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9年，共和国百废待兴。

很多人都在等待一个机会。廖承志等到了这个机会。
当时，廖承志在国务院下属的侨办和港办担任主任，他说：香港及海外观众都喜欢看武侠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拍一出少林寺或太极拳呢？这个想法打动了决策层——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间树立新的民间形象，电影作为大众娱乐载体很合适。
这个建议很快变成了中原电影制片公司的电影《少林寺》。
几十年后，人们追溯起来，发现这个政治挂帅的决定竟然成为了中国娱乐产业的萌芽点。当然，这是后话了。

1980年，17岁的李连杰接受导演张鑫炎的邀请，进入《少林寺》剧组。虽然《少林寺》是港资背景，但工资标准还是按照大陆的来，也就是一天一块钱，李连杰拍了十个月，加上生活补助总共拿了300多块钱。

这个收入按照大陆的工资标准算中等。当时，李连杰母亲在一家书店上班，一个月薪水43块钱，这还是国企老员工才有的待遇。86版《西游记》拍摄期间，导演一集的工资是90块钱，六小龄童、马德华等几位主演的工资是80块钱，因为特效化妆和武打场面还有十几块钱补助，其他演员的工资一般在五六十块。考虑到之后几年的物价上涨水平，作为新人，李连杰的这个收入并不算低。

但高和低，从来不是绝对值，而是比较的产物。1981年1月，《少林寺》上映，并很快在全国范围掀起万人空巷的观影狂潮，这部投入仅200万港币的电影，靠着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就在大陆地区撬动了1.6亿以上票房，香港地区票房1600余万；在日本，更是创下40亿日元票房纪录；次年又在韩国拿下51亿韩元票房。（如果你还是感受不到它有多牛逼的话，不妨回家问问自己老爸，说不定会收获一位中年追星男子）

《少林寺》的成功给了年轻的李连杰极大震撼，原来娱乐产业可以这么赚钱！和当下的年轻人一样，不到20岁的李连杰也满脑子都是赚钱，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主演的电影赚了几个亿，为什么自己才分到300块？

想不明白归想不明白，付出还是有一些回报的。1984年，《南北少林》剧组来到大陆拍摄，给李连杰的待遇是三块钱一天，涨了三倍。即使这样，李连杰还是没有够到香港演员的低保门槛，因为香港演员的起薪是50元，哪怕饰演死尸的群演最低薪酬也有每天50块。影片拍摄期间，主演李连杰与导演刘家良矛盾不断，矛盾的焦点是李连杰能不能在演完主演戏份后去演一回死尸，多赚50块钱。

李连杰这时候才回过味来，要想赚大钱，唯有，离开体制，这一条路可走。

李连杰的故事不是孤例。1983年，香港电影公司新昆仑影业和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合拍《垂帘听政》，由刘晓庆和梁家辉主演。虽然都挂着主演，但二人的待遇却不平等，刘晓庆每天的伙食还是按大陆标准，只有两个馒头，但梁家辉就顿顿有鸡、有鱼。为了争取伙食平等权，刘晓庆充分发挥了女性武器——哭，一见到就哭，没办法，最后剧组只能让她和梁家辉一起吃。

同工不同酬的价格双轨制，深深刺痛了大陆演员的神经，让他们明白了要想发财致富，还是得自立门户。对财富的渴望快速取代了人民演员的荣誉感，整个八十年代，大陆演职精英脱离体制，通过港资和海外汇率差完成原始积累，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1993年，李连杰在香港成立正东电影公司，先后拍摄了《方世玉》、《方世玉续集》、《太极张三丰》、《新少林五祖》，均票房大卖，捞金近一亿——他再也不是十几年前日薪一元的小演员了。

2003年刘晓庆逃税案宣判，根据庭审资料显示，仅1996年～2001年期间，刘晓庆旗下公司便以各种名义偷逃各种税款共计人民币667.91万元，以此估算，刘晓庆早就身价过亿。

截至90年代末，行业内的精英演员和导演大多完成了体制剥离的任务，一个劳动力自由市场初步形成。这个阶段成立的公司也以服务演员和导演个人事业为主，其职能类似于现在的艺人工作室。像李连杰、刘晓庆，包括后来借助台资起来的赵薇、范冰冰，大都如此。

有句老话说得好，靠自己你才是女王，他们后来也大多成为了娱乐圈的无冕之王。

【2】

90年代初，劳动力自由市场的形成在铁板一块的中国娱乐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由于电影和电视剧制作尚未向民营资本开放，演员们虽然成为了个体户，但依旧只能向港台资本和国营制片厂要工作。

同学们，敲黑板了，这就是我们政治课上经常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匹配啊！为了调整这种不匹配，9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松绑，从思想到制度，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那十年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95年的政策松绑和98年卫视上星。

92年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方向被确认。有更多的精英选择下海一搏，其中不乏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他们成长为中国商界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被称为92派。

也正是在这一年，33岁的赵依芳辞掉了东阳市广电局副局长的职务，到位于杭州的浙江华新影视公司担任总经理。赵依芳下海之后，先开发了中国第一个证券类节目《今日证券》，但她的心思其实早就放在电视剧上。当时，电视机在大众消费群体中的普及，很快使得电视剧成为老百姓的文化刚需。1989年春晚小品《懒汉相亲》中，宋丹丹扮演的相亲女青年，第一次来到对方家中参观时，开口便询问“电视机是多大尺寸的？”。

（图为小品《懒汉相亲》选段）

然而，电视剧制作和播出的商业闭环还牢牢掌握在国营机构手中，并未对民营资本开放。比如1986年广电部发布了《关于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的暂行规定》，要求从1986年6月1日以后，制作单位向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各级电视台提供（出售、交换、赠送）电视剧必须持有制作许可证。否则，中央电视台和各级地方电视台不得接收和播出。而这个关键的证，只颁给国营机构。

因此，赵依芳需要等待一个机会。

转机来自1995年。1995年广电第16号令《影视制作经营机构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个人、私营企业原则上不设立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原则上不设立”给了民营资本以一定的空隙。随后，同样是1995年的第17号令《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管理规定》，并没有明确禁止民营公司参与电视剧制作的条款，暗示只要具备一定条件，民营公司可以申请电视剧制作临时许可证。

电影市场的开放同样发生在1995年。当年，原广电部出台《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社会资本即业外资金获准投资电影制作。

在那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野蛮生长时代，中国民营资本进入影视行业拓荒成为了一件新潮的事。1995年赵依芳与华新影视老板楼忠福合作拍摄了《子夜》，之后两人又于1998年拍摄了《聊斋先生》。《聊斋先生》由张铁林主演，当年以志怪和大尺度红极一时。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皇阿玛”和“柳红”的床戏，因为播出时间和还珠格格撞档，导致年幼的我常常会有串戏的错觉，想不到你是这样的皇阿玛！

电影方面，我们的霸道总裁王氏兄弟也是从这一年踏进娱乐圈的。1998年，华谊兄弟开始涉足电影投资业务。当时，王中军、王中磊二人公司的主营业务仍旧放在广告上，投资电影更像是“帮朋友忙、兴趣使然”，但《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一系列电影带来的商业成功，使得华谊兄弟的事业重心迅速转向电影制作。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王氏兄弟与导演冯小刚的合作关系得以确立起来，这一走就是二十余年。

1998年对于电视剧行业而言，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卫视上星。卫视上星指的是，省级电视台完成了卫星信号覆盖，由区域电视台变为全国电视台的过程。很多90后的小朋友如果有印象的话还会记得，98年之前家里电视大概能收到十几个频道，主要是中央电视台和本地台；后来忽然有一天就能收到60多个甚至80多个频道了。这件事给我最大的爽点就是，我可以通过不断换台来进行动画片的无缝观看。其实，不仅观众爽，这件事对于电视剧行业的影响同样深远：

1.卫视上星后，电视台欠下了数千万元升级费用，必须多卖广告还钱。电视剧播放时段收视效果最好，广告最赚钱，因此电视台们对于电视剧的需求大增。

2.从区域电视台变成全国电视台之后，意味着卫视们需要与兄弟单位同时争夺全国观众的收视率。好的电视剧往往会对收视率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电视台们纷纷手持现金找上电视剧公司，点名要拍的好的，抓人眼球的。21世纪初，经过数年与电视台的磨合，本土电视剧公司已经能够生产出，像《上错花轿嫁对郎》、《雪花女神龙》这样叫好又叫座的作品——行业利好很快转化为了切实的生产力和财富，之后又快速构成了资本诞生的温床。

事实上，95—05这段时间，正是目前叱咤行业的大陆资本的诞生期，电影和电视剧成为了他们的创业热土。华谊兄弟的影视业务起步于1998年；也是在这一年，王长田和他妻子杜英莲创办了光线电视（光线传媒前身）；1999年，于冬拿着30万创办了博纳影业；2005年，赵依芳带领一批骨干出走，创立华策影视。

至此，第一批大陆娱乐资本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3】

创业不是请客吃饭，本来今天开开心心的大陆娱乐资本一上路，就撞上了港台资本的铁壁铜墙——21世纪初，凭借先发优势，香港和台湾资本把控了大陆娱乐产业，并将大陆视为明星和影视产品的倾销市场，大陆资本菜的像个弟弟。

2005年之前，中国大陆地区播出的一线电视剧，港台明星担任主演，大陆演员只能当配角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2001年，张卫健有两部戏播出，分别是《少年张三丰》和《机灵小不懂》，与他搭戏的是李冰冰，李小璐，苏有朋和聂远。2005年王晶导演的《天下第一》更为典型。在这部集结了两岸三地号称当年第一强的电视剧中，来自香港的郭晋安和来自台湾的霍建华站在海报的C位，大陆演员李亚鹏，高圆圆，黄圣依，邓超等均排名靠后。

同期，成熟的台湾偶像剧和TVB剧集也被批量化引进，一度占据黄金时段。《流星花园》、《海豚湾恋人》、《天国的嫁衣》、《王子变青蛙》构成了90后们的童年回忆；《陀枪师姐》、《满汉全席》、《大时代》、《谈判专家》伴随着香港回归，也在社会上一度引发了香港热。

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本身是好事，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成长起来的大陆演员们就不得不面对事业天花板——他们发现，自己只能在三番四番的位置上徘徊，很难变成主演。

21世纪初，一套心照不宣的文化吸血链条已经搭建起来：台湾偶像剧和TVB剧在大陆播出，塑造明星；港台明星来大陆捞金，担任主演；港台资本投资入股，控制剧组重要岗位。在这个链条中，已经没有留给大陆演员的名额了，他们只能给港台明星当绿叶。

更为可怕的是，有了资本撑腰，欺凌和污名化现象开始频发。2000年，周杰担任主演的《少年包青天》播出，收视不俗。这也被观众誉为《少年包青天》系列最好的一部。然而，同为《还珠格格》剧组的林心如在参加台湾一档综艺节目时表示，和某位男演员拍吻戏时，那位男演员经常会伸舌头，假借拍戏的名义吃她豆腐，她觉得很恶心也很反感，只要两人有对手戏，她心里就很不舒服，暗指周杰。史称“舌吻”事件。很快，因为这件事周杰迅速败掉了观众缘，从此从荧幕前消失。

2003年，已经在内地小有名气的吴京闯荡香港影坛，在《杀破狼》的一场45秒的打戏中，甄子丹提出真打，这一打就打断了四根棍子。

2005年，谢霆锋和张卫健在拍摄《小鱼儿与花无缺》电视剧时，闹出了假戏真做的丑闻。在拍摄一场“鞭尸”戏时，二人对内地演员王伯昭进行了一场痛打，造成其多处受伤。之后，王伯昭起诉了谢霆锋和张卫健。2005年12月，王伯昭拍戏被打一案，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宣判。法院认定被告张卫健、谢霆锋在民事上有重大过失，但由于王伯昭未能提供相关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的证据，故驳回原告王伯昭的诉讼请求。

这就是大陆娱乐资本创业之初所面临的恶劣环境——没有本土资本，就无法主导剧组；无法主导剧组，就缺乏选角的权力；缺乏选角的权力，就无法扶持本土明星，无法担任主演，甚至无法保证从业者个体的合法权益。

今天的我们，总是习惯两分法地去讨论资本与行业的关系：资本总是急功近利的，资本为了钱让我的爱豆接三线品牌代言，资本总是扮演恶的一方。但在十五年前，大陆资本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打破了港台资本对于大陆市场的垄断，夺回了市场主动权，保护了本土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这场战争是残酷的，在每一部电影、每一部电视剧上，大陆影视公司与港台资本进行了一城一池的争夺。体制内以央视为代表，先后制作了《水浒传》、《金粉世家》、《大宋提刑官》等一批经典作品。民营资本方面，《大汉天子》、《仙剑奇侠传》、《奋斗》、《甲方乙方》等同样颇有默契地选择了大陆演员作为主演。

大陆资本虽然先天弱势，但本土从业者人心所向，加上之前猥琐发育拉近了经济差，等到2007年华谊举办群星会时，大陆明星这边的灯光已经不输港台明星了。

2010年之后，平等竞争之下，港台明星在大陆电视/电影中担任一番二番的现象已经很少了。

2012年之后，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策影视、唐德影视、慈文传媒等先后登陆A股市场，标志着大陆娱乐资本正式崛起。借助二级市场的力量，大陆娱乐资本最终实现了对港台资本的彻底碾压。

一个二流港台明星在大陆轻松拿到一线片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未完待续。）

中国娱乐产业四十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