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震撼神州大地，从此风雨如磐的清王朝走进了面临覆灭的死胡同，所谓“同治中兴”，实在是回光反照的一幕闹剧。民初编辑的清季野史，对此颇有记录，诡谲的政治风潮，欺诈的官场丑态，其中脍炙人口的一件，就是所谓“清末四大奇案”。

可是，几乎是常人尽知、妇孺亦晓的“四大奇案”，除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张文祥刺马”两案，其余两案，就鲜为人知了，它们始终没有一个相同的答案；大概是出自民间传称吧，没有“钦定”，不见诸于“史书”，有关近代史书籍，亦多语焉不详。现将诸家所述，稍作罗列和介绍，所说虽然不同，或能引起人们对它的兴味，见仁见智，自己辨认、窥测哪些是属于“四大奇案”范围。

清末“四大奇案”较早见到记载的，乃清末佚名笔记《十叶野闻》，书中在介绍光绪末年京师（北京）某大案审理时，提出了在此前时不久所处理的“人所共知”“四大奇案”名称：即逆仆包祥弑主李毓昌、木工妇杀夫、涿州冤狱和杨乃武案。四案都是民间冤案，反映了封建社会贪赃枉法，官官相护。此类案件见诸于彼时可说是似过江之鲫，但四案除了杨乃武案牵涉面广，其余情事仍属于平平，延续时月亦短，影响也小，随着时光流逝，很快就在人们的记忆中烟消云散了。

清末，余杭士子杨乃武应乡试中举，摆宴庆贺。房客葛小大妻毕秀姑颇有姿色，人称“小白菜”。她本是葛家童养媳，曾在杨家帮佣，与杨乃武早有情愫，碍于礼义名份，难成眷属，只得各自婚娶。余杭知县刘锡彤曾为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他儿子刘子和用迷药奸污了毕秀姑，又把她丈夫葛小大毒死。

民国初年，杨乃武案被搬上舞台，还冠以“清末四大奇案”之一；不久，意在反满的“张文祥刺马”也搬上舞台，和前者同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这两个“奇案”很快就风行海内，且多有专书，拍成电影，编为弹词和小说。其中张文祥刺马故事，还被好事者写进《洪杨豪侠传》、《江湖奇侠传》等书，靠着舞台形象化艺术和小说感染，这两个《奇案》不胫而走，成为民初以来人们街谈巷议的题材。可是谁也没有谈起、或者确实不清楚与之并列的另两个“奇案”，究竟是什么名称！

其光阴荏苒，月换星移，30年代末期，无锡人张瑞初《西神遗事》记有西太后当国时之四大狱。他说，除了杨乃武案和张文祥刺马案，另外两案是“换肋骨”和“告忤逆”，“系笔者幼年曾闻父老讲述，至今犹盘于脑际。”

此中所谓“换肋骨案”，系南京三牌楼发生的哨官李某踢死工人事，后工人妻为夫伸冤，通过层层难关，终于请得圣旨查案，并将偷换伤骨事的始末查明。

“告忤逆案”，系湖北武昌某少年因口角误伤其母，被定为忤逆凌迟处死，且连及地方官员多人。

此两案和杨乃武案都有相似处，那就是最后由西太后亲自过问并定案终判，由于她故作姿态，表现得分外热心，并将案件披露全国，因此影响也大。《西神遗事》把它们排列在一起，定之为“四大案”那是顺理成章的一种说法。

但近年对“清末四大奇案”，又有两种说法：

台湾版《清末四大奇案》（赵雅书）曾“刻意查证”，但是他呕尽心力，最后，只得汇集6篇文章“均是昔年查征四大奇案时的习作，姑聊为一谈”，这些案件，除作者称为“刑名案件，但都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张文祥刺马”和“杨乃武案”，另外罗列两案是科场案“清代大狱戊午科场舞弊”；经济犯罪案“咸丰户部宝钞处贪污舞弊案”。它们都是1858年（咸丰八年）和1859年（咸丰九年）发生的司法案件，绵延经年，很多人犯均被处决和抄家，反映了当时政局混乱和政风败坏。赵雅书以为这些案件牵连甚广，影响深远。他是从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政局和司法审判，定为“四大奇案的。但作者较为谨慎，他并未武断。

戊午科场案为清朝咸丰八年发生的一场科举舞弊案，因当年是戊午年而得名。考生罗鸿祀贿赂主考官柏葰的家人，企图借此考中举人，最后事情被揭发，柏葰按律处斩。

咸丰户部宝钞处贪污舞弊案：肃顺奉命整顿财政混乱状况，发现宝钞处所列“宇”字号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不符，奏锖究治，查出了巨额贪污的案情，赃款总数达数干万兩以上。司员荣溥、王正谊、台斐音等一律被抄查家产，还有商人、胥吏数十人被查抄，连奕訢的家人也被查抄。此案前后获谴者达数百人之多。

1985年北京出版的周楞伽《清末四大奇案》，该书在出版说明中把四大案称之是“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即同治、光绪之交曾发生四起案件：张文祥刺马案；杨月楼诱拐卷逃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杀子报案，俗称清末四大奇案”。据称，这些案件流传较广，还由于“至清末民初，适应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要求，一度形成竞演类似的时事新剧的高潮”（除杨月楼案因梨园行中回护）。

其实，上述所有“奇案”，除了“张文祥刺马”，有涉及中外政事各种复杂情事，暂作别论外，其余包括“杨乃武和小白菜”在内的各“奇案”，仍属于封建社会层出不穷的民事案件。从案例本身而言，并非复杂、曲折，若非地方官颟顸，早已结案成卷，但为什么彼时却闹得满城风雨，它无非是与当时政局有关。

张瑞初说，“换肋骨案”已过时年余，而小百姓竟能诉讼获胜，乃慈禧太后插手，“对于官场利弊，知之颇稔”，所以3次派大臣到南京清查，终于查明李哨官买通官员、仵作调换肋骨事。这位至高无上、目空一切的皇太后竟如此青睐区区一小民，察其所因，无非为自己脸面抹金粉。“时西太后新用事，好名之心甚切，正欲做一二件特异之事，使民间传诵”。

另则湖北之告忤逆案，亦恰逢当时的北京内廷政局，小皇帝与母亲关系不甚融洽，“适值西太后欲对同治帝示威”，“凡督抚出京，陛辞请训时，辄诏之曰：如有告忤逆案件，不问案情轻重，必据以奏闻，候旨发落，”（《西神遗事》）

慈禧太后就是抱着这种动机和目的，“固执已见，刚愎自用，不肯纳谏”，为表现她的无上权势和办事公允，以致小题大做，小案大审，力图把影响扩大再扩大些，“目的在沽名钓誉，想讨得老百姓歌颂她圣明。”（周楞伽）但她却没有想到，这些常人易见的案件，竟拖延时日良久，动员人力多广，且波及北京和全国，正说明政府的腐朽、愚昧。仅此而已，岂有它哉！

其实，所谓“四大奇案”并无固定说法，而诸说不同，这只能说明，可以列为“奇案”的决不是仅此而已；在漫漫长夜的封建社会，此类“奇案“难道还能少吗？

（盛巽昌）

我觉得“清末四大奇案”怎么也得从慈禧当国算起，嘉庆、咸丰朝会不会早了？也不该是影响大就能列为奇案的，那肃顺案、“六君子”案呢

【千古之谜】清末四大奇案是哪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