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袁念琪上海人家AB面

1959年4月，和风为建国10周年前夕的新中国送来两个喜讯。一是4月5日，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男子单打圣•勃莱德杯。二是中国将第一次举办国际体育大赛——比赛期间召开的国际乒联大会决定两年后在北京举行第26届世乒赛。

图说：为新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容国团。

国际乒联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国际体育组织，1952年，国际乒联主席伊沃•蒙塔古向中国发出邀请。中国直到1971年10月25日才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时不能参加较多世界单项体育组织的比赛；唯独虚位以待的乒乓球例外。

1953年3月，中国乒乓球协会成为国际乒联成员；并首次派队参加世乒赛；乒乓球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参加世界大赛的体育项目。幸运的是，这个最早解决国际体育组织资格的乒乓球，恰巧是较为适合我们的项目。如换成足球，那不叫人早早胸闷。

“因为我们只有这个项目行，其他项目还都不行，所以这个也是很巧。所以，就是从这一点来讲，全国人民对乒乓球这个项目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世界冠军、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富荣对我感慨道。

图说：本文作者采访李富荣。

世乒赛全称“世界乒乓球锦标赛（World Table TennisChampionships）”，问世1926年，由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办。它的到来，不仅有利中国乒乓球水平提高，也为中国向世界开启了一个展示的新窗口、交流的新平台。尤其是容国团的夺冠，对新生共和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体育界；这次26届作战在家门，全国上下寄予厚望。

“一百零八将”

为备战26届世乒赛，被大家叫做“贺老总”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要求体委成立领导小组。由副主任荣高棠挂帅，成员有李梦华、张之槐和陈先等。同时要求组织一支集训队，从全国选调精兵强将。

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回忆道，“先是从全国青少年比赛和第一届全运会中，选出170多名运动员，编成四个队；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集中训练。经过三次比赛，又选出108名运动员，组成国家集训队，于1960年12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集训。”

图说：徐寅生回忆当年夺冠。

在京集训的108人，人称“一百零八将”；其中男选手62 名，以上海和广东最多，各有11名；女队员46名，最多是广东8名，其次是上海7名。著名选手有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和邱钟惠、林慧卿、王健、郑敏之、李赫男、梁丽珍等。此外，领队5人，其中上海的矫孟山是我朋友；相识时，他以转行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一代》做编辑。另有教练员9人，其中2个上海人，一位是我去年采访的梁友能。无论领队、教练还是运动员，上海人居第一。难怪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乒乓球国家队都讲上海闲话。

在中国青年队的李富荣，随队于1960年与国家队合并。“一百零八将”统统住在工人体育场，他与容国团分在一个房间。李富荣说，“它不是上下铺，是这个单人铺。大概有六个到八个人一个房间，一般就住五到六个人。”

一块住进来的还有荣高棠所率的一批司局级干部，现场办公，共同生活。人们感叹贺老总的决心之大，纷纷说“把半个国家体委都搬到乒乓球队了。”

全国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聚集一堂，要求向学习解放军，训练从难、从严和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针对世乒赛7个比赛项目，集训主攻团体赛，分攻单打和双打。据当时乒坛情况，锁定目标两个，日本和欧洲。男队教练傅其芳提出，中国走快攻打法，要打得积极主动，坚持“快、准、狠、变”的风格。这位从香港回内地的老将，在用人和排兵上更高一筹。

集训经常跑万米，从所在地工人体育场跑到北京火车站，再折返。这是徐寅生最头疼的训练项目，但他把这当做磨炼自己意志的最好机会，次次坚持跑完全程，并消除长跑恐惧。集训的甜头与日俱增，他还悟出：“强与弱可以易势，具体联系到与日本选手的力量对比，我的反手技术、近台技术、速度要比他们强；日本队员要卫冕冠军，又在明处，容易背包袱，而我身在暗处，压力小。这样一分析，我的信心有了增强。”

除了抓训练，同时抓学习。徐寅生说：“引导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学会分析处理训练比赛、思想作风上的各种矛盾。”

图说：本文作者采访徐寅生。

李富荣清晰记得两个学习的榜样：为中国夺得首个世界冠军并提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容国团，及1960年5月25日创下人类首次从北坡登上峰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山队：“中央号召学习啊。觉得它的这个意义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围；对各行各业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有积极地意义。”

集训者明白，相比25届只有11人到多特蒙德参赛，这回本土作战虽有男女各32人参加单打；但终究不是人人能打26届，注定有人要做铺路石。

梁友能从运动员转为教练。他曾在庄则栋、李富荣、周兰荪等高手参加的全国六院校乒乓球赛中获单打冠军。现在辅佐傅其芳，分管张燮林等削球手。在26届，非主力的张燮林击败夺冠呼声最高的星野之木，为中国男单夺冠开路。

印尼回国19岁的李光祖，让他模仿匈牙利选手打法，陪练主力队员。他无怨无悔，竭智尽力：“那时候，国家的物质条件不是很好，但是队员们一心想着为了祖国。祖国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集训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据《上海副食品志》，每人猪肉凭票供应，“1959年10月～1960年8月，调整为每旬93.75克；1961年全年，每旬62.5克，但8～12月每月下旬未供应猪肉”。而鸡蛋则是：“1959～1960两年内，除重大节日外，平时基本无禽蛋供应。”

说起国家对集训队的副食品供应，徐寅生至今不忘梅林牌罐头猪肉的滋味。李富荣满怀感激地说：“集训的时候确实很苦。说实在话，那时候三年苦难时期，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是很难过。对我们来讲，应该说还是可以的。你想，鸡蛋、牛奶、白面、什么罐头肉，这个都是有基本保证的。我们有时候吃鸡蛋，一次吃七八个。但是，其他老百姓什么都吃不了啊。国家困难，但是对我们的照顾应该是挺好的。”

为办世乒赛，北京新建一个能容1万多人的工人体育馆。徐寅生从宿舍里，就可见到体育馆在一点点成形。一天，工地的机器声消失了。徐寅生说，“我们心里都很着急。原来钢材、水泥和资金碰到了困难。后来，在全国多方的支持下，工程又慢慢恢复了，体育馆如期完成。”

弧圈球：日本人的“核武器”

距26届开赛还有3个多月，紧张备战的中国队，听说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新的进攻技术弧圈球，在原高水平上又添新武器；有日本记者把它比作获胜的“核武器”。

徐寅生拧开矿泉水瓶，喝了一口：“我们第一次听说，是在匈牙利队和南斯拉夫队联袂访问中国时。听西多他们讲最近他们去日本访问，被日本一种进攻技术打得一塌糊涂，接不到球。因为旋转比较强，他们防守一碰就飞，一碰就出高球。”

匈牙利乒乓球男队可是支老牌劲旅，世乒赛举办25届是男团夺冠11次，而日本队也不过只有5次。至于弧圈球是个什么鬼，那个25届争冠输给容国团的西多和他的匈牙利队也没明白。

徐寅生说，“日本队的这一新动向，引起了中国乒乓球界的高度关注。我们的体育科研所赶紧去了解情况。集训队的领导召集教练员、运动员一起商量对策，分析研究，并让几位运动员模仿试验。刚开始模仿时，怎么拉也不像，以后改变了拍形再拉，才慢慢摸到了一点门道。”

这时，有消息传来：日本队要到香港访问比赛，做赛前适应练兵；因为香港队的打法与内地相似，多是直拍攻球。于是，派会粤语的广州人庄家富赴港探个究竟。

庄家富心里明白，“要你去，等于偷情报。”因他对香港也不熟，为了安全，原计划广东省体委派人陪，后不派了。国家体委请新华社香港分社帮忙，那人在深圳国旅与庄家富接头。他给庄家富戴一副墨镜，庄家富说戴个平光眼镜就可以了，他说墨镜效果更好。

当时去香港先到深圳，过罗湖桥，再火车。俩人分开入关，庄家富说自己先过，在车站等新华社同志。穿西装打领带戴墨镜的庄家富，揣着国家给的1000英镑出发了。

回想过罗湖桥的情景，庄家富说，“那时候香港有规定，这个边防十二点就关门，就不给过旅客；但是特殊情况或者是给黑钱就行。我过去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钟了，超过一般旅客进关时间。”

警察问：“你干嘛啊？”

因事先与新华社同志做了功课，庄家富答，“没什么事。放假到香港玩几天。”

“住哪里啊? ”警察又问。

“住九龙。”

本打算住旅馆，新华社同志说不能住，住反而容易暴露；说就住我家。他家只有他爱人知道庄家富身份，告诉孩子来的是你表哥；那时还不兴叫“表叔”。

庄家富白天在家，晚上出去看球；三天看了两场。“我看球的时候啊，看弧圈球怎么拉的？弧圈球有什么威力？我就写在报纸旁边空白地方。”他向我比划着。

见庄家富白天呆屋里整理，足不出户。孩子奇怪地问，表哥怎不出去购物，玩玩？庄家富推说看球累了。

“这个弧圈球，其实是长的上传球，摩擦球，从中部摩擦上部。这个球呢非常转。”庄家富目睹香港冠军吴国海败在弧圈球下，一削就飞出界，观众见他接不住就骂是什么冠军，回家捡大粪吧。

探清秘密的庄家富归心似箭，他在香港坐晚上七点多末班火车到广州，在广州坐末班飞机到北京，已是夜晚十点，国家体委的车直接拉他到华侨饭店，马上开准备会。原住工人体育场的球队，赛前搬到这里。参加会的，有准备打团体赛的队员，还有教练和荣高棠。

回去后的庄家富，与容国团住一房间。弧圈球对容国团的打法有很大威胁，弧圈球对付他的搓球，速度不快，但旋转较强。

图说：摸情况的庄家富立头功。

庄家富对我说，“容国团问我，弧圈球怎么样？我说这个弧圈球也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厉害，但是上旋力比较强。我就跟他分析，当时日本队和香港队打了两次比赛。日本队拉弧圈最好的星野就输给了香港的刘锡恍。”

刘与容国团一样，属快攻打法。徐寅生说，“大家认为弧圈球确实威力很大，但也不是无懈可击。它对付下旋球比较有效，但对于速度快的来球还难以发挥作用。”

要制服弧圈球，就要有对手练。为保证主力队员能得好成绩，一些队员主动学弧圈球做“靶子”陪练。先有“108将”中的薛伟初、胡炳权等老队员，后有廖文挺、吴小明和余长春等年轻队员。

第一次接弧圈球，徐寅生大吃一惊，“因为来球的上旋实在太强，我的拍形控制不住，球一下子蹿得老高，出界很远。不是一般的远，是飞出了栏板。我怎么也没有估计到旋转会有那么强，如果是在比赛中第一次碰到这种球，不仅会失误不断，心理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国产弧圈球选手，每天轮番陪五六个主力队员练，做到重点保证，随叫随到。拉弧圈动作大，每拉一板都要很大力量，他们每天甩臂转腰千把次，胳膊都拉肿了。陪了一个，还陪第二个；上午练完，下午还练。正是有了他们，主力队员对付弧圈球的技术有了提高。26届男团夺冠中，庄则栋未失一分并夺男单冠军。他生前回忆道，“陪练队友不争名、不争利，很辛苦，为的是国家荣誉。我是代表我们的集体领奖！”

第一次捧起斯韦思林杯

1961年4月4日，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优秀选手，为七个项目的桂冠展开拼搏。

说到战前动员，贺老总给庄家富留下深刻印象。他刚视察部队归来就到球队：“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讲，打球跟打仗一样，你不怕输就不一定输。所以，你们去参加比赛，第一要有信心，第二不要怕输。然后，他这个假牙一拔，就是门牙也没有。他说，你们大家看看；我这个门牙是怎么打掉的呢？有一次带部队往前冲锋，前面这个子弹呼呼的就像风吹过来一样。他说我贺龙不怕死，然后，两个门牙被打子弹打掉。你们这个比赛跟打仗一样，一定要勇敢，一定要不怕输。他这个动员很生动，也很刺激，对大家鼓励很大。”

图说：贺龙与乒乓球运动员。

在两年前的第25届男团半决赛中，中国队负于匈牙利队，没能实现原定夺冠目标。这回主场作战，中国队不负众望；击败联邦德国、厄瓜多尔、民主德国、蒙古、加纳、尼泊尔和缅甸等队，再次在半决赛对阵匈牙利队。这回以5：1战胜对手，进入决赛；与上届冠军、自第21届来连续五届夺得男团冠军的日本争冠。

容国团告诉庄家富，他在港探球时；他们假设如中国日本决赛，谁赢的可能性较大？庄则栋和徐寅生说中国是51%，而体委副主任李梦华则认为最多49.5%。

中日男团决战一票难求。徐寅生说，“为了使我们安心参赛，领导照顾我们，给每人花3元钱买了一张决赛票以送亲友。”另一位同姓女兵徐同联，几个人找北京军区杨勇司令员和廖汉生政委要票：“国际赛事，当时那个年代不是谁都能参加的，要经过审查合格后才能给票。首长看我们年龄小又是文工团员，经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还是给了我们两张票。”

图说：前排左起：容国团、傅其芳(教练)、王传耀，后排左起：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

4月9日，决赛开启。26届中国男队为容国团、王传耀、庄则栋、李富荣和徐寅生，5人中只能上场3人，为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比赛打9盘5胜制，教练傅其芳与伙伴反复推敲，定下中方出场顺序为：庄则栋打1、5、9，徐寅生打2、4、7，容国团打3、6、 8。日方是：星野展弥打1、4、8，木村兴治打2、6、9，荻村伊智朗打3、5、7。

图说：26届世乒赛中日男团决赛。

比赛激烈，比分三度打平。庄则栋开门红，2：0胜星野展弥，徐寅生1：2不敌木村兴治，总比分1:1。第三上场的容国团0：2输给荻村伊智朗，第四出战的徐寅生在击败星野的第三局，上演了连扣十二大板的好戏。那时，徐寅生20：18领先，星野发球，徐寅生侧身抢攻扣杀，星野远离球台放高球。

图说：徐寅生反手扣球。

徐寅生回顾当时情景，“按说，这时我应该发力猛扣，力争一板解决战斗，但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操之过急反而容易失误。他已远离球台，无回手之力，我便用中等力量连扣他的反手，寻找最后发力扣杀的机会。他也在寻找机会转守为攻，被我牢牢控制住，只得死心塌地连续放高球。他的唯一希望，就是我扣杀失误。”

中央电视台现场解说的张之，在徐寅生扣下第三板后，就跟着扣球喊：四板、五板、六板……场内万名观众也齐声呐喊。第11个高球过来了，徐寅生往他中路猛扣第12板。星野接球失误，球到界外。徐寅生以21 ： 18获胜。全场欢声雷动，总比分再打平，2：2。

图说：大力抽杀的庄则栋。

第二次上场的庄则栋再传捷报，2：0赢荻村伊智朗，中国队再次以3:2领先。有“小老虎”之称的庄则栋是中国队年龄最小的，以直拍近台两面快攻的打法，气势逼人，发挥稳定；至此已一人独得两分，令中国队第二次领先。随后的容国团又是个0：2不敌木村，总比分3：3第三次打平。

第7盘，第三次出场的徐寅生2：0胜荻村；中国队以总比分4：3第三次领先。决赛到了关键时刻，接下来第8盘容国团对星野，若胜则中国队就以5比3夺冠，如输则要打第9盘定输赢。现场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容国团已输了两盘，对手星野与他同是天涯苦命人，前面也输了两盘；双方压力同大。

图说：容国团在26届世乒赛。

徐寅生理解此时的容国团：“容国团是在先输两盘这样一个情况底下，这个压力是很大。他又是台柱啊。世界冠军，主力队员。”

辅助傅其芳的梁友能，负责运动员赛前准备和赛时战术传达等。这时，傅其芳让他转告容国团几条战术，梁友能至今记得清楚：“一定要叫他放开打，不要紧张。因为星野弧圈球能力是差一点的，不如其他两个。所以，打法上只要形成快攻的话，放开打；对容国团是非常有利的。”

图说：本文作者采访梁友能，他也是阿拉上海人。

在休息室，梁友能见到容国团，还有从主席台过来的荣高棠。2016年已八十的梁友能告诉我，“荣高棠没有批评他，还鼓励他。就说你一定要丢掉冠军的包袱，轻装上阵。你不就输了两场吗，你现在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了；你现在去拼日本的全国冠军星野，你要去把他拼下来。”

只要这盘赢了，男团冠军就到手了。容国团的情绪，一下子提起来了；梁友能描述道：“他两眼发红，满面通红，两眼发光；所以就是情绪十分激动。我就把傅其芳给他布置的战术跟他说了。结果，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们放心吧。我会拼的。就这么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

银色的乒乓球抛了起来，升起一颗拼搏的信号弹。第一局，容国团赢。第二局又以20比18领先，眼看一球就赢，但他把这近网高球打丢了，继而被对方追平逆转，双方打成1比1。

徐寅生坐到场子里来加油，他想尽可能走得近一点，没想挡住了掌控灯光的工作人员视线。他们猛拍玻璃，叫他闪开。因为只要容国团一赢下来，他们即刻就把场内灯光全部打开。军乐队几次起身准备奏乐，又坐下，放下乐器和指挥棒……

徐寅生说，“打到最后一个球的时候，我们就等着了。双方在相持，谁也没看到谁比较有利；这个时候来回还多一点。突然，星野他拉球出界了。当时，容国团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好像没反映，楞了一下。当他知道赢了，就跳起来了。所以，最后一个球啊心惊肉跳的。惊心动魄的。”

第三局，容国团以21比18获胜，终于以2：1拿下星野。体育馆沸腾了。中国队以5比3打败了日本队，中国人第一次抱起了斯韦思林杯。灯光全部打开，观众都跳了起来。徐寅生说：“能扔的都扔了。什么帽子啊，围脖啊。最后在这个场地里，收了几大筐。”

图说：胜利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现场观战的李富荣对容国团心生敬佩：“在这个关键时候能够咬得下来，确实是不容易，非常难得。就是看这个运动员他这个意志、这个气质，在关键时候还是顶得下来。他不是有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搏得出来。”

图说：亲切的接见，巨大的鼓舞。

夺冠英雄今何在

2016年6月，趁在京采访梁友能、庄家富和李富荣等乒坛名宿之机，在训练总局的乒乓球馆，见到了斯韦思林杯。眼前的奖杯变高了，底座加了四层。因为杯身已刻不下字了。

图说：斯韦思林杯。

捐杯人斯韦思林女士为前国际乒联名誉主席，该杯以其名命名；她就是邀中国加入国际乒联并积极支持中国申办26届世乒赛的国际乒联首任主席蒙塔古先生的母亲。

在第26届世乒赛，中国队共夺三项冠军；除男团外，庄则栋和邱钟惠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图说：26届世乒赛女单冠军邱钟惠。

中国队还包揽男单前四名，李富荣获亚军，徐寅生和张燮林并列第三。此外，王健获女单季军。它结束了日本称霸乒坛，开启了中国时代；它不仅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里程碑和世界乒乓球运动的转折点，也宣告中国开始迈向世界乒乓球强国，翻开了中国体育事业新的一页。同时，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国际活动的能力；乒乓球也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图说：26届世乒赛纪念章。

比赛期间，发行一枚梅花形纪念章：红、黄、蓝、绿、深蓝五种颜色球拍围成一圈，中间是天安门；表示五大洲运动员相聚北京。说是发行了200万枚，但仍抢手紧俏。小小银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热，后遂为国球，其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了体育。李富荣对此深有感触，“就是在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取得好的成绩，能够鼓舞人心，能够给老百姓一种信心。”

图说：当年夺冠合影。

五十六年过去了。当年为男团夺冠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有三位“文革”时上吊自杀：傅其芳（1968年4月16日）、姜永宁（1968年5月10日）、容国团（1968年6月19日）。庄则栋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2月10日去世。梁友能、徐寅生、李富荣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图说：夺冠的中国乒乓球男队。

袁念琪。1978年从农场考入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上海电视台，高级编辑(专业技术二级），上海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一等奖等，入选王蒙主编《中国最佳散文》和《中国新闻年鉴》。著有《上海品牌生活》、《上海门槛》、《上海姻缘》、《上海B面》和《零食当饭吃》等。

原标题：《中国乒乓男团第一搏》

中国乒乓男团第一搏（转自澎湃新闻、上海人家AB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