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篇叶企孙先生的，我们再说一个他很厉害，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的人物，至少很少有人知道的人物，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中国近代物理科研“开山祖师”吴有训先生（1897年 4月26～1977年11月30）

清光绪23年，也就是1897年4月26日，吴先生出生在江西省高安市和岭乡吴村，7岁的时候入私塾学习，民国元年，1912年进入高安县的瑞州中学后，随学校并入了江西省南昌市第二中学，吴先生年少时学习刻苦，民国5年毕业后，同时考入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查了一下源流应该是今天的南京大学部分前身）

彼时的他受教于留美归来的胡先生门下，在胡先生的指导下，吴先生见证了物理学背后那繁复多彩的世界，认识了这个人类了解宇宙自然的武器，更是在中国国内第1次对x射线有了了解。

民国10年，吴先生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他想要去看看更高更远的世界，于是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江西省官费留学生赴美学习（学霸是想了就干），到大洋彼岸探寻科学的真理。

次年1月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民国12年也就是1923年，物理学家A.H.康普顿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吴先生成为了他的研究生，与康普顿教授一起从事x射线散光谱研究，民国14年 1925年，吴先生在康普顿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其题目的名字叫做“康普顿效应”，在康普顿的指导下做了7种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证明只要散射角相同，不同物质散射的效果都一样，变线和不变的偏离与物质成分本身无关，他们在1924年联合发表命题为《经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射线的波长》一文刊登于《美国科学院通报》上后引发了科学界的广泛热议，同年通过答辩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担任助教。

当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还将康普顿效应的发现列入了年度物理奖的名单，康普顿认为吴有训在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决定除了自己之外将吴有训提名，但吴有训认为自己作为康普顿的学生不应该也不能够这样与师傅并列，没有接受将自己的名字划掉，于是在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A.H.康普顿效应时还加了一个名字，叫做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科学永远是一个巨人，只有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才能见证更美的风景，但是吴先生和前些年回国的的叶先生一样，他国再美，终不是家，民国15年1926年秋，吴先生回到中国，在江西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任教，1927年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受到叶企孙先生的邀请到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及物理系主任。

叶先生跟吴先生一拍即合，两人的教育思想完全相同，他们进行了合作，进行了近7年的学术实践，是中国的大学理科教育第1次做到了：改革理科教育旧体制，实现教育与科研并进这一点，并且开创了中国近代物理科研，并做出了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进而创建形成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实现了高质量教育，综合性学术创新的研究成果，这使得清华大学10年内成为了中国理科教育最顶尖的学府，彻底丢弃了留学预备校的名头，这是中国第1次，在一所高校，拥有一个有着有成果的科学家和优秀的教师所组成的科研名师队伍。

在学术方面吴先生深知，对于科学的探索需要不断的研究，而中国却没有起步，我们不能永远跟在别人的身后，看着别人，不能永远派留学生去学习别人的技术，不能永远一无所有，1929年吴先生的清华大学建立中国第1个近代物理学实验室，进行中国国内的x射线问题研究。

1930年10月，吴先生在美国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他回到中国后的第1篇理论文章《论单元子气体全散射x射线的强度》开始了对单原子气体，双原子气体和晶体散射的散射强度理论研究。

两年后也就是1932年，吴先生在美国的物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命题为《双原子气体x射线散射》一文，经过研究和论证，他认为当时华盛顿大学物理系教授江赛的散射强度公式缺少了一个校正因子，并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他分析的正确性，被国际同行们广泛的认可。

1936年4月被德国哈莱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为该院的院士，成为第1位被西方国家授予院士称号的中国人。

在那个时代，他和叶先生一样，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下面列举一部分他的学生和他与叶先生共同的学生。
冯端，凝聚态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先生对于金属物理学，材料学凝聚态，物理学和纳米科学技术领域都有着很深的研究，并且主编了中国第1部金属物理学专著。

胡宏纹，有机化学家，化学教育家曾任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戴振铎，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协会研究员，美国电子和电气工程协会无线和传播学会主席，获得过IEEE年大庆奖，美国电子工程学会百年杰出进步奖。

王竹溪，不仅是我国的优秀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更是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的开拓者，对新中国的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及数学物理方面都有着重要贡献

除此之外，还有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彭恒武，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等一批优秀的学生在他的门下就读，读过我上一篇内容的应该都知道了，我们就不多做赘述了。

49年吴先生作为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代表出席第1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后又陆续被选为第2届第3届第4届人大代表，并担任2、3、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次年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在新生的人民政权下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政治方面吴先生行事低调，只干实事从来不参与这方面任何讨论，特殊时期，只有一些同仁遭到迫害时，他才会站出来反对，用事实说明那些所谓的外调人员改变了XX斗争为纲重新回到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正义感，更是吴先生对于未来深深的忧虑，他深知大学的教育是科研人才的泉源，连叶先生这样的人都遭到迫害，那么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中国大学教育与科研工作又该去往何方？

1977年11月，这位带着很多的遗愿和对新中国未来科研工作的不安和期盼的老人去世了，同样，他生于封建王朝，求学于军阀混战，教书育人在外敌入侵的战争年代的，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培养了30余位院士…

他未能看到中国科学与教育事业的春天姗姗来迟的那一天，主管过教育和科研工作的刘西尧同志前来吊唁，他感慨的说中国学术界如果多几位像吴先生和叶先生这样的学者，许多事情就会好做的太多了。

时至今日“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 ”的大学教育学术精神依然是中国大学学术研究需要坚守的。

撑起中国近代物理科研一片天的人，为新中国培养30多个院士的三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