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鲜之乱

　　同属远东的朝鲜国，像楔子一样夹在中国、俄国、日本国之间，是列强踏入远东的最后一块神秘封地，因此有“隐藏的王国”之称。朝鲜独特的自然地貌形成了一个天然屏障，她的东海岸是一道连绵不断的峭壁，西海岸是一汪著名的远浅滩，港湾仁川可以与海路相连，却不是一个优良港口，湾内海潮变化频繁，涨潮和退潮时间相隔短暂。涨潮时舰船可以顺海流进入港岸，退潮时强大的回吸力能将舰船引向礁岩，退避不及的舰船会搁浅在淤泥中。朝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战略意义，成为近代列强争夺、占领、蹂躏的受害国。

　　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驾崩，先王无后嗣，奉翼宗神贞王后赵氏之命，由兴宣大院君嫡第二子李熙（1852—1919）即位，庙号高宗。高宗未成年，生父大院君作为摄政王代理执掌政务。朝鲜的吏制推行儒学、朱子学教育，模仿邻国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出世的学者在朝廷日益形成维护贵族利益的“两班”势力，拥有像中国的士大夫、日本武士那样的特权。当外国势力欲打开朝鲜国门时，他们首先担心外来文化会动摇本身物质利益、思想倾向、国内的权贵体制。清国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洋文化强行流入清国也渗入了朝鲜。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开始在两班势力中出现争议，朝鲜开化派的萌芽诞生。国内广大农民不满君主专制下的不法课税、土地兼并、过酷徭役，反抗朝廷的声势逐渐壮大。

　　1866年在朝鲜传教的法国神父卡特利库，遭到朝鲜宫廷的迫害、追杀而逃亡清国。应神父的请求，常驻清国的法国舰队七艘战舰开往朝鲜，占领了江华岛，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引发“丙寅洋扰”事件。大院君政权推行强硬的攘夷政策，不屈膝于法国强敌，迫使舰队撤离。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借口数年前，朝鲜烧毁擅自进入朝鲜的美国商船为由，要求朝鲜宫廷开国通商，遭到拒绝。美国六艘军舰侵入朝鲜，实施了登陆作战，引发“辛未洋扰”事件。最终两国交涉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美国只好退出朝鲜，返回清国。朝鲜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和天然的地理屏障，成功阻挡了欧美诸国用炮舰外交敲开国门的企图，成为远东最后一个顽固锁国的王朝。

　　1873年大院君辞去摄政，将政权移交给他年满21岁的儿子李熙。高宗接替大院君政权亲理国事，王妃闵氏一族趁机篡取了国王的权力。此后，宫廷大院君派和王妃闵氏派的两大势力内斗加剧，在国政和对外政策上各持己见，针锋相对。而国政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民众苦不堪言，脆弱的朝廷危机四伏，不堪一击。朝鲜的锁国政策引起邻国日本的强烈不满，日本国内“征韩论”的呼声日益高涨。欧美列强频繁撞击朝鲜国门的情势警觉了日本，一旦朝鲜被置于列强的控制之下，日本将永远失去朝鲜，日本必须在列强之前取得对朝鲜的控制权。

　　1875年5月，日本“云扬号”等三艘军舰，侵入釜山港，开炮演习示威。9月，“云扬号”再度独自进入江华岛测量海图，遭到江华岛守军开炮攻击，“云扬号”立即还击摧毁了江华炮台。12月，日本全权大使率军舰六艘前往朝鲜，就江华岛开炮事件向朝鲜提出抗议，要求两国缔结通商条约。作为朝鲜宗主国的清国政府不愿看到朝日间对抗，引来欧美列强的干涉，劝告闵氏一族对日开港。

　　1876年，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日鲜修好条规》，史称《江华条约》。日本从朝鲜获得开港通商和免税特权，在朝鲜拥有了领事权和裁判权。日本对朝鲜的强权渗透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1882年美国效仿日本与朝鲜签订《朝美修好条约》，英、法、德、俄、意、奥、比、荷、丹等国也在美国之后，与朝鲜签订了类似条约。在江华岛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下，日本商品享有免税特权，严重冲击了朝鲜的国有产业。闵妃亲日派一族主导的朝鲜政府军，开始招募日本军事顾问改造军队，编制训练新军。军制的改革触动了朝鲜旧军人的利益，招致旧势力的猛烈反击。

　　1882年，大院君在京城煽动军队叛乱，冲入王宫，挑起“壬午兵变”。乱兵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七名日本军事顾问，公使官员被迫趁夜潜逃回国。应朝鲜国王请求，清国驻朝鲜军队迅速镇压了兵变。兵变事件发生后，日本派遣陆海军两个大队开赴朝鲜，抗议朝鲜的无礼行为，朝鲜国王派遣全权特使金玉均一行前往日本谢罪。清国政府为了平息日本和朝鲜间的紧张局势，将大院君押送清国软禁。日本政府则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要求朝鲜向日本赔偿55万日圆损害金，允许日本派1,000名警卫驻扎朝鲜，保护日本侨民和公使馆。事件虽然就此平息，但是清国警觉日本驻军朝鲜的目的，急速从本土增调3,000人的兵力开进朝鲜，向日本施加压力，两国军队因此形成了对峙的强弩之势。“壬午兵变”导致朝鲜宫廷完全倒向清国，日本在朝鲜处于被冷淡的境地。

　　1884年，从日本归来的朝鲜政治家金玉均等人，在日本军方支持下秘密组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开化党”。12月4日，开化党策动了挟持国王，企图推翻皇室政权的政变，史称“甲申政变。”政变一时取得成功，开化党宣布朝鲜脱离与清国的宗属国关系，建立独立国家。紧急之中，闵妃请求清国驻朝特使袁世凯救援，清军迅速出兵镇压了政变。金玉均等人的政权仅三日，便告流产，主谋数人被迫逃往日本国避难。政变平息过程中，清军和日本公使馆警卫队之间发生冲突，日方民众和军人均有伤亡。事件惊动了清日两国政府，为了解决围绕在朝鲜问题上的纠纷，两国分别委派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会谈，双方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之一项规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此一条款为十年后清日两国军队合理出兵朝鲜埋下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加速对朝鲜的渗透，并不断扩充国家的军事力量。1886年，清国和日本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为83 : 17，到了1892年两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达到55 : 45，水平已趋于接近。日本在朝鲜贸易的急速增长，显示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发生动摇，清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深化。为了对抗清国飞跃扩展的军事力量，日本陆海军急速扩大军备，国家财政年年增加军费开支。1881年军费占国家支出总额的16%，1883年占21%，1890年占29%，日本的产业政策，从殖产兴业向富国强兵方面转换。

1890年，针对朝鲜半岛的紧迫情势，清国以日本为假想敌在旅顺扩建要塞，兴建大型船坞和机械工厂，在周围高地构筑永久炮台。来自北方俄国人的威胁更是咄咄逼人，1891年俄国开工兴建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在海参崴开设军港。同年，俄国舰队访问日本，以显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人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就是排除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企图取得朝鲜周边的不冻港，建立俄国在远东的霸主地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日本陆军长老山县有朋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军备意见书，指出俄国的西伯利亚铁道计划将在十年后完成，那时日本的假想敌将不再是清国而是俄国，日本必须抢在俄国人之前在政治和军事上确保对朝鲜的控制权。为达到这个目标，日本有必要在清国领地内设立据点，日本需要合适的理由在军事上打击清国的军事力量。

　　清日出兵

　　19世纪末，朝鲜高宗皇帝李熙生性懦弱，国家政务的决策权被皇后闵妃独揽。在闵氏家族的政治下，朝鲜国政腐败，民不聊生；李氏王朝内部派系林立，盘根错节，清国派、日本派、俄国派日益动摇和肢解国家的权力。再加上外来势力的侵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国家在内外多重压榨下更是雪上加霜，严重的内忧外患正在把李氏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民众不满贫穷生活的现状，各地不断发生农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抗争，顺应抗争民意的东学教在民间得到广泛呼应。

　　朝鲜东学教是教祖崔济愚独创的一种排斥基督教和儒教的民间宗教组织，教义传授每日吟诵13字祝文便能得到好生活，接受灵符祈祷就能去除病灾的说教。东学教虽然愚昧，但代表了民众渴望幸福生活的基本愿望，因此影响不断扩大。1864年，政府以异教邪说之名残酷镇压教会，处死了教祖崔济愚。二代教祖崔时亨继承先祖衣钵，在朝鲜南部重建教团，公开立帜为“教祖申冤”、“驱逐倭洋”，与官府抗争。1892年，东学教徒在各地广泛开展报恩集会，要求政府停止对东学教的迫害和镇压。1893年，崔时亨亲赴京城向国王直诉教祖崔济愚的冤罪，信徒在各国公使馆附近张贴斥洋标语引发骚乱。清国驻朝鲜钦差总弁袁世凯请求李鸿章允许镇压东学异教，李鸿章立即命令“靖远”、“来远”两舰开赴仁川，东学教妥协，骚乱得到和平解决。

　　1894年2月，全罗道古阜农民不满郡守赵秉甲的酷政，发动农民暴动，在东学教中坚领袖全琫准领导下，民乱从局部地域扩大到整个朝鲜南部。东学农民军声势浩大，打出“排斥洋倭、惩讨贪官污吏、还我民生”的旗帜，数月间发展到数万人之众。朝鲜宫廷接连收到紧急报告请求派官军镇压农民暴动，闵氏一族首辅大臣闵泳骏立即请奏国王发兵讨伐，遭到宫廷多数大臣的反对。有大臣上奏称：“东学党本系良民，因不堪忍受地方官的恶政而蜂起抗争，朝廷不应武力讨伐，应该采用招安之策平息暴动。”闵泳骏的意见被否决后，他秘密拜访袁世凯图谋对策。袁世凯认为，朝鲜兵队太弱，一旦败北，农民军就会侵入京城，那时就可能招致外国的干涉，必须及时援助朝鲜宫廷，尽快将农民军镇压下去乃上策。5月9日，朝廷不堪农民军声势压力，决定发兵镇压，任命兵使洪启薰为“招讨使”，率领京城兵800名前往讨敌。兵使洪启薰因在1882年“壬午兵变”时救助王妃避难有功，深得高宗和闵妃的宠信。袁世凯借给朝鲜官军一艘清国军舰“平远”号，加上朝鲜自国汽船“苍龙”、“汉阳”号，搭乘出征兵八百和野战炮4门，弹药140箱，从仁川出发赶往全罗道群山浦。然而，八百讨敌军面对数万农民大军尚未接战便丢盔弃甲，半数以上的兵卒临阵而退四散逃亡。

　　朝鲜局势日趋紧迫，袁世凯向李鸿章进言，东学党变乱有利于稳定大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清国出兵镇压乱党可以从政治和军事上加强对朝鲜的控制。5月26日，袁世凯会见闵泳骏，袁世凯说：“贵国南部局势严峻，实在令人担忧。”闵泳骏回答道：“上国小国之痛痒乃一体事柄，当下战端危机朝廷，全仰仗袁大人援助的好意。”袁说：“前日洪招讨使兵败，乱徒依然猖獗，贵朝廷中难道就没有其他将才了吗？”闵说：“虽选拔了精锐，但无法马上进剿，朝廷不希望与东学党决战，故陷入现在的被动局面。”袁说：“听闻贵国士兵毫无军纪不听从命令，将官怯战心虚，兵卒畏敌不前，与贼徒相对而不战，远隔十余里听闻有贼便驻足而逃，此乃讨贼乎？”闵无言以对。袁说：“如果我国用兵，只需5日便可荡平乱贼。”闵泳骏道：“贵国援兵之事还请袁大人做主。”

此时，朝廷各班大臣上奏高宗：“近日局势紧急，东学党若只有数千，我讨伐兵尚可以剿灭，然如今贼人达数万之众，剿灭显然已是空话。农民军虽系乌合之众，但其势难以抵挡，朝廷只能劝说招安归顺。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乃国之粮仓，绝不可失。朝廷可派大臣敕使前往，对贪官猾吏行刑，除之以平民愤，乱民便可一朝退散。”闵泳骏反驳道：“哪里有贪官猾吏，现今刁民者皆称自己冤罪。听说那赵秉甲遇袭之日早已去向不明，朝廷即便派遣特使，如何行刑服众。诸臣招安之说只能是姑息养奸，陛下若图安治国、平定乱局，应立即向清国借兵剿灭乱党。”高宗斥责闵泳骏，同意诸大臣的请奏，说道：“闻听东学教徒乃以忠孝为本，为何说臣民为乱党？”遂委任金鹤镇为全罗道监司，携带镇抚谕旨前往农民军阵营招降。结果事与愿违，东学党没有接受朝廷的怀柔政策，农民军乘胜占领了全州府，庆尚道、忠清道、平安诸道农民也纷纷蜂起北上，意欲总攻京城，形势迫在眉睫。5月31日，朝廷接到全州城陷落急报，朝堂大臣皆大惊失色，一致同意向清国借兵镇压乱党。6月1日，领议政总理大臣在请求清国援兵的公文上签字，由于朝廷内对引进外兵入境仍存异论，文书没有立即送交袁世凯府邸。此间，洪启薰招讨使再上疏朝廷，呼吁若无外兵救援，则东学乱党不灭，李氏江山难保。朝鲜近代史上最大的内乱，甲午农民起义进入了关键的历史阶段。

　　6月2日，日本驻朝鲜临时代理公使衫村濬，派遣公使馆书记生郑永邦探访袁世凯，打探朝鲜是否已经请求清国出兵一事。袁道：“双方已经达成内定意向，公文尚未到手。公文一旦取得，待命部队即可出兵。贵国对出兵朝鲜有何见解？”郑：“日本政府对朝鲜从无他意。”郑永邦返回公使馆，立即将袁世凯谈话禀告了衫村，同时给外务省发出“朝鲜政府有请求清国派遣军队之意向”的急电。当日，日本政府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商讨朝鲜局势，会议认为朝鲜壬午军乱和甲申政变失败以及目前东学党起事，均以排斥洋倭为宗旨。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地位正受到沉重打击，东学党起义必将危及我驻朝公使馆和本邦8,825名侨民的安全。会议一致通过保护驻朝公使馆和在朝国人安全出兵朝鲜的议案。

　　6月3日晨，衫村公使亲自拜访袁世凯，围绕朝鲜借兵之事谈话达3小时。袁：“眼下要想维持东洋和平，当务之急是镇定朝鲜之乱。东学乱党是政府及地方官恶政的结果，政府官员的惩戒应首当其冲，若放任自流，镇定乱党就是空话，届时朝鲜势必受外国势力干涉，成为各国争夺的是非之地。依拙者所见，无论朝鲜政府如何施政，当前首要的是镇定乱民，防止外国干涉招惹祸端。”衫村故意试探袁世凯，“贵国出兵，那我国也不能不出兵，实在令人为难啊。”闻其所言袁世凯顿时面色大变，说：“为何贵国需要出兵？”衫村：“为了保护我公使馆和在朝鲜的居民。”袁：“我国援兵是为了镇定乱民，丝毫不会危及贵国人民的安全，贵国无需出兵。”衫村：“朝鲜政府自己不能镇定乱民，既然要向外国借兵，那我国人民依靠外国兵保护岂能安心。而且现在朝鲜国尚无正式请求贵国保护，我国出兵亦在情理之中。”袁：“如果贵国出兵，那么就会招来其他外国军队进入京城，此乃祸乱之端，朝鲜国王是不会欢迎的。”衫村为消除袁世凯的警觉，笑曰：“此乃笑谈，仅仅是余之空想所思，切望阁下不必多虑，贵国如确定出兵勿请阁下转告我国。”在衫村濬看来，袁世凯表面上公平理论，实则满腹野心，企图通过援兵入境进一步明确清国和朝鲜的宗属国关系，为自己建功立业。袁口口声声丝毫不会伤及日本官民，可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时，正是袁派出清兵杀伤日本官民，此人系阴险无信用之人。

　　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国派兵的正式公文送到，袁世凯立即电告李鸿章，并把与衫村濬的会谈情况作了报告，强调：“当前日本国内多事，即便日本出兵不过也是以保护公使馆名义派遣区区百余兵力罢了，对清国出兵不会构成威胁。”李鸿章赞同袁世凯的建议，决定派兵入朝，随即电告总理衙门转奏折与帝，光绪圣旨云：“李鸿章电奏已悉，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清国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必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如需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当夜衫村代理公使再访袁世凯，探问：“贵国如果没有朝鲜请求援兵之公文，乱民将对汉城构成威胁，清国有何对应。”袁：“朝鲜政府已经下达请求我朝援兵公文，清国准备派发1,500人兵力赴朝镇定东学民乱。”

6月4日，衫村急电东京，报告：“昨夜在袁世凯敦促下，朝鲜政府正式交付了请求清国出兵的公文。清国北洋水师威海卫基地已经出航四艘军舰驶向天津，为赴朝清兵的商船护航，日本政府应迅速对应派遣军队进驻朝鲜。”清国政府对朝鲜事态的快速反应，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警觉，政府根据临时内阁会议作出的出兵议案，决定抢先完成在朝鲜的军事部署。

　　6月5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在参谋本部内设立，下达向朝鲜增派混成旅团的动员令。归国休假中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依照政府对朝鲜的既定方针，紧急凑集70名海军陆战队员赶赴朝鲜。在仁川港与停泊在那里的5艘日舰汇合，临时从各舰抽调海军队员加入先遣陆战队，组成总员488名的临时战斗序列，赶往京城日本领事馆。伊藤首相考虑到日清两国外交上的均衡，不赞成派遣大规模军队赴朝。但军方强硬派主张必须打败清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雪“甲申事变”日本败北之耻，把清国势力赶出朝鲜。伊藤对清国一贯的弱势外交，在国会内早已让许多人感到厌倦，正在组织力量试图推翻伊藤内阁。伊藤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顺应军方的要求，采取承诺对应的立场。

　　6月12日至18日，混成旅团第一批先发部队完成了仁川登陆的军事行动。23日混成旅团主力包围京城，28日混成旅团全部登陆完毕，兵员增至8,000名，超过牙山清军2,000名的兵力数量。在清日两国朝鲜出兵问题上，日本的情报准确、对应迅速、兵力占明显优势。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清军驻防牙山偏僻之地，孤兵独处，前后无援。日军驻防京城，兵临城下控制京畿，朝鲜近海日舰巡航警戒，两国第一轮军事对峙日本占据了绝对优势。

　　外交纷争

　　清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启动了清日两国十年前签订的《天津条约》中之约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6月6日，外务省电信课截获李鸿章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知会日本政府清国出兵的电报。6月7日，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向日本外相递交照会公文，文中声明：“此番清国派兵援助朝鲜乃我朝保护属邦之旧例，清国政府依据1885年清日《天津条约》中第三条规定，特知会日本政府。”

　　日本外相立即回复照会：“承知贵国出兵朝鲜，但日本历来不承认朝鲜是清国属国。日本政府为应对朝鲜之乱，保护本邦在朝居民安全，也准备向朝鲜派出若干军队。”9日，清国总理衙门再致照会日本：“清国保护属国之行动，乃应朝鲜政府镇定国内民乱之请求。然贵国派兵仅为保护居留民安全，故无需派遣大军入朝并不得进入朝鲜内地。”日本拒绝了清国的要求，表示“日本派遣军队入朝，是根据日朝《济物浦条约》主旨以及日清《天津条约》之约定，属于条约分内之举动与清国的主张无关。”日本为介入朝鲜事务的军事行动，牵强附会制造了出兵的“合理名分”。

　　全州陷落，清日两国出兵，在国内外政治军事压力下，6月10日朝鲜宫廷向农民军妥协，命全罗监司金鹤镇与农民军谈判。双方达成《全州和议》，政府承诺了农民军的要求。（1）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教徒，政府与东学党人合力维持社会秩序。（2）查明贪官污吏的罪行，加以严惩。（3）严惩横暴富豪。（4）严惩不良儒林两班。（5）烧毁奴婢文书。（6）改善七种贱民待遇，不得强制白丁戴平壤笠。（7）许青年寡妇再嫁。（8）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9）任用官吏打破门阀界限，录用人才。（10）严惩私通日本者。（11）取消一切公私债务。（12）土地应平均分配。合约达成后，农民军退出全州城，解散返回故里。

　　日本派大军入朝震惊了清国朝廷，命令袁世凯尽快通过外交途径寻找退兵方案。袁世凯惊恐之极，生怕自己的过失给清国酿出被动战事，也想极力挽回不利局面。6月15日，袁世凯和大鸟会谈，双方达成“即时同时撤兵”的约定。就在大鸟准备在合意书上签字时，衫村代理公使提出，撤兵条约应报本国政府知晓的建议，大鸟因此暂缓签字。清日两国驻朝公使代表，早期确实寻求过用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做法，原因是大鸟公使那时并不了解伊藤和陆奥欲取朝鲜的战略意图。

6月15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伊藤首相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议案，第一，日清两国共同参与镇压东学党起义军；第二，乱党平息后两国各派代表若干名参与朝鲜的内政改革，如果清国不接受此议案，日军就不撤出朝鲜。伊藤相信，清国政府绝不会同意日本参与朝鲜政治改革，有意提出让清国政府难堪的议案。

　　６月17日，陆奥外相向汪公使递交解决朝鲜问题新议案的公文，同时电训北京小村公使知会总理衙门。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清国政府拒绝了此议案，谴责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行为。清国强调，“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朝鲜内政改革应由朝鲜自身解决，清日两国应该立即撤兵。”此时已经进入朝鲜的日本军，强硬要求政府应该与清国一战，没有理由错失良机无功而返。况且清军大部队驻扎在牙山僻壤，孤兵势薄没有优势，日本应当寻找合适的理由与清国开战。

　　6月22日，内阁首脑在皇宫凤凰阁召开御前会议，首相、各大臣、参谋总长、枢密院议长、海陆军部长，请求天皇“圣断”，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准备与清国一战。23日，陆奥外相通知汪公使，日本将在朝鲜驻留军队，单独实施对朝鲜内政的改革。并电训大鸟公使，混成旅团余部已经出航赴朝，命令第一批上陆的混成旅团在京城完成集结部署。26日，大鸟公使拜见朝鲜国王，阐述朝鲜内政改革的必要性，同时会见了国王选定的改革委员会成员。27日，混成旅团先遣部队完成对京城各要地的控制，日、清、朝三国间战争如箭在弦。28日，大鸟公使向朝鲜外务督弁赵秉稷发出挑战性照会，质问朝鲜政府是否仍然承认朝鲜是清国的属国，要求在翌日立即答复。

　　6月30日，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政府训电，要求日本应遵从朝鲜政府的要求，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兵。英国外相金伯利也向青木公使转达了撤兵要求。当日，朝鲜国王发布《罪己诏》：“当前朝鲜国内混乱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德和官吏渎职所造成的……”尽管如此大鸟公使还是依照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提出了朝鲜行政、司法、财政、兵制、教育改革纲领，要求改革委员会在规定限期内拿出改革具体意见。

　　7月3日，大鸟公使按照陆奥外相的训令，要求朝鲜政府参与内政改革，答复时间限定在8日中午。朝鲜政府被迫任命内相申正熙、内务次官金嘉镇、曹寅承三位重臣加入改革委员会，与日本共同商谈改革事宜。10日，在汉城南山老人亭，大鸟公使会见朝鲜内政改革委员会委员，提出五条二十七项内政改革案纲目，要求三日内决议、十日内实施。改革案要旨七项：第一，恢复议政制，确立六曹判书的权限。第二，严格宫中、府中的行为，宫廷不得干涉政务。第三，明确外交责任制，由专任大臣负责。第四，清除派阀、起用新人。第五，严禁买官卖官。第六，严禁官吏收受贿赂。第七，汉城及重要港湾间修建铁道，全国主要都市间架设电信线路。

　　上述限定日期的大鸟改革案，公然干涉朝鲜内政，在朝堂上引起强烈反对，可是政府又没有进行改革的意愿，虽然对于日本的高压十分愤怒，但政府又无力拒绝日本提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唯一的期待就是宗主国大清帝国能有所作为。

　　13日，朝鲜政府在议政府内任命总裁官、堂上官，作出应和大鸟改革提案的姿态。15日，朝鲜政府通告日本，如果日本方面不撤兵，不撤销改革案实施期限，朝鲜的内政改革则无法如期实施。在朝鲜内政改革问题上，陆奥宗光后来在他的《蹇蹇录》里吐露实情：“当时日本尚不具备与清国全面战争的信心，必须制造合理借口博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减少各列强国的谴责。所谓朝鲜内政改革的提案只是空有虚名而已，清国政府一定会拒绝日本的提案。如此一来，阻碍朝鲜国家进步的责任在清国，日本和清国决裂一战就会名正言顺。”

　　列强仲裁

　　朝鲜同时受到两个国家军队介入的压力，政府请求各国政府敦促日清两军尽快撤兵。清国也迫切希望缓解紧张局势，积极展开外交运作，请求西方列强从中周旋化解战争危机。然而，日本继续以所谓改革案拖延时间，无视列强的警告，加速向朝鲜增兵。6月30日，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送来了政府训电，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硬警告，“朝鲜的内乱已经平息，日本应遵从朝鲜政府的要求，接受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兵的方案，否则日本将负有重大责任。”俄国政府用“重大责任”与日本对话，在日本政府看来显然有通牒的意思，威胁日本对今后可能发生的事件承担后果。

俄国的强硬介入使陆奥外相感到事态严重，陷入苦境，他带着俄公使的公文，立即前往伊藤首相宅邸“伊皿子”听取首相的意见。伊藤看过俄国的通告公文后沉默良久，陆奥请求良策，伊藤慢慢开口言道：“局面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还如何应和俄国的要求，将我军从朝鲜撤回呢。”听到伊藤模棱两可的话语后，陆奥立即回道：“尊意与鄙见完全符合，然今后之事态无论演变得如何艰难，都是你我两人的责任，其他不必多言。”陆奥匆匆离开伊藤宅邸，当夜给日本驻俄国公使西徳二郎发去急电，婉转驳回俄国政府的要求，“日本同意俄国的要求，但目前尚不是应该撤军的时机”。为了让与俄国矛盾重重的英国牵制俄国，陆奥同时也给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子爵发去相同内容的电报。

　　在日清对立的外交问题上，日本最大的担心莫过于来自俄国的干涉。长期以来，俄国和日本一样，密切窥视在邻国朝鲜半岛的利益，朝鲜宫廷内的亲俄势力日渐形成，日俄之间已经暗地里出现对未来利益角逐的征兆。朝鲜的内乱导致日本出兵，清国担心宗主国地位受到威胁，俄国也担心刚刚罗织起来的势力受到打击。在对立的两个大国面前，陆奥铤而走险向俄国表示不撤军的固执立场，内心十分担忧俄国会做出军事上的强硬反应，因为日本确实还没有抗击清俄共同军事力量的能力。

　　陆奥独自向俄国发出反驳书，心中忐忑不安，担心独断行为使日本陷入国家危机。次日，陆奥慌忙向内阁报告了给驻俄公使的反驳文，请求内阁追加承认上奏天皇。陆奥在回忆录《蹇蹇录》中写道：“呜呼，追想当时的情形，至今都毛骨悚然。吾与伊藤伯的短暂会谈，两人竟在默诺间心领神会，虽然仅仅三言两语却成就了天大的事情。如果当时两人或一人稍微动摇，就不会有今日的时局，更不会有受到世界瞩目夸耀的日本。”

　　伊藤和陆奥向俄国发出强硬反驳书后，俄国政府没有作出强烈反应。期待东亚国际关系安定的英国，一直对清日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期待东亚现状的稳定。英国希望清国政府对日本的朝鲜改革提案尽快作出反应，推动双方早日撤兵。在清国政府的委托下，英国驻清公使向日本政府作出试探，“如果清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提议愿意考虑的话，日本是否愿意重新对话。”日本答复，“为了朝鲜的政治改革，日清两国如果愿意共同派遣委员参与改革，日本不会拒绝与清国对话。”英国公使向清国政府转达了日本的态度，同时也告知日本驻清国公使小村寿太郎，“清国政府希望会见日本公使，共同商议日本政府提议的改革诸事项。”可是，清国总署王大臣会见日本公使小村时却表示，“日本的改革案根本没有什么新意，日本不撤军任何提议都无法商议。”

　　7月12日，日本向清国发出强硬通告，“清国拒绝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又无视英国政府周旋两国合意的好意，仍然坚持日本先撤军的立场。如此盛气凌人不听相劝，将来由此引起的任何事态，清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对此，驻日英国临时代理公使帕则特，向日本转达了清国政府的回答，“清国政府对12日日本的通告感到非常不快，如果日本真心希望维持和平，应该不会拒绝继续谈判。清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提出新的改革提案，如果到7月20日为止日本仍不作出决定的话，清国将派遣十二万清兵部队登陆仁川。”

　　7月13日，俄国公使希特罗伯答复陆奥外相的电报，表示俄国对日本出兵的抗议到此为止。俄国的退缩让日本庆幸来自俄国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可以更大胆地对清国实行强硬政策。15日，朝鲜发来最新情报，报告外务督弁赵秉稷代表朝鲜政府，向大鸟公使递交了拒绝内政改革纲领的回答书，表示在日军撤军后，朝鲜政府将自己实施改革。

　　和平破裂

　　清国和日本两国终于走向武力对抗的边缘，日本政府无视清国政府提出的，7月20日为止，再提出改革新案的警告；清国政府也无视日本政府提出的，7月25日为止，停止向朝鲜运兵的通牒，清国皇帝决心与日本一战。日本驻清国公使馆的海军情报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参谋本部情报武官神尾少佐分别报告，20日、21日、22日清国派数艘运兵船向朝鲜运送作战兵力。日本认定清国政府无视日本的最后通牒，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日本政府以朝鲜改革案为借口和清国周旋，赢得了调遣军队的时间，而李鸿章对西方列强的调停寄予厚望，错过了向朝鲜调兵的时机，使清国在朝鲜的作战力量处于劣势。

7月18日，驻汉城的大鸟公使向陆奥外相提出包围皇宫的请求。陆奥嘱其先控制王宫及京城外围，作战行动需谨慎不得妄动，防止引起外交纷争。20日，大鸟照会朝鲜政府，蛮横提出四项要求：第一，日本着手架设汉城和釜山间的军用电线。第二，朝鲜政府遵循《济物浦条约》即刻着手建设日军兵营。第三，放弃朝鲜是清国属国论，立即将清国军队逐出朝鲜。第四，废除朝鲜和清国间的各项条约。以上要求必须在22日之前作出答复，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7月19日，在仁川的村木少佐向大本营报告，清国朝鲜代表袁世凯未通知各国公使馆，深夜秘密从京城出发前往仁川，换乘本国军舰归国。袁世凯此时归国搬兵，显然是对朝鲜内政的干涉，也许是恐惧战事临阵脱逃。在离开朝鲜时袁世凯向朝鲜官员放话：“余归国后，会立即率大军回来！”袁世凯的归去，动摇了朝鲜宫廷内的亲清派势力，亲日改革派乘机开始蠢蠢欲动。

　　7月22日，面对日本的最后通牒，朝鲜国王和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回复大鸟，朝鲜同意放弃清国属国论，业已向清国驻朝鲜临时代办唐绍仪提出了撤军要求。但朝鲜政府的全面退让没有阻止日本的咄咄相逼，大鸟终于露出战争狂人的真面目。大鸟指责朝鲜的答复只是口头应付，朝鲜政府内心其实仍然承认属国论，此答复不能算数。大鸟向朝鲜外务督弁赵秉稷递交了日军准备进攻王宫的通告文。

　　7月23日凌晨3时，大鸟命令部署在王宫附近的混成旅团向王宫发起攻击，朝鲜王宫卫队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日朝战争开始。保卫王宫的卫队很快便被从各城门进攻的日军打垮，6时20分，双方结束了仅仅一日的战争，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战斗结果，朝鲜卫队战死40余人，余者降伏。日军缴获大炮30门、枪械2,000挺，日军战死1人，负伤1人。

　　日本向朝鲜开战，大鸟公使虽然履行了外交交涉、最后通牒、宣战照会的战争程序，可是日本对国际社会仍然缺少必须开战的交代，政府唯恐陷入国际谴责的危机。为此，大鸟采用了让大院君出山与闵妃势力对抗的计谋，建立临时亲日傀儡政权，消除国际舆论的非难。7月23日午前，衫村公使在大院君宅邸出示日本政府的书状，作出日本只是帮助朝鲜实施内政改革，绝不占领朝鲜一寸土地的书面保证。大院君同意了日方的要求，但必须由李熙国王下诏，恭请大院君回宫。11时，大院君收到国王委任全权处理国政的诏书，在日军护卫下进入景福宫。一贯奉行锁国逐倭政策的大院君，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

　　7月25日，大院君以朝鲜政府的名义，通告清国领事馆唐绍仪代办，即刻废弃朝鲜和清国的诸项条约，朝鲜委托日本军驱逐驻留牙山的清国驻军。当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和清国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日本驻留朝鲜的混成旅团也开始向牙山进攻，清日两国不宣而战。

　　8月1日，清日两国发布宣战文告，大鸟向金宏集为领议政的朝鲜临时政府递交两国关系新条约提案。内容涉及内政改革，开设京釜间铁路，开设京釜、京仁间电信，招聘日本人担任政法军务顾问等七款。案中尤其要求日朝双方，面向国际舆论对7月23日发生的王宫战斗统一口径，表明“日朝间发生的战斗，纯属两国士兵间的摩擦，偶尔发生的冲突事件，事件已经平息，两国政府对此不再追究”。

　　8月15日，朝鲜国王裁可国家新体制，议政府领议政金宏集、左赞成金寿铉、右赞成李允承，外务衙门大臣金允植、协弁金嘉镇，内务衙门大臣闵泳达、协弁李埈镕，度支衙门大臣鱼允中、协弁金喜洙，军务衙门大臣李景远、协弁赵义渊，法务衙门大臣李用求、协弁金鹤羽，学务衙门大臣朴定阳、协弁郑敬源，农商衙门大臣严世永、协弁郑秉夏，工务衙门大臣徐正淳、协弁韩耆东，警务使安驹寿，宫内大臣李载冕、协弁金宗汉。

　　8月26日，朝鲜新成立的亲日政府和日本缔结《大日本大朝鲜同盟条约》，确立了日朝两国由敌对国转向同盟国的战略友好关系，共同驱逐清国在朝势力。清日战争进入了日本和朝鲜两国对决清国的历史阶段。

战争的民意

　　1886年8月1日，清国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途经日本长崎港靠岸维修战舰。李鸿章想借此机会向日本国炫耀清国实力，借以打击日本的气焰。当时“定远”、“镇远”两舰是远东最强大的战舰，对日本朝野上下给予极大刺激，国内世论哗然。北洋舰队在长崎停留期间，发生了清国水兵与当地住民的殴斗杀伤事件，使日本民众对大清帝国产生强烈的厌恶情绪。清国舰队的来航加速了日本政府扩充军备对抗清国的决心，日本国民对清国大陆的关注度开始急剧增高。

　　清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在朝鲜极力施加大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帮助朝鲜排斥亲日势力。1894年3月避难日本的朝鲜政治家金玉均，在清国上海遭到朝鲜宫廷派遣的杀手暗杀。朝鲜政府请求李鸿章将杀手洪钟宇和金玉均尸体引渡朝鲜，得到允可，清国派军舰“威靖”号专程将凶犯和灵柩送回朝鲜。金玉均的尸体被朝鲜凌迟暴尸于杨花津刑场，其家族也受到株连。金玉均事件在日本引发反清浪潮，5月20日，东京举行盛大葬仪，安葬金玉均遗发。清国政府在还尸问题上的做法，激起日本国民的强烈愤慨，征韩论、征清论的呼声高涨。日本历史上把金玉均事件与朝鲜东学教农民军起义，共同视为引发清日战争的直接原因。

　　清日两国开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关心度激增，各界报纸的新闻、社论、记事一齐转向战况话题，激发起国民对战争的狂热。报界派遣战地记者跟随作战部队和军舰观察战斗实况，随时传递前线的最新战报。日本国会在野党立即停止了对执政党的攻击，出现了平静的政治休战和一致对外的团结局面。会议通过了相当于日本两年岁入额度的一亿五千万日圆临时军费预算，其中一亿日圆额度以公债募集形式向社会筹集。社会名流福泽谕吉等人，在财阀和富豪中为募集公债奔走游说，第一回3,000万日圆的公债目标额，应募到7,694万日圆。第二回5,000万日圆的公债目标额，应募到9,027万日圆。民间各地及地方政府自发掀起征朝义勇军活动，相继组织了义勇队、决死队、拔刀队等团体，向政府请愿参加赴朝作战。8月7日，天皇颁诏：“各地臣民、义勇兵之团结，乃忠良爱国之举，朕至情尽知。然臣民应勤勉操守各自定业不可怠慢，朕之所望乃国民生殖之大要，实为富国强兵之源，今民间自愿义兵之举尚无必要。”义勇军“禁止诏”发布后，各地自发团体相继解散，但是国民的战争热情没有冷却下来。这支民间力量作为后备役被军队募集为军夫，十五万人规模的军夫大军，在战争中发挥了仅次于军队的重要作用。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公娼业的废除。随着战争的爆发，政府限制娼妓业的立场发生了奇妙转变。国家首次公开认可接受娼妓为战争的捐献金。娼妓作为国民的一员在国内掀起了为战争捐献的热潮，一些娼妓将多年积攒的储蓄自愿献给国家支援战争。在远征军集结的地方，云集了来自日本各地、自愿为士兵提供服务的娼妓。娼妓业主趁机大发战争财，募集了大量生活贫困的妇女加入军妓的行列。当时娼妓与妓楼的契约所得金增长到普通妓月薪15圆，美人妓月薪30圆的行情。旅顺口攻陷后，第一师团征集新宿十二家大妓楼的“奉公女”前往慰问，祝贺日军的大胜利，场面十分热闹。

　　清日战争日本获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全民热情地支持了这场战争，日本民众赢得了押给明治政府的战争赌注。可是彼岸的大清国，却在默默无闻的民意中揣摩战争，在战和间摇摆不定。国家靠增加税赋维持战争，甚至辄用国库巨额银两为慈禧太后修园子祝寿。战争对清国来说只是皇家的事，战败赔偿也是皇家割让自家私有的土地，由自家臣民缴纳的税赋来承担战败的责任。清国朝廷长期的愚民政策，是导致这场无民意支持的战争必然失败的根源。

　　清日两国宣战

　　清国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公历1894年8月1日，清日两国在同一日宣战。日本政府的对清宣战书，先后做了六次重大修改，其中第三、四、五案中包括对朝鲜宣战的内容。但在此前的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皇宫，朝鲜傀儡政权同意日本的要求，将日本侵攻皇宫解释成两国士兵间的摩擦，偶尔发生的冲突事件。日本和朝鲜间的战争因此从宣战书中删去，宣战对象只剩下清国。

　　内阁针对宣战书中的开战日，是7月25日的丰岛海战日还是8月1日的宣战日，出现不同意见。如果宣布8月1日为开战日，8月1日以前海外出征的日本军人的军龄就无法加算，各种战争待遇抚恤也无法授予。大臣间最后的协调结果，决定以7月25日为实际战争爆发日，8月1日为清日战争宣战日。内阁最终通过的宣战书议案，由伊藤博文总理大臣和内阁诸大臣连名签字，提交天皇裁可，一场令全世界瞩目的亚洲两强间的战争爆发。

【宗泽亚】清日战争 第一章 清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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