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5~公元前338年

春秋以前，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低下，个人离开群体就很难生存，例如开辟田地与引水灌溉和安全生存，奴隶主因此把奴隶束缚在私有的土地上，强力压迫他们的剩余劳动力为自己干活，随着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的发展，例如铁质农具与牛耕的应用，单位和个人的生产成为可能，奴隶纷纷逃亡，不再为奴隶主工作。然后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一些奴隶主将新开垦出来的田地变成私产并出租，他们转化为封建地主。奴隶制破灭-封建制应运而生。

（奴隶时代落后的生产工具）

（奴隶时代向封建制度生产工具的变迁）

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纷纷要求政治上进行改革，各国纷纷变法，如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魏惠王以为公叔痤病重昏庸对嘱托不以为然，没想到埋下了灭国的隐患。

秦孝公继位意图变法图强，引进人才，当时商鞅不在魏国受到重视，故出魏入秦，一拍即合。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

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以前的朝代政教制度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商君书·更法》

商鞅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之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民信之，卒下令。

——商鞅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因为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百姓对此感到惊讶，没有人敢去搬木杆。商鞅就又宣布命令说：“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有一个人搬木杆到北门，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终于颁布法令。

公孙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

——商鞅法令刚刚开始推行，就遇到很大阻力。那些贵族宗室不去打仗立功，就不能做官受爵，只能享受平民待遇，失去了过去的许多特权；实行连坐法以后，他们也不能为所欲为了。因此，都疯狂地攻击新的法令，更不要说保守势力的代表甘龙他们了。在他们的唆使下，就连太子也出来反对。商鞅鞅把甘龙罢了官，可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便处分，于是对孝公说“太子犯法，都是他的老师唆使的，应该惩治他们。”

孝公表示同意。这样，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就被割了鼻子，公孙贾就被刺了面。大伙看到孝公和卫鞅这样坚决，都不敢反对新法令了。一年之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国力日渐强盛。

（公子虞-黥劓其傅）

乃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城，而弱者丧社稷。(战国策）

商鞅在确定秦孝公对变法的决心和态度后，拿出他早已成竹在胸的解决方案,即:奖励农耕以富国，激赏军功以强兵，统一治权以正吏，化俗齐风以聚民。在此四项之下凝练出“强秦九论”：

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得买卖之法令。

其二《赋税论》，抛弃贡物无定数的旧税制，使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如此则民富国亦富。

其三《农爵论》，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此举将真正激发农人勤奋耕耘，为根本的聚粮之道。

其四《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举国皆兵，士卒奋勇，伤残无忧，何患无战胜之功？

其五《郡县论》，将秦国旧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国府之下，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

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村、甲三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怯于私斗犯罪而勇于公战立功。

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国府制作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

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

其九《齐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寒食、举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强秦九论）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

其主要内容有：

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

其主要内容有：

1、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

2、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4、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5、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

其主要内容有：

1、废除贵族的井田制， “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2、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3、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4、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5、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

6、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这一套完整的法令完美适配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为后来始皇帝嬴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比当时的吴起变法可以说是本质的区别——

吴起于楚悼王十五年时，升任令尹(楚国最高军政官)，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

吴起变法主要措施是“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具体来说就是，国家让出一些官职以增加收入，减少国家对贵族的供养，收回传世三代的旧贵族爵禄，以节省钱粮支援军队打仗。变法还让一些旧贵族迁“广虚之地”，以开发土地。还有“选贤用能”，为国家选拔人才，“明法审令”，强调效率与公平。等等。

吴起变法的措施，史书记载的较为简略，难以得知全貌，但能肯定的是，其变法主要目的是强兵，并不是综合性的改革。《史记》《资治通鉴》等都记载其改革“要在强兵”，而且可以说达到了目的

——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富强。《史记》记载说，变法使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陈”，成为诸侯中的强国。

吴起变法是一起不彻底的变法，变法主人治，主贵族制，楚悼王死掉之后，吴起被杀，变法失败，法度也得不到百姓的维护。

一、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令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二、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

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

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三、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

（商鞅车裂而死）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昂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战国策

前338年，秦孝公病危，想传位于商鞅，商鞅推辞不接受。同年，秦孝公去世，其子惠文王嬴驷即位，即秦惠王。这时，商鞅想要告老退休，有人向秦惠王说：“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社稷，对身边的人过于亲近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现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幼只知道商鞅的新法，而不知道君上您。况且君上您与商鞅有仇，愿君上早下决断。”

正在这时，公子虔等人借机告发商鞅谋反，秦惠文君于是派人捉拿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任何凭证，便告诉他说“商君之法”（即商鞅之法）规定，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连坐”治罪的。商鞅感叹“制定的新法竟然遗害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来历。

商鞅想逃到魏国去避难，但魏国因他曾经背信攻破魏帅，并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无奈，商鞅便潜回到他的封地商邑，立即组织邑兵北出击郑国（今陕西省华县）。秦国遂发兵讨之，商鞅兵败，被杀于郑国黾池（今河南渑池）。其尸身被带回咸阳，秦惠王又下令处以“车裂之刑”，商鞅的家族人员也被杀害。商鞅虽死，他所推行的新法并没有被废除，而是一直影响着秦国乃至以后的秦朝。-这就是将死于沙场，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吧！

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认为商鞅用肤浅的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走门路这些不光彩手段获得重用后，在秦国国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处罚公子虔、欺骗公子、不听赵良的劝告，这些足以证明他是个刻薄少恩的人。班固认为商鞅变法造成百姓贫富悬殊加剧以及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他还批评商鞅鼓励发动战争，致使横尸遍野、生灵涂炭。

”

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梁启超也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商鞅诗》(宋)王安石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ps:在搜集这些资料的时候，阅读过那个时候各个国家的变法历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愈加感觉到煌煌大势，后来人阅读历史的浪漫，人类历程中的灿烂星光感动不已。

【真•天下无双系列】奋进中的献身者——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