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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经济社会的运转对自然力依赖很大，天灾对于社会的冲击有时是毁灭性的，天灾会导致饥荒，而饥荒往往又会引发社会系统性危机爆发，直至社会和政治体的崩溃。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一篇名为《除蝗疏》的文章说：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髙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

民间也有“先涝后旱，蚂蚱成片”的谚语。由此可见，传统农业社会中，水灾、旱灾、蝗灾是三种危害最严重的灾害，也是导致饥荒的主因，三者之中，以蝗灾最甚。在中国传统史学和政治书写的盛世唐朝，其实也是一个蝗灾高发的时代。有唐一代289年国祚，有蝗灾的年份有42个，平均7年一次。

揆诸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就会发现有关唐代蝗灾的记载非常多。譬如，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玄宗开元三年（715年）七月，“河南、河北蝗。四年夏，山东蝗，蚀稼，声如风雨”。蝗灾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非常之大，惨状惊心动魄，如德宗兴元元年（784年）秋，“螟蝗自山而东际于海，晦天蔽野，草木叶皆尽”；“历河朔而至於太原，自淮沂而被於洛汭，虫螟为害，雨泽愆时，稼穑卒痒，烝黎重困。”

整个唐朝，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的当属德宗贞元元年(785)及文宗开成元年、二年、三年、五年等连年发生的蝗灾。贞元元年夏季爆发的大蝗灾，“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殣枕道”，受灾范围涉及整个黄淮海平原，为害时间长，损害极重，影响极大。

根据生物学的分类，中国境内的蝗虫主要分为三种：其一是分布在新疆以及内蒙、青海、甘肃一带的亚洲飞蝗；其二是西藏的西藏飞蝗；其三是广泛分布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东亚飞蝗。

从蝗灾发生的地理空间看，唐代蝗灾的主要分布于四类地区：

其一是河泛蝗区。分布于河流沿岸的滩地或抛荒地，在水旱交替的年代最宜于飞蝗大规模发生。唐代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黄河下游沿岸，包括都畿道的河南府、陕州、怀州、郑州，河南道的滑、濮、齐、虢等州，河北道的卫、魏、博、德等州。其次是渭河沿岸，包括京畿的京兆府、同州、华州、岐州以及关内道的陇州。此外，汾河沿岸的河中府、绛州等，汴河沿岸的宋、亳、陈、许、徐等州，长江上中游的荆州、夔州，汉江中游的襄州，巴水流域的通州、渠州，这些地区在唐代都是蝗灾高发地区。

其二是沿海蝗区，主要有渤海湾沿岸地区、黄海沿岸地区和东海沿岸地区。

其三是滨湖蝗区。北方较大的湖泊有河南道的巨野泽，其周围的郓州、兖州、曹州，河北道的大陆泽，其周围的贝、邢、冀诸州，都曾发生蝗灾。

其四是内涝蝗区。此类蝗区属地势低洼的农田，有雨即涝，无雨则旱，涝时积水，旱时抛荒，宜于飞蝗孽生繁殖。唐代的曹州、郓州、宋州北部、博州南部，属于今天鲁西南内涝区，当时也是蝗灾多发区。

在上述几个蝗灾区中，其中尤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四道为全国蝗灾的重灾区。唐、五代时期，从蝗灾发生的次数看，关内道发生蝗灾15次；河东道9次；河北道20次；河南道23次，总计67次，其它诸道总和仅16次，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的蝗灾超过了全国总量的80%。

蝗虫为何会如此青睐这些地方呢？主要的原因还是自然条件的适合，黄河中下游的气温适宜蝗虫生存。东亚飞蝗蝗卵起点发育温度为15℃，蝗蛹起点发育温度为18℃，但整个生长期至少须经历日平均温度25℃以上的天数超过30天，才能完成发育与生殖。因此，蝗灾的发生季节多集中于夏秋两季。黄河中下游地区春旱少雨的大气候环境正好孕育了第一代蝗虫，这是夏蝗多于秋蝗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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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唐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冬季无雪的时间竟然有19年，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夏蝗在每年的9月或10月产卵，在温度相对较高的无雪冬季，蝗卵均能安全越冬。无雪之年与蝗灾之年大体吻合，蝗卵如果安全越冬并得到孵化，蝗灾就是必然的。

黄河地区夏季雨量集中，由于黄河河床宽阔，河水漫流，两岸滩地不能正常利用，很容易成为蝗虫的滋生场所。黄河中下游生产小麦等粮食作物，水患之后的河滩是芦苇生长的良好场所，这些都是蝗虫喜食的植物，从而为蝗虫的发生提供了食物来源。

除了上述这些气候地理原因，蝗灾也是水旱等自然灾害的一种常见次生灾害。古人所谓的“旱极而蝗”“旱蝗相乘”就是这个道理，唐代的黄河中下游是水旱灾害频发地区，所以也是蝗灾高发区域。

蝗灾对农业生产的毁灭性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唐代的蝗灾主要是夏秋两季，夏蝗会吃尽正处于黄金生长期的庄稼，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京兆府奏云阳等一十二县百姓，论去年宿种麦苗下子后，旋被蝗虫食损，今年尽不滋生”，“魏博六州蝗食秋苗并尽”’。

秋蝗则会毁掉刚刚成熟的庄稼，令农人一年辛苦付诸东流。如开成二年(837年)，“河南、河北蝗，害稼都尽。镇、定等州，田稼既尽，至于野草树叶细枝亦尽。”

在农业社会，庄稼绝收意味着农民陷入窘境，甚至破产。朝廷为了维持正常的统治，就必须要组织赈灾，还要蠲免税赋，这又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传导至市场层面，必然是谷物等农产品的价格高企，加重人民生活的困难。兴元元年(784年)，河南、河北、关中等地发生大蝗灾，“旱蝗相乘，谷籴翔贵，兵氓馁死，十室九空，通邑化为丘墟，遗骸遍于原野”。

在谷价高昂的情况下，民众衣食无着，饿殍遍野，自然又会引发瘟疫盛行。在唐初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六月，关中地区发生水灾，而后大旱，再就是蝗灾肆虐，“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厉，死者枕藉于路”。

灾害、瘟疫盛行，不仅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更会产生大量的流民，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导致社会系统性危机的全面爆发。唐末两场大乱，庞勋戍卒兵变和黄巢之乱与蝗灾都有密切关系。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淮南、河南蝗旱，民饥”。河南道和淮南道的蝗灾并不是暂时性灾害，此后的九年中，一直到咸通十年，这一带就有五年闹蝗灾，其他年份也都是水旱灾不断。

咸通九年（868年）七月，庞勋之乱发于桂林。这些徐淮戍卒在九月杀回了徐州境内，“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大批灾民加入了庞勋集团，使其声势大振。

庞勋之乱虽然在咸通十年十月被沙陀铁骑镇压了，但是大唐帝国的系统性危机已经暴露无虞，早已溃烂，就差一崩了。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的黄巢之乱，真的旧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而这场大乱与蝗灾也不无关系。黄巢起兵的郓、濮、曹三州，是今天鲁西南和河南交界地带，当时属于天平军节度使管辖。

从自然条件看，这一带简直堪称蝗虫的温床，这里既靠黄河，又有巨野泽，还是严重内涝地区，可以说是河泛、滨湖、内涝三州蝗虫滋生环境的融合，天然的灾害源头。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黄巢，曹州冤句人，本以贩盐为事。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王仙芝、黄巢就在这种情况下起兵，灾民相应，毕竟“人饥为盗”是求生本能。

唐末大乱，固然原因很多，但是蝗灾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是一个重要诱因，正如负责镇压黄巢的唐朝重臣郑畋在《讨贼巢檄》中所说的，“近岁螟蝗作害，旱暵延灾，因令无赖之徒，遽起乱常之暴”。这场大乱之后，大唐王朝很快就覆灭了，灭唐的朱温原本也只是加入黄巢大军的一个灾民而已！

朱言文史

唐末大蝗灾：敲响了大唐帝国走向崩溃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