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静云

【内容摘要】驯马史滥觞于新石器晚期的亚洲草原，当时的草原住民为了取得肉乳，遂由猎马逐步发展为畜养马匹。至青铜时代，随着草原人口的不断扩展而形成新的族群，他们出于战争和迁徙的需要，开始将马匹当作交通和战争的工具，马的使用从而有了新的方向。公元前2000-前1600年间，只有少数特殊的“游战族群”（nomads）才掌握驭使马匹的技术。青铜时代的马政与贩马贸易，一方面促使马车向外传播，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流动。从人类掌握驾马技术起，原本各地相对独立的历史才逐渐转变为互相沟通的世界史。殷商文明处于亚洲驾马历史的早期阶段，此时掌握马车的族群即是殷商王族。从亚洲历史的角度观察殷商文明，或许可以更进一步理解其文明成分的来源。

【关键词】青铜时代；殷商文明；驯马；马车；亚洲草原

【作者简介】郭静云，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几十年来，学界围绕中国文明中马车的来源问题，提出“中国本土独立发明”、【1】“可能来自西亚两河流域”【2】和“来自高加索或中亚”【3】三种看法。然而马车并非中华文明的独有内容，而是整个人类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仅涉及马匹驯养和交通工具问题，更关乎族群移动等复杂历史面相，所以应放在世界历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本文试从亚洲考古角度探讨驯马、乘马的起源，以及上古时期马车进入农耕文明的路线等问题。

一、马车来源与乘马族群

（一）从汉文文献看马车来源

偃师商城和二里头双轮车辙的发现，使很多学者强烈支持马车发源自本土的说法，并强调古代中国车型与西亚车型的差异。【4】而传世文献中确也多处提到中国本土发明轮车的悠久历史。文献将造车和驾马不加区分，主张黄帝造车说，【5】或称是夏代的奚仲作车。【6】这些资料被一再引用，依其所论，应该早在夏代就已出现双轮车。

在考古学研究中，郑若癸认为二里头发现的铜铃和几件铜饰是“车马饰物之类”；【7】朱彦民将二里头发现的铜铃、陶铃、铜环、穿孑L形件、工字形件等皆归结为车马具与车马器饰。【8】但是，目前所有考古成果一致表明，商代早、中期的中原民族并不认识马匹。由此可见，倘若二里头已有双轮车，亦绝非马车。中原人在用马之前，究竟用何种动物驾车？文献中有“仆牛”或“服牛”等词汇，而商代早、中期考古遗址中亦普遍出现牛骨和羊骨。学界据此多认为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已有牛车，然而王学荣却认为，鉴于安阳殷墟发掘出一个车羊坑，以及文献中提及古代有使用羊车的传统，二里头和偃师商城时代所用车辆或许应为羊车。【9】

虽然上述文献都出自后人记录，不能当作可靠证据，但王国维先生却从中注意到，在“奚仲作车”的同时，也有商先公相土作乘马的说法，从而得出如下认识：

“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10】目前所知有关马车的记录最早可推至战国。在战国人眼中，车必是马车，似乎没有意识到上古时期无马之情况。由于不曾注意到车、马之区别，也就不会特别留心“作车”和作“乘马”乃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而王国维正是指出了二者之差异。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帝相》日：“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周礼·校人》注、《荀子•解蔽篇》注引《世本》：‘相土作乘马。’）。”【11】无论历史上是否真有相土这位殷商王族先公，此条记载还是反映出一些实情：马车是殷商王族的贡献。这与考古发现的情况基本一致。马车最早发现于殷墟，属于殷商王族的文化成就之一。

（二）有马、有车、有马车三种情况之区分

虽然学界的主流观点承认殷墟之前中原地区并无马车，但部分学者仍认为早商时期的车辙痕迹与殷商马车的出现有关，两者间或有传承关系。【12】笔者认为，以二里头车辙推测马车的发生，在论述上失之严谨。从车的角度讨论中国马车的起源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出发点。四轮或双轮车，犹如斧、刀、陶轮、纺轮、农产、陶器等，都是人类利用常见自然资源发明的工具和用具，各地区的不同民族基于相同的生活需求发明相同事物，其来源未必涉及文化交流和传播。

不同文化各自发展出两轮、四轮车辆实属自然之事。欧亚有轮车，未必都要追溯至最早发明者，如两河流域北游Tepe-Gawra遗址（公元前3500-前3100）的四轮车（图1）。【13】同理，公元前26-前24世纪苏美尔的双轮车（图2），恐怕与偃师车辙或殷商马车之来源亦无关系。

要解决马车的起源问题，讨论挽力似乎比讨论车型问题更为重要。古代使用人力车和羊（牛、驴）力车，通常不会涉及人群移动。因为养牛的族群主要仰赖农耕为生，故牛车多是农用车；至于人力车，通常也用于农耕或贵族活动。但自青铜时代组成的乘马族群，既不是为了农耕，亦不单是为了畜牧。练习马术，是因为他们以狩猎、战争为主要生活方式，需要不时到远方征战，占据其他民族的农产和牧产，或占领农耕文明的城国。与人力车、牛车的用途大不相同，马车利于作猎车和战车。

马车的来源牵涉到驯马的历史，必定受限于自然马的原居地，亦即亚洲草原，【14】而首创马车的族群亦当是草原族群。现代中国北疆草原一带，甘肃齐家文化晚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遗址曾发现过马骨。【15】这一区域近于古代草原人的生活范围，北方与安德罗诺沃（ Andronovo）文化交界，互相来往，彼此影响，甚至部分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可以归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属性。【16】因而林梅村认为，中国乘马技术源自西北齐家文化。【17】但王海城已充分证明，在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发现的少数马骨与殷商驾车无关，两者的文化属性、时代、族群来源都不一致，不宜混为一谈。【18】袁靖等动物考古专家也认为齐家的马骨与商代晚期的马政起源应无直接关系。【19】驯马和马车的传播过程，应经过不同的族群参与而得以完成，因而更加复杂多元。

目前资料显示，中国境内极少发现驯化马匹的遗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包头市转龙藏细石器文化遗址的兽骨坑，坑中只有狍鹿是猎得的野兽，此外的狗、羊、马都是家畜。【20】殷商之前的内蒙古遗址中，迄今未曾出土野马或家马的骨骼。【21】中国草原细石器狩猎文化的时间很长，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商代都有这样的部落。转龙藏遗址未作年代测试，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内蒙古出现家马骨骸的年代。内蒙古、甘肃、新疆等草原区域则属于亚洲草原狩猎或游牧族群生活地区，与上古农耕文明无关，甚至直到东汉时期，其中还有不少族群未与中国来往。【22】

据20世纪30-50年代的考古报告，在一些农耕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零散的家马骨，【23】这些讯息使人们以为华北早已驯养家马，甚至已有马政。【24】但安岚先生对此提出疑问：“我国最早驯养马的地区应该是蒙古野马生活的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时间最早只有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但有人认为不是家马。”【25】

我们必须了解，几十年前的考察并不包括遗传学的检验，所以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证明这些零散残缺齿骨就是家马齿，应重新测试确认。即使认定它们为家马齿骨，但遗址中出现单一骨骼碎片，其背后亦可能存在许多无法确知的原因。因此，这项孤证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同样，1998年陕西渭南市华县南沙村遗址灰坑发现的两具马骨架，【26】亦不能视作青铜时代早期马政的根据，何况考古学界对该遗址的年代仍存有疑问。【27】若遗址中未发现马粪，就不能得出存在马匹豢养的结论。这些遗址中的马类骨骼，极有可能是往来行旅所携带，或是当作祭品、礼品之用的食用马肉块遗存。

商代早中期遗址中可见许多动物骨架，却未见马骨。中国的马政起源于殷墟时期，其他地区所发现的马坑，都属于商末周初的年代遗址。【28】由此可见，马车最早应出现在盘庚之后的殷商时期，而商末之前只有殷商王家掌握马车。

在古代农耕文明中，发明轮车应该比广泛驾马驶车的时间早一千余年。驯马的草原民族甚至可能是从南方文明中吸收了轮车的制作、驾驶技术，但使用马拉车则只可能在养马族群中发生。只有驯化马匹的民族，才可能拥有革命性的新武器和交通工具，那就是可以快速横跨几千里到达远方的马车。

（三）青铜时期“游战”族群的活动

关于草原族群的类型，中文常以“游牧”一词指称。但笔者必须强调，这个译自希腊文νομαδεζ（nomades）的用语，在文义上并不准确。希腊文νομαδεζ（英语为nomads，nomadic people）只能表达“游民”的意思，而与牧业无关。而所谓“游民”，至少有游牧、游商、游战三种。游牧者又分羊牧、骆驼牧、马牧三种不同类型；游商则包含海商与几种不同的陆商；至于希腊文的νομαδεζ，主要是指游战者，牧产、贸易都不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行业，他们的生计来源主要是战争和掠夺。

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其活动范围固定在适合放牧的区域，明显受气候限制。游牧民族不会到农业区和森林中放牧，因为农地无益于牧产，森林则充斥着会伤害羊群的猛兽。从现有从事牧业的人群可见，他们的移动有季节性规律，但都离不开广大的牧场范围。

征诸文献，《周礼•地官•牧人》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此处“牧六牲”包含牛、马、羊、猪、犬、鸡，牧人是选定祭牲的礼官。六畜对畜养的条件需求不同，基本上只有养羊的畜牧业才牵涉到游牧的生活方式。此外，在传统文献中从畜养目的将畜养羊、牛，与圉、练马定为两种不同概念。《周礼•夏官•牧师》曰：“牧师：掌牧地，皆有厉禁而颁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赞焚莱。”圉马的人称为“圉师”、“圉人”，练马、教駣攻驹的人称为“廋人”。《周礼•夏官•廋人》曰：“廋人：掌十有二闲之政教，以阜马、佚特、教駣、攻驹，及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及执驹、散马耳、圉马。”《周礼•夏官•圉师》亦曰：“圉师：掌教圉人养马，春除蓐、衅厩、始牧，夏庌马，冬献马。”畜羊和圉马的范围及生活方式显然不同，但重点还不在此。游牧民族以牧产为最终目的，他们畜羊、吃羊，但对掌握马车的民族，圉马并非最终目的。早期的圉马者会吃马，但在掌握马车的历史阶段，他们的目的是要驾马进行狩猎，或远出掠夺别族。所以马政与牧业的目的和做法有本质差异。希腊人所说的νομαδεc主要是那些“马贼”，他们不以游牧为生，而以狩猎、战争、强夺为生，故笔者称之为狩猎游战族群。

游商族群的活动范围虽然很广，但路线较固定，大多仅局限在几个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货物交易。他们有时也善于战斗，但这是为了保护贸易路线，并非占领他国。至于游战族群的生活方式则与前两者不同，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受限制，可以进入森林狩猎，或离开原居地、跋山涉水到远方的农田、牧场，劫掠农牧产物。他们不事农牧生产，而是用武力到富有地区夺取资源、统治其他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经常有这类民族建立、统治跨民族大国的例子。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必须先有驯化马匹的存在。

马车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古文明中，都是因为这些地区先遭受外来游战民族的占领，当游战民族建立王朝并统治一段时间后，本地的贵族才逐渐接受、学会驭使马匹。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曾经历过被外来游战族群统治的历史，然后才掌握马车技术。马车源于两河流域说不能成立的基本原因，是因为两河流域不是马的原生地，巴比伦马车属于来自东北的外族技术。高加索说也有类似矛盾。不过，其年代及车型的相近，使我们可以推想巴比伦、高加索的马车或与殷商马车有一些同源关系。

饶宗颐认为建立米坦尼（Mitanni，公元前16-前13世纪）帝国的胡里特人（Hurrites）“把马政以及战车传人近东民族”，并进一步推论，“胡人”用语实际上源自对胡里特人的指称。【29】然此说实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胡里特是古代游牧族群，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活动于两河流域之北、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山脉之间，与古闪族一直有密切来往。既然两河流域、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山脉都不是自然野马的生存范围，胡里特人自无驯马的可能，应有另一支族群进入两河流域，并传人驾马车的技术。

在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上，使用马车进行“游战”的民族都来自东北方，其原居地不详。当时古巴比伦或埃及都处于分裂状态，几个城邦彼此竞争政权。面对突然出现的游战民族，这些武力分散的小城邦不能抵抗他们的战车攻势。于是，游战民们先占领、建都于古国的北区，进而统一其他城邦。

据我们所知，喜克索斯（ Hyksos）人在公元前1 8世纪占据巴勒斯坦，前1 7世纪攻进埃及，建立王朝并自称法老。埃及历史中第15 -16王朝都是喜克索斯人的王朝，在他们的统治下，虽然埃及的传统文化逐渐衰落，但战争技术却大幅进步。喜克索斯人贡献了很多进步武器，尤其是双轮驾马的战车。埃及人吸收马车和新的战争技术之后，终于在公元前1 6世纪由Kamose和Ahmose 驱逐了喜克索斯人。

同样在公元前18世纪，加喜特（ Kassites）人快速进入并穿越美索不达米亚，抵达南方的尼普尔（ Nippur），在尼普尔的记录中，此事件发生时间约相当于公元前1742年。【30】然而，苏美尔促狭于两河之间，不利于马车活动，因此加喜特人退到北美索不达米亚，建立Hana王国，都城为Terqa，并另建Alalach城（后属米坦尼的领土，位于今南土耳其和北伊拉克）。往后150年内，加喜特人经常劫掠巴比伦，但从不占领。

公元前1 595年，加喜特与西台（ Hittitie）联手消灭巴比伦。在西台文献中，有夸耀本国武力强盛，足以打败巴比伦之记载。可是巴比伦被灭后，巴比伦国庙的Marduk大神像却没有被运到西台都城哈图沙（Hattusa），而是运到Hana。可知在这场战争中，西台人的武力和权力都在加喜特人之下，这很可能正是加喜特人使用驾马的双轮战车所致（图3）。过了24年，公元前1 571年，Hana王Agum II Kak-rime将Marduk大神像运回巴比伦，并在巴比伦建立加喜特王朝。加喜特在巴比伦统治400余年，对周围的国家采取骄横跋扈的态度。古埃及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埃及与巴比伦加喜特王朝来往的资料，而巴比伦文献中也有诸如公元前14世纪埃及Amenhotep IH希望与加喜特Kadashman-Harbe I结亲的记载。【31】亚述在巴比伦北方建立国家后（公元前14 -前1 3世纪），与巴比伦的加喜特王朝一直保持亲密关系。公元前12世纪加喜特王朝政权没落，导致全国大乱，后来才被亚述所统一。【32】

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材料可以探究诸如喜克索斯人和加喜特人的来源、民族属性、语系，乃至上古史中最为悬疑的各种问题。不过关键问题在于，在公元前18 世纪以前，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不会用马，马是喜克索斯人和加喜特人带来的。埃及吸收喜克索斯人的战法，并赶走后者。关于喜克索斯人后来的情况，至今仍不明朗，一般认为他们融入了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中。加喜特人则在美索不达米亚活动很久，最终也和当地民族、文化完全融合。这两种族群的语言，除了王的名号外，几乎没有留下踪迹。即使加喜特人在统治巴比伦时，采用的也是巴比伦的Akkad文。

公元前2000年，亚洲同时有几个驯马民族侵入农耕文明区，给这些地区带来新的技术，最后也融合在当地人之中。这些生活方式相似的族群究竟有什么关系？他们最初的生活方式和技术是否源自相同或相近的区域？这些都有待后续的探讨。喜克索斯人和加喜特人的发源地迄今仍未有确切答案，但是有一条相当明确的线索：最早出现驯马的地区，必然也是自然马的生存范围。

二、从驯马到乘马

在人类开始乘马、练马作为驾骑之前有漫长的驯化、养马的历史。野兽的驯化都源自狩猎，所以驯化马的族群应该是生活在野马活动地区的猎民。这些族群饲养幼马以保证自己的食物来源，应属于早期猎马、驯马、养马的历史阶段。在此之后，人们逐渐发现马匹作为交通动物的价值，因而开始改变养马的方式，即为了驾车、骑马而对马进行训练，马的食用价值由此被置于次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驯化野马在前，乘马在后，两者代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一）柏台文化：驯化马匹的第一阶段

有关驯化马的起源，史学界经常有新说出现。曾有学者认为马匹驯化应发源自公元前7000年的Jarmo文化（札格罗斯山脉和库尔德斯坦），后来推至公元前4300-前3500年南乌克兰的Dereevka村，但这些推测仍不免牵强，甚至错误，【33】不宜贸然采用。

根据较可靠的资料，驯化马匹的历史源远流长，滥觞于自然野马的活动范围，如在北哈萨克草原及丘陵发现早期驯马文化的痕迹。1980年在Aiyrtau县Iman- Burluk水【34】边的柏台（Botai）村发现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的居住遗址，面积约20公顷，其中兽骨坑中出土马骨占80%左右。1983年在附近的Rostchinskoe村又发现同类文化层，接着Vasilkovka IV、Balandino、Sergeevka、Krasniy Yar等遗址出土，发掘者V.F．Zalbert乃提出“石金并用的柏台文化”类型。【35】

此处是哈萨克草原和丘陵的北部，伊希姆河中游的水库地区，土壤呈干燥沙质，但有很多小型淡水潭，北边有细薄的树林；气候为大陆干燥气候，现在夏冬温差达到40-60摄氏度，虽然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温差略小一些，冬天温度偏高1-2摄氏度，夏天偏低1-2摄氏度，【36】但当时仍有很多森林动物无法适应这样的草原气候。这里的草原土质为酸性，常有大风，难以进行农耕，然不缺淡水，适合渔猎生活，是古代野马的活动之处。

柏台和周围草原遗址发现很多马牙和马骨，以及马骨制造的渔叉，【37】另有石斧【38】和陶片；【39】在马骨上有石斧的痕迹；【40】有的马骨上有象征性的刻纹。这说明柏台人捕鱼、吃马肉，把马骨用作工具，也用作礼器进行祈祷、祭祀或占卜活动（图4）。

这一带草原丘陵中有很多小型动物，但大型动物不多，而以野生马群为主。如果比较北哈萨克草原丘陵区与南部草原、山地交接地区的自然环境，南草原之南为动物活动频繁的山麓地带，故而游牧业也相当发达，人口也偏多。例如公元前3500-前2500年间，活动于阿尔泰草原和西蒙古草原的阿凡纳谢沃（Afanasevo）文化的人群，即以养羊、牛、马等各种家畜为生，但早期柏台人的牧业有其自然限制，故仅能专事养马。

对古代北草原民来说，马是最有价值的狩猎对象。在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中，陶片上存在脂肪污点，经检测确定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遗迹。【41】由此可知柏台人既吃马肉，又喝马奶。挤马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挤野马的奶更近乎不可能，所以有学者根据陶片上的这一滴马乳推论，柏台人可能已经开始驯马。遗址所在的土层中也含满马粪，同样显示当时的柏台人已有养马能力。

根据遗传学对家马皮色的研究，野马的驯化大约已有5000年的历史，【42】柏台遗址的发掘为此假设提供了实证，这一新石器晚期草原文化，展现了亚洲草原驯化马的过程。与其他动物一样，马匹的驯化从狩猎开始，逐步到捕抓幼马、再到豢养驯化，这种从狩猎到牧业的演化过程，曾发生于许多地区的远古社会。

有美国学者认为柏台人驯化马匹的目的，是骑乘家马以赶猎野马，【43】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是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做法。16世纪后欧洲殖民者把马带到美洲，但许多马主或因水土不服患病死亡，或在殖民过程中死于斗争，他们带来的家马遂因乏人照料而野化（ mustang）。印第安人将其猎取，然后掌握尚未完全野化的家马，并学会骑乘马匹而捕获野马。不过对美洲原住民来说，野马是临时而次要的狩猎对象，更有价值的猎物还是美洲野牛。这与柏台人的情况并不相似，印第安人没有驯马，他们只是利用已有的“工具”，所以这样的联系并不准确。印第安人豢养家马，多年来都以乘载为主要目的，并非为了食用，且印第安人未见过殖民者挤乳，自己也没有想到要挤乳饮用。

柏台人猎马为肉，他们之所以开始养马，犹如其他民族开始养羊、猪、牛一般，并没有考虑到马的脚力，只是需要掌握营养而好吃的肉，并进一步发现了食用马奶的好处。驯养马是柏台先民发展出来的技术，如果他们可以经由调整饲料，让家马的肉质变得更美味，又何必要骑着家马去追赶野马？这是最基本的牧人观点。从驯马技术往南西伯利亚的传播脉络来看，早期家马的主要用途就是作为肉畜。【44】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早期，草原住民人口不多，气候没有发生过剧烈变化，也没有其他必须远出异地的需求，从现有材料中也看不出他们有离开固有生活范围的痕迹。就其生活方式而言，与其远出异地，倒不如追求更稳定的生活，减少风险为宜。北哈萨克草原无牛无羊，长期奔跑的马，其肉质会变硬，因此人们逐步驯马作为肉乳家畜，这与后人练马的目的不同。犹如养牛者会骑牛一般，当然不能排除古柏台人有时会骑马或驾马，但骑马或通过骑马狩猎野马应该不是他们驯化马匹的主要目的，他们的目的是逐步由狩猎转变为畜牧生活。柏台人养马或南方草原民养羊，他们都属于游牧的生活方式，只是畜类不同；但是柏台人养马为肉乳与此后的族群练马为驾骑代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历史阶段。虽然有学者将柏台考古所发现的骨块视为马辔零件，【45】但Marsa Levine早已指出这些说法的牵强性。【46】

D．Anthony与D．Brown曾依据R．Bendrey提出的方法讨论马牙上的磨迹，【47】推断柏台人驾马，【48】M. Levine，A. Outram亦赞同之。可是根据S．Olsen和D．Pontikos以及P．Kosintsev各自另作的马牙对照，这种磨迹并非马匹因驾辕而产生，而是在自然生活中由咬啮食物而产生的，【49】M. Levine也曾指出现代很多驾辕的马匹，其牙齿上并无这种痕迹。【50】因此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柏台人将马当作交通或狩猎坐骑，但有足够的考古资料证明他们是食马肉、喝马乳的族群。

从柏台文化的住房看，他们的生活习惯近似早期游牧民族。因夏冬温差很大，他们冬季住在半土穴型的房屋，夏季则住在临时性的圆底金字型的房屋，上覆木桴和干草。冬、夏房的墙壁均可抵挡草原大风，但夏房为季节性建筑，必须每年重修，安置新的木桴。【51】柏台社会处于从狩猎到游牧的过渡阶段，牧民人口不多，看不出族群之间的冲突，尚未将马匹应用于战争，也看不出制造马车的遗迹，更谈不上跋山涉水，驾车到千里之外去占据黑土地区的文明。

S．Bokonyi曾提出，凡野兽驯化均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把原来猎得的野兽饲养，作为肉食来源；第二，除了肉食外，也开始饮用兽乳，并使用其皮毛；第三，以其作为交通工具。【52】柏台文化的马匹驯养，只从第一阶段到达第二阶段。

根据目前所知的考古资料，仍不足以描绘从猎马、养马到乘马逐步发展的过程，

所以我们只能按照现有线索推论中间的缺环。距今5500年前的草原地区有猎民社会，北草原丘陵地区的主要狩猎对象是野马；5000年前，为保障基本食物量，北草原丘陵的猎民开始驯养幼马，喝马奶。马奶浓度、油脂、热量均高，在寒冷的冬季草原地区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南草原山麓丘陵的族群则以牧养羊群为主，马匹为次。我们迄今还可以观察北南草原气候之别所造成的差距，养马的发源地北草原迄今仍保留着喝马奶、吃马肉的习惯，虽然现代哈萨克草原民和北蒙古地区草原民的食物来源很广，养马的行业目标以骑乘为主，但与此同时自己没有放弃养马为肉乳的行业，他们仍然挤马奶做奶酪、奶酒并爱吃新生的幼马肉。南草原民则养羊为肉乳，而马仅当作交通动物。

随着距今5500-5000年古代草原民的生活方式从狩猎转变成放牧，其食物来源稳定而丰富化，人口于是也得以增加。人口增加可能引起族群之间的冲突。距今5000-4000年之间，草原住民经过很多变化，包括族群的移动、融合以及青铜器的流行等，伴随而来的便是各族群之间的武力冲突。

青铜时代的草原文化仍以新石器晚期的游牧、养马文化为基础，所以两者之间有继承关系，但中间已发生很多变化。所以学者将柏台人与草原马车发明者直接联系的观点虽不正确，但驯化马匹确实是青铜时代驾马战车的基础技术。或许正是当千余年来草原民人口扩展、多元化而互有冲突时，才将驯化的马匹用于战争。

（二）辛塔施塔文化与马车战争的起源

1968-1986年间，乌拉尔大学考古队在车里雅宾斯克县（西西伯利亚平原南部）辛塔施塔河边的古城遗址中，发掘出以驯化马匹陪葬的男性墓冢，并发现目前所知最早的双轮马车，年代为公元前2026年左右（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图5、9）。【53】

辛塔施塔文化与柏台文化的存在时代与文化类型均不相同。但唯有历经新石器晚期从猎马到养马的技术发展，后期的草原民才有家马可以使用，并进一步发现这种高耐久力动物的更多功用。同养牛一样，最初目的只是获取肉乳，后来进一步发展到用家牛耕地，以此改变生产方式。家马对人类社会演化的作用并不比家牛低，青铜时代的草原民族即是乘着这些家马所挽的车辆而改变了后来的世界文明。

在青铜器时代，养马、游牧的族群和以战争、掠夺维生的族群应是并存的。前者是本土草原民，他们以游牧为生而有固定生活范围。后者则是青铜器时代的新兴游民，他们先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保护其牧场，进而发展为专事战争的民族。保护牧场，自然也会使用牧民的产物，建立城墙与异族的军民互相争斗，追求无边的权力。跨出原本的生活范围后，养马民族有了新体验，不仅知道了有其他家畜可作为肉乳来源，也了解到马的最大优势在于速度和耐力。因此其养马目标开始出现变化。

也就是说，从早期驯马到晚期马政的演变，乃是基于族群间的交往与势力扩展，人们的食物来源早已不限于从自然界中采集、狩集所得，牧业也进一步走向多元化，充分发挥每种动物的利用价值，马的主要作用也逐渐以交通、战争为主。

辛塔施塔遗址应处于草原族群间彼此争斗的阶段，可见草原民之间的斗争已演变为用马车战斗的状态。再过不久，乘马车的游民脱离草原限制，进入南方农耕文明地区。离开草原的，或许是那些草原中最强、最有征服欲望的部族，或许是那些在本地已没有足够生存空间，只能离乡寻找新天地的部族。目前虽然没有更多确切证据，但根据学界的许多论述和推测，加喜特人和喜克索斯人的起源应是如此。

三、加喜特人发源地之谜

（一）哈萨克草原和两河流域的空间关系

关于乘马车进入埃及的喜克索斯人的发祥地，目前几乎找不到可靠记载。但是对加喜特人而言，古巴比伦文献则认为他们是从伊朗山脉方向而来。可是马并非山兽，他们不大可能长居山上。伊朗山脉应该是加喜特人中途穿过的区域，而不是起源地。若观察地理上的分布关系，伊朗山脉位于哈萨克草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间。从哈萨克草原南下，沿着里海东、南岸，经伊朗山脉，或者从里海西岸南下，经亚美尼亚山脉，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结束，正是马车便于通行的两条路线。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加喜特人来自伊朗山脉的方向，实际上就是来自哈萨克草原的方向。

（二）里海东岸路线与Gonur-depe文化

根据考古发现，沿着里海两边下来，都是加喜特时代的马车行进路线。若从辛塔施塔往南，穆尔加布河边有公元前2300-前1600年代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体（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其中Gonur-depe（土库曼）在2005-2006年出土过埋葬有幼羊和幼马的遗址，墓葬内亦有丰富的随葬物，且可见祭羊和马的痕迹。根据学者对照，Gonur-depe的马车与埃及马车的结构相似。至于马羊墓，则曾出现于喜克索斯人的遗址中（图6-8）。【54】

（三）里海西岸路线与鲁查申文化

若循着第二条路线从辛塔施塔沿里海西岸南下，则有1957年发现于高加索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 Lchashen）村的公元前16-前15世纪的大墓遗址，墓中有几台四轮和双轮马车。【55】将加喜特人视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传播者，确有各方面的依据。【56】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草原到两河流域的马车路线，好像与殷商马车的来源并不相左（图1 0、1 1）。学界一致认为，殷商马车与鲁查申双轮马车完全相同。【57】笔者认为，殷商和高加索的马车应有同源关系，西、东马车的原产地都应是亚洲草原。

（四）亚美尼亚山脉对乘马文化的作用

发现这样的关系之后，我们必须先思考高加索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属性。王巍认为，鲁查申遗址表明双轮马车是从两河流域传播到殷商的。【58】从逻辑上说，这样的推论恐有不妥。因为两河流域是在被中亚民族占领之后才有马车的，而非马车的发源地。在笔者看来，殷商王族完全有可能直接受到哈萨克草原影响，马车不必先绕道巴比伦再回传到中国境内。亚美尼亚和殷墟车型一致，不能就此推论传播路线是单纯从西往东的，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其在历史地理上的涵义。

据亚述文献记载，公元前13世纪以来，从凡（ Van）湖、尔米亚（Urmiya）湖到高加索亚美尼亚山脉（亚拉拉特Ararat两座主峰），以及往里海的方向，有从事马商的Nairi族群联盟。这个族群专门养马，并卖给亚述和其他国家。公元前9世纪，Nairi族群联合建立Biaina（乌拉尔图Urartu）王国。乌拉尔图的马属于最好的品种，是故亚述、米底、波斯历来都企图控制此地以求掌握西亚地区的马商（图12）。【59】

虽然提到Nairi族群的文献最早仅止于公元前13世纪，【60】但从历史地理看，亚美尼亚山脉恰好在哈萨克草原到两河流域的路线上。从哈萨克草原绕行里海东、南侧到伊朗山脉，再往西南进入两河流域；或者循里海北、西侧到亚美尼亚山脉，再往南下两河流域，这是两条从哈萨克草原到两河流域的路线，也是加喜特人人侵的方向。早期加喜特人的Hana国也位于后来Nairi族群的活动范围内。

加喜特人抵达美索不达米亚之后，仍不断利用这条长期使用的马车路线。居住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加喜特人之所以必须持续和自己的发祥地保持密切关系，主要是因为他们需要从这里输入马匹。在这条马车路线上，逐渐形成专业马商的集散区。

殷商马车的出现，或许正是由于自中亚草原向外传播的马车，并非单向往西或往东，而是同时向两边扩散所致。因此年代颇为接近的鲁查申遗址马车和殷墟马车才会如此相似，两者都代表当时亚洲马车的基本形态，也反映了马车的传播状况。

（五）气候变冷因素的影响

公元前18世纪之后，草原乘马族群开始迁移至南方农耕文明的地区。据地理学、生物考古学的研究，亚洲草原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间经过两波气候变冷：其一是公元前1800-前1700年左右，相当于加喜特人南迁时代；其二是从前1400 年开始的。【61】第一波气候变冷对西亚影响较大，直至第二波气候变冷才对中国边界和华北地区有较显著的影响。中间在公元前16 -前15世纪曾经历暂时回暖。此时恰逢安德罗诺沃文化复兴时代。除各种牧业之外，当时亦发展出农业。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口逐渐增加并扩展活动空间，因而聚落之间彼此发生冲突。直至公元前14-前1 3世纪，自然气候日趋变冷、变湿，原来的聚落难以继续居住，农业歉收，这也促进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族群必须变换生活方式，或往气候更暖的地区迁移。【62】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促使亚洲草原族群占领南方农耕文明的，除各种社会因素外，还存在气候变冷的因素。

四、殷商马车来源之难题

（一）古亚洲乘马族群活动之谜

根据考古学提供的材料，笔者推论驾马战车起源于亚洲草原。从此地出发，使用马车的技术随着加喜特人进入两河流域。高加索发现有随葬马车的大墓，其位置在哈萨克草原到两河流域的路线上。因对马匹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到达两河流域的加喜特人必须与驯马的发源地保持联络。同时从驯马的发源地，有第二波马车的传播活动向东方展开，最后到达中国的中原地区。将马车带往东方的族群，其生活形态与加喜特人相近，两者车型的相似或许表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来往，包括贩马贸易和战争。

虽然草原乘马的族群都属于“游民”（ nomads），但每一种“游民”的发展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和经验。将马车传到中原的“游民”在世界史上也显示了其非常独特的文化面貌和历史经验。从当时欧亚的历史背景看，更能突出殷商贵族的独特性，从更为宽广的历史时空角度，也可发现甚多问题，诸如马车传人中原的路线，中亚马和蒙古马的种类，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殷商马车传入中原的路线问题

因马车起源于中亚，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马车应由西北的甘肃进入中原地区。【63】夏含夷据此提出假设：西北的周人直接从中亚草原习得马车技术。【64】不过，这种见解恐怕难以获得考古和文献资料的支持。徐中舒从文献研究角度，提出殷商马车并非从甘肃，而是从东北进入中原。【65】希望考古研究能够解决此难题。

（三）中亚马和蒙古马的种类问题

有关殷商王族和中亚族群所用的马，学界有两种看法。一般认为它们有品种区别，殷商马的肩、腿偏短，比西方马矮，而头骨偏大，这不是哈萨克草原的长腿马种，而是蒙古草原的马种，骨骼结构稍近于普氏野马。从遗传学角度说，蒙古草原家马与普氏野马并非同一物种，反而与哈萨克草原家马才是同种生物，但他们的品种特点有明显差异，这或许源于四五千年前哈萨克草原家马与蒙古古野马间的混血。【66】不过根据周本雄考察，殷商马与西方相当，【67】并无蒙古与中亚马的品种区别。

如果周本雄的考察并非孤例，而是具有代表性的话，则家马应是单一品种的家畜，所有的草原民都逐渐使用同一品种的马匹，而游战民族的马匹来源也一致无异。倘若中亚和殷墟的马种仍有区别，我们应该推想，殷商王族所用的马匹可能不是来自哈萨克草原，而是来自接近蒙古草原的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驯马的范围或许较广，涵盖整个亚洲草原，只是目前考古发掘不足，缺乏蒙古草原驯化马的痕迹。

从古动物学角度可提出两个假设：其一认为驯马有中亚和东西伯利亚两个地理元；其二认为家马应自马匹驯化的一元肇始，但在草原流传时经过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使用，却发生数次家马与各地野马的混血，从而导致不同家马种类的产生。【68】无论是采用一元或二元说，蒙古草原民与哈萨克草原民，先后皆驯养马匹作为肉乳来源似无异议。直至青铜时代人口扩展及新民族兴起，马匹的作用才逐渐多元化。加喜特人与殷人的马车技术相近，至于马匹来源之异同，必须进行进一步对比研究。

五、余论

驯马历史滥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亚洲草原族群的活动，草原民族从猎马开始，逐步发展出养马取得肉乳的生活方式，从而由狩猎民族演变为游牧民族。目前考古所得，只在哈萨克草原发现早期驯化马的痕迹，但笔者以为蒙古草原上的先民亦必曾驯化马匹。只不过在此历史阶段中，草原民养马但不练马，尚未将马用于交通或战争。直至青铜时代，草原人口不断扩展而形成新族群，这些族群因战争和迁徙之需求，才开始将马匹当作交通和战争工具。马政因而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相当于商代早中期的驭使马匹者，应为特殊族群。他们与占据巴比伦的加喜特人同类，属于“游战族群”（ nomads）。在加喜特时代，以亚洲草原为中心的马政、贩马贸易，一方面促进了马车的向外传播，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的流动。

本文推论，驾马战车起源于哈萨克草原之后，使用马车的技术便随加喜特人进入两河流域。高加索发现有随葬马车的大墓，其位置在哈萨克草原到两河流域的路线上。基于对马匹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到达两河流域的加喜特族必须不断与驯马的源地联络。与此同时，从驯马的发源地有第二波马车的传播活动向东方展开，最后到达中原地区。所以年代颇为接近的鲁查申遗址马车和殷墟马车，才会如此相似，这两者都代表了当时亚洲马车的基本形态，也反映了马车的传播状况。

注释：

【1】翟德芳：《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华夏考古> 1988年第1期；郑若癸：《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华夏考古> 1995年第3期；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39-247页；林梅村：《古道西风》，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3-76页；朱彦民：《论商族对古代车马起源与发展的贡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2年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73-486页。

【2】林巳奈夫：《中国先秦時代の马车》，《东方学报》1959年03月（通号29），第15 5—284页；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80-384页。

【3】Stuart Piggot,“Shariots in the Caucasus and in China,”Antiquity, XLVIII, 1974, pp. 16-24；夏含夷：《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第49-88页；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2002年第3辑；吴晓筠：《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4】杜金鹏、王学荣、张良仁、谷飞：《试论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新收获》，《考古> 1998年第6期；许宏、赵海涛、陈国梁：《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11期；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第239- 247页。

【5】此说法见于《太平御览》、《周易》、《汉书》等。

【6】此说法见于《左传》、《墨子》、《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文》等。关于文献中记载的轮车来源，以王学荣搜罗的资料最为详尽，参见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第242-244页。本文不再重复引述。

【7】郑若癸：《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第47页。

【8】朱彦民：《论商族对古代车马起源与发展的贡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02年第4辑。

【9】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第245-246页。

【10】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第9卷，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 1975年，第2085页。

【11】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12】吴晓筠：《近年关于中国马车起源问题研究的述评>，《东吴历史学报》2005年第13期。

【13】这是比中国学者指出的乌鲁克遗址IVa层的象形文字更早的一件遗物。

【14】王志俊和宋澎从旧石器动物考古的观点，认为中国是野马的原产地之一。但是旧石器时代后期发生气候变化，动物的种类和分布区域早已改变。所以其与驯马的历史无关。（参见王志俊、宋澎：《中国北方家马起源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15】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谢端琚：《甘肃永靖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75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谢端琚：《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谢端琚：《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16】参见谢崇安：《中国原始畜牧业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17】参见林梅村：《古道西风》，第33-76页。

【18】参见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2002年第3辑，第47-48页。

【19】参见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20】参见汪宇平：《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1】参见崔璇：《内蒙古先秦时期畜牧遗存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22】参见吴汝祥：《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23】参见傅斯年等著，李济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34年，第91页；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24】参见李元放：《中国古代的畜牧业经济》，《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K．Linduff,“A Walk on the Wild Side: Late Shang Appropriation of Horse in China,”in M.Levine,C. Renfrew and K. Boyle,eds.,Prehistoric Steppe Ad口ptatio咒以，2dthe Horse,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3, pp.139-162.

【25】安岚：《中国古代畜牧业发展简史》，《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26】参见王宜涛：《也谈中国马类动物历史及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2日。

【27】参见袁靖：《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中国考古网2 009 – 01-12，http：//www. kaogu. cn/ cn/detail. asp?ProductID= 9584.

【28】参见袁靖：《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中国考古网2009-01-12，http：//www. kaogu. cn/ cn/detail. asp?ProductID= 9584；赵春燕、李志鹏、袁靖、赵海涛、陈国梁、许宏：《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来源初探——根据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考古》2011年第 7期；袁靖、宫希成：《安徽滁州何郢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研究》，《文物> 2008年第5期。

【29】饶宗颐：《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于阗史丛考序》，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30】A.T. Clay,“Documents from the Temple Archives of Nippur, Dated in the Reigns of Kassite Rulers，”in The Babylonan Expedition of the Uniuersity of Pennsyluania，v01.14-15,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06.

【31】D H.Rarau, “Letters of Kassite Kings,” Babylonian Expedi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o1.17, part 1,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08.

【32】参见 i. E. S. Edwards, C.J.Gadd, N.G.L. Hammond and E.Sollberger,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Region, c. 1800-1380 B.C.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2, part 1） ,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27-234,437-444,741,781-782; И.М.Дьякно （ред.）, Исморця　древне　Восмскаэ, ч.l. москв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3, C.385-485,511-514.

【33】部分学者采用乌克兰起源说，参见M. Levine,“Botai and the Origins of Horse Domestication,”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vol. 18, no.1 （March 1999）, pp.29-78; M. Levine, “Focusing on Central Eurasian Archaeology: East Meets West,” in M. Levine, C. Renfrew and K. Boyle, eds.,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pp.l-7；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 2002年第3辑，第37页。考古学界已认定，这是公元前700-前200年间斯基泰时代的遗址，参见D. W. Anthony and D.R. Brown, “Eneolithic Horse Rituals and Riding in the Steppes: New Evidence,” in M. Levine, C. Renfrew and K. Boyle, eds., 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pp.55-68.

【34】Iman-Burluk水是伊希姆河（Ishim）的小支流。

【35】

【36】

【37】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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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古亚述建国时期为公元前18世纪前，但前14—前13世纪才到达帝国形态，前13世纪以前的当地文献目前付之阙如，而加喜特时代的巴比伦文献也很少。

【61】

【62】

【63】参见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02页。

【64】夏含夷：《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第51、76—77页。

【65】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古今论衡》1999年第3期。

【66】

【67】参见周本雄：《太原晋国赵卿墓动物骨鉴定》，陶正刚等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太原晋国赵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52页。

【6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