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许，酒泉发射场，透过地下控制室伸出的潜望镜，有人兴奋地大喊：“发射成功了。”掌声雷动的同时，大家快速爬上地面场坪，目送那一团渐行渐远的火焰。

人群中，东风五号控制系统设计师孙凝生、姿轨控系统设计师杨德生等，久久地凝望着东风五号渐渐消失的方向，直到敖包山上的喇叭传来东风五号准确落入预定海域的消息。时至今日，他们仍能清晰回忆起那一天的场景。那一刻，他们15年风雨兼程、披荆斩棘的岁月终于告一段落。

在航天型号战线奋斗了大半生，两位老人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十次发射试验任务，却从未亲眼见到火箭起飞瞬间，直到退休。“因为发射时刻控制系统最关键，根本没心思去看。”孙凝生说。

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发射成功

“生于乱世，先天不足”

1965年3月，中央专委决定研制洲际导弹，并将其命名为东风五号。事实上，围绕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长啥样”的话题，技术方案早在一年前便开始酝酿。

据东风五号地面总体设计人员汪向毅回忆，当时科研人员缺少设计大型导弹的经验，大家都希望导弹直径尽可能大些，但又不得不考虑运输方面的限制。

“如果导弹直径过大，必然要增加它的运输成本，关键是怎样实现运输。”东风五号总设计师屠守锷鼓励设计人员通过调研找出答案。

于是，洲际导弹方案组人员辗转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察和调研。他们搜集了国内铁路、隧道、涵洞、桥梁等大量资料。在充分考虑转弯半径的前提下，他们认为洲际导弹的最大直径应为3.35米。

“当时，我递交过一份‘关于导弹直径的建议’报告，还被屠守锷总设计师批了‘已阅’，受到很大鼓舞，干劲儿更足了。”汪向毅回忆，当时科研人员都肯担当，“听党的话，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后来，一位工程人员做了一个计算，正是洲际导弹直径的增大，使我国以洲际导弹为基础的长征火箭的运载能力普遍提高了20%~30%。

除了要尽可能大，洲际导弹还要尽量轻。设计人员真可谓“斤斤”计较。洲际导弹一、二级贮箱长度占导弹全长60%以上，减轻其结构重量，将会有效增加射程。我国著名材料专家、“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把关注点放在了选用材料上，认为采用铝铜合金可以使贮箱减重30%。

然而，铝铜合金有一个致命的缺点——焊接性能较差。采用全新材料的技术攻关历程，曾一度令他们陷入绝境，焊缝质量之差，超出了设计要求的最下限，也超出了他们心里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就焊丝化学成分的配方，他们就试用过500多种，最终成功研制出专用焊丝，并探索出一套特殊的焊接工艺方法。

1966年7月，洲际导弹大部分方案设计报告完成，只有控制与弹头两个分系统还在继续论证。然而，形势的严峻打破了原本紧凑的节奏。“方案论证来论证去，进展不下去，一拖就是好几年。”时任东风五号副总设计师的李占奎在回忆文章中提到。

正如张爱萍将军所言：“东风五号生于乱世，先天不足。”

1980年张爱萍亲切慰问导弹试验队员

科学试验决不能蛮干

1957年9月，姚桐斌费尽周折，在周恩来总理出面交涉的情况下，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祖国。那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11年后会被无端毒打致丧命。

60年代中期，各种事件纷至沓来，先是姚桐斌含冤而逝，科研专家面临生命威胁；后又是近半数研究设计人员被下放到各部队军垦农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负责东风五号研制的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被军管会接管，人心乱糟糟，各项研制工作几乎都陷入了停顿状态。

而此时，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不期而至。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叶剑英元帅说：“没有洲际导弹，毛主席睡不好觉。”

在加紧推进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和科研力量锐减的背景下，1970年春，北京地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生产“大会战”。虽然风风火火地干了好一阵子，但这些单位大多是仓促上阵，缺乏充分的技术准备，赶制的产品问题百出。

当时的国防科委要求洲际导弹在1970年“十一”前实现第一次发射，为国庆献礼。为此，七机部采取了改革研制程序、减少试验导弹数量等6项措施。

1970年9月，控制系统还没齐套。屠守锷来到12所，主持控制系统综合试验的孙凝生向他汇报情况。“看来‘十一’前发射是不可能了，但也不能放松。”屠守锷说。然而，军管会部分领导却依然毫无科学依据地宣称“这条线不能破”。

由于研制工作做得不充分，总装测试中问题层出不穷。一般的导弹总装测试只需要一个多月，而东风五号从进入总装厂开始，一干就是100天。在没日没夜地干了50天后，东风五号副总设计师梁思礼累得尿血住进了医院。剩下50天由同为东风五号副总设计师的王永志主持。

屠守锷晚年曾评价说：“如果不提出献礼的要求，大家按照计划比较充分地做好地面试验，然后再进行全弹总装测试，合格后再出厂，导弹的质量应该更好一些。”

导弹进入发射场后，测试工作仍不顺利，持续了近百天。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主张认为：这枚导弹“已经老了”，“就让它老死在地面上吧”，不同意发射。“即便老了，也要飞上天，验证成果。”以屠守锷为首的技术人员力排众难，坚持发射。

1971年9月10日，我国第一枚东风五号终于点火发射，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但弹头打远了，迟迟未能找到。9月13日，上面突然来了人，要求把所有设备装车紧急撤离，一时气氛十分紧张。

东风五号测试现场

“我们猜测是不是弹头掉到了苏联境内，中苏要开战了。”孙凝生说，大家心里非常紧张。试验队刚抵达北京，就被召集起来开总结会，准备处罚“不听指挥”的人员，矛头直指试验队领导。好在最后因某原因批评会议不了了之。

然而，在那样的混乱形势下，有关单位未能组织开展经验总结工作。1972年12月26日，第二发遥测弹做飞行试验时，由于线路故障，发射未能如期实施。经返厂检修后，1973年4月8日再次组织发射，但导弹起飞后，由于控制系统中途断电而导致失败。

严酷的事实向人们警示：科学试验有着严格的程序，决不能蛮干。

苦涩的基地岁月

相比于精神的摧残，环境的恶劣、物资的匮乏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难了。

1970年寒冬腊月，东风五号在振动塔上即将做全弹测试，4名测试人员站在数十米高的塔架上，绕着导弹一个点、一个点地进行测试。脚下的高度对于脆弱的生命来讲，无异于深渊。

屠守锷当时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他和大家一起爬上数十米高的阶梯，一起做试验、分析数据。与政治斗争带来的惶恐相比，工作让他感到心安。

试验队的工作生活环境相当艰苦。大家一天的生活费5毛钱，其中4毛要自己交。因为物资匮乏，很多试验队员从家里带了咸菜过来。在那个非常时期，屠守锷还为每人争取到2斤白糖增加营养，帮他们找来4件空军地勤服御寒。

“发射控制室就在离发射台150米左右、从外面看像坟的地下堡里。”杨德生回忆说。为了防冻，试验队住的房子1/3漏在外面，2/3埋在地下。试验基地的冬天尤其冷，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使试验队员们的耳朵上起了冻疮。

“上塔架的人每人可以领一顶绿军帽，不上塔架的还没有呢。”杨德生略带自豪地说。

寒冬里穿梭在戈壁滩的他们，皮帽、皮大衣和大头鞋互相借着穿，也顾不得多少人穿过、有多脏了。到了夏天，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几米远处就看不见人。沙尘扑在脸上，如扫帚扫在脸上一样难受。

“唯一的娱乐项目就是三五成群跑到火车站或者野战军部队驻地去看露天电影。”据杨德生介绍，那时候去发射场出差，动辄几个月，根本顾不上家庭。

当时可不像现在人人手上一部手机，他们只能通过书信获取信息。一次，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说一架飞机砸落在了家附近，他们牵挂家人安危，寝食难安。直到第二封信到来报了平安，才真正放了心。

据孙凝生回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导弹那次试验，各方去的人特别多，住房不够。他和控制组组员住在了火车列车的车厢里，整整两个月时间。火车车皮经过太阳的炙烤，车内闷热难耐。更为难受的是车厢里没有水，也没有厕所。要解决这些生活必需的事情，他们每天都要来来回回跑几次很远的地方。

终于有了“底气”

1976年国庆节刚过，从北京传来消息。在桎梏被打破后，东风五号迎来了重生，科研人员内心也舒畅了。1977年至1980年年底，是洲际导弹研制团队最为繁忙的时期，导弹试制和试验中的技术问题被逐一解决，6发遥测弹飞行试验全胜，为全程试验作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1980年5月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一则公告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0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这次试验代号为“580”。

“这么一来，就更紧张了。一旦出现问题，那就会让世界看笑话。”孙凝生说，为了这次试验成功，他们做足了测试工作，尽可能地提高导弹可靠性。也就是那个时候，控制系统对仪器增加了200小时老化试验，一直延续至今。

5月18日凌晨2时许，屠守锷走进控制室，等待试验开始。他对这次试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有信心。10时整，发射指挥员刘德普发出号令：“点火！”顿时，导弹从浓烟烈焰中拔地而起，沿着预定的弹道向东南方向飞去。30分钟，飞跃8000公里，跨越半个地球，穿越6个时区。

1980年5月18日屠守锷签字同意发射

中国向太平洋发射火箭的消息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中国船队到达公海后，受到了众多外国军舰、飞机的干扰。一些对中国此次试验各怀心思的国家，派出数十架侦察机不时地飞临船队上空，投放探测设备。中国船队在正常执行探测任务时，还要与这些“不速之客”斗智斗勇。

幸运的是，导弹准确落入预定区域。很快，回收舱里的染色剂把附近的海水染成翠绿色，打捞直升机仅仅用了5分多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数据舱的打捞任务。

落区回收数据舱

敖包山上，导弹准确命中目标海域的消息传来，有人欢呼，有人拥抱，有人落泪，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庆祝成功。唯有孙凝生，竟是默默地走开了。

人民日报关于发射成功的号外

东风五号参与1984年国庆大阅兵

“精疲力尽，只想回去休息。”的确，他们太累了，唯有成功才能让他们有“底气”休息。

2019年8月30日《中国航天报》3版

文/中国航天报记者贺喜梅

编辑/贺喜梅张晓帆郝晨曦（实习生）

监制/许斌

转自：中国航天报（查看原文）

15年坚持，终迎万里“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