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可萨汗国（二）——成也贸易，败也贸易

上篇文章我们提到了西突厥别部——可萨人在高加索立国，并且最终在阿拉伯和拜占庭两大文明的威胁下选择了犹太教立国。并介绍了皈依犹太教对于可萨人的好处，那么，从商业角度，这件事对于犹太人和丝绸之路又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犹太人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犹太人十分善于经商，在丝绸之路上也起到了巨大作用，根据《希伯来圣经》（内容和旧约全书一致，但编排不同）的记载，犹太人很早就已经知道丝绸。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安息帝国的一些犹太人变开始大规模的丝绸贸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犹太人不断的罗马人、波斯人、伊斯兰人等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穿梭于丝绸之路当中。

不过由于犹太人的宗教问题，他们备受迫害，如波斯的萨珊王朝末期，犹太人因其“弥赛亚”运动，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而受到迫害，其商业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冲击。

在上篇文章中，我提到可萨从高加索崛起，经过扩张，疆域东至咸海，西到第聂伯河中下游，北达伏尔加河中游，南抵高加索山脉，这片区域是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加上他是一个犹太教国家，不存在迫害犹太人的问题，这就会使得大量犹太人在此地进行贸易（下文会将信仰犹太教的可萨人和血统角度上的犹太人混用，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说可萨人也是犹太人。根据犹太教口传律法《哈拉卡》的定义，宗教意义上，一切皈依犹太教的人，以及血缘上，由犹太母亲所生的人都属于犹太人，所以两者的混用没有问题）。这些犹太商人的到来，不只是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犹太教的发展，更重的是，也促进了这里的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犹太人将可萨汗国首都伊提尔作为贸易基地，囤积货物，逐渐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商业家族。他们的商船活跃在伏尔加河和里海上，和保加尔人、斯拉夫人等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其足迹远涉东欧、中欧以及中亚北部。

而这个时期，外交环境也令可萨人可以更好的发展商业。此时，阿拉伯人和可萨人经过100多年的争夺战，逐渐和平，双方贸易频繁，可萨人的领地成了罗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必经之路。于是，阿拉伯阿波斯王朝——可萨汗国——罗斯的商路形成。

可萨统治者也因地制宜，采取了很宽松的经济政策，他们基于优越的地理位置，维持公正的司法体系，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而构建了安全的贸易环境。可萨汗国在首都伊提尔当时是国际商业中心之一，它分为东城和西城，西城维持着政治功用，是可萨可汗、官员居住理政之地；而东城远比西城要大，是商人、工匠、外国人聚居之所，执行着经济功用。伊提尔的东城证明了可萨汗国首都商人数量，对于如此多的商人，可萨汗国还专门为商人们修建了旅社供其居住，经考古发现，这种旅社一般分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存放货物及骆驼等运输工具，中间以一条走廊连接。如果出现商业纠纷，城中还有商业法庭，由七位法官组成，其中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各两名，加上一名不属于上述宗教的异教徒。有时候，可萨可汗甚至会参与到司法审判当中，可见其重视程度。为了说明可萨的商业繁荣，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及一下可萨人与中国人的关系。

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政治上，在面对阿拉伯人威胁时，可萨人曾希望联合唐朝，共同对抗阿拉伯，只是怛罗斯之战后，唐朝无力向西扩张，而安史之乱后，唐朝更是力量集中到了国内平叛，这种联合的希望才逐渐破灭。但是，经济联系从未断绝。公元十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伊本·纳迪姆曾指出：“可萨人懂得中国话，他们的宫廷都奉行中国宫廷的礼仪。”当时的亚美尼亚人甚至称可萨人就是“中国人”，一些考古证据，如中国铜钱、中国商品、汉语文书等都证明着二者的贸易伙伴关系。

良好的商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世界境域志》就记载：“可萨国王的优裕生活和财富大多来自商业税收”。国王利用这笔巨款不仅能满足日常消费，还能供养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以震慑境内的其他民族。于是森林的蜂蜜、各地的战俘奴隶、毛皮等源源不断的为这个国家输送商业活力。

但是，可萨汗国丝绸之路上的特殊的商业地位是外交、政治、文化共同缔造的结果，这使得虽然贸易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利润，但也决定了维持这种商业的困难。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随着草原内部突厥语系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随着草原内部突厥语系民族的复杂迁徙，受到乌古斯人（古代西突厥最大的部落联盟，居住在两河流域），葛逻禄人（中亚的一个突厥语系的游牧部落，为铁勒人诸部之一）等部落联盟威胁的佩切涅格人（中亚大草原上操着突厥语族佩切涅格语的半游牧民族）被迫离开他们的中亚老家往西迁移，这成了可萨人开始衰落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九世纪末期，佩切涅格人来到可萨人控制的顿河——第聂伯河流域（可萨重要的农业基地和手工业中心），并不断和可萨人冲突。佩切涅格人也和罗斯人矛盾重重，这对罗斯人与南方穆斯林在高加索的正常的经济交流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罗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是可萨汗国境内重要的商旅，从而导致了可萨汗国的商业利益和贸易地位被严重损害。而在对抗半游牧的佩切涅格人的过程中，可萨人的军力也大大折损。

里海与高加索是沟通东北欧和伊斯兰世界商贸往来的两条重要通道，二者水陆互补，是可萨汗国控制下的重要国际贸易商路。如果说佩切涅格人破坏陆路交通，那么黑海地区复杂的局势就破坏了水陆交通，成为了第二张多米诺骨牌。首先是萨曼王朝，他是由波斯人在中亚地区建立的伊斯兰教帝国，此地开始战乱不断。这导致了商路的转化。新生的萨曼王朝代替阿拉伯阿波斯王朝，成为罗斯人的贸易对象。可萨的附庸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取的利益便大，甚至远远超过昔日的可萨汗国。两国的贸易地位彻底转变，从最初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只是可萨汗国在伏尔加河流域商业活动的补充与陪衬到此刻已经成为可萨汗国的对手，并最终取代了后者的地位。有趣的是，可萨汗国境内的国际贸易并没有完全消失的原因是部分穆斯林仍以伊提尔为通道，但只是为了为前往保加尔国完成交易。换句话说可萨汗国变成了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在里海和高加索商业活动的补充与陪衬。

商路的转移使可萨汗国的收入锐减，加上疲于对付游牧民，可萨的国家军事实力大为削弱。一些部落或政权便纷纷脱离向可萨汗国的控制（如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与此同时，外交环境也开始恶化。

我们以前提及过，可萨汗国曾经依靠着大国间的战争迅速崛起，但公元九世纪中期以后，阿拉伯帝国内部出现动乱，实力大大折扣，基本停止了对拜占庭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双方关系缓和这使得可萨汗国与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再加上不同的宗教信仰，可萨汗国从拜占庭的重要盟友变成对手。到了九世纪末双方的关系已毫无回旋的余地，战争不断。最开始，拜占庭想要“以夷制夷”联合乌古斯人、保加尔人、佩切涅格人，不断袭击可萨汗国。可萨人联合阿兰人（古代占据黑海东北部和西伯利亚西南部的寒温带草原游牧民族，有优秀的骑兵部队）击退了拜占庭的进攻。之后可萨汗国和拜占庭互相纵横捭阖。上文提到的高加索、黑海的游牧民族在双方的外交攻势下朝秦暮楚，有时帮助可萨人，有时帮助拜占庭人。拜占庭皇帝害国内的犹太人，可萨可汗就报复国内的基督徒以针锋相对。曾经联姻，互相友好的两国此时打得不可开交。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甚至将以前的联姻视为“罗马人以及利奥皇帝本人（支持联姻的拜占庭皇帝）的奇耻大辱”。

不过，尽管拜占庭多次纠集重兵入侵可萨汗国，但十世纪的拜占庭毕竟不是查士丁尼大帝时代的拜占庭，可萨汗国在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这说明，在高加索地区，可萨汗国对拜占庭仍占有一定的军事优势，只是优势不大，攻不足而守有余。

这个时候打破这种平衡的是罗斯人，这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元965年，可萨人南部的阿兰人被罗斯人收归麾下，北方也不断遭到罗斯人的进攻。西边的拜占庭与其争战不休，东北部的伏尔加保加尔人也摆脱了往日的从属地位，可萨汗国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于是，基辅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率军攻陷了可萨的首都伊提，可萨残余势力最终退往塔曼半岛，可萨汗国名存实亡。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后，公元1016年拜占庭又联合基辅罗斯出兵扫荡了可萨人在塔曼半岛的残存势力。曾经的高加索霸主，驰骋南俄草原，迄今为止最大的犹太国家——可萨汗国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