之中。

同年，新教基督徒徐载弼、尹致昊等人创办“独立协会”，动员城市基督徒投入民族独立运动，谴责外国势力侵略行径，发起人权保护运动，协助兴建工厂加速韩国现代化，发行多份报纸提倡民主与爱国。1898年成立独立协会姊妹团体“协圣会”，在朝鲜半岛各地组织分支机构，吸收市民阶层与官吏，支持独立协会的活动。1919年朝鲜半岛爆发“三一独立运动”，基督徒积极加入运动，有16名基督徒参与联名发表独立宣言，成为运动的核心领导。因此，基督教会也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残酷报复，平壤、宣川和水泵三地遭到日本宪兵破坏的基督教堂就多达41座。整个“三一运动”遭到逮捕和起诉的基督新教信徒多达2033人，为所有宗教信徒中最多，天主教徒则有57人因参与运动遭到逮捕起诉。基督宗教也因此与韩国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建立深刻联结，一直绵延至今。

独立协会领袖尹致昊

二、 “基督徒总统”开启的威权时期：基督宗教投身政治、“再造韩国”

1948年，大韩民国建立。由美国人支持的李承晚当选为第一任韩国总统。李承晚得以当选完全有赖美国人支持，他在独立运动期间长期流亡海外，在韩国国内威信与影响力有限。因此，上任后的李承晚急需赢得韩国各界支持，身为监理会基督徒的他，很自然想到通过新教会动员信徒增加自己的支持度。因而他公开提出“儒教、佛教等宗教团体如此活跃，基督教态度如此消极令人无法理解，希望基督教表现得比‘三·一’运动时还要活跃！”，要基督教各团体成立“独立促成基督教中央协议会”，一方面鼓励教会发展，另一方面则也相应扩大自己的声势。朝鲜战争后，李承晚政府还建立了雇佣新教牧师进入军队团体的系统机制，使得教会力量在军队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李承晚时期，基督新教在韩国快速成长，信徒人数从1900年的30000人激增至1969年的3,200,000人，人口比例从1%增加到10.2%。作为回报，此时的韩国新教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李承晚，在1952年和1956年两次大选中，均打出“选出基督徒总统”的旗号，支持李承晚。

韩国新教会打出“选出基督徒总统”的旗号支持的李承晚

1960年，由于李承晚的恋权引发社会不满，韩国爆发了“四一九革命”，李承晚被迫下台，并马上进行总统大选。这次大选很快成为基督教与天主教候选人的对决，新教教会支持新教徒尹潽善与金度演，对战天主教会支持国会中的新派领袖张勉，张勉以微弱优势胜出。然而戏剧性的是，仅仅8个月后，佛教徒军人朴正熙发动政变，推翻了张勉领导的政府。

朴正熙的上台使得韩国新教与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迅速降温，受“四一九革命”鼓舞的青年基督教神学生和牧师们越来越开始关注社会议题，进而加入到反对独裁专制的运动之中。1972年朴正熙强势违宪建立“维新体制”寻求总统连任，导致基督教会内部出现强烈反弹，开始组织大规模公开祷告大会为国家未来祈祷，组建“泛基督教联盟（ecumenical）”、“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NCCK）”等机构，公开发表《韩国人民人权宣言》和《五千万人民的人权》抗议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径，并组织抗议示威活动。

同一时期，天主教亦一改过去较少参与政治的形象，积极参与到政治运动之中。在农村，天主教会先后成立了“韩国天主教农村青年会” 、“基督教学院”等团体，协助农民保护自身权益，并在权益遭到损害时组织抗争活动。原州教区主教池学淳为保护参加抗议活动的诗人遭到逮捕，导致天主教会进一步反弹，于1974年成立“天主教正义具现全国司祭团”进行持续性抗争。1975年，天主教会在首尔明洞天主堂发表《民主与拯救国家宣言》，公开反对朴正熙独裁统治。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全斗焕通过“双十二政变”上台继任总统。全斗焕执政时期，政治高压持续升高，对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异议人士的逮捕与驱逐也更为频繁。教会人士参与反抗活动也日趋常态化。首尔明洞天主教堂更成了举行公开示威活动的“圣地”。

首尔明洞天主堂

韩国现代民主化运动，对韩国国家的再造与民族的凝聚，影响力绝不低于近代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基督新教，连天主教也一同积极参与其中，使得韩国社会大众进一步将基督宗教视为与本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一部分，为基督宗教在韩国社会的广泛传播清除了障碍。这段时期也是基督宗教在韩国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

三、融入社会的深层原因：基督宗教神学底色的本土化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基督宗教根本的神学内核应当与韩国传统文化有所区隔，事实上，韩国新教从19世纪以来一直禁止信徒以传统方式祭祖，曾经因此广受传统知识分子诟病。除了与韩国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深刻渊源，基督宗教在韩国大规模发展还有什么原因？

韩国的基督宗教之所以能够如此与韩民族“水乳交融”，与其在神学底色上充分的“本土化”有着莫大关系。

首先，“民众神学”的兴起使得韩国基督宗教神学与韩国传统文化价值产生一致性。韩国近代历史上长期受到外敌威胁，特别是在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国家民族长期处于苦难境地。这样的背景使韩国社会中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民众”（Minjung）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是“恨”（Han）。当然，这里的“恨”不是仇恨的意思，而是一种对处境的无奈、遗憾、失去信任、与苦闷的复杂感觉。民众思想的起源是韩国民间社会，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而逐渐被包含基督新教、佛教和民间宗教等越来越多的宗教团体所接受。1960年代，韩国基督新教中的一些自由派神学家正式提出民众神学，指出上帝所造的人性本有神圣至高性，但却被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掌权者所侵害，即被政治强权剥夺政治人权，被资本主义剥夺经济权利，被父权社会体系剥夺女性的社会人权。金在俊牧师说：“当邪恶的力量和不合法的偏见出现时，将他们移除是我们的责任。” 1970年代，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对天主教会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极大释放终于也波及到韩国教会，韩国天主教会也接受了作为“本土神学“典范的民众神学。于是，韩国的基督宗教，竟然与韩国的佛教，以及众多民间宗教，有了同源的神学底色。也正是这一层神学底色，支持了韩国教会在这一时期广泛开展城市”产业宣教“和农村宣教，将大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都市产业工人和农民引入教会。对这些群体利益的保护，又推动着教会进一步与当时韩国社会风起云涌的变革浪潮合流并进。

民众神学虽然影响深远，但其实在1970—1980年代并不被多数教会所接受。韩国基督宗教中的大宗则是通过契合朝鲜民族传统宗教文化中另一种更为“实际”的追求而为大众所接受。在基督宗教和佛教以外，韩国自古以来存在着众多的民间宗教信仰。这类信仰一般被学界归类为“萨满教”。虽然萨满教内部区分非常多，但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所谓的“祈福信仰”，通过向神明或者灵献祭祈祷，保佑奉献者的健康与财富。韩国教会在传播早期，就已经注意到信徒的这种需求，刻意淡化基督教原本对“永生”的追求和受苦的“十字架神学”，转而强调“上帝对于信徒当前生活的祝福”。进入工业化时代的韩国，大量民众进入城市求学或工作，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些人生活充满了压力与惆怅，能够给予他们安慰的传统宗教在城市难觅其踪影。而在农村，由于朴正熙时代推动的“新村运动”以破除迷信为名抓捕了大量萨满法师，停止了巫术活动，使得这类需求也难以通过传统方式得到满足。基督宗教正好填补了这种灵性需求的真空，成为这一时期韩国人的重要精神慰藉。

然而，也正是因为韩国基督教的这种特点，使得其信仰内涵变得庸俗化肤浅化，片面强调信教就能得到今生好处的“成功神学”的教会大行其道，这类教会往往只注重信徒人数增加，教堂建筑的扩大，以图实现自己更大的经济效益。一度号称当今世界最大基督新教组织的首尔汝矣岛全福音教会就是其中典型代表。这间教会主任牧师赵镛基公开宣告耶稣给信徒的三重祝福是“灵魂救赎、身体健康和生活富足”。该教堂从1973年开始动工兴建，信徒人数持续增加，信徒最高峰时期号称达到80万人之多，并建立世界性的宣教布道机构。然而在2000年后，该团体却丑闻不断，2014年赵镛基更因涉嫌渎职和贪污130亿韩元的罪民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处有罪。

首尔汝矣岛全福音教会的一场礼拜

在1988年韩国终于实现民主化以后，民众神学的热度随着抗争运动偃旗息鼓而逐渐冷却，祈福信仰式的基督教模式在韩国教会内却愈发壮大，甚至给予了诸如统一教、天父教、永生教，以及最近造成韩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新天地教会这样的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所谓新兴宗教团体可趁之机。这些教派无论各自的主张如何光怪陆离，但有一个共通点，即将圣经中关于永生的祝福解释为今世通过它们的教主就能达成的幸福。而越是对现实生活不满，渴望得到这种祝福的人，就越容易被这些团体所控制。

基督宗教在韩国发展的200多年，的确深深嵌入到韩国民族的血脉之中，并通过神学底色的本土化，使韩国大众产生了一种“非由外烁，我固有之”的感受。基督宗教神学上的本色化所形成的民众神学则在很长一段时间支持了基督宗教参与到这些影响到韩国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运动之中，但也随着运动的结束而逐渐衰落。相反，作为另一项神学本色化“成果”的祈福式信仰却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韩国教会内不断壮大，不仅导致一大批拥抱“成功神学”、追求经济效益的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更给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异端派别以发展壮大的可趁之机，这使得韩国教会在信徒人口和教堂数量规模方面“成绩斐然”的同时，始终潜藏着令人不安的“危机”。

来源：澎湃新闻

从“再造国家”到“成功神学”：基督宗教何以在韩国社会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