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北宋时期（960—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疫灾频度为35.1%。其疫灾多发生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北宋时期，疫灾频度呈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时间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20%—70%。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很少有疫灾流行，且疫灾都与战争有关。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这些疫灾中心的形成，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

【关键词】瘟疫灾害；疫灾序列；时空分布；北宋时期

【作者简介】龚胜生（1965—），男，湖南涟源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医学地理学和区域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疫灾”是瘟疫灾害的简称，是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致的人类的顶级灾害。关于北宋时期的疫灾，早在20世纪30年代，邓云特（1937）[1]、陈高（1939）[2]就进行了疏理和统计，李四光（1939）[3]更提出了“北宋的末期和南宋初的时候”为我国两大瘟疫期之一的观点。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康弘（1994）[4]、曹树基（1995）[5]、张剑光（1998）[6]、孟昭华（1999）[7]、孙关龙（2004）[8]、韩毅（2008）[9]等论著涉及北宋时期的疫灾外，更有邱云（2007）[10]、张全明（2009）[11]两位对两宋时期的疫灾做了专门探讨。笔者研治历史医学地理，自1994年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疫灾，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下，于2003年完成了《中国古代的疫灾》的研究报告，并陆续发表了《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魏晋南北朝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隋唐五代时期的疫灾》等论文[12]。对照我们的研究，我们感到以上所举成果，均属于传统的“疫病历史”视角的研究，而不是我们倡导的“疫灾地理”视角的研究；即使是邱、张两位对两宋疫灾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史料甄别上，仍有很大提升的空间。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仅就北宋时期[13]的疫灾地理做进一步探讨，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北宋时期的疫灾序列

建立确定地区的疫灾序列，首先要确定疫灾之年。我们确定“疫灾之年”的方法是：不论疫灾流行的时间和强度，只要某年有一个县域或一支军队有疫灾流行，则确定该年为疫灾之年；但如果只是某人或某家染疫，又不能证明流行范围足够的广，后果严重到足以称灾，则不认为该年是疫灾之年。根据这样的原则，我们建立如下北宋时期的疫灾序列。

1.太祖朝

建隆四年（963年）。秋七月癸亥，湖南路疫，赐行营将校药[14]。

开宝二年（969年）。闰五月，北宋攻北汉，引汾水灌太原城，但久攻不下，时军队顿兵甘草地中，“会岁暑雨，军士多疾疫”[15]，或曰“军人多被腹疾”[16]。

开宝八年（975年）。北宋攻南唐，在宣化城大败南唐军，扬州知州侯陟认为南唐平在旦夕，力主进攻金陵，但当时（七月）江表（即金陵）未拔，太祖厌兵，加之南土卑湿暑炽，时方秋暑，军中又多疾疫，疫死者众，因令曹彬等退屯广陵，休士马以为后图[17]。

2.太宗朝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三月，宋军破交州叛军黎恒之于白藤江口，但会炎瘴，军士多死者[18]，士卒死者十二三[19]。

雍熙二年（985年）。雍熙中，婺源县邑城内外大疫[20]。

淳化三年（992年）。五月，京师大热，疫死者众。六月丁丑，西北风至，大风昼晦，疫灾乃止[21]。

淳化五年（994年）。春正月，吕蒙正曰：江左疾疫，死者相枕[22]。江南疫[23]。三吴岁饥，民疫[24]。六月，京师旱，都城大疫[25]。

至道二年（996年）。江南频年多疾疫[26]。

3.真宗朝

咸平三年（1000年）。春，江南频年旱歉，多疾疫[27]。两浙大饥，民疫死[28]。越州饥馑疾疫最甚，萧山县三千余家，逃亡死损并尽。明、杭、苏、秀等州，积尸在外沙及运河两岸不少。常、润等州死损之人，村保各随地分埋瘗[29]。杭州大饥疫[30]。湖州大饥疫[31]。

咸平六年（1003年）。五月，京城疫，分遣内臣赐药[32]。

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西凉府铎督部落疾疫，赐药七十六种[33]。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四月，河北旱，河北安抚司北界人多病腮肿死，边民稍南徙避疫，朝廷以药赐避疫边民[34]。成安县疫[35]。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陕西民疫，遣使赐[36]。五月，以西凉府觅诺族瘴疫，赐药[37]。

天禧三年（1019年）。辽开泰八年，燕地（燕京）饥疫，民多流殍[38]。

4.仁宗朝

天圣元年（1023年）。豫章（洪州）大疫[39]。

天圣五年（1027年）。六月，京师大旱，大疫，百姓疫死[40]。

明道二年（1033年）。是岁诸道旱蝗饥馑、人复疾疫，关中尤甚，如永兴军[41]。南方大旱，疫气相传，死者十二三[42]。淮南饥疫之后，户口寖衰，县无完村，村无全户[43]。江南饥疫，殍殣狼藉道上[44]。两浙一路，灾疫尤甚[45]。杭、越、苏、秀诸州，旱涝连年，疫疠相属，富者疾疫，贫者流亡，哭声遍野，饿尸横路[46]。越州萧山县属岁饥，民大疫，流离道路者十室而九[47]。西川（包括益州路和梓州路）饥疫[48]。梓州路仍岁旱疫[49]。安陆（安州）旱，饥疫者十二三[50]。

景佑元年（1034年）。冬，建昌（建昌军）城北里中大疫[51]。

宝元三年（1040年）。淮南（这里指扬州）岁多疾疫[52]。

康定二年（1041年）。广安军大疫，寿安县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53]。

庆历四年（1044年）。夏四月，湖南军士以瘴热，罹疾者众，遣医驰往诊视之[54]。

庆历六年（1046年）。夏秋之交，湖湘官军瘴疠为虐，令太医定方和药遣使给之[55]。

庆历七年（1047年）。春大旱，贝州王则叛，河北安抚使贾昌朝率军二万余人围贝州城。会岁饥，民大疫[56]。

皇佑元年（1049年）。二月戊辰，以河北疫，遣使颁药[57]。

皇佑四年（1052年）。安陆（安州）岁饥大疫，死者横道[58]。九月丁亥，以诸路饥疫相仍，令官员条陈救恤之术[59]。

至和元年（1054年）。正月，汴京大疫[60]。时疫暴作，民中其疾者，十有八九[61]。仁宗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62]。祥符县春正月，疫[63]。二月诏曰：“乃者调民治河堤，疫死者众，其蠲户税一年，无户税者，给其家钱三千。”[64]

至和二年（1055年）。京东、河北连接畿甸，自去冬以来大旱，麦苗焦死，物价涌贵，至于四月，流民饿殍，充满道路，亢旱已甚，疫疠渐兴，人心彷徨[65]。

嘉佑二年（1057年）。夏，京师旱疫，欧阳修“家人类染时气”[66]，致信汝州友人曰：“今夏京师大热，疾疫尚未衰息，颇闻许、洛特甚，幸喜汝（州）独无之。”[67]京兆府暑甚，疫（泄痢大行），人病多死，独鄠（县）人无死者[68]。

嘉佑五年（1060年）。夏五月旱，京师大疫，贫民为庸医所误，死者甚众[69]。嘉佑中，韩纬以司门郎中出知颍州，时京西大饥，邻境饥民聚颍州就食，因感疾疫，死者相枕藉[70]。黄州嘉佑中民病疫，瘴大行[71]。

5.英宗朝

治平元年（1064年）。京师（开封府）饥疫，始自春末，深夏甫定[72]。

治平二年（1065年）。夏，京西大疫[73]。许州岁大旱，民饥疫作[74]。夏，疠疫大作，京畿东南十余州，弥漫数千里，病者比屋，丧车交路[75]。

6.神宗朝

熙宁元年（1068年）。河朔被水，河南、齐晋旱，淮浙飞蝗，江南疫疠[76]。武进、阳湖县（常州）枯桔生穗，大疫[77]。永嘉（温州）大疫[78]。

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两浙荒歉，处处食糟，温、台大疫，十死七八[79]。

熙宁六年（1073年）。十月，赐江南东路常平米七万石，赈济灾疫[80]。常熟县“百里荒芜其八，人辄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虚其九[81]。

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诏成都府、利州路转运等司赈济饥疫，具次第以闻[82]。

熙宁八年（1075年）。南方大疫，吴越尤甚，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83]。浙西大旱，饥馑，疾疫，死者五十余万人[84]。杭州饥疫，人死大半[85]。富阳县夏四月，大疫[86]。会稽县旱，饥，民疫[87]。

熙宁九年（1076年）。春，越州大饥疫，死者殆半[88]。（湖州）徳清县大疫，有僧“收弃骸于道，加苇衣篾给，聚而焚者以数千计”[89]。金坛县大疫，死者数千人[90]。华亭县大饥疫，卫佐施粥给药，瘗殍给棺，无虑数万[91]。江宁府等州民疫疠，失耕种，诏蠲秋税之半[92]。春，长沙（潭州）民大饥疫，死者相枕籍[93]。襄州大疫[94]。洪州岁大疫，曾巩于州、县、镇、亭、传储药以授病者[95]。春二月，宋军伐交趾，自邕州往安南行进，士马多染瘴疫[96]。时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97]。十一月，安南营将士大疫[98]。至次年春师还，死者数十万[99]。

元丰元年（1078）。筠州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是卜，苏辙多制圣散子及煮糜粥，遍诣病家与之，所活甚众[100]。邕州昨自交贼残杀人民，至今戾气未息，水火疫疠相继[101]。

元丰二年（1079年）。泸州夷扰边，朝廷出师讨罪，万众暴露，瘴疠大起，相枕藉而死者十凡八九，或强而归，则疫及其家，血属皆亡，又不知几千人耳[102]。十月，蜀部疾疫，成都府路转运使括户绝产未售者与死而未瘗者[103]。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谪黄州，会“连岁大疫”，以圣散子方治之，所全活至不可数[104]。

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五万人开修温县大和陂，既而雨水、瘴疫继作，死者甚众[105]。

7.哲宗朝

元佑二年（1087年）。两浙疟疾盛作，常州李使君全家病疟[106]。

元佑三年（1088年）。黄河从浚县小吴决口后北流，对河北为害甚大，因而役兵二万，在浚县、内黄、大名之间大兴堤工，四五月间，盛夏苦疫，河上役兵病死相继[107]。

元佑四年（1089年）。杭州大旱，饥疫并作[108]。夏旱，浙西饥，湖州疫大作[109]。

元佑五年（1090年）。自春至夏秋，蕲、黄二郡人患急喉闭，十死八九，速者半日一日而死[110]。

元佑六年（1091年）。浙西大水，七月，苏州饥民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饥疫更甚于熙宁。湖州贫人入城，死者相继[111]。

元佑七年（1092年）。六月，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112]。

元佑八年（1093年）。五月，汴京大疫，朝廷差使臣逐厢散药，但病者妄请，医者妄散，饮药者多死[113]。

绍圣元年（1094年）。春，京师大疫[114]。宁都州春疫[115]。

绍圣二年（1095年）。南诏（大理）大疫[116]。河南（洛阳）大疫[117]。

元符二年（1099年）。吴中（苏州）大旱，春夏之交，百货涌贵，城中沟浍湮淤，发为疫气[118]。庐州岁饥，大疫[119]。

8.徽宗朝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淮阳军大疫[120]。临江军大疫[121]。

大观元年（1107年）。姑苏（苏州）春疫[122]。

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西京（洛阳）城内外庶民疾疫，诏差使臣管押医人，自三月末旬后，于京城内外，遍到里巷，看诊给散，并令大观库支钱一万，赴开封府，令就差散药[123]。

大观三年（1109年）。江东疫[124]。临川县（抚州）岁饥且疫，僵尸横道[125]。

政和三年（1113年）。江东旱疫[126]。

政和六年（1116年）。宣州春大疫[127]。

宣和二年（1120年）。宣和中，嘉禾（秀州）大疫，连墙比屋，呻呼之声相闻[128]。

9.钦宗朝

靖康二年（1127年）。春三月，金人围汴京，京师大饥，大疫，城中疫死者几半[129]。京城之外，坟垄悉遭掘出尸，取其棺为马槽，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城中太学自城围闭之后，诸生淡食，多有疾病，迨春尤甚，日死不下数十人，七百人中，死亡者三之一[130]。真州大疫[131]。

二、北宋时期疫灾的时间分布

根据上文建立的疫灾序列统计，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168年中，至少有59年发生过疫灾，平均2.85年发生一年疫灾，疫灾频度为35.1%。这个数据与我们较早发表的论文[132]中的统计有出入，与邱云飞、张全明两位的论文统计也有出入。邱云飞统计北宋时期只有13个疫灾之年，比本文统计少了46个，究其原因，主要是其史料仅限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类稿》3种。张全明统计北宋时期疫灾之年多达71个，比本文统计多出12个，原因何在?通过一一核查，我们发现张全明所列71个疫灾年份中有近20个是可以剔除的。一类是地方多瘴或风俗畏疫被时人记载而该年实未发生疫灾者（如大中祥符七年、景佑三年等）；一类是时人担忧疫灾发生而该年实未发生疫灾者（如雍熙元年、元丰八年、元祐元年等）；一类是时人概述或追忆一段时期以来的灾疫情况而该年实未发生疫灾者（如明道元年、庆历三年、元丰五年、绍圣二年等）；一类是史料审读不细而致纪年重复者（如咸平五年重复咸平六年之事，庆历八年重复庆历四年之事，熙宁十年重复熙宁九年之事）；一类是史料审读错误而致纪年错误者（如淳化四年为淳熙四年之误，大中祥符九年为皇佑元年之误，景佑二年为治平二年之误，嘉佑八年为至和元年之误）。张全明从事宋史研究有年，成果亦丰，不知为何有如此疏忽。这里，我们根据我们确定的59个疫灾年份进行时间分析。

1.朝代分布

如图1和图2所示，北宋时期168年间共历经了9个帝王的统治，在位时间最长的超过40年，最短的不过2年。

宋太祖在位（960-976年）16年，疫灾之年有3个（963年、969年、975年），疫灾频度为18.8%。时国家初辟，战事尚多，故3次疫灾都与战事有关，且瘟疫仅在军士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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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在位（976-997年）21年，疫灾之年有5个（981年、985年、992年、994年、996年），疫灾频度为23.8%。疫灾主要由酷热、干旱、饥荒引起，只有1次与战事有关，反映了国家的稳定和战事的稀少。

宋真宗在位（998—1022年）25年，疫灾之年有6个（1000年、1003年、1006年、1009年、1010年、1019年），疫灾频度为20.4%。疫灾多与干旱、饥馑有关。咸平三年（1000年）春天江南、两浙的疫灾就是由干旱所致的饥荒所引起，当时“大饥，民饿者十八九”，“饿死者不少，无人收拾，沟渠中皆是死人”[133]。

宋仁宗在位（1023—1063年）41年，疫灾之年有12个（1023年、1027年、1033年、1034年、1040年、1041年、1044年、1046年、1047年、1049年、1052年、1054年、1055年、1057年、1060年），疫灾频度为29.2%。期间干旱、蝗灾、酷暑等自然灾害频繁，疫灾多与这些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有关，也有3次与军队驻地环境恶劣（1044、1046年）或战争行动（1047年）有关。景佑二年（1035年）监察御史孙沔曰：“累岁已来，和气犹欎，水旱相荐，虫螟屡生，粟麦不登，田畴几废，九夏多寒，三冬无雪，星变上天，河决东郡，疾疫流离，生灵困惫，民乏兼日之食，廪无卒岁之储。”[134]同年，苏州知州范仲淹亦曰：“东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无他望，灾沴之后，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谓之天灾，实由饥耳。”[135]宝元二年（1039年）直史馆苏绅曰：“往者明道之初，虫螟水旱，几遍天下，始之以饥馑，继之以疾疫，民之转流死亡，不可胜数。”[136]以上所引，反映了宋仁宗时期自然灾害的频繁以及疫灾多由饥荒所引起的事实。

宋英宗在位（1064-1067年）4年，疫灾之年有2个（1064年、1065年），疫灾频度为50%。疫灾均由水旱灾害引起。治平二年（1065年）司马光曰“去夏霖雨，渉秋不止，京畿东南十有余州，庐舍沉于深渊，浮苴栖于木末，老弱流离，捐瘠道路，妻儿之价贱于犬豕，许、颍之间亲戚相食，积尸成丘。既而历冬无雪，暖气如春，草木早荣，继以黒风”，以致“今夏疠疫大作，弥漫数千里，病者比屋，丧车交路”[137]。

宋神宗在位（1068-1085年）18年，疫灾之年10个（1068年、1070年、1073年、1074年、1075年、1076年、1078年、1079年、1080年、1083年），疫灾频度为5515%。绝大多数疫灾与水旱灾害导致的饥荒有关，少数疫灾与军事活动和大兴土木有关。熙宁十年（1077年），彭汝砺奏曰：“频年京、淮、江、浙东西，死于饥疫者至数十万，病者未兴，流散者未还。”[138]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诗中谈到，他离开杭州不过五年时间，由于连年的饥馑和瘟疫，他的朋友竟然死去了一半，“来往三吴一梦间，故人半作冢累然”[139]，甚至说是“水旱行十年，饥疫遍九土”[140]。元佑四年（1089年），苏轼还说浙西七州“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141]。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又说“熙宁七八年两浙灾伤，人死太半”[142]。足见神宗时期疫灾危害之巨。

宋哲宗在位（1086-1100年）15年，疫灾之年有10个（1087年、1088年、1089年、1090年、1091年、1092年、1093年、1094年、1095年、1099年），疫灾频率高达66.7%。该时期自然灾害群发，水旱、饥荒不断，因而疫灾频繁，竟创连续9年疫灾不间断的历史记录，疫灾频度为北宋各帝王之最。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任扬州太守，谈到，“江淮之间，久罹水旱之苦，邻封二浙，饥疫相薫，积欠十年，丰凶皆病”[143]。

宋徽宗在位（1101-1125年）25年，疫灾之年有7个（1101年、1107年、1108年、1109年、1113年、1116年、1120年），疫灾频度为28.0%。

宋钦宗在位（1126—1127年）2年，有1个疫灾之年（1127年），疫灾频度为50%。疫灾由金兵围城引起：“金兵围城时，京城外坟垄发掘略遍，出尸取椁为马槽，城内疫死者几半。物价踊贵，米升至三百，猪肉斤六千，羊八千，驴二千，一鼠亦直数百，道上横尸率取以食，间有气未绝者亦剜剔以去，杂猪马肉货之，蔬菜竭尽，取水藻芼之，以槐方芽，采取唯留枯枝，城中猫犬残尽，游手冻馁死者十五六，遗胔所在枕籍。”[144]

2.季节分布

北宋时期59个疫灾年份中，有13年疫灾季节不详，有3年有多个季节流行疫灾。如表1所示，统计北宋时期疫灾流行的季节，春季15次，夏季22次，秋季8次，冬季4次。夏季与春季是疫灾的高发季节，再次是秋季，冬季发生疫灾的机会较少，如1003-1010年、1055-1065年的疫灾全部发生于夏季。这主要是由于夏季高温高湿，细菌易于滋生，而春季青黄不接，饥荒多发的缘故。许多发生于上年的自然灾害，它们的后续影响直到来年春夏季节才达到最严重的状况，疫灾成为了这些自然灾害的次生和衍生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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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期规律

图3是北宋时期“十年疫灾指数”[145]的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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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显示，北宋时期的疫灾频度有缓慢上升的趋势（斜率为011667），疫灾频度越来越高，但并不是直线的上升，而是周期性的波动上升。168年间，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波峰值为4，波谷值为1，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波峰值为6，波谷值为2，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波峰值为7，波谷值为2，疫灾频度为20%-70%。总体看来，北宋时期后期较北宋时期前期疫灾频繁，而以11世纪后半叶最为突出，1040-1099年的60年间，疫灾之年高达31个，占到整个北宋时期疫灾之年的一半以上。

三、北宋时期疫灾的空间分布

确定每一次疫灾范围是进行疫灾空间分析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在编制疫灾序列时，力图将每次疫灾流行的范围落实到具体的州县城市或其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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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时以州级政区为基本单元，计算各州的疫灾频次，通过GIS技术绘制出疫灾频度的空间分布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空间插值分析，绘制疫灾频度分级图。

1.疫灾频度的空间分布

北宋时期59个疫灾年份中，有7个年份的疫灾与战争有关。有22个年份的疫灾发生在北方，33个年份的疫灾发生在南方，4个年份的疫灾南北方都有发生。北方的疫灾，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包括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尤以京师所在地的河南最多。南方的疫灾，集中分布在长江流域和浙江沿海，主要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而以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频繁。岭南地区罕见疫灾发生，仅有的2次疫灾都与战争有关。与隋唐五代时期相比[146]，疫灾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江淮之间的特点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北宋时期总的疫灾频度有了较大提高，高达35.1%，而且南方疫灾频度远远超过了北方，南北方疫灾年数之比为37：26（1.4：1）。如图4所示，北宋时期的疫灾几乎全部分布于“燕京（北京）—京兆府（西安）—成都府—大理—潭州（长沙）—温州”围城的三角形区域内，尤其主要分布于“燕京（北京）—河南府（洛阳）—温州”与海岸线围城区域内。

2.疫灾重心的空间分布

根据我们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疫灾重心就开始呈现出逐步南移的趋势[147]；到隋唐五代时期，南北方的疫灾年数已经基本持平[148]。那么，北宋时期的情形又如何呢?图5是北宋时期的疫灾频度分级和人口密度等值线耦合图，图中的疫灾频度分级是以州为单位，按照各州发生的疫灾次数通过GIS技术进行空间插值后生成的，图中的人口密度等值线是以州为单位，根据崇宁年间各州人口数[149]和国土面积通过GIS技术进行空间插值后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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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显示，北宋时期形成了长三角、开封府两个一级疫灾中心，京兆府（西安）、河南府（洛阳）、潭州（长沙）、成都府等几个次一级疫灾中心；而疫灾危及的范围，南方明显广于北方，疫灾累积发生的面积，南方更是远远高于北方。显然，北宋时期的疫灾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整个地成为了疫灾高发区。疫灾重心的这种变迁趋势和特点，与我国经济重心的变迁趋势和特点高度地一致，这说明疫灾流行与经济发展之间一定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来看，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性显然就是这种必然联系的中介。这是因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口密度的高低实质上反映了经济水平的高低，人口流动性的高低实质上反映了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宋代长三角地区拥有最高的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是其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疫灾中心的根本原因。同样，都城开封府成为北方地区的疫灾中心，也主要是因为其人口密度高，人口流动大的缘故。

四、结论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就北宋时期的疫灾地理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北宋时期至少有59年发生过疫灾，平均2.85年发生一次疫灾，疫灾频度为35.1%。在朝代分布上，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在季节分布上，春、夏季节为疫灾的高发期，秋、冬季较少发生疫灾；在周期趋势上，北宋初（960-969年）上接五代时期的疫灾周期，北宋末（1120-1129年）下接南宋时期的疫灾周期，其余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为20%-70%。整个北宋时期的疫灾频度有缓慢上升的趋势。

2.北宋时期的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具体来讲，几乎全部分布在由“北京—西安—成都—大理—长沙—温州”等城市连成的三角形区域内。北宋时期南方地区发生疫灾的年数和所有疫灾累计波及的面积，都要远远多于北方地区，疫灾重心确定无疑迁到了南方。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开封府是当时全国一级的疫灾中心，前者为经济富庶区，后者为都城所在地，它们之所以成为疫灾中心，都是因为它们拥有最高的人口密度和最高的人口流动性。

注释

[1]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2页。
[2]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暨南大学1939年，第796—1085页。
[3]李四光：“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暨南大学1939年刊，（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第8页。
[4]康弘：《宋代灾害与荒政述论》，《中州学刊》，1994年第5期，第123—128页。
[5]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1995年。
[6]张剑光：《中国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
[7]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第88、486、629页。
[8]孙关龙：《中国历史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6期，第123-128页。
[9]韩毅：《疫病流行的时空分布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宋史研究论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8页。
[10]邱云飞：《两宋瘟疫灾害考述》，《医学与哲学》，2007年第6期。该文主要内容后收录在其所编《中国灾害通史·宋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
[11]张全明：《两宋时期疫灾的时空分布统计与分析》，徐少华主编：《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0—371页。
[12]分别刊：《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第870-878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4辑，第96-112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辑，第5-20页；《暨南史学》，2004年第3辑，第32-51页。
[13]笔者研究中国古代疫灾，均以现代中国疆域为研究区域，这里所谓的“北宋时期”，是指以北宋王朝为世系的时期（960—1127年），因而也包括该时期辽、西夏、金国所发生的疫灾在内。[14]《宋史》卷1《太祖纪一》。
[15][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2，开宝二年；[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
[1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春正月丁亥条。
[1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太祖开宝八年秋七月己亥条；《宋史》卷270《侯陟传》；[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7《宋纪七》。
[18]《宋史》卷4《太宗纪一》。
[19]《宋史》卷270《许仲宣传》。
[20弘治《徽州府志》卷10《祥异》；康熙《徽州府志》卷18《杂志下·祥异》；道光《徽州府志》卷16《杂记·祥异》；《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792《徽州府部·汇考六》；道光《婺源县志》卷38《通考五·禨祥》；光绪《婺源县志》卷64《通考五·祥异》；民国《婺源县志》卷70《杂志二·祥异》。
[21]《宋史》卷67《五行志·土》；《宋史》卷5《太宗纪二》；[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十二》。
[22][宋]孙梦观：《雪窻集》卷2《吕蒙正言都城外饥寒死者甚众愿亲近及远》。
[23]乾隆《上元县志》卷1《庶征》；道光《上元县志》卷1《天文志·庶徵》；民国《首都志》卷16《历代大事表》。
[24][明]王鏊：《姑苏志》卷39《宋珰传》；乾隆《江南通志》卷113《宋珰传》；道光《昆新两县志》卷39《祥异》；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4《祥异》。
[25][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十》；《宋史》卷62《五行志·水下》；《宋史》卷5《太宗纪二》。
[26]《宋史》卷62《五行志·水下》。
[27][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十》。
[28][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9《象纬考十二》；[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14《象纬征第九》。
[2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咸平三年三月一日条。
[30]乾隆《杭州府志》卷55《祥异一》；民国《杭州府志》卷82《祥异》。
[31]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异》；光绪《乌程县志》卷27《祥异》；光绪《归安县志》卷27《前事略·祥异》。
[3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真宗咸平六年五月乙卯条；《宋史》卷7《真宗本纪》。
[33]《宋史》卷492《吐蕃传》。
[3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四月甲寅条；《宋史》卷7《真宗本纪》。
[35]民国《成安县志》卷15《故事志·史事》。
[3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甲寅条；《宋史》卷7《真宗本纪》；雍正《陜西通志》卷84《德音二》；光绪《三原县志》卷9《祥异》。
[37]《宋史》卷7《真宗纪二》。
[38]《辽史》卷89《杨佶传》；乾隆《钦定续文献通考》卷32《国用考》；乾隆《钦定续通志》卷420《辽列传》。
[39][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2《夏英公》。
[4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9，天圣五年；[宋]范仲淹：《范文正集》卷8《上执政书》；[宋]吕祖谦：《宋文选》卷6，范仲淹《上执政书》；[宋]吕祖谦：《宋文鉴》卷112，范仲淹《上相府书》；《宋史》卷295《谢绛传》；[明]冯琦原编，[明]陈邦瞻增辑：《宋史纪事本末》卷4《天圣灾议》；[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37《宋纪三十七》。
[41][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26，范镇《范忠献公雍神道碑》；[宋]范仲淹：《范文正集》卷13《范公墓志铭》；[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仁宗明道二年七月；《宋史》卷288《范雍传》；乾隆《钦定续通志》卷324《宋列传》。
[4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二月庚子条；[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1《物异考七》。
[43][宋]宋祁：《景文集》卷28《请募民入米京师劄子》。
[44][宋]蔡襄：《端明集》卷39《右班殿直监慈湖都铁冶务程君墓志铭》。
[45][宋]包拯：《包孝肃奏议集》卷5《明禁·请速除京东贼》；[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17《（包）拯请速除京东盗贼疏》。
[46][宋]蔡襄：《端明集》卷18《乞罢魏兼馆职》。
[47][宋]王珪：《华阳集》卷59《薛公墓志铭》。按：薛季卿嘉祐五年（1060年）死，享年64岁，其知萧山县已是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后第四次迁官，也就是在12年后，所云疫灾之事应在此年。
[48]《宋史》卷67《五行志·土》。
[4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仁宗明道二年九月。
[50]康熙《鼎修德安府全志》卷2《星野·祥异》；康熙《德安安陆郡县志》卷8《灾祥》。
[51][宋]李觏：《旴江集》卷24《邵氏神祠记》；[宋]魏峙：《李直讲年谱》；正德《建昌府志》卷18《杂志》；雍正《江西通志》卷159《杂志》。
[52][宋]刘敞：《公是集》卷3《逐伯强文》作宝元二年；[宋]吕祖谦：《宋文鉴》卷30，刘敞《逐伯强文》。《四库提要》曰：“《公是集》仅四卷，大约采自《宋文鉴》者居多”当以《宋文鉴》为准。
[53][宋]范镇：《东斋记事》卷4。
[5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庆历四年夏四月甲午条。
[55]《宋史》卷493《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
[56][宋]王珪：《华阳集》卷56《贾昌朝墓志铭》；[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17，王珪《贾文元公昌朝墓志铭》；《宋史》卷285《贾昌朝传》。
[5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6，皇佑元年；《宋史》卷11《仁宗纪三》；[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59《宋纪五十九》；乾隆《钦定续通志》卷29；[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6《国用考四》；[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254《凶礼六·札礼》；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7《恤政》。
[58][宋]黄庭坚：《山谷集·别集》卷9《承议郎致仕李府君墓铭》。
[59]《宋史》卷11《仁宗纪四》；[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皇佑四年九月。
[60][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4《祖宗圣训·仁宗》；[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94，孙沔《上仁宗论张贵妃丧礼过制》，孙抃《上仁宗论温成护葬宜减损正礼》；[明]陶宗仪：《说郛》卷27下，刘跂《暇日记》；乾隆《河南通志》卷5《星野》。
[61][宋]韩琦：《安阳集》卷42《诸庙祈雨文》。
[6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6，仁宗至和元年正月七日；[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15，至和元年春正月甲午；[宋]罗从彦：《豫章文集》卷5《集録·遵尧録四·仁宗》；《宋史》卷12《仁宗纪四》；《宋史》卷178《食货志·振恤》；雍正《河南通志》卷5《祥异》；光绪《河南通志续通志》卷5《祥异》；[元]佚名：《宋史全文》卷9上《宋仁宗五》；《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庶征典》卷114《疫灾部纪事》；[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254《凶礼六·札礼》。
[63]乾隆《祥符县志》卷16《杂事志·祥异》；光绪《祥符县志》卷23《杂事志》。
[64]《宋史》卷12《仁宗纪四》；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75《宋》。
[65][宋]赵抃：《清献集》卷7《奏状论久旱乞行雩祀》（四月三十日）。
[66][宋]欧阳修：《文忠集》卷154《与王发运》（嘉佑二年）。
[67][宋]欧阳修：《文忠集》卷152《书简九》（嘉佑治平间）。
[68][宋]韩维：《南阳集》卷29《碑志·程伯纯墓志铭》（淳熙四年续得于蜀）；[宋]吕祖谦：《宋文鉴》卷143，韩维《程伯淳墓志铭；[宋]吕祖谦：《宋文鉴》卷138，程颐《程伯淳（明道先生）行状》；雍正《陕西通志》卷54《名宦·程颢》。
[69][宋]欧阳修：《文忠集》卷28《蔡君山墓志铭》，卷33《梅圣俞墓志铭》；《宋史》卷12《仁宗本纪》；[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1，嘉佑五年五月；[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67《宋纪》；[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32，王拱辰《张佛子传》。
[70][宋]俞德邻：《佩韦斋集》卷17《辑闻》；[宋]俞徳邻：《佩韦斋辑闻》卷1所记内容相同，惟“韩纬”作“韩忠”。
[71][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卷56《散阵·圣散子》。
[72][宋]欧阳修：《文忠集》卷145《书简二》（治平元年）。
[73][宋]王珪：《华阳集》卷56《贾昌朝墓志铭》。
[74][宋]韩琦：《安阳集》卷48《故许州观察推官曾君墓志铭》。
[75][宋]司马光：《传家集》卷36《章奏十九·上皇帝疏》（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八月庚寅条；[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17，治平二年八月；[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君德》。
[76][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8《叔父给事行状》；《宋史》卷347《黄廉传》。
[77]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29《杂事·祥异》。
[78][宋]周行巳：《浮沚集》卷7《沈子正墓誌銘》。
[79][宋]郑獬：《郧溪集》卷12《乞罢青苗法状》；[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114，郑獬《上神宗论青苗》。
[8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熈宁五年十月丙申条。
[81][宋]郑虎臣：《吴都文粹》卷9，陈于《常熟县东五十里明因寺新改禅寺记》。
[8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八月戊寅条。
[83][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46《雁荡山老人》；[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0《神奇》；乾隆《浙江通志》卷279。
[8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1，元佑五年十一月；《御选唐宋文醇》卷47《眉山苏轼文十·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106，苏轼《上哲宗乞预备来年救饥之术》。
[8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5，元佑四年十二月；[宋]苏轼：《东坡全集》卷56《本传》并《东坡先生墓志铭》；[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26，苏辙《苏文忠公轼墓志铭》。乾隆《钦定续通志》卷355《苏轼传》；乾隆《浙江通志》卷260《艺文二》，苏轼《奏浙西灾伤状》。
[86]康熙《富阳县志》卷1《祥异》；光绪《富阳县志》卷15《风土志·祥异》。
[87]道光《会稽县志稿》卷9《灾异志》。
[88[宋]曾巩：《元丰类藁》卷19《越州赵公救菑记》；[宋]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16，曾巩《越州赵公救菑记》；《宋史》卷316《赵抃传》；[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104，曾巩《越州赵公救菑记》；[清]朱轼：《史传三编》卷31《赵抃》；[清]蔡世远：《古文雅正》卷11，曾巩《越州赵公救菑记》；康熙《御定孝经衍义》卷37，曾巩《越州赵公救菑记》；乾隆《钦定康济录》卷3下《赵抃》。
[89][宋]刘一止：《苕溪集》卷22《湖州徳清县城山妙香禅院记》。
[90][宋]佚名：《京口耆旧传》卷6《陈亢》；乾隆《江南通志》卷158《人物志·陈亢》。
[91]乾隆《江南通志》卷158《人物志·卫佐》。
[9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亥条。
[93][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24，绍圣四年九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1，绍圣四年九月壬子条，有类似引述，但作“明年春民大饥疫”，脱“长沙”两字。
[94]乾隆《湖广通志》卷70《杨金妻何氏》。
[95][宋]曾肇：《曲阜集》卷3《子固先生行状》；《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49，曾肇《曾舍人巩行状》；乾隆《钦定续通志》卷343《宋列传》：《宋文鉴》卷146，韩维《曾子固神道碑铭》。
[96][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7《论诸路州军关报边事》。
[97]《宋史》卷290《郭逵传》。
[98]《宋史》卷15《神宗纪二》；[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82《宋纪八十二》。
[99][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24，绍圣四年九月；[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2，将此事系于熙宁八年，曰“大越国犯边，陷邕、钦、廉三州，朝廷遣郭逹致讨，几覆其国，乃以表乞降，会王师大疫，逹受表班师，时熙宁八年也”；乾隆《广西通志》卷96《诸蛮》亦曰：“熙宁八年入冦，陷钦、亷二州，诏招讨使郭逵讨之，官兵八万，疫死者什六。”
[100]雍正《江西通志》卷60《名宦》。
[10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2，元丰元年九月丁亥条。
[102][宋]吕陶：《净徳集》卷24《朝散郎费君墓志铭》。
[10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0，元丰二年十月己酉条。
[104][宋]庞安常：《伤寒总病论》卷4《圣散子方》；[宋]苏轼：《东坡全集》卷34《圣散子叙》；[明]薛已订：《薛氏医案》卷20《圣散子方》。
[10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8，元丰六年八月乙未条。
[106][宋]苏轼、沈括：《苏沈良方》卷3《七枣散》。
[10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6，元祐三年十一月甲辰条。
[108][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卷3《牧守》；《宋史》卷338《苏轼传》。
[109]光绪《乌程县志》卷27《祥异》；康熙《归安县志》卷6《灾祥志》。
[110][宋]庞安常：《伤寒总病论》卷3《古方黑龙煎治咽喉肿痛九种疾》。
[111][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45《荒政》；[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106，范祖禹《上哲宗封还臣寮论浙西赈济事》。
[112][宋]苏轼：《东坡全集》卷62《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3，元佑七年六月；[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45《荒政》。
[113][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4《救疾疫札子》。
[114][宋]吕陶：《净徳集》卷23《朝请郎新知嘉州家府君墓志铭》；《宋史》卷18《哲宗纪》。
[115]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27《祥异志》。
[116]光绪《云南通志》卷3《祥异上》；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61《灾疫》。
[117]《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429《河南府部·汇考三》。
[118][宋]范成大：《灵佑庙记》，[明]钱榖：《吴都文粹续集》卷14《祠庙》；[宋]林戊：《灵佑庙碑阴记》；[宋]郑虎臣：《吴都文粹》卷3《祠庙》。
[119]《宋史》卷347《朱服传》；[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11《人物徵》；乾隆《江南通志》卷117《职官志·名宦》；乾隆《钦定续通志》卷361《宋列传》。
[120]《宋史》卷345《田昼传》；[宋]邵伯温：《闻见録》卷15《田畫》，按：“畫”当作“晝”；乾隆《江南通志》卷115；乾隆《钦定续通志》卷359《宋列传》；《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庶征典》卷114《疫灾部纪事》。
[121]《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庶征典》卷114《疫灾部纪事》。
[122][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27，徽宗皇帝大观元年秋九月。
[123]《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八》。
[124]《宋史》卷62《五行志·水》。
[125][宋]谢逸：《溪堂集》卷9《江夫人墓志铭》。
[126][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十》。
[127][宋]刘安节：《刘左史集》卷4《墓志》。
[128][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39《宋故府君陈公景东墓志》。
[129][宋]张杲：《医说》卷3《救疫神方》；[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4，建炎元年夏四月；《宋史》卷62《五行志·水》；[明]江瓘：《名医类案》卷1《瘟疫》；康熙《开封府志》卷39《祥异》。
[130][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6《靖康中帙》。
[131]乾隆《江南通志》卷159《人物志·孝义·许叔微》；[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84《神人留语》。
[132]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第870—878页。
[13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咸平三年三月一日。
[13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仁宗景佑元年十二月（孙沔自署为景佑二年正月三日）。
[135][宋]范仲淹：《范文正集》卷9《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
[13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仁宗宝元二年十二月；《宋史》卷294《苏绅传》；[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4《治道》。
[13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八月庚寅条；[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17，治平二年八月；[宋]司马光：《传家集》卷36《章奏十九·上皇帝疏》（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君德》。
[138][宋]彭汝砺：《上神宗论饥疫乞罢上元放灯》；[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92；[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94。
[139][宋]苏轼：《东坡全集》卷11《诗七十二首》之《仆去杭五年，吴中仍岁大饥疫，故人往往逝去，闻湖上僧舎不复往日繁丽，独浄慈本长老学者益盛，作诗寄之》；[宋]施元之：《施注苏诗》卷17《诗四十一首》（起元丰二年巳未守吴兴，即以是年八月摄赴台狱，十二月谪官黄州，洎庚申春自京师赴黄作）。
[140][宋]苏轼：《东坡全集》卷10《诗四十七首》之《答郡中同僚贺雨》；[清]查慎行：《苏诗补注》卷18《古今体诗四十七首》（起元丰二年已未正月在徐州任，三月后移知湖州道中作）。
[141][宋]苏轼：《东坡全集》卷56《奏议一十首·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元佑四年十一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5，哲宗元佑四年十二月。
[142][宋]苏轼：《东坡全集》卷65《奏议一十七首·论浙西闭籴状》。
[143][宋]苏轼：《东坡全集》卷69《表状四十二首·扬州谢到任表二首》。
[14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夏四月。
[145]“十年疫灾指数”是笔者在《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刊《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它是指连续10年内发生疫灾的年数，一般以0—9年来划分。
[146]龚胜生：《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研究》，《暨南史学》，2004年第3辑，第32-51页。
[147]龚胜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辑，第5—20页。
[148]龚胜生：《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研究》，《暨南史学》，2004年第3辑，第32-51页。
[149]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2页。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第26卷　第4辑

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