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尽情陶醉在今天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时，当我们为中国的核武器以及核大国地位倍感自豪和骄傲时，我们可曾想过，有多少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前辈，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今天中国的成就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下面要说的就是其中一位。

右为陈常宜，拍摄于221厂

陈常宜，1928年生于江苏常州。195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在校期间于1949年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1960年，国家抽调他到二机部北京九所，在陈能宽院士领导下参加“17号工地”爆轰试验。1963年，他到青海221核武器研制基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时，他任起爆前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组组长。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时任试验现场第九作业队701队队长，1982年任核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

文弱书生任“司令”

一个秋天的上午，按照约定，我来到了陈常宜的家。这是北京城里一个比较老旧的普通住宅小区，还是二十多年前单位分配的房子。五六层高的红砖楼，七八十平米的居室面积。室内装饰还保持着当年的原貌，好像一直都没重新装修过。屋子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家具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家具。已经年近九十的陈老中等身材，皮肤偏白，穿着朴素。虽然看上去面容显得有些苍老，但他依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说话铿锵有力，笑声朗朗，令人欣慰。

说起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研制过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些领导和大科学家，陈常宜这个名字则很少为人所知。然而在当年的221基地，陈常宜却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参加了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爆轰试验以及核爆试验，为核武器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爆轰试验

说起当年的工作，陈老依然比较谨慎，还有着很强的保密意识。我们的谈话首先从他在221基地的几个外号说起。其中最有影响，也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打炮司令”这个外号。当我问到这个称呼的由来时，陈老哈哈一笑说：“确有其事，而且不只我一个人有这个称呼，有时一个小组几个人都叫司令，我是司令里的司令。”“打炮”指的就是爆轰试验，这个步骤在正式进行核爆试验之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要进行大大小小若干次。“司令”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职务称呼。平时大家都在各自的单位，或所长，或主任，都有自己的职务，但是到了试验现场，负责设计、生产、安全、测试的单位和部门都得参与，就得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员，于是大家就把负责现场指挥的这个人戏称为司令了。陈常宜就是这样一个司令。既然是司令，可想而知，权力很大、责任很大、压力也很大。虽然不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却担着千斤重担。这对于一个看上去外表有点柔弱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属不易，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过硬的业务素质和坚定的信念是绝对无法胜任的。

那顿难忘的“包子皮”饭

除了“打炮司令”，陈常宜还有几个外号。每个外号背后也都是一段有趣的故事。比如“排骨司令”是形容他长得太瘦，一身排骨。“猴子”是因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时，他爬试验铁塔的动作非常熟练，灵活敏捷。“老抠”是形容他在工作上要求太严格，太认真，近乎苛刻。

当年在试验现场，可以说每个人都面临着生死考验，一旦出事故就可能丢掉性命，陈常宜他们不紧张、不害怕吗？陈常宜很严肃又平静地说：“如果真出事故，那可是不得了，不仅仅是几个人丢掉性命的问题。不过虽然看上去确实很危险，但是我们事先都做过无数次的训练，只要做到规范、冷静、大胆、谨慎就不会出问题。曾经出过的事故，主要是因为管理混乱，违反规程，粗心大意造成的。”说到这里陈老沉默了一下，深有感慨地说：“爆轰试验确实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容不得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我干了一辈子爆轰试验，一次事故没发生过，我很幸运。”

当年，陈常宜他们那群人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更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让他最难忘的是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那一天，随着一片白光、一团火球、一声巨响的出现，现场所有人员立刻一片欢腾。当别人都在欢呼雀跃、庆祝胜利的时候，陈常宜却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里独自落泪了。那种如释重负，终于从千难万险中走了过来，终于解除了各种心理压力的巨大轻松感，在他心里如同翻江倒海一般无法控制，眼泪夺眶而出。平静下来后，他才想起吃饭，可这时后方送来的包子早已被一抢而光了，盛包子的筐里只剩下了一点包子皮。“我只好凑合着吃了一顿包子皮。然而正是这顿包子皮，那天我吃得格外的香，不亚于任何一顿人间美味，至今记忆犹新。”

特殊时期的压力

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炸成功，基地就搞起了“四清运动”，政治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因为陈常宜家在港澳有亲戚，被视为海外关系，于是他被列入了审查对象。工作停了，职务免了，他被调到食堂去做饭。那个年代，人们视政治生命比自己的命都重要。可想而知，当时陈常宜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这个时候，又恰逢夫人生了第一个孩子。陈常宜的夫人是清华大学的讲师，也是一位才女。她虽然在北京，却是无亲无故，孤身一人。双方的家庭都在南方，谁都照顾不了她。临产前她自己坐车去了医院。躺在病床上，她多么希望丈夫就在自己身边啊！可这时的陈常宜正在接受审查，别说是回北京，连自己的真实情况都不能跟家里说。孩子出生后体弱多病，不到一岁就得了大脑炎。夫人一边要承担着大学讲师的繁忙工作，一边又要照顾病重的孩子，这对于一个擅长读书、教学，连照顾自己都力不能及的弱女子来说，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陈常宜远在青海，得知家里的情况后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基地的保密要求又极其严格，自己的处境都不能跟妻子说。妻子只知道他在青海的一个“矿区”工作，却不知道他肩上担负着这么重要的责任，干的是这么危险的工作，又承担着有“海外关系”这么沉重的思想包袱，难免对他有误解和埋怨，一度对他意见很大。面对夫人的误解，陈常宜心情复杂，却又不能说些什么，他只能怀着对妻子和孩子深深的歉疚，把这些都默默地埋在了心里。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铁塔

后来由于氢弹研制试验的需要，组织上又恢复了他这个“打炮司令”的工作，让他又参与了氢弹的研制试验。这时的陈常宜不但要顶着巨大的技术压力，还要承受着政治上和家庭方面的压力，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这些压力像一座座大山重重地压在他的头上，终于在氢弹爆炸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他的情绪可以爆发了，他用肆意流泪来安慰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压抑。

氢弹试验成功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221基地进入了一个非常混乱和黑暗的时期。陈常宜又成了挨整的对象。这次的原因是，早在复旦上学时，陈常宜就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解放前夕，国民党对学校里的共产党员进行大搜捕。当时陈常宜得到地下党组织的转移暗号是“如果有人送你一碗面，就说明你有危险，必须立刻转移”。后来，陈常宜既没接到转移通知，也没被捕。于是这件事就成了他被怀疑叛变而挨整的理由。更凑巧的是，组织上找到当年的知情人调查了解情况的时候，知情人也未能出面作证。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文革”那种政治气候下，每个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人家不敢作证，其实也并不奇怪。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后，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基地各项工作恢复了正常，这件事才算过去了。说到这，陈老叹了口气接着说：“我这还不算什么，那几年基地的很多领导和技术人员都被批斗了，有的甚至遭受了更为残酷的折磨，真是一言难尽呐。”

离休后用一手好菜“还账”

陈老一向比较低调，从不愿意接受采访，更不愿意宣传自己。虽然他在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试验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他眼里，好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对政治运动中两次蒙冤受屈，他都归结为“时代的原因，不是某些人的问题”。

离休以后他说他只做一件事：还账。这些年欠妻子孩子的太多了。他说他把家里买菜、做饭、洗衣服，里里外外的家务活全包了。他要用有生之年把欠家里的“账”尽量多还一点。说到这里他又不无得意地说：“我还能做一手拿手好菜呢，红案、白案都不在话下。”我问他是怎么学会这个本事的。他哈哈一笑说：“当年‘整’我的时候，让我到食堂做饭，就顺便把这个本事学到手了。”

“还账”这两个字说来简单，内涵却是十分复杂和厚重的。从家庭的意义上说，他确实欠账了。但是从事业和国家的意义上说，他却是无愧的！老人的背已经有些驼了，走路也有些不稳了，但是望着他蹒跚的背影，我眼前看到的分明是一个顶天立地、叱咤风云、铮铮铁骨的男子汉！

责任编辑：陶春阳杨金凤
来源:中国核工业

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打炮司令”陈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