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节：情报战争(4)

　　独立五班7月26日抵达台湾，随从近卫师团渐次南进，从事测图作业。临时测绘部9月16日到达朝鲜京城，以元山、京城、平壤、大邱附近地域分成四个班，分别在该地域从事测绘作业。朝鲜测绘任务完成后，临时测绘部再前往台湾支援第五班的测绘业务，直至1896年8月6日测绘作业全部完成归国。

　　军方投入人力财力收集清国的地理地貌情报，总面积达7835.42方里，为未来战争做好了前期准备。

　　附《情报战例文献摘录》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馆藏日清战争留下的大量情报文献，其中涉及许多日本谍报员收集的情报资料，以及报刊公开的情报，以下部分摘录。

　　1894.6.13　神尾光臣少佐，大本营宛，天津报告《清军之动向》　11日李鸿章下达公文，派遣叶军门及太原镇守聂士成集结芦台、山海关兵，乘汽船赴朝鲜牙山，上陆后见机围剿匪贼。李责朝鲜督办袁世凯派役员为之向导，助办远征军军需物资转运事宜。李令各营将领严明军纪，不得扰民，擅入民家市店，与他国百姓商民和睦相处，购买食物，雇用马夫须支付现银公平交易。剿匪中禁止滥杀无辜、掠夺财物、骚扰妇幼，违者军法惩处绝不宽容。

　　1894.6.15　福岛中佐、上原少佐，参谋总长宛，朝鲜京城报告《清国送兵器与韩》　李鸿章赠送韩廷步枪一千挺、弹药十万发。昨夜支那兵三百携枪支弹药从京城西门进入。另我京城将兵健康良好、军纪肃严、警戒万全。

　　1894.6.22　神尾光臣少佐，大本营宛，天津报告《北京政府状况》　清国政府已决意出兵朝鲜，风闻外国人对李鸿章的反映多有非难之语，一曰：“袁世凯公使唆使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李鸿章应请遂行，然北京政府内心并不赞同。”二曰：“此番出兵主谋者乃李、袁及李的德国顾问德璀琳之主意，反对派总理衙门和英人总税务司罗伯特攻击论盛上。驻韩俄国公使访问李鸿章，非难出兵之举，李氏承诺待贼势剿灭即速退兵。”现清军状况：（1）卫汝贵、吴育仁出师准备，北洋海军所在一带发布戒严令。（2）卫、吴两将官派兵朝鲜奏请朝廷批复。（3）出兵事宜致电朝鲜国王。又芦台及山海关兵三百、马七十匹，20日塘沽港乘“海定号”，待夜间满潮时出帆牙山，同行携带地雷、水雷。小站及北塘兵赴朝准备，李已上奏等待敕谕。

　　1894.6.27　井上敏夫海军少佐，中牟田海军军令部长宛，芝罘报告《清兵出兵报告》　近闻清国出兵沸沸扬扬，传李鸿章主战遭总理衙门责之，令李氏受夹板之气，近来喜怒无常。北京政府倾向平和主义之呼声盛上，今后清国战争之决心仍有待观察。

　　1894.7.2　天津荒川领事，外务大臣宛，天津领事报告《清国政府采纳开战策》　清国政府决定采纳李鸿章开战的建议，今后陆军登陆地可能选择大同江口，目前整装集结完毕，等待出发命令。

　　1894.7.2　上海宗方，崎宛，《李氏焦急》　传说李鸿章千方百计设法避免与我国冲突，又曰派遣总税务司罗伯特赴朝鲜调停，又曰委托英德两国公使仲裁调停。本日报纸云，清廷决定派遣刘铭传赴朝鲜云云。

　　1894.7.7　天津派员连日报告：六月廿三四日进京上奏，胜军未动。七月一日李氏命各营加紧操练，李氏不希望开战，今委托俄公使调停。七月六日大沽派员报告，“镇东”、“镇北”两舰修缮完毕，船渠注水明日出渠，牙山清兵三四十人搭乘“康济号”返回大沽。七月七日镇东、镇北两舰本日大沽解缆。七月九日，广东水师“广甲”舰大沽海军公所入港，传说每年广东舰此季节上访献技。七月十日“定远”、“镇远”以下十一舰停泊威海卫港内，扬威舰直航朝鲜。

　　1894.7.24　北京小村代理公使，外务大臣宛，《清国公债募集》　李鸿章募集多额公债，在香港上海银行及其他银行借入千万之银两用于战争。

　　1894.7.29　支那滬报《清帝委李鸿章重任》　昨日正午接天津电报云，皇太后、皇帝七月廿二日降密旨，委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伯，全局统筹朝鲜军事，总制南北两洋及沿海港湾防务。

第29节：情报战争(5)

　　1894.8.25　支那北京通信《李鸿章勋标剥夺》　八月十二日，李伯处理战事缓慢，且麾下败军伪造奏功之因由，被朝廷剥夺其名誉功勋标章。

　　1894.8.26　芝罘派员报告《李伯政略》　清国政府从欧洲又募集战费两千万磅，称“日本乃一贫国，财源短缺，如若拖延战争，倭兵必败，何不以为之。”欲与日本展开长期持久之战。

　　1894.8.29　派遣员报告《白河口防卫》　白河口防栅每日根据朝夕潮况开启闸门，放行过往船舶，闸口现已配置拦障，阻敌舰通过。水道内布设水雷，两岸配置大炮，炮台内有水雷引爆器。夜间或薄暮时，两三支探照灯搜索海面，聚焦活动之船舶，照准发炮。

　　1894.8.29　派遣员报告《清国募新兵》　吴淞炮台及江南船务局，每日从扬子江一带经运河汇集大批兵队，兵数约两万五千人，多数是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新招募无纪律训练之乌合之众、山野匹夫。将前往山东芝罘威海卫一带作战，每日到达芝罘人数约九百人。

　　1894.9　支那滬报刊载题《支那官吏军事义捐金》　皇帝裁可诸省总督的奏议，为补助军费开支，现役文官义捐相当武官官俸十分之三的义捐金。

　　1894.9.4　截获清国职员信件《袁玲禀告》　谨禀，十四日进呈一书已高览。李中堂为防止日本军舰侵袭旅顺口、大连湾，传令水雷营迅速敷设水雷防御敌舰。本营领命水兵二十名昼夜敷设，昨日从山海关又调遣二十五名，仍感人力不足。水雷兵须将电缆送至水雷间连接。五百听双线海底水雷三个、中流一千听双线水雷三个，一千五百听三线海底水雷三个已经连接完毕。日舰来袭，足可发挥效力……

　　1894.9.5　支那政府布告《上海来电》　支那政府布告，凡居住支那的日本臣民，战争中必须服从支那法律。

　　1894.9.24　《缴获李鸿章电报》　丁汝昌、龚照玙宛，智利国购入之巡洋快舰，因该国遵守中立原则，或受日本压力拒绝付货。

　　1894.10.3　支那政府布告《驻日汪公使处罚》　前驻东京清国公使在天津桎梏，因由乃汪氏在日本驻在时之举动，未与本国政府意向同步，亦未详细报告日本海陆军兵力状况，致使清军受制于日军，失去制敌良机。

　　1894.10.9　《缴获李鸿章电报》　丁汝昌、赵怀业、龚照玙各位，倭军大连湾上陆，对旅顺呈海陆夹击之势，状况与英法两舰队对我通报相符，汝等严加防备不得松懈。怀字军新营防御薄弱，令人担忧，利用现在之兵在旅顺大连两地配置成互援之势，水师六舰预定旅顺大连间往来巡航，牵制敌舰。

　　1894.10.12　支那滬报报道《清帝授予德国军舰乘员勋章》　英国籍汽船高升号被日舰击沉之际，德国军舰“易鲁奇斯”号将校兵十三人，救起孤岛落难清兵一百五十余名，送还芝罘，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清帝，特颁发德国军舰有功乘员勋章。

　　1894.11.17　天津派员报告《李鸿章大攻击准备中》　李氏雇入外国人准备展开大规模对日攻击。德国人汉纳根赴山海关，玛库利阿（按即马格禄，Mclure John，英国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月俸两千银，出任支那舰队副提督。

　　1894.11.27　《清帝除奸上谕》　有上奏倭舰旅顺攻击之际，对我军布设之水雷了如指掌，敌舰避绕而过毫发无损。又前日陆军作战正酣之时，后背突然起火扰乱军心，定有奸细引导敌军袭击我军。命李鸿章、张之洞及沿海各省总督、巡抚知照地方文武诸官，严厉稽查搜捕间谍隐患。命裕禄、宋庆各军严查不得疏忽。

　　上海黑井大尉情报通告《清国沿岸防御》　7月28日，扬子江北口及崇明岛北方有水雷沉浮。8月1日，上海海关道通知各国领事，即日起吴淞口禁止夜间通航，昼间西洋人乘船亦须接受检查。8月2日，威海卫刘公岛南端陆地炮台增设12厘米速射炮两门。8月4日宁波镇海（甬江口）入口布设有水雷。航标、浮标、灯塔均已撤除，夜间不得接近镇海炮台。为增强南方防御力量，清国频繁向南运送兵器。8月12日，清国商船“普济”装载兵器温州出帆，切望途中捕获。8月12日，宁波、温州、福州、台湾各地港湾开始大规模敷设水雷。

　　1895.4.19　西海舰队司令长官男爵井上良馨《营口河口布设水雷调查报告》海军参谋官子爵桦山资纪殿。（1）清国水雷图示参考；（2）水雷罐使用地雷改装，起爆电缆连接水雷至陆上；（3）地雷型水雷分布：炮台南部七个、东南地营附近四个、市街炮台附近十个、水雷营内十八个；（4）安装起爆器海底水雷二十一个，顺海潮流漂浮运动。各种水雷在远浅滩大干潮时会搁浅望见。另据美国“佩兹拉”号舰长介绍，清军的水雷布设后，在冬季河口结冰之前需捞回陆上，状况与我军侦察类似……

第30节：野战通信(1)

　　2.4 野战通信

　　清国电报通信

　　鸦片战争后，清国引入了电报技术。1879年，北洋大臣管辖的防区首先试办军用电报线，从大沽经北塘达天津，中途连接各海口、炮台、兵营，线路距离近百里。电报通信的实用性很快得到朝廷的认可，翌年批准了李鸿章架设南北电报线路的奏请。线路从天津沿运河至江北，越长江达上海，全线总长3,000余里。此后，清国又架设苏浙闽粤线，将政治中心北京、北洋中枢天津、对外经贸中心上海、南粤经济重地广州连接了起来。经过八年的努力，清国兴建了济宁、芝罘、威海、天津、通州、北京、北塘、山海关、营口、旅顺、奉天的电报线路。北洋海防统帅中心的天津，威海卫、旅顺口海军基地，辽东半岛诸重镇间的通信网形成，加快了北洋海防军情传递的速度。全国电报业保有电线总延长数15,000里，专属北洋防务的津、沽、北塘、芦台、乐亭、昌黎、山海关、营口、旅顺等军事要地的军事通信网络电报线达6,500里。

　　1882年12月，日本完全无视朝鲜的主权，以方便旅居朝鲜的日籍侨民为由，在长崎至朝鲜釜山间海域敷设了一条海底电缆，电缆产经权归日本和丹麦两国所有。日本对朝鲜明目张胆的渗入，令宗主国清国深感不安。1885年，清国通商局与朝鲜先后签署了《义州电线合同》、《中国代办朝鲜陆路电线续款合同》、《中国允让朝鲜自设釜山至汉城陆路电线议定合同》等协议开通两国间的电信事业。

　　《义州电线合同》要旨：第一条，中国督办电报商局现奉北洋大臣李中堂奏明，以朝鲜国王咨商，自仁川港起由汉城至义州达凤凰城，请设陆路电线一千三百里，并请筹借经费，赶速设置，所有经费应由朝鲜限年归款，特此饬由华电局代筹借款，派员办理。第二条，朝鲜创办陆路电线，系朝鲜国王商请中国借款设造，特由华电局代借公款关平银十万两。五年之后由朝鲜政府分作二十年，每年归还五千两不取利息。并派熟悉电线之董事、学生、工匠人等妥为承办，以备缓急之需。第三条，朝鲜政府因中国电局垫款创设电线有裨朝鲜政务不浅，订准水陆电线工竣后，自通报之日起二十五年之内，不准他国政府及各国公司代设电线，致侵本国之事权及损华电局之利益。如朝鲜政府有欲廓充添设之处，必须仍由华电局承办以免分歧。

　　1886年，在清国政府的帮助下，开设了通往朝鲜的电报线。电报从奉天经凤凰城、安乐、朝鲜义州、平壤、汉城到达仁川。清国境内段线路600里，朝鲜境内段线路1,300里，全长1,900里。电报线与清国电报网连接后，直通北洋大本营天津，成为清国第一条陆路国际通讯线路。清国、日本、朝鲜之间的电信接驳后，有了稳定的电报通信业务。清日战争开战，这条国际线路在入朝清军与北洋大本营间的联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国海外电报事业一直受制于国家对外政策的严格限制，外国电信资本很难涉足清国的电信事业，但敷设海底电缆线路与清国的电报网接驳工程却属例外。1871年，丹麦大北电信公司从海参崴经日本长崎到上海敷设了一条海底电报电缆，产经权归属丹麦大北电信公司所有。当时的技术尚处于单芯电缆时代，在电信专利垄断下，各国电报线路使用收益的三分之一都须支付丹麦大北电信公司。1884年，英商大东电报公司先后从上海到福州，从福州到香港敷设了海底电报电缆。1886年，清国力主自办电报，成立了电报总局，下设官电局和商电局，独立经营电信业。清国政府鼓励民间商办电信，由电报商局统筹集资建设商线，主干线京沪、长江、京通各地线路，通往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给商业繁荣带来了生机。军事线路称为“官线”，由官电局经营，官线电报诸线主要分布在满洲境内。1888年，清国自主敷设了大陆直通台湾的海底电缆，线路全长177海里。

第31节：野战通信(2)

　　电报作为新事物在清国有许多愚昧的传说，例如，电线会惊扰墓地内永眠安寝的先祖，影响风水等，以致割断电线、砍断线杆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外，满洲地区漫长的军用电报线路跨越荒凉的旷野，朝廷无财力投入管理，只能由地方官府兼顾，线路维护保养状况不佳。从1880年开始大兴电信事业到1894年战争爆发的十几年间，线路常年暴露在野外，受到风吹雨淋的侵蚀，电线老朽化状况日益严重。清日战争中，清国电报线路经常出现不畅通状况，给北洋作战中枢的指挥造成严重障碍。

　　电报总局管辖的关内电报业务繁忙，各地设分局，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分局之下有讯房、机房，沿途线路由绿营兵巡视，管理状况优于军用线路。电报线路是清国国家战略的重要资产，又是无法轻易移动的不动产。战争中由于清军表现脆弱，战场上连战连败，放弃了大多数电线要地，使清国经营十数年的电报线路资产相继落入日军手中。被缴获的清国电报线路，总长达数千里，转而成为日军对清军作战利用的通信工具。

　　战争通讯事业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军事邮政。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军首先创立了军事邮便制度。德国士兵在战斗空闲能经常给家人互通书信，而法国出征兵在战争期间却收不到一封家信，巨大的差别直接影响到两军士兵的战斗意志。此后，军事邮政制度便在欧美军队中广泛普及，战争时还增设临时邮政系统，用于传递官文和军人私信。战时邮政不仅是野战通信的重要一环，也是近代军队对军人人权尊重的文明表现。清日战争前，清国只有商营的民信局、侨批局、外资客邮。信息传递的方式还是倚重驿站通信，驿递通过设置间隔驿站，运用快马交替送递公文。近代虽然导入了电报通讯，但是投递重要公文或电报出现故障时，驿递仍然是军队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尤其在战场没有电线的地方，快马送信是传递军事情报唯一的途径。

　　在清国洋务风潮下，朝廷官吏钟情的只是西方国家的精巧武器，对西方军队建立军人通信体系毫无兴趣。朝廷没有设立普通军邮业务，作战官兵的家书通信无法经过专门渠道进行传递。兵勇将士与亲情间联系处于长期中断状态，成为影响战场斗志的重要原因。而对面的日本军从开战到战争结束，都卓有成效地运用了军邮系统，把战场与家人的亲情紧密联系在一起。战场家书不但没有动摇军心，相反给前线将士为国而战，为天皇而死，注入了精神上的动力。

　　日本电报通信

　　电线通信

　　1851年，英法之间的海峡敷设了世界第一条海底电缆；1866年，海底电缆横贯大西洋。1871年，丹麦大北电信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com）完成俄国海参崴、日本长崎、清国上海间的海底电缆敷设。日本和欧洲之间经由印度洋和西伯利亚，实现了两条国际通信线路。1872年，日本在本州与九州之间的关门海峡（旧译马关海峡）独自成功铺设了第一条海底电缆，并与国内电信网成功对接。

　　1882年12月，日本在九州长崎肥前国呼子横穿对马海峡，敷设了一条通往朝鲜釜山的海底电缆，电报线专属权归丹麦大北电信公司所有。电报线路开通后利用率很低，经常处于停业状态。原因之一是线路经常出现故障；之二是拥有线路产权的大北电信公司的大股东是俄国人。由于日本和俄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微妙立场，日本不希望往来电报被俄国人获取。1894年6月，为应对异常繁忙的日清外交，日本恢复了这条海底电线的通信业务，信息从朝鲜京城经义州进入满洲境内与清国电信网连通。日清战争爆发后，两国关闭了东京、上海间的海底电报通信。日朝海底电缆成为战时唯一可以沟通日本、朝鲜、清国的最繁忙的线路。

　　日清战争中，日军海外作战的电信方式，采取了新设、修复、利用作战国原有电报线路的策略。日军攻入朝鲜和辽东半岛后，两国的电信不动产资源便落入日军手中。成为战利品的主要线路包括：（1）朝鲜京城至仁川、元山、义州三条干线，义州线直通清国凤凰城线。（2）清国旅顺口、金州、复州、盖平、营口、牛庄、海城、田庄台线；山东省成山角至荣城、鲍家村、威海卫、芝罘线。同时日军还架设了大量军用线路支援战场上的临时通信。

第32节：野战通信(3)

　　1894年6月26日，日军大本营命令第五师团工兵第五大队，增设京城通往釜山的军用线路，实现战地双线通信。6月28日，混成第九旅团编成临时军用电信队，架通龙山驻地与京城公使馆的线路。线路同时扩展到成欢战场，继而向平壤方面推进。日军战场电信战术采用了先进后续的接力方式，首先各师团野战电信队派出先遣队，先行前沿架设线路，开设通信所。大部队抵达后，先遣队向后续野战电信队移交通信所，先遣队继续前往新的作战预定地架设线路。野战电信队向前方进军时，又将电信线路移交军特设电信部统筹管理。

　　9月14日，日军陆军第一军仁川登陆，设立特设临时电信部。10月1日，第三野战电信队、第六野战电信队完成平壤、黄州、浦间、旗津浦、梅谷隅、耳湖浦的电线架设任务，在安州、义州、汤山城开设通信所。电信先遣队进入清国东北后架设九连城、安东、凤凰城线路，开设通信所。11月7日，第一军兵站电信部在耳湖浦登陆，接手各地开设的通信所，解散军特设临时电信部。军兵站电信部同时着手九连城、大东沟、凤凰城、安东县、大孤山间的线路架设。12月9日，第三野战电信队架通沟连河、岫岩间的线路。27日海城通信所开设，逐次向兵站电信部移交。

　　11月2日，第二军所属第一、第二野战电信队在貔子窝登陆。16日，第二野战电信队完成貔子窝至三十里铺间的线路架设。17日，电信队前往旅顺口，截断清军外围线路，接入日军线路网。12月11日，电信先遣队开设张家屯通信所。第一野战电信队，7日开设北三十里铺通信所、金州张家屯通信所，逐次移交军电信部。期间金州至貔子窝线路屡次遭到清军破坏，电信队进行多次维修。12月28日，庄河通信所开通，延长线路到达大孤山，至此花园口登陆作战的第二军和朝鲜登陆作战的第一军之间，建立了直通电报线。翌年1月上旬，第二野战电信队开设盖平、复州通信所，移交军兵站电信部后，与第一野战电信队会合，前往山东战区。20日，野战电信队在龙睡澳登陆展开电信作业，战地通信服务至2月下旬。3月6日，野战电信队撤离威海卫返回金州，投入辽河平原会战。

　　1895年2月下旬，辽河平原作战开始，第一军第三野战电信队架设海城通往缸瓦寨、大高刊的电线，3月6日大高刊通信所开设。此间第六野战电信队，架设海城、牛庄线路，途中受敌阻击，通信所临时改设白旗堡。第二军协同第一军作战，所属第二野战电信队于3月7日在营口、蓝旗厂开设通信所，与第一军第六野战电信队的线路接通，保障了田庄台作战。3月中下旬，第六野战电信队白旗堡通信所移至牛庄城，架设海城、甘泉堡、姚千户屯间线路，开设鞍山通信所。为第二期直隶决战准备，南部兵站电信部接管了各地架设的通信所。4月中旬，日清签署《马关条约》，作战军用线路架设全面停止。

　　1895年5月18日，近卫师团新编独立野战电信队进入台湾参加作战，6月初在基隆登陆开设台北通信所，架设通往新竹方向的线路。电信队在扫荡部队保护下，迎着抗日军的炮火冒死架设线路。6月18日野战电信队开设中枥、淡水通信所，与通往福建的海底电缆接通，实现和本土大本营的通信联络。台湾作战期间，独立野战电信队及新设陆军电信部，先后架设多处线路，开设通信所。主要线路有台北中枥线、中枥淡水线、中枥新竹线、新竹后垅线、后垅大甲线、大甲彰化线、彰化鹿港线、修复鹿港社斗街线、员林街北斗线、北斗他里雾线。南进军司令部所属野战电信队在布袋口登陆后，架设布袋口、盐水港汎、安溪竂庄、看西庄线。10月13日，第二师团设立兵站电信部，第二野战电信队东港登陆后，开设大湖街通信所，架设大湖打狗线、打狗凤山线。11月上旬，日军占领台湾，独立野战电信队归属台湾总督府直辖，全部线路移交台湾兵站电信部。

　　在整个日本侵台过程中，台湾抗日军民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抗争，不但将各地原有的电线悉数破坏，还捣毁日军架设的电信线路，给日军向纵深推进制造了严重困难，电信队遇到日清战争开战以来最艰难的架线任务。

第33节：野战通信(4)

　　日清战争中，日军新架设和修复的电信工程线路距离为：朝鲜国807.3公里、清国本土1,379.7公里、台湾360.9公里，合计全长2,547.9公里。其中新架设线路：朝鲜614.8公里、清国本土1,087.9公里、台湾286.4公里。改修线路：朝鲜192.5公里、清国本土291.8公里、台湾74.4公里。

　　邮政通信

　　1894年6月14日，明治天皇颁布“战时邮政敕令”，启动战时邮政机制。此后，陆军大臣发布军事邮政规则、递信大臣发布邮政实施规则及野战邮政实施规则，为战场邮政设立相关法则。依照《万国邮政条约》规定，海外派遣的军队、军舰、军衙、军属的邮件，军队官兵和国内家属间的私人文件，均按照军事邮件处理，一律免税投递。军中个人发出的私信不设上限，传送配达采用由军夫担任，士兵辅助的方式，同时雇用朝鲜和清国民夫运送。

　　6月16日，混成第九旅团在朝鲜仁川登陆，旅团邮政部开设了日军出征海外的第一个军事邮局。8月12日，第五师团在釜山登陆，次日在兵站内开始邮政业务。9月12日，第一军邮政部在仁川登陆，15日邮政业务开始。邮路随即向平壤延长，与先头部队邮政部接续。11月5日凤凰城邮局、12月13日大孤山邮局开局，朝鲜和鸭绿江一线邮路开通。10月19日，前往大连湾登陆作战的第二军邮政部和军司令部到达渔隐洞，同日在船内开始邮政业务。10月26日，花园口野战邮政局开设，12月金州、旅顺口、貔子窝间的定期邮政船开始运行。1895年1月11日，第一军和第二军间的邮路开通，此后朝鲜以北的邮件全部投送到大连湾发出。山东作战军于1月24日在龙睡澳登陆，第二军邮政部立即开始收集邮件服务。战争中期的辽河平原会战，第一军和第二军邮政部在盖平、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之间连成邮政服务网。4月18日，征清大总督府偕行的野战高等邮政部到达旅顺口，统一管理第一军和第二军邮政部的邮政业务，一直持续到日清签订《马关条约》全军撤回本土为止。近卫师团赴台湾作战，师团所属邮政部于6月10日在基隆开始邮件业务。7月2日，台湾总督府邮政部在基隆登陆，统管基隆、台湾的全部邮政业务。1896年3月，台湾战争落幕，运输通信长官部、野战高等邮政部相继相关，邮政业务全部移交台湾总督府邮政部。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从实施新谕令日起至1896年3月台湾战争结束，日军邮政部门共集信5,226,481件，配达6,823,144件，合计12,049,625件（包括反复配达次数）。其中私信总计4,647,897件，占全军邮件的88.9%。各战地平均每日发出的信件数，朝鲜为6,738件、清国本土为14,851件、台湾为12,332件。

　　战地邮政储金

　　1894年12月7日，日本《野战邮政为替》敕令颁布，战时海外参战人员的薪水支给可以依法得到妥善管理。因为战争期间，日本战争军费的一大部分，是用于支付从军军人和雇用者的薪水。日本兵在役制度虽然有别于清国的佣兵制，但是军队也有严格的等级给予制度。“野战邮政为替”也称作“野战邮政储金”，利用者在战地流动邮政局开设野战储金账本，通过兑换野战邮政为替印，个人储金就能方便地送给国内留守的家人，每次存取交易都会在账本上留下邮局职员的法定章印。军人、军夫、军属的薪水得到合理解决，减少了战地人员因无送金手段任意浪费和赌博的违纪现象。

　　敕令颁布当时，邮政储金的利息四分二厘，翌年4月利息上升到四分六厘，全日本加入“邮政储金”的国民客户上升到数百万。政府支付给国民的薪水，国民存入邮政储金，政府再运作邮便储金的资金，成功周转了战争急需的巨额资金。邮政储金为战争的持续、延长、胜利，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来源保障，正如战后学者所评论的那样——“日本的战争是国民自费的战争”。

　　军事邮政制度是近代战争理念的一大进步，日本不但吸收了欧洲军事邮政的经验，而且成功地把军事邮政与军事储金结合起来，使战争的财源得到充实，起到了全民支援战争的实质效果。邮政和储金制度成为日本五十年战争的重要支柱，形成了国家经营的最大官方银行。邮政储金制度产生于日清战争，成功于日清战争，这一体制一直延续至百年后的现代，发展成邮政、储蓄、保险三位一体的、最关系到国民民生金融利益的国家机构。

第34节：战场医疗(1)

　　2.5 战场医疗

　　清军战场医疗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战场医疗处于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状态。外国观察家记载：“清军忽略维持战斗力生存的卫生编制，军中没有固定的医师、卫生兵、担架员以及后方的战地医院。合格的军医和士兵比例相差悬殊，在医生欠缺的情况下，伤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治疗，成为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中医疗法的缓慢疗效，无法适应近代热武器造成的创伤。清军没有免费提供医疗的制度，治疗伤病的费用和营养费须个人承担。战地医疗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动摇了兵卒战斗的士气。骑兵部队的兽医也非常缺少，作战马匹出现疾病时，经常不能得到及时救治。”

　　战争中，清军意外得到了民间的医疗帮助。1894年12月，由外国团体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对清国的伤兵和难民展开了无偿救助。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清国的西方传教士组织创办的慈善机构，以国际红十字会宪章为宗旨，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主要设置在营口、芝罘、天津等地的西洋人居住区。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和船运业人员组成，主事者为戴利医生和契雷斯特医生。随着战争的延续，红十字会医院规模逐渐扩大，许多外国医生加入到医院中来。从1894年12月创办到翌年4月战事基本结束，营口红十字会医院发展到4所，医治清国伤兵近千人。

　　芝罘红十字会医院成立于1895年1月，部分伤兵从辽东半岛战场转来接受治疗。战争初期，当地外国人就开始筹划救疗伤兵和难民的计划，一位名叫塔斯瓦特的教会医生拜见芝罘官员，建议设立红十字会医院为战时伤兵提供治疗。在道台资金的援助下，医院很快建设起来。芝罘红十字会医院的地理位置远离辽东半岛主战场，伤病员数量不多。日军拓展山东战场后，这里接受了大量从威海卫战场败退下来的伤兵和难民。

　　天津是李鸿章指挥对日作战的大本营，红十字会医院成立时，曾经暗中求得李鸿章的支持，因此存在浓厚的官方背景。天津红十字会医院的规模超过营口和芝罘，当地西洋人组建了“红十字联合会”，设立红十字会医院5所，并派遣红十字会医疗队支援营口红十字会，治疗伤兵总数约1,400人。天津红十字会在山海关设立了伤兵转运机构，安置前线撤退的伤兵。旅顺陷落时，天津红十字医院派遣船只前往旅顺收治清国伤病者，由于日军担心暴露旅顺的虐杀现场，拒绝停泊在港外的红十字会轮船靠岸。

　　红十字会的战场救助，拯救了大量清国伤兵和难民的生命，可是红十字会的医疗活动一度陷入经费和药品不足的困境。医院负责人请求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姆威廉出面募捐筹款，当时颇有影响的《申报》馆获知此事后，立即用报馆代理“协赈所”的名义向社会筹集捐款，为红十字会医院募捐到4,500英镑、白银1,000两。继《申报》馆募捐之后，上海仁济善堂董事施善昌也以“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名义，在报上发布“劝募北洋医院经费”的启示。经过半月余的募捐集得白银13,000两，由上海英国领事馆转交红十字会医院。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也向清国政府捐助药品和钱物，该会闻知清日开战，寄赠药料三十箱，值银三千余两。旅居上海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募捐筹款的办事机构，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董事自发组成，协调各地红十字会医院的资金周转。

　　西洋人红十字会在战中治病救人的无私奉献，对医疗条件极差的清国军队来说是意外的恩惠，西方文明启蒙了清国人的视觉和思维。战后，清国政府认识到战争医疗的重要性，开始组建随军医院、前敌行营医院以及活用红十字会医院的慈善机能。遗憾的是这些启蒙的认识，一直延迟到清日战争十年以后才开始付诸实施。1905年7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为军内伤员提供医疗的场所。随营军医学堂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担任总教习及随营医院诊察长，雇用医疗助手、药剂师，开展军内医疗活动。这是清国军队在东西洋医学背景下，最初登场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军队医院。

第35节：战场医疗(2)

　　战争中，西方红十字会支援清国的活动受到日军的关注和监督，曾派遣代表和医师前往红十字会医院进行视察。红十字会是民间的中立组织，医疗只限于人道意义上的救助，医疗规模和条件难以适应大批战伤救助的需要。明治天皇早年曾宣布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因此战争中的日本对西方人协助清国救死扶伤的行动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辽河平原作战期间，大本营派遣了一支特殊使命的医疗小组，前往西方人在营口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战伤学研究。日军陆军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解村田步枪的实战性能。军医小组在红十字医院详尽调查了负伤清兵的伤口状况。结果发现，大部分清兵中枪位置，多发生在身体背部或臀部，身体前部被弹者非常稀少。这一调查结果和前线作战兵士的报告研究表明，负伤清兵是在逃跑的状态下，被敌军枪弹命中的。按照村田步枪的设计性能，弹头在500—600米之间具有最佳穿透效果，而清兵的软组织伤口内大多数留有弹头，可见一些清兵是在逃至1,000米以上时，被无力弹头追伤所致。

　　清军医疗制度上的缺陷，导致清国对日作战中处于极端被动的境地。西方红十字会奇迹般地出现，无疑给清军送来及时雨。他们无所求地向清国人伸出援手，外来文明对封建王朝进行了又一次道义上的精神感化。然而，清国人却没有在他的史书上，给为大清国作出贡献的外国红十字会留下感激的纪念篇章。

　　日军战场医疗

　　日清战争的战场卫生，是日本近代第一次海外作战遇到的最大课题。日军陆军野战卫生长官军医总监石黑忠惪，负责战争中野战部队的卫生事务，统理伤病者治疗、送还后方、疾病防疫等职责。履行职责包括卫生部人员调遣、医疗物资补充、恤兵团体的指挥监督、战地各军医部编制下卫生部队的指挥监督、内地部队的卫生勤务和陆军省医务局间的统辖。

　　日军军医指挥机构主要分类，军军医部（第一、二军司令部各设置一单位）；占领地总督部军医部；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南进军军医部；师团军医部；兵站军医部；威海卫占领军及混成第七旅团军医部。部门编制有：队属卫生员；卫生队；野战医院（近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师团各设两单位，第五师团设三单位）；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各师团设一单位，归兵站部调遣）；患者输送部（各师团设一单位，归兵站部调遣）；兵站部附属卫生部员（分为兵站监督附属、兵站司令部附属两种）。

　　从1894年6月入侵朝鲜至1895年12月从辽东半岛撤军，日本在朝鲜、清国本土、台湾、日本内地的出征部队和本土部队中，死亡者总数达20,159人，占总兵员数285,853人的7%。海外战役中，日军共死亡13,488人，其中病死11,894人，占死亡人数的88%。出战部队患者数为171,164人（朝鲜22,061人、清国本土83,299人、台湾65,804人）。战地入院患者数为115,419人，其中送回日本本土治疗的患者，朝鲜和清国本土共40,300人、台湾27,300人。日军在战场上的非战斗减员比例之高，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想。

　　作战部队大量伤病死亡的原因，除了战斗中直接死伤外，大部分是因战地气候环境恶劣、居住状况简陋、清洁饮用水缺乏等因素引起的疾病造成的。尤其在朝鲜、辽东半岛东南部、台湾及澎湖岛作战中，部队遭遇疫病袭击的惨状丛生，痢疾、霍乱、伤寒、疟疾、脚气等疾病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陆军在战中发生意想不到的脚气大流行，使战争中枢的军医总监，为明治军队创建军医制度的医学博士石黑忠惪受到各方的批评指责。1897年，石黑辞去医务局长职务，但他创建的军医制度对军队的战伤救治仍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卫生系统的运作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战地救护

　　战地救护作业是战争中日军最重视的战场行为之一，救护行动不但可以挽救生命，也能最大程度保护作战部队的有生力量，形成第二次投放战场的后备军。日清战争的战地救护，是对日军海外作战机制的初次考验。在陌生的作战环境下，日军庞大的救护、救助、救援机能，令欧美军队震惊不已。

第36节：战场医疗(3)

　　（1）队属卫生员　队属卫生员在战地开设临时绷带所，从事战伤者初期的收治作业。临时绷带所的开设次数为：第一军战区26次、第二军战区33次、台湾战区36次。战斗负伤者的运送，由辅助担架卒和卫生队担架卒担任，有时也有兵卒或军夫协助搬运。台湾战场的小规模战斗比较频繁，队属卫生员多随作战部队转战，即时搬运伤员撤离。队属卫生员除了前线救助外，也负责向后方转移伤者，在临时开设的休养所内收疗伤者，协助各医院患者集中场所的检疫等工作。战争中，日军相继在朝鲜发生痢疾；在清国本土发生霍乱、冻伤，在台湾发生霍乱、疟疾、脚气等疾病，队属卫生员日夜辛劳，救护出大量濒临死亡的病患。

　　（2）卫生队　开设绷带所救护从第一线转来的伤病员，绷带所规模较战地临时绷带所大。日军在朝鲜及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开设45次，台湾开设25次。朝鲜作战时因为缺少合适的房屋，绷带所主要使用帐篷。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利用民家或寺院庙宇设所。绷带所收容伤者最多的几次分别是：平壤战斗，混成第九旅团收容200人以上，元山支队百人以上；缸瓦寨战斗，收容数200人以上；盖平战斗，收容百人以上。1894年12月至翌年3月，辽东半岛的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战斗创伤和冻伤引发伤口感染恶化，给战地救护增加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卫生队除救护伤病者外，还开设患者集合所，收集行军途中的患者转往后方，协助驻屯地野战医院、舍营医院的勤务。卫生队在清国本土的海城、貔子窝、普兰店，台湾的基隆、台北、新竹、嘉义等地的野战医院、舍营医院，有效发挥了战场作业机能。

　　（3）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是大型战地临时医疗机构，在朝鲜和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共开设32次，收容患者5,011人；侵台战争期间开设野战医院5次，收容患者1,298人。朝鲜作战时，野战医院的设施条件以军用帐篷为主，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将民居或寺院庙宇作为医院设施。第一军凤凰城、海城作战时，战伤者和冻伤者充满野战医院，医院同时分担转送患者的业务。为了解决患者收容困难的局面，野战医院增设了舍营医院、避医院、预治疗所，协助收治重伤病患者。这种战地临时院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置66所，收容患者23,049人，收容规模最大的为凤凰城、海城、盖平的舍营医院。台湾战场的野战医院，在台北、基隆、新竹、鹿港、台南设置的舍营医院15院，收容患者16,078人，使伤患、病患收治混乱的局面得到缓解。

　　（4）卫生预备员　战地道路交通不畅，受野战医院的委托，以兵站卫生编制的卫生预备员为基干，开设了战地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以支援前线、兵站、后方间的医疗卫生衔接业务。兵站内收容的患者，多数是战地送来的因伤病失去战斗能力的患者，经前期救疗处置后，再向后方转移。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在安全转移伤员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役设立的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合计12家，清国本土共9家、台湾战役设3家，总计收容、转移患者18,485人。最高峰时，一家医院收容、转移患者达到600以上。

　　（5）兵站部附卫生部员　由于兵站卫生勤务繁重，野战卫生长官为兵站监部、兵站司令部的卫生预备员配属了临时兵站部附卫生部员。卫生部员主要是陆军卫生部员、赤十字救护员、陆军省雇用的医师及药剂师，其总数达到2,475人。兵站医院、患者休疗所（患者集合所、患者宿泊所、患者修养所）的卫生部员，主要辅助卫生预备员完成收治通过部队中的患者和向后方转移的任务。

　　（6）患者输送部　兵站休疗所收容的患者经陆路向后方转移的业务，由患者输送部担任。此类患者休疗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立47所，输送患者36,620人。在台湾设立8所，输送患者10,305人。患者输送部同时担任绷带所、野战医院患者的转移业务。

　　（7）看护妇（护士）　日清战争是日本妇女初次作为准战斗员参加的战争。日本从军看护制度创建于1890年4月，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第一期录取了10名女性学员入校。根据养成所规定，看护妇学习期3年，毕业后履行20年的应召义务，在此期间，国家有事时须响应赤十字社召集。后来，日本赤十字社女性应召义务年限缩短至15年，再后短缩为12年。看护妇应召规则的效力，一直续存到日军解体后的1955年（昭和三十年）1月16日。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毕业生规定，平时可以在日赤医院勤务或从事其他职业，战时一旦收到召集状，必须立即响应应召命令。实际上，战时，一些分娩不久、处于哺乳期间的看护妇，依然在安置好婴儿后应召出征。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初次被陆海军医院召集，媒体为此大肆宣传报道，赞誉为“日本妇女从军”之壮举，激励日本国民开始认知和接受看护妇这一新生事物。

第37节：战场医疗(4)

　　日清战争期间，从军看护妇应召647人，仅限定在日本本土陆海军医院供职，不赴战场参加战斗。日清战争结束论功行赏时，由于从军看护妇的优秀表现，也成为政府授勋的对象，看护妇作为一种新兴职业人气上升。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赤十字社条例》修订了日清战争第223号敕令，进一步明确了从军看护妇的职责：（1）战时帮助陆海军卫生勤务；（2）陆海军卫生勤务中有监督日本赤十字社的义务；（3）救护员严格遵守和服从陆海军纪律和命令；（4）看护妇长为下士官待遇，看护妇为士兵待遇。从此日本妇女开始逐渐走向前线，成为支持战争的重要力量。

　　患者的后方输送

　　战争中，向后方输送日军伤病员，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由于战场复杂的环境及交通设施的不健全，输送部门面临诸多的困难。清国本土缺乏优良的道路，部分地区可通过马车，但道路颠簸、行进缓慢。朝鲜山多路险，患者运送主要靠人力担架完成。台湾从基隆至新竹间通有火车97里，每日输送力十分有限，仅有50—100人，大多数地区仍要靠担架或利用本地轿子搬运。日清战争中，日本动员所有的搬运手段倾全部力量，就是要将战场的伤病员一兵一卒都运回国内治疗调养，绝不把他们弃留海外。

　　1894年7月，朝鲜成欢战斗前后产生的伤病者，先在龙山集合，后送往仁川经海路送回日本国内。平壤战斗的伤病者，经由大同江送往旗津浦或万景台，再转海路送回。第一军在义州、安州、鸭绿江、安东、凤凰城的伤病者，集结义州，前往耳湖浦转海路送回。第三师团的伤病者，送往停泊在大孤山附近海面的舰船上送回内地。12月中旬，辽东半岛沿岸海面结冰，负责海路运输的舰船被迫停航。战场上下来的伤病者和急剧增加的冻伤患者一时无法送回日本本土，到1895年1月滞留在兵站区内诸医院的伤病者增加到4,600余人。为减轻救护压力，病症较轻者被送往大连湾、貔子窝，与第二军病患者会合，一同经海路送回。这一状况持续到三四月，黄海北岸冰冻融化后，耳湖浦及大孤山的海路再开。随着辽河平原会战的进展，4月营口港水陆运输开始，各地伤病员在海城附近集合，前往该港乘船返回日本。营口港原有的诸多设施，为伤病员周转提供了便利条件，伤病员经该港返回日本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日军完全撤出辽东半岛为止。

　　第二军的兵站据点拥有良好的不冻港，大部分病患在第二军金州作战的登陆地点花园口、貔子窝、柳树屯集合，乘船。1894年11月下旬，旅顺口陷落，日军开通旅顺港向国内运送旅顺战斗伤病员的工作。12月中旬，日军筹备开辟山东战场，从国内到来的诸多作战部队在金州登陆集结。由于霍乱猖獗，日军在金州的登陆地变成了向国内运送病患的中转站。山东威海卫作战的伤病员，集中在崮山后和刘家台救治待命，南岸作战取得主导权后，伤病员在阴山口乘船返回本土。随着北洋水师投降，威海卫港成为转运病患者的基地。侵台作战期间，日军澎湖列岛派遣部队在途中发生霍乱等疫病，多人死亡；登陆后疫情愈加严重，死亡激增。一部分病患乘海军医院船从马公港回内地宇品港；一部分转送台湾基隆兵站医院。台湾战场产生的伤病员，相继在台南、安平、打狗集中，经海路返回内地。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自海外向国内运送病患主要利用以下几个港口——朝鲜：仁川、釜山、元山、旗津浦、南浦、渔隐洞、耳湖浦；清国本土：大东沟、大孤山、花园口、貔子窝、大连湾、旅顺口、营口、威海卫、阴山口、龙睡澳；台湾：基隆、布袋口、安平、打狗、东港、枋竂及澎湖岛马公港。运送船只包括以下几类：“普通运送船”，搭载轻症患者，配属临时救护员；“特设输送船”，配属常设护送员和卫生器材，可搭载重症患者；特设输送船开战当年仅一艘，后又增加一艘；“医院船”，是在普通运送船内装备医疗设备，可以实施复杂医疗手术的特殊运输船，从开战至1895年3月，医院船陆续增至7艘。

第38节：战场医疗(5)

　　内地卫生

　　从战地回国内的伤病患者，被收容在各部队驻屯地治疗。各留守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和其他卫戍地，合计开设了18所预备医院。为了解决预备医院卫生人员的不足，特别从地方雇用医师、药剂师、看护者，补充医疗医护的人力。要塞收容的部队患者，在横须贺、下关、对马设立的要塞医院内治疗。从战地送回国内的病患，从宇品、门司、广岛、小仓上陆，临时收容在预备医院，后换乘火车或汽船，分送到各部队所管辖的预备医院。战时，广岛的预备医院收容规模最大，各院收容患者合计达102,727人。大部分预备医院及要塞医院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896年才逐渐停止，广岛预备医院的工作延续到1899年。

　　卫生检疫

　　日清战争战地发生的传染性疾病，造成军队作战能力急剧下降，部分病毒甚至被伤病员带回国内，在民间广泛流行，造成巨大的灾难。开战初期，日本国内开始流行霍乱，患者56,000人，死者39,000人。战争中期，国内痢疾病爆发，全国患者155,000余人，死亡38,094人。1895年，开赴台湾澎湖列岛的军队发生霍乱疫情，传回国内的感染性病毒迅速扩大，造成病死40,150人。甚至日本在两年前宣言消灭的天花病也再度复燃，患者12,400人，死亡3,300人。

　　面对严重传染病侵袭的势头，日本政府动员全国卫生机关以及军队卫生机关，全面加强检疫、预防、扑灭行动。军方首先在海外关口设立检疫所，对霍乱、痢疾、疟疾、伤寒等传染病进行检疫隔离。战地检疫特设两种类型的检疫所：海港检疫所和陆上检疫所。日军在清国开设海港检疫所4所、朝鲜5所，主要负责对进出人员检疫和对船舶的检疫消毒，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旅顺口及大连湾检疫所。陆上检疫所，在清国开设7所、朝鲜4所。军方同时在国内的下关、宇品、神户三地施行检疫工作，1895年6月以降，似道、彦岛、樱岛三地开设陆军检疫所，对凯旋部队实施检疫消毒，沿途所有火车站均设立检疫所，厉行检疫。凯旋部队归国实施严格的检疫制度，使传染病的患病率得到了有效控制。

　　民间救护事业

　　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是活跃在战场上的医疗卫生民间组织，在陆军卫生部的指挥下，从事医疗救护工作。战争爆发时，该组织向陆军省请愿，获得军方许可，社内救护员分派本土陆军预备医院或随陆军前往战地医院服务。救护员在野战卫生长官的指挥下，依照战时卫生勤务令的条例从事本职工作。最初，负责国内勤务的救护员被派往广岛预备医院，之后随着各地预备医院的设立，相继配属各医院协助工作。赤十字社救护员同时负责给清国俘虏中的患者治疗。负责海外勤务的救护员分海上和陆上两种，海上救护员配属在患者输送船上，协助陆军省雇员负责运输船上的船员、搭乘者的医疗工作。陆上救护员配属第一军仁川兵站医院、清国各地兵站医院履行职责。战争期间，日本赤十字社派遣的卫生勤务救护人员总计1,373人。旅居朝鲜釜山、元山、仁川的日本侨民各医院，院长及职员共计22人，为军方患者提供收容、医疗、护理等服务，也有一定数量的日本居民，组成志愿人员参与伤病者的护理工作。1895年4月，日清两国签订《马关条约》，6月起赤十字社派遣勤务渐次取消，7月至12月全部救护员从清国撤回。

　　马匹卫生

　　日军在战争时期的马匹卫生管理沿袭和平时期的管理条例。1894年8月，朝鲜釜山附近发生牛瘟疫，陆军省立即派遣课员和数名兽医加强对牛马的卫生管理，防止用于军需搬运的牛马发生死伤减员。陆军省课员对军马卫生、军马医疗、铁蹄材料等进行详细调查，同年制定实施冬季军用马匹防寒用毛毯的供应。各师团司令部、兵站监部、兽医部，对马匹卫生直接进行指导监督，各乘马部队附属的兽医负责马匹日常诊疗管理。野战部队的马匹伤病最多的是鞍伤，朝鲜战役中，鞍伤占患马的4.18%；清国本土作战中占20.34%；台湾作战中占12.6%；诸种消化不良及呼吸病的发病率次之。台湾战场马匹发病率较高的还有皮肤病，占患马的2.5%。其他病患如咬伤、踢伤、头络伤等外伤，占全患马的9.0%。马匹腺疫主要流行马匹特有的细菌性传染病，如鼻黏膜、喉头黏膜等炎症引起发热或淋巴结肿胀化脓。国内马匹患病率占全患马的6.83%；清国则占3.99%。日军对马匹疾病主因的研究表明，朝鲜及台湾作战是夏季，马匹过度疲劳、体力减弱，易引起感染和并发症。而在辽东半岛及山东战场作战时，处于冬季，马匹的健康多有增进。日清战争全战役期间，日军患马累计54,532匹，其中发病后杀死8,994匹，战斗原因造成死伤的马207匹，其中死马97匹、伤马110匹。

　　战地尸体处置

　　清日战争双方的伤亡数都超过万人。清军死亡推计25,000人；日军死亡13,488人；军夫阵亡7,000—8,000人。战地尸体处理是维护战场卫生、防止疾病扩散的重要一环。日军对战地战死者和病死者的处理，采取在各战场附近和宿营地附近，开辟临时墓地埋葬的方式。根据战场条件，分别有土葬、火葬、水葬，对应不同的官阶，设立不同等级的墓标。日清战争之初，安葬阵亡者时举行军队会葬仪式；战争中期，政府批准本国的僧侣、神官从军，协助葬仪。阵亡者的葬仪采用符合日本人信仰的宗教，由各派僧侣以诵经法式，举行超度、镇魂安葬故者。

　　对敌国战死者的尸体处理，日军没有采用日军规定的对死者阶级、姓名、年龄进行识别和登记造册的做法，通常在战场附近合葬，并建设墓标。金州和旅顺战斗中，战死清军以及被虐杀的平民数量极多，而在冬季进行土葬需要耗费很多劳力，故日军改而采用大规模火葬的方式处理尸体。尸体处理时，卫生方面的处置尤为缜密，必须在尸体表面施撒石灰后掩埋以抑制瘟疫扩散。

　　日清两军凡有过战斗的地方都有日军临时墓地安葬阵亡将士，从朝鲜到清国到处可以看见日军墓地的标记。《马关条约》签订后，如何对阵亡者墓地进行保护的议论沸起，日本政府决定将安葬在海外的日军遗骨全部运回国内改葬。对此，辽东半岛占领地总督部、山东威海卫占领军司令部、朝鲜南部兵站监部，全面收集土葬者的尸体进行火葬，将遗骨送回国内，在政府规划的陆军墓地改葬。依照遗族家属的请愿，在陆军墓地可以建设自己家族的墓标。1896年，日本政府在台湾为作战死亡者的遗骨统一建立了永久安葬墓地。

第39节：战争俘虏(1)

　　2.6 战争俘虏

　　十九世纪末期的清日战争，发生在近代文明启蒙的时代，清日作为东亚两个政治经济大国，都是西方世界关注的国家。清国承袭了华夏文明的历史，日本脱亚入欧习得了欧洲的文明，两国都自我标榜代表了东方文明。然而不期而来的战争，赤裸裸地暴露出两国非文明的一面，最终都受到世人的指责。

　　清国俘虏观

　　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中，俘虏的地位极其卑贱，俘虏身份等同于“死亡”和“奴隶”，是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对象。“俘”乃军之所获，“虏”为奴仆也；“虏”后来用于贬称北方外族，称其为“鞑虏”，一度成为中原汉民族驱逐的对象。清代的俘虏文化史可谓恶贯满盈，满洲族为征服中原，肆意滥杀了成千上万的华夏子民。野蛮的屠俘文化同样影响到后来清军中的汉人绿营兵，屠俘、屠城在清兵的屠刀下顺理成章，没有了罪恶感。

　　清日战争的时代，清国朝廷没有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也不懂近代国际上对待俘虏的公约。战争中清国各地公布悬赏布告，鼓励清兵杀敌，取敌头颅邀赏。朝鲜平壤会战，日军缴获清军提督叶志超军和左宝贵军丢弃的悬赏状，文中称：“夺获洋枪一杆者，赏银12两；枪毙倭贼一名割取首级者，赏银30两；生擒倭贼者，赏银60两。”江南机器局悬赏布告：“捕获日本间谍者100两，捕获通敌清人间谍者50两，密告日本间谍居所者40两，密告通敌清人间谍居所者20两；捕获日本军舰一艘者10,000两，破坏日本军舰一艘者8,000两，捕获日本商船一艘者5,000两，取敌兵首级一枚者50两。”上海知县照会南洋水师悬赏告示：“夺取军舰一艘50,000法郎；击毁军舰一艘30,000法郎，夺毁运送船一艘10,000法郎，夺毁小艇一艘500法郎，杀死将校一名200法郎，杀死日兵一名100法郎。”

　　悬赏布告一度激发起士兵杀敌的热情，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军队的战斗意志。战场上屡战屡败的状况下，士兵萌发出扭曲的复仇意识，士兵个体开始用变态杀戮的方式向敌军传递复仇的信息。朝鲜战场缴获清军文书中记载：“上月初十日，左军侦察兵与倭探兵遭遇于中和，位置距平壤四十清里。我兵成功伏击倭兵，敌受伤者十数名，杀毙七名，活捉一名。审讯该倭兵俘虏，其手书姓名西北平，然日军进攻牙山之部署事未肯寡吐，是日下午遂枭。”

第40节：战争俘虏(2)

　　日陆海军内部战报记载：“旅顺附近土城子战斗中，我侦察小队11名士兵与敌遭遇，为不做俘虏，皆自决阵亡，清兵对我兵施以无人道之屠尸。搜索中发现中万中尉的认识牌，头颅和身体被分离，两腕被切断。其余士卒戎装物品亦被尽数掠去，尸体多处屠刃毁坏，割首裸足。尸体弃于路边，其惨状令人悚然……”“我军攻入旅顺口后，袭击了毅军左营，舍内一片狼藉，一隅发现数具日本兵尸体，背囊和枪剑丢弃于侧，血流凝固，腹背多处留下被刀剑反复刃刻痕迹，尸体丢弃于柴禾堆内。”日本2月13日新闻报道：“清军在距芝罘南六十清里处，俘获日本前哨骑兵23名，有电报请示如何处理，巡抚李秉衡下令一律就地枭首。”

　　随同第二军旅顺作战的从军摄影家龟井兹明，1899年7月10日出版了一部《从军日乘》，书中记述了一段日兵阵亡的现场：“我十数名战死者的首级，悉数被敌兵夺走。大多数砍断左手，割去阴茎；中有削掉鼻子，剜出眼球者，剖开的腹内充有碎石。一骑兵喇叭卒，四肢和头颅被砍断，腹内填入石块，阴茎割断，睾丸亦被取出。徐家窑一民家院内的玉米秸下，一名身着我兵服布片的兵士，被斩断右臂，腹部横断，睾丸剜除，阴茎的龟头割掉……其残忍酷薄之状，令人眦裂扼腕，悲愤填膺。我兵见者、闻者无不义愤激昂，对清兵复仇气焰盛上。”

　　清国悬赏布告公开鼓励兵勇割敌兵首级请赏，刺激了日兵对清兵的恐惧、仇恨和强烈复仇心态。山县有朋司令长官向远征兵动员时表示：“清兵之残忍，宁可玉碎不做俘虏。”这使得战争中日本兵被生擒者数量很少。清国军队沿用古来俘虏处刑的极端方式，亦成为引发日军对旅顺口军民屠城报复的重要原因。1895年8月清日两国履行《马关条约》规定，在清国新城和乾线堡交换战俘。但未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条约的清国军队，早已在战争中按照悬赏条例，将多数所捕日本俘虏就地处决。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也曾有过战争文明的称颂。1895年2月5日夜，威海卫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日本联合舰队鱼雷艇潜入刘公岛湾内袭击北洋舰队，被清国军舰和岸炮发现，立即遭到猛烈的炮火轰击。日舰9号、8号、14号鱼雷艇被清军炮火击伤，或沉没或搁浅，敌兵逃跑时遗弃数具兵友的尸体。此时，清国旗舰“定远”不幸被敌鱼雷艇发射的鱼雷命中，舰体损伤，大量进水。翌日，丁汝昌接到缴获敌兵尸体和破损艇的报告。面对“定远”舰被日军炸毁，义愤填膺的水兵要求处分敌尸。丁汝昌表示：“此虽敌国士兵之尸，亦系忠勇之士，理应以礼相葬。”丁提督说服部下，按照清国典式特制棺椁，郑重其事地将他们埋葬在刘公岛。日本人后来有评：“丁汝昌实乃文明忠义之士。”

　　日本俘虏观

　　近代国际法确立以前，各国的内战以及国际战争中，战俘均由捕获方随意处分。俘虏被任意斩杀、承担重劳役，或作为领土交换、获取赎金的对象。十九世纪面对频繁纷争，欧美人开始探索人道的战争。1863年2月，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创立，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签署。公约宗旨，在共同文明意识的约束下，将人道原则视为所有人类共有的，不分国家地区、种族风俗、民族哲学、道德规范，只追求生命第一的准则来共享。1886年明治天皇反省国内的“西南战争”中，数以万计生灵涂炭的残酷事实，下诏日本国加入欧洲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誓约在战争中保障战俘的基本人权，履行文明战争的职责和义务。

　　1894年8月1日，日清两国宣战；8月4日，明治天皇颁布第137号敕令《帝国内居住的清国居民保护令》，规定“凡有固定住所，居住在日本的清国国民，只要遵守法律，服从裁判所管辖，从事和平职业，其身体和财产将受到法律的保护。”日本和清国虽然变成敌对国家，但是社会和政府继续允许旅日清国人拥有正常生活和工作的自由，允许居住日本的清国人往来于日清两国之间，甚至允许日本人与清国人通婚，允许关押在日本的清国俘虏与国内亲属书信往来。明治政府在国家文明准则规范下，给予敌国人民应有的人权尊重。

第41节：战争俘虏(3)

　　在清日战争中被日军押往日本的清国俘虏簿上，有近千人的记录。这些俘虏主要来自丰岛海战“操江”舰降兵、朝鲜战场俘虏、金州旅顺战场俘虏、威海卫战场俘虏。将大量外国俘虏押往本国，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尝试，企图充为人质或用于谈判桌上的筹码。但对当时的清国朝廷而言，在每战必败的混乱战局中，根本无暇顾及战俘的命运，清国战俘犹如被遗弃的孤儿飘落异邦。　

　　1894年8月23日，日本陆军大臣公布战争俘虏处理规则。俘虏收容分成“内地收容”和“战地收容”两种方式。收容所设在各地的寺院，每个寺院安置俘虏百人以下。安置待遇依照日军军阶的标准，按等级区分清军将校、下士、兵卒的居室饮食。俘虏分成班组，选定组长协助管理俘虏的日常生活。俘虏中的伤病者由各地陆军预备医院、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员负责治疗，痊愈者出院后仍回到指定的收容所。死亡者按照军人待遇安葬在陆军指定的区域，墓碑的建造以日本陆军将校下士卒的规定为基准。俘虏的被服寝具配给，从军需仓库的库存中调拨。饮食营养供给，适用《陆军给予令》第九章规定的标准，将官24钱，上长官、士官、准士官18钱，下士以下16钱；其他生活必要的消耗用品，采用现物支给的方法。各所配备若干卫兵，负责收容所的警戒、保安等管理事务，配置医务员负责收容所的日常卫生和健康管理。在所俘虏允许与国内家人通信，提供信件接收发送的便利条件，但信件内容需要经过检查，确定对日本安全无害方可放行。

　　战地俘虏收容所的建立是在清日马关会谈期间，李鸿章遇刺负伤后，两国签署休战条约之时，日本决定暂时停止将清国俘虏送回日本的计划，改在辽东半岛日军占领地内设置临时收容所。如果两国不能签下和谈条约、恢复和平，临时收容所的俘虏再转送日本。日本占领地设置的俘虏临时收容所，称“海城停留所”，所有关押的俘虏由占领地总督部监管。1895年5月起，海城停留所的俘虏待遇，一律按照本国在押俘虏的标准给予。

　　清日战争期间，清国海陆军被俘总计1,790人、战伤及病患者326人、重症治愈者231名、不治死亡者55人。依据《马关条约》第九条，两国交换战俘。1895年8月18日，日本派遣运输船“丰桥丸”前往清国直隶省新城，收容在日本本土的清军俘虏976人（在此之前，清国在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先行移交日本俘虏若干人）。9月1日，两国在清国盛京省乾线堡第二次交换战俘，日本交付海城停留所收容的清军俘虏598人，清国移交日本战俘11人（士兵1人、军夫10人）。

　　日军在战争中按照国际红十字会公约，对清国俘虏施以人道义务，在收容设施、医疗救助、公共卫生、膳食营养、书信往来、宣教普度等方面给予宽容待遇。这对不甚了解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的清国军人来说，显然感到震惊。在得到人道救护时，惊异之下落泪者有之，合掌作揖施谢者亦有之，俘虏收容所里的清军官兵，纷纷赞叹日本给予的宽大待遇。战争中跟随日军的诸外国观战武官和采访记者，也向国际媒体报道了日本军队的文明表现。

　　日本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文明施善的同时，军队也暴露出残忍的一面。事实上，从战争初期开始，国际社会就对标榜文明国家的日本之所为抱有诸多疑问。最引人注目的是丰岛海战、朝鲜战役俘虏集体处刑、旅顺口虐杀事件。

　　丰岛海战是标志清日战争开始的第一战。1894年7月25日，联合舰队击沉了一艘满载清军的英籍运输船“高升号”。当船体被弹下沉时，清军水兵纷纷落水逃难，日舰非但不营救落水者，还向已经失去战斗力的清兵射击，公然违背国际红十字会宪章，丧失了文明军队的基本道德。一千余名清军官兵葬身海底，船内供职的四名马来西亚水夫也遭到相同命运。滥杀事件的责任者“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即以此为荣，毫无怜悯之心，日俄战争后荣耀地成日本海军的军神。

第42节：战争俘虏(4)

　　朝鲜平壤战役，清军被俘513人，朝鲜兵被俘14人。部分被关押的俘虏图谋越狱，行动中杀死看守，结果被日军镇压以失败告终。越狱事件激怒了日军，对参与越狱的俘虏严加追究，60名俘虏被日军集体砍头处死。

　　旅顺口虐杀事件，史称“旅顺大屠杀”、“旅顺惨案”。1894年11月21日，“日本第二军攻陷旅顺口，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为给遭到清兵杀害的日兵俘虏复仇，下达了对清兵格杀勿论的命令。复仇行动在城内疯狂展开，全城百姓受到株连。日军对旅顺持续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估计死者约2万人。日军滥杀无辜的暴行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野蛮行为给自誉文明的军队留下了历史污点。

　　明治维新的军队被史学家评价为，是具备文明素质的国家军队，日本自主强调效仿西方军队的文明善待俘虏。虽然在击沉高升号事件、平壤会战处死越狱俘虏、旅顺虐杀等问题上，受到欧美诸国的谴责，但是在战场上救护俘虏、俘虏营中对清兵优遇、战后俘虏全员返还、为阵亡俘虏埋葬立碑等，履行国际红十字会宪章精神的行为，得到了欧美诸国的称赞。时光荏苒、百年长梦，至今在日本的土地上，仍然保留着许多在清日战争中死亡的清军俘虏的墓地。

　　随着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和战争的日益扩大，日本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日本人的“他国观”，自认大和民族是优于亚洲其他民族之上的优等民族，而他国人都是劣等的野蛮人，因而在对待战俘问题的立场上发生了极端转化。日本的昭和军队，彻底褪去了明治军队倡导的文明精神，在对待各国战争俘虏问题上，从骨子里透出了野蛮的民族劣根性。

　　日军俘虏收容状况

　　赤十字社俘虏宣传单

　　我国古来与外国交战，善待敌国俘虏和负伤者，久有世论记载。天皇陛下布告本邦加盟赤十字条约，其主旨即教育我军人遵守，善待，爱抚敌伤兵及放下武器之敌。战是国与国之战，非个人间的相互仇恨。敌伤兵、病兵、降兵的救护和仁爱心，此乃必遵文明之公法。即便对敌将之尸，也须以官礼相待。天皇陛下的军人，刚勇和仁爱之行为须受到表彰。

　　俘虏配布

　　国内俘虏收容所指定：东京、佐仓、高崎、丰桥、名古屋、大津、大阪、姬路、广岛、松山、丸龟等所。收容所须按规定修缮营舍，提供被服、日常用品。负伤俘虏由最近的陆军医院收容治疗，或赤十字医院医护。医院内死亡之俘虏，可埋葬在最近的陆军墓地内，各地俘虏收容所相同候也。

　　赤十字医院俘虏救护员任命

　　理事员1人、医长1人、医员1人、助手医员2人、药剂员1人、会计1人、看护妇10人、看护夫6人、使丁2人。

　　俘虏收容所管理报告回复

　　（1）俘虏使用之被服，从军需库的古品中支给。（2）雨具外套中古品支给，不足分支给伞或桐油布。（3）清国人的辫发断剃，可以各自随意。（4）暖炉或火钵按军队配置支给。（5）饮食炊事、室内外、浴室、厕所的扫除、衣物洗涤，俘虏内自行管理。（6）死亡者墓标记载文字，可在名字后添加俘虏，或俘虏二字消去。（7）俘虏从本国穿来的污秽被服，清洁后可永久保管，或根据本人意愿破弃卖却。

　　陆军省俘虏物品赠与答复

　　日本居住外国居民时有向俘虏赠送文房用具、手绢、拖鞋、内衣裤等类日用物品的情况，根据吾国军纪规范，在允许的范围内许可。

　　真言宗俘虏抚恤使派遣願

　　叡圣至仁的大日本皇帝陛下，1864年大日本国加盟日内瓦赤十字条约，对无加盟清国一视同仁，数百名清国俘虏配置全国各地救护，圣恩感激涕零。兹我佛教最慈悲普及怨亲平等，清人俘虏亦属人类之同胞，愿向他们的病苦幽郁慰问抚恤。陛下博爱，本宗恳谕宗教慈悲，派遣俘虏抚恤使，向全国各地俘虏演说布教愈愈感化，并惠与若干物品，奉请愿侯也。

　　浅草本愿寺俘虏收容

　　12月28日清国俘虏179名（内将校3名），浅草本愿寺到达收容。俘虏患者的治疗由本愿寺近旁的部队军医往诊，或嘱托市井医师治疗，月嘱托金10圆以内，药剂费实费支付，特此申请候也。

　　浅草本愿寺俘虏收容所参观愿

　　众议院议员提出俘虏实见申请愿，许可资格及入场券发给候也。复申请之趣意，留守第一师团司令部发出参观证二百张，请查收。俘虏收容所之参观须知事项：（1）俘虏收容所之参观需向留守第一师团司令部申请批准。（2）参观者须向收容所卫兵出示参观认可证，听从管理者的指挥。（3）依照管理者的安排参观，因故也会有谢绝或中止参观的情况。（4）不得有无礼的行为。（5）参观中必须肃静。（6）没有管理者的许可，不能随意讲话或赠送物品。（7）收容所内不能携带手杖或雨伞等物件。（8）参观结束后认可证须交还大门哨兵。

　　俘虏体格检查

　　俘虏体格检查在卫生面，是必不可少的要件。遵照军医官的提案，通达各俘虏收容所实施检查。检查实施时通知上方，医务局也派遣员参加。

　　俘虏将校死亡埋葬的件

　　目下清国俘虏一名，将校相当官职位者，病危至急，上官指令安葬的标准和费用。

　　回复：申请之趣意，可按陆军准士官埋葬标准，金20圆实费支付。

　　俘虏实况摄影愿

　　目下在东京及松山、佐仓、高崎、丰桥、名古屋、大津、大阪等清人俘虏收容所，受到我仁义仁慈之报道多见于新闻报道。然文字报道无充分之信用，浮说者云云甚为憾事。近来欧美各国及清国运用新式写真版登载报刊，新闻效果甚为优佳。故恳请陆军大臣许可摄影，奉恳愿候也。

　　回复：申请之趣意，关于俘虏摄影的件，摄影计划实施须事前向俘虏所在医院、收容所提出申请，得到许可通知后，由该当部门提供实况摄影方便，特通牒候也。

【宗泽亚】清日战争 第二章 清日战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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