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阀，通俗的讲就是在同一金融寡头控制下，由同族近亲结合而成的垄断资本集团。

我们知道，私有制产生阶级，那么绝对的私有制必然导致阶层绝对分化和绝对的剥削。

试想，人的一生，需要许多花销，如出生的时候，你需要在医院花一笔钱；穿衣戴帽，你需要去购买合适的尺码和心仪的品牌；想听音乐或者在家看电影，你需要购买一部合适的电子产品；乘坐交通工具，你得买车票、船票或者飞机票……

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社会开支行为，但当我告诉你，你所选择的这些项目全是源自一个老板所提供的时，那么情形将大不一样。

虽然商家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但你的权利正一点点的消失：价格即便不合理也没地比对，服务水平即便很低你也得忍气吞声……

什么？你说维权？不存在的，工商、警察、司法也是老板七大姑八大姨在里面当差。

那行，咱进入他们内部工作总会好些吧？

恐怕结果会令你失望：奴才式的管理让你容不得一丝懈怠，在内部毫无根基的你，不过只是半根发条，连轴超负荷运转过后如果坏了，换掉时甚至泡也不会冒一个。

他们所作所为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控制整个国家命脉，拥有超越政府而存在的地下“皇权”。这便是韩国财阀。

有人会问：韩国难道不是自由民主政府吗？财阀算老几？

还有的人常说:“看，人家韩国多民主！自己拍的电影经常能批判社会的阴暗与丑陋。”

是啊，韩国“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总统也是自己选出来的，但是这个结局嘛……

而所谓揭露丑恶的电影界，却往往是官商勾结、淫乱交合的重灾区，你批判你的，我照样玩我的。

觥筹交错、洋酒雪茄、明星嫩模，该玩玩，该吃吃，咋样？

财阀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更像在肆无忌惮的愚弄着人的智商，这样的挑衅，还真是让人绝望。

这样的自由民主资本，你喜欢吗？

要了解韩国财阀的起源，那么必然绕不开大清帝国这个“穷爸爸”和日本这个“富后妈”。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场决定中日国运的大决战，以清朝完败结束。

自此，朝鲜彻底沦为日本的“保护国”。至1910年，李氏朝鲜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半岛正式并入日本，从保护国变为了属地。（大家有空可以看看这段历史，便会明白为何现在的朝韩两国与中国在对待日本侵略历史上，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日本给朝鲜戴上了殖民的帽子，但也带来了第一次资本意识“崛起”。

其中佼佼者，莫过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朝鲜人李秉喆，他敏锐地嗅到了发财商机。

1938年，由于日本已经全面占领中国东三省，且关东军势力不断增大，朝鲜殖民地与中国日占区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秉喆选择了向中国东北出口果品、蔬菜、干鱼这种本小利大的贸易，并于同年在大邱成立三星商会。

李秉喆以及同期的大批普通商贩，其实只是日本殖民地经济主义下产生的小角色，要知道当时还有一票李氏王朝后裔，与日本政府勾肩搭背地赚取巨额战争财富。

事实上，李秉喆与同期的赤脚商人的真正发迹，背后离不开一个国家：美国。

二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开始了抢地盘活动，美名“划定受降分界线”。

1945年9月2日美苏两国联军最高司令部发布命令，宣布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本投降和对朝鲜半岛实行军事占领，最终于1948年分裂为南部大韩民国和北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一批商贩借战后复苏和政权割据的时机陆续创办企业并不断发展：

可以看到，如今纵横韩国的各大财阀，几乎都是在战后初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

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些企业能走多远。就连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仅仅也只拥有三万韩元（177圆人民币）作为起步资本。

好日子没过多久，朝鲜战争便爆发了。这是自二战结束后爆发的第一场最大规模局部冲突，包括中、美、苏、朝、韩等多个国家被卷入其中。

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却给朝鲜半岛留下了满目疮痍，上百万人伤亡，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亿。

美国虽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以非胜利者的身份签订停战协议，但也深深地意识到了一个道理：

相比较于日本，韩国的地缘位置更加优越，更适合作为“反社反G”的桥头堡。

因此，本着扶持韩国就等于帮助自己的原则，美国在韩国身上下了血本，不断提供着一切必要援助。

前美国商务副部长罗伯特.夏皮罗在《下一轮全球趋势》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1953－1965年间，美国对韩援助总额高达120亿美元，接近整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总和。

如果这还不够直观，那么请看这组数据：

1960年，韩国GDP为23亿美元，美国对韩国的援助是其经济体量的5倍；

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美国援助欧洲的金额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韩国一个国家得到的援助居然相当于2010年1200亿美元。

对比“亚洲四小龙”的另三个国家和地区，韩国哪里是白手起家，经济输血堪比开挂。

国家被扶持，直接受益者就是那些起步早、体量大的企业家了。

如现代建设（现代集团前身），1957年就成功从韩国政府拿到了汉江人行桥的承建权，并赚取了合同费用40％的高额利润。

1956年，三星创始人李秉喆低价从政府手中拿到了兴业银行和韩星银行的巨额股份，成为两大银行的最大股东。

在经济的刺激下，各路能人都在想尽办法扩张企业版图，充分地利用外来资源和汲取内部能量。

这时韩国财阀与政府的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建立了，大资本家发财离不开政府的帮助，那么“慷慨”的反馈也是早晚的事，只是等待那个时机的出现。

二者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成为了日后阻碍韩国真正走向所谓自由民主的最大羁绊。

时机出现了，1961年5月16日凌晨，平静的汉城突然响起枪声，近4000名军人在一名少将军官的带领下，发动了军事政变，武装夺取了韩国李承晚政权。

这名带队少将，便是后来的韩国第18任总统朴槿惠父亲——朴正熙。

自此，韩国开始了长达32年的军人政府统治，韩国财阀也真正迎来了弹射起步。

表面上，李秉喆被冠以贪污罪名向“新皇”朴正熙政府缴纳8亿韩元的“赃款”，银行也被国家收归国有。

但李秉喆的识时务与隐忍让他得到了朴正熙的赞赏，因祸得福的收到了“国家级大礼包”。

1968年，韩国政府发表将电子工业的出口战略转型“8年计划”，李秉喆“积极”响应形势号召成立三星电子，次年顺利地与日本三洋公司合作成立“三星三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三星电机”。

相比于国内传统的手工业和地产业，电子业更能代表高生产力水平和实现真正的一本万利。

上世纪80年代，恰逢世界半导体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三星电机”作为三星集团的子公司，通过与日本合作得到了半导体研发与制造技术，最终实现了集生产、研发、出口等为一体的闭合贸易链。

如今，“三星电机”更是成长为韩国电子零部件生产业领头羊，年收入为61.2亿美元。

这些高技术企业的横空出世，很大程度上让韩国稳居于“亚洲四小龙”之首，“汉江奇迹”也正是出自这个时期。

经济的腾飞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韩国国民生活水平已完全超越了同期的北朝鲜。

据1978年韩国日报刊载数据，韩国在政府机构、银行和企业任职10年以上的白领家庭，100%拥有电视，96%拥有冰箱，64%拥有洗衣机，42.7%拥有钢琴。

除了三星以外，还有大宇、LG、SK等一众集团在同军政府的密切合作中，逐步开始了垄断市场并大发横财。

各大财阀在不断的发展中形成了如今以母公司为主体，多个子公司交叉存在的网状结构，势力已经形成，撒旦邪恶的微笑也渐渐的张开。

虽然韩国在朴正熙的带领下取得了一系列经济成就，但在其独裁治下，韩国政军商互相勾结谋取利益的现况越来越严重：

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上层大集团有恃无恐的贪污受贿、侵蚀普通民众利益现象比比皆是，其黑暗政治内幕令世界侧目。

正如描述军政府时期的电影《辩护人》所呈现的那样，检察官、法官、警察与伪证人同流合污，民主和法制早已被践踏，一切都成为了附庸于国家和大财阀的玩具。

朴正熙以军事政变登上政治舞台，也以遭到刺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79年10月，朴正熙在官邸被其一手提拔的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击毙。

但他的死并未解决任何问题，继任者全斗焕完全继承了军政府独裁的衣钵，甚至变本加厉、倒行逆施，把国家当成敛财的聚宝盆，从其身上获取利益的亲属就多达500余人。

矛盾最终在1980年的5月18日激化到高潮，数十万人自发在光州开展了民主化运动，却惨遭军队镇压，造成大量平民与学生死亡。

直至1992年，韩国总统才真正由非军人担任，1997年才正式为光州民主化运动平反。

在1979年朴正熙被杀到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的这段时间里，恰恰正是当下韩国几大财阀对外贸易扩展和对内市场垄断最为迅速的时期。

1988年，LG集团进军中国市场，两年后在北京、上海、台湾等地分别建立了办事处。随着92年中韩建交，LG开始在中国境内建厂生产电器产品，其销售的电视机、冰箱和空调等一度成为中国国产转化率最高的产品。

1988年，三星成立三星综合化学公司，实现了从石油分解到成品的完整生产体系。次年，三星集团引入日本内燃机技术，开始了大型汽车生产之路。

总而言之，军政府下台了，但那条利益链条却早就已经紧紧的捆在了一起。即便真正意义上的韩国民选政府已经成立，但是财阀们早已经乘着历史的春风把持了韩国社会的一切。

从你出生到死亡，都注定摆脱不了这些熟悉而又冷漠的标志。

所谓资本主义民选总统，上台最需要什么？是民意吗？当然不是，是钱。

有了财阀们的支持，政客才有可能打通政坛关系网，才有可能进入美国人的法眼，也才有资格成为美国干预韩国内政的代理人。

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哀怨的民意，却又使得这些费尽心机登上总统宝座的人沦为各方利益集团的挡箭牌。

1988年当选韩国第六任总统的卢泰愚，因筹集和侵吞秘密政治资金而被捕；第七任总统金泳三执政末期整个国家濒临破产，他的儿子也因腐败问题被囚禁。

喊出“没有违规和腐败”口号而上台的卢武铉，却因推出“清算亲日派财产法案”触碰了财阀奶酪，卸任后即因卷入腐败而遭逮捕。

这位试图与财阀对抗的政治明星，在2009年5月23日清晨，选择了跳崖自杀。

他曾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这么长时间以来都不会赚钱，不能给家庭任何保障，所以我妻子才会这么做。”

朴槿惠，作为曾经独裁者的女儿，因闺蜜崔顺实干政而锒铛入狱。她冤吗？既冤也不冤。

崔顺实是韩国著名邪教头领的女儿，被称作韩国最有实权的女人。她曾勒令三星、SK和乐天等集团，向她旗下的基金强制注资，为朴槿惠拿到了超过350亿韩元的贿赂金。

朴槿惠上台后，几乎事事都要向其“禀报”，就算是类似世越号沉船这样的紧急事件，也是先经过崔顺实审阅，而后像是一只提线木偶似的等待着“最高指示”。

因此，“世越号”从沉船、救援队赶赴现场到确认伤亡数字的那近7个小时里，政府模棱两可的态度与反应迟钝的表现，公众愤愤不平也是不足为奇了。

2017年3月10日，朴槿惠被弹劾，同月底，因涉嫌受贿与滥用职权遭到了逮捕。

你看，总统想水至清，那么就真的一条鱼也没了。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清算致死，这便是代价。

而那只看不见的手，始终掌控着全局。

不论总统是否顺从，只要民意需要，便会随时把这些曾经的“领路人”推出来“斩首示众”，在民众的欢呼雀跃中，又一次成功掩盖了社会的激烈矛盾。

想扳倒财阀吗？那你恐怕要掂量一下自己有多少筹码。

在韩国司法界，有一个著名的“三五定律”，即假如某财阀涉嫌犯罪，一审的时候，若被判刑五年之内，那么他一定会上诉，二审的时候大部分韩国法院都会判三年徒刑五年缓刑，缓刑再然后就是提前出狱。

2006年，现代集团会长郑梦九因为犯有侵吞罪和渎职罪，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后改为缓刑五年，在小弟的簇拥中昂首离开法院。

仅仅2年后，韩国总统李明博便对郑梦九施行特赦，理由是出于对“维护国民经济发展的考虑”。

现代集团当然懂得行规，宣布捐出10亿美元“造福社会”。同年被李明博特赦的还有三星会长、韩国首富李健熙，名义是“助力韩国申办2018年冬季奥运会”。

韩国乐天CEO辛东彬，因涉嫌行贿70亿韩元，被判2年6个月，后改为缓刑4年，当庭释放。

辛东彬的父亲，乐天集团创始人、95岁的名誉会长辛格浩，在法庭上用日语飚出“谁敢判我”的狂妄之言，最终也是“依律”判三改五后因“健康问题”免于处罚。

这样转念想想，张紫妍，一个无奈自杀的女明星，就算在遗书中提到了乐天集团的辛格浩和辛东彬这对父子，又能怎样呢？

在朴槿惠亲信干政案的听证会上，三星太子李在镕在回答是否被朴槿惠或崔顺实施压、捐款给崔顺实以换取政府的特殊待遇时，只会用“不太清楚、记不清楚、对不起”等模糊词语轻描淡写应付。

如此消极的态度，引得在场议员不满：

“如果这是贵公司的一场面试，你这种回答方式一定无法过关！”

然并卵，2018年2月5日，李在镕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当庭释放。他步态自若的走出法庭，那黑框眼镜后藏着若无其事的不屑。

这次事件，让三星再次凌驾于法律之上，也难怪韩国民众会打出“不要大韩民国，要三星共和国”的标语。

如今，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着手对财团进行施压，但手段也就仅仅停留在施压，而且效果还微乎其微。

他心里明白，财阀的肿瘤已经浸入了整个国家的骨髓，然而为这个肿瘤供血的真正幕后主使，却远在大洋彼岸的自由女神像之下。

搞不好，自己也会像曾经亲密的战友卢武铉那样，“意外”跌落山崖。

另一方面，助纣为虐让财阀横行霸道的，还有很大部分普通韩国民众。

他们一面声称反感财阀，另一面却向往进入这些大型企业，企图升值加薪，加入霸道总裁的行列。

韩国人既具备自觉精神，却同时拥有高度压抑自己的能力，这一点同旧日本人身上的特征非常相似。

曾经在英国，接触过一群韩国同龄小孩，都在12岁左右。他们很明显有一个领头大哥，因为他无时无刻都被簇拥着，还享有优先“交配权”。

那位大哥却对我们中国人出奇的尊重，如一起打乒乓球，时刻用着敬语，非常讲文明树新风，时常对我行鞠躬礼。

然而不和谐的一幕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

打乒乓球时，大哥身边通常都有同胞小弟捡球。一名小弟因为动作慢了点，就被他用球拍直接扔在了脸上，还用我听不懂的韩语对小弟进行了一顿羞辱。

而那位被打红了脸的小弟，只知道不停地鞠躬道歉，神态是那么的谦卑，完全无视我们中国人好奇的目光。

我想，等级文化打小就已经在韩国人身上形成，那么在等级高度严密的韩国财阀内部，会不会形成另一种极端的表现方式？

放眼首尔街头，游行示威的人群依旧汹涌，高呼调查真相，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仍然刺耳。

但在那高耸如云的摩天大楼里，又有多少政客与财阀仍在平静的品味着红酒咖啡，微笑的注视着窗外？又有多少大众的女神躺在他们的身下娇喘？

黑暗中，有人已经点亮了一丝星光，但我希望不要刚起风，一切又将归于黑暗。

深度剖析：韩国财阀有多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