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记载，原宣武区一带是唐代幽州城的所在地，因此，原宣武区内的一些老街道在唐代就有了雏形。作为唐代北方军政重镇的幽州，北京城及北京郊区是否遗存唐代古建筑呢？

对此，专家学者众说纷纭，从北京目前现存的古刹看，修建在唐代以前（包括唐代）并保存完好的寺庙约有十余座，但这些寺庙经历代修葺或圮毁后重建，大多已没有了唐代时的古建筑，有的寺庙里还有一些古树，见证着这些寺庙数千年的历史。不过，从众多的古迹中，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唐代建筑或疑为唐代古建的蛛丝马迹。

上世纪初，关于我国有没有唐代古建的问题，曾引发讨论，我国的一些学者和日本的学术界有一种观点：“中国境内没有唐代古建，要想看唐代古建必须要到日本的奈良”。1937年6月，我国著名古建专家梁思成和林徽因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发现其东大殿为唐代古建，修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这一发现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后来，科考人员又相继发现，在山西五台县阳白乡李家庄村的南禅寺大殿修建于唐建中三年（782年）、山西芮城县龙泉村的广仁王庙（五龙庙）大殿修建于唐太和六年（832年）、山西平顺县王曲村的天台庵大殿修建于唐天四年（907年），它们被称为我国的“四大唐代古建”。后又有专家发现山西泽州青莲寺的藏经阁大殿也为唐代古建，修建于唐太和六年（832年）。

古都北京有没有唐代古建呢？这首先要从北京的古寺庙中寻找，从北京目前现存的古刹看，修建在唐代以前（包括唐代）并保存完好的寺庙约有十余座。如门头沟的西晋古刹潭柘寺、东晋戒台寺、唐代西峰寺、唐代灵岳寺、唐代灵严寺；海淀区的唐代卧佛寺，石景山区八大处的二处唐代灵光寺、六处唐代香界寺；原宣武区的唐代法源寺；昌平区的唐代和平寺等，遗憾的是，这些寺庙经历代修葺或圮毁后重建，寺庙内几乎没有唐代古建。幸运的是，有的寺庙里遗存有千年古树，成为该寺庙历史悠久的见证。除了这些寺庙，北京还有一些唐代寺庙，虽然寺庙不存，但依然也有一些唐代遗存的树木，如昌平区居庸关外四桥子村，有一棵唐代古银杏“关沟大神木”，这里原是唐代石佛寺遗址；密云县巨各庄乡的塘子小学内，有一棵唐代“香岩寺银杏”，为北京的“古银杏之最”，而唐代的香岩寺早已无存。

虽然如此，但是从北京浩瀚如海的古迹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唐代建筑或疑为唐代古建的蛛丝马迹。比如，房山区云居寺的唐塔，就是最为著名的一处。云居寺始建于隋代，原名西域寺。当时还有东域寺、中域寺。云居寺是隋代时幽州智泉寺高僧静琬法师修建（可见在唐代时幽州确实有智泉寺）。静琬法师率众僧刻经三十年，唐贞观十三年（639年）静琬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继续刻经。云居寺的经刻在历代虽有断续，但一直到明末天启年间，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在唐代时刻经达到最盛时期，其石刻经版数量也最多。现寺内还保存唐代古塔五座（有的资料说是四座），尤以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玄宗八妹金仙公主捐建的唐塔为最。塔内雕刻的佛像、供养人、金刚力士等神态生动，线条流畅，充分显示了唐代时建筑和雕刻艺术的高超。

房山区河北镇磁家务乡万佛堂村北有万佛堂孔水洞，其村名就是因有古寺万佛堂而名。万佛堂修建于唐大历年间，明代又重修，原名龙泉寺，因寺修建于京西名泉孔水洞出口上部的墩台上。下面宽大的洞口泉水丰沛，洞口内两侧的洞壁上有隋、唐时的佛教浮雕像。万佛堂大殿在明代重修，殿内著名的文物是唐代石刻浮雕“万菩萨法会图”。该浮雕长23.8米，高2.4米，是由31块大理石组合雕刻而成。浮雕的内容是佛祖说法，诸佛听讲的场面，有佛像人物万尊（又有说9999尊，是万字不到头之意），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物。万佛堂旁有一座辽代的花塔，万佛堂前竟有两棵古黄金树（梓树），这在北京其它的寺院还很少见。

昌平区兴寿镇北部著名的“银山塔林”是古时“燕平八景”之一，这里在唐代时就是佛教圣地。据史料载，在唐代时大将尉迟恭之子在这里修建了“佛岩寺”（尉迟恭在昌平的西部花塔山修建了和平寺），是当时北京（幽州）最大的寺院之一（见《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很多名僧和避难文人到这里隐居。在唐开元年间有一位高僧名邓隐峰来这里住持，因其德高望重，佛法知识渊博，故追随者越来越多，使银山名声大振。与南方镇江的金山寺齐名，故有“南金北银”之说。他讲经说法的地方叫“说法台”。他圆寂后众弟子们为纪念他，在台上修了一座石塔，俗称“转腰塔”，现保存完好，应为唐代遗物。辽代时，北京是辽的五都之一，而且契丹人笃信佛教，所以此处佛教活动达到顶峰，当时“银山塔林”建有72座寺庙，最大的寺庙为大延圣寺，最多时寺内有僧人500多。在北方享有盛名的大延圣寺的五位住持高僧佛圆寂后，为他们建起五塔。后古刹虽圮毁，但这五座高耸的千年灵塔至今仍保存完好。古时，“银山塔林”的历代高僧、仙尼的灵塔遍布山间，有“银山塔林数不清”之说。

位于京北延庆县张山营镇东门营村北山谷里的古崖居，现已成为京北的旅游胜地。古崖居有5处石窟群，计有洞穴117个（有的资料说是150个）。关于这鞋石洞穴开凿的年代，是什么人开凿的，一直是不解之谜。据专家考证，古崖居很有可能是唐代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奚战败后逃到这里，因这里很隐蔽，就在这里开凿石窟居住生活。前几年，北京的房山长沟镇坟庄村西北发现了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墓，并正在考古发掘。笔者查阅史料得知，唐代时幽州的北方有奚族和契丹族两大少数民族，他们经常骚扰幽州。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曾率大军大败奚族，斩奚族士兵二万余人，并把他们赶到阴山下。以后奚族又一次入侵幽州，刘济再次大败奚族，使奚族在没有能力入侵幽州，致使幽州平静。因此可以猜测，这些石窟是奚族战败后，逃到这里凿洞隐蔽生后。如果猜测属实，古崖居的石室算不算唐代古建呢？

门头沟区斋堂镇北边白铁山（白帖山）上的唐代古刹灵岳寺因在辽金时香火极盛，为解决过往僧侣和香客信徒们的食宿问题，在寺南的“玉河古道”（现为109国道）上修房建舍以接待僧侣和香客信徒，故名斋堂。以后逐渐发展成村，到元代时期，斋堂已成为京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在当地有“先有灵岳寺，后有斋堂镇”的说法。据《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记载，灵岳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五代战乱时僧去寺空。辽代时重修，称“白贴山院”，金称“灵岳寺”。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至正年间都曾重修。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再次重修。寺院座北朝南，寺有山门、天王殿、释迦佛殿等建筑。现灵岳寺的建筑格局主要是元代重修时风格，但笔者认为，灵岳寺的大殿释迦殿并不是元代风格，与五台山佛光寺的东大殿、南禅寺的大殿风格极为相似。笔者曾和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提到过此事。罗老说等以后有机会可以考察一下，但罗老没能来得及去考察便不幸仙逝了。

192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共赴美国,就读于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成归国后，两人展开中国建筑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当时有日本学者认为，在中国已经不可能看到完整的唐代木制建筑了。建筑学家要想领略唐代古朴雄浑的建筑风格，得去日本才行。

1931年,梁思成出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正式开始了他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术生涯。从1932年到1937年初,梁思成和林徽因率队走遍大江南北,实地考察了数千座古建筑。可是,没有发现唐代木结构建筑。

1937年，梁思成看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画册：《敦煌石窟图录》,梁思成看到61号洞中有一幅唐代壁画“五台山图”,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宇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梁思成和林徽因很快查阅了大佛光之寺的资料。据五台山《清凉山志》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唐武宗灭佛时被毁,仅仅12年后重建。

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立即前往五台山。1937年6月，他和林徽因带着莫宗江和纪玉堂两位学生来到了五台山。在豆村，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换乘骡子入山。几经曲折，他们终于来到了佛光寺。梁思成进入寺院,看到风格迥异的大殿,一眼就断定这是一座有年头的建筑。不过，经过连续数天的勘察,仍然没有找到确切的建造年代。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直负责地面工作的林徽因发现一根大梁上有很淡的毛笔字迹，写着:“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林徽因想起大殿外的石经幢上也有类似的碑文,于是她立刻来到大殿外的石经幢，上面果然刻有这样一句话:“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梁上的题字与石经幢上的刻文吻合,大殿的建造时间就能够确定了。他们发现石经幢上刻有修建此殿的时间，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

1941年7月，梁思成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中说：这是我们这些年里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结构建筑，不仅如此，在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和建筑，其中的每一项都是稀世之珍，集中在一起，它们是独一无二的。

此后佛光寺的历史也被人们所熟知。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隋唐之际,已是五台名刹,“佛光寺”这个寺名屡见于各种史书记载。公元845年,也就是唐武宗会昌五年,皇朝发动灭法运动,寺内除几座墓塔外,其余全部被毁。偌大的佛光寺土崩瓦解,变成了一片废墟。857年,也就是大中十一年,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和高僧愿诚主持重建佛光寺。现存东大殿及殿内彩塑、壁画等,即是这次重建后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