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1月5日，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国侵略者所俘，成了清代封疆大吏中唯一当了西方侵略者的俘虏而客死异国的人。叶名琛被生擒后随即囚禁于英国军舰“无畏号”，48天后又被送至印度加尔各答。囚禁在加尔各答的头几个月，他以苏武为榜样，“留胡节不辱”。当这种办法没有效果时，他便效法伯夷、叔齐，俟自带食物用尽，便绝食而死。1859年叶名琛尸骨运回国内不久，广东就有人讥嘲他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这位“古之所无，今亦罕有”的封疆大吏的被俘日期除了一般认为的1月5日外，中西史著述说不一。综合国内外相关史料记载，有三种说法。

1月4日说。持此说者主要是20世纪初年充任中国海关税务公司的赫德助手、美国历史学家马士。他在191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以醒目的标题标出：

“无屈服表示；叶于一八五八年一月四日被俘。”

在此标题下对叶名琛被俘经过作这样描述：

“当时曾经决定，为了使问题解决，必须抓住负责的政府首长，因为他是被看作那种继续反抗的领导精神；于是在一月四日，一支由凯斯（Keys）大尉统率的部队，在巴夏礼的引导之下，捕获了叶名琛，他当时是躲藏在满将军衙门里边。”

18年以后即1928年出版的马士与宓亨利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中，仍持此说。

马士的这一说法是根据下述五种资料而来：

《额尔金特别使命汇编》中的《洛奇致额尔金伯爵函》；

奥利芬特著的《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及日本纪实》；

文洛夫·柯克著的《中国》；

兰波尔著的《巴夏礼爵士传》；

摩基斯著的《葛历劳士男爵出使中国和日本回忆录》。

1月5日说。持此说者为数较多，中西史料均有记载，且有当事者的记录。

叶名琛被俘后，正被英国侵略者拘禁中的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等联衔上奏清廷，奏折中称：

“忽于二十一日（即1858年1月5日）该夷突至奴才双禧衙门，将督臣拉赴夷船。”“又将奴才穆克德讷、奴才柏贵，请至观音山。”（《筹办夷务始末》）

时任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在1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道：

“昨天是伟大的一天，我认为将领们釆取了非常策略的步骤，并获得异常圆满的效果。他们在清晨很早的时刻就派出各队士兵从不同的地点进入城内，成功地俘获了叶名琛、该省巡抚和满洲将军等等。”（沃尔龙德《额尔金伯爵书信和日记选辑》）

时任南海县知县的华廷杰在《触藩始末》一书中详细记载：

“二十一日，敌人分数队下山，分至粵华书院及抚宪、将军、左都统、南海县、番禺县各署，彼专心寻叶相，其时汉奸尚少，不知实情，故分数处寻觅。初至将军署，强将军同至抚署，柏抚宪出与相见，即挟令同往观音山。……敌人初至都统署，叶相住第五院，左都统双龄住第三院，先挟双都统出署而去，并不知叶相在内，叶相家丁有劝令他避者，叶相坚不肯避。转瞬敌人复至，拥之而去，仍乘肩舆，行装翎顶，初上观音山，至傍晚，复乘肩舆走城墙出东门，送上火轮船。”

华廷杰所记载的与马士之说不仅被俘日期相异，而且被俘地点亦不相同。署名七弦河上钓叟所撰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中亦有类似记载：

“二十一日，……初入将军署，劫将军穆克登阿同见巡抚，巡抚柏贵出见，并劫之同上观音山，遇巡捕张树蕃，亦令从往，树蕃不可，强以行。乃至左都统署，左都统庆龄年七十余，老且病矣，夷亦劫令去，既出门，忽复入寻总督，即得之，遂拥以走。”

另外，筱园撰写的《粵客谈咸丰七年国耻》、史澄编纂的《广州府志》、桂玷编纂的《南海县志》，均持1月5日被俘说。

1月6日说。持此说者虽不是当事人或目击者，但却都是叶名琛同时代人，因此对此说不能弃之不顾。

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得悉叶名琛被俘后，奏报清廷称：

“外间纷传两广督臣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即阳历1月6日）已赴夷船未归，广州将军、都统、抚臣曾为夷人邀往观音山。”（《筹办夷务始末》）

薛福成在《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一文中对叶名琛被俘作了有声有色的描述：

“已亥（即阳历1月6日），突劫将军巡抚都统至观音山，诡云会议公事，旋搜至八角亭，拥叶相至大轿中，尚冠带翎顶如平时，遂登观音山，度飞桥，逾城出。薄暮，舁入舢板小舟，携上火轮船，从者或以手指河，摄之以目，盖劝之赴水也，叶相憆不悟。”

李凤翎于1860年奉调回粤襄办夷务，经他调查诸乡先生后撰写《洋务续记》一书。在该书中写道：

“二十二日，夷酋出队，闯入中丞、将军、藩司衙署，逼将各官抬至观音山去，诡言会议公事。觅叶总督不得。嗣在总局，捉住前任南海县典史张树蕃，询知在都统署内，突入八角亭，将叶督抬至观音山。酉刻，扛下火轮船。”

（季云飞）

加尔各答即图中红星处

叶名琛要能从印度走回来，那绝对是大清国的唐玄奘，再世苏武啊

【千古之谜】历史上的今天——“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六不总督叶名琛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