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三联生活周刊 2019-08-15 14:00:00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2期，原文标题《31首歌》

《乐队的夏天》里有31只乐队，英国小说家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也曾著过一本《31首歌》，他像《几近成名》《香草天空》的编剧一样，用青春和歌曲为线索，书写了当代流行音乐文化故事。本期封面这《31首歌》是周刊文化部的全体成员从30余年中数千首中国乐队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我们试图在这些作品中找到一条脉络，一条关于时代与青春的故事线索，我们试图追溯这些歌曲诞生的过程，以及相关创作者的想法，尽可能地还原出中国乐队所留下的脚步。

崔健（李骁摄）

《一无所有》崔健（1986）

1986年5月9日，身穿旧军装、头戴五角星帽的崔健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还是毛头小子的他怀抱电吉他，吼出“可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这一吼，便吼出了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作品。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初始，人们一边在对“文革”的“反思”中感到彷徨，一边在突然涌进的西方文化的刺激下，加深了物质、精神上的赤贫感。崔健的《一无所有》，敏感地捕捉到了当时的社会心理，为人们打开了释放自我、超越自我的渠道。1989年，崔健与ADO乐队发行了中国第一张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乐评人马世芳评价道：“这张专辑是一把刀子，把中国的音乐史切割成崔健前和崔健后。”1998年他发行的专辑《无能的力量》则开始尝试说唱风格，用音乐记录了市场经济下的时代。（Quill/郭子介）

《姐姐》张楚（1992）

1990年1月，隆冬的北京街头，魔岩唱片创始人张培仁从Walkman里听到《姐姐》小样的时候倍感震撼，急着就约北漂的张楚见面，把他签入了魔岩麾下。《姐姐》歌词中“侮辱”“假”的所指都是高度理想的“真”，如诗的语言看似落在家庭，却又无声息地落入了每一个人现实面临的问题中去，“我”“姐姐”和“爹”正对应着被束缚的自我、个人的愿景和难以逾越的高墙。《姐姐》这首歌的MV由第六代新锐导演施润玖执导，镜头中张楚驻足在阁楼上，一眼不眨等待着冬天的大雪落下。这种守望正如他在第一张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中再现的那种理想主义：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Quill/郭子介）

1995年，窦唯、张楚、何勇在硬石餐厅（高原摄）

《梦回唐朝》唐朝乐队（1992）

1992年12月，中国第一张重金属摇滚专辑《唐朝》振聋发聩，专辑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摇滚乐史册上难忘的名字。1990年，刚刚组建不久的唐朝乐队受邀参加一场现代音乐会，那是中国摇滚浮出水面的一次盛会。四位身高超过一米八的北方汉子穿着统一的黑色皮衣，飘逸地登场，他们桀骜犀利的外形和重金属的摇滚语言，不仅引发了现场的轰动，还拿到了来自滚石唱片的一纸合约。《梦回唐朝》这首歌无愧于主打歌之名，旋律既有民乐的五声又有金属的递进，驼铃声声，意境丰富，主唱那一声“梦里回到唐朝”更是高亢入云。这张专辑的发行，意味着唐朝乐队无可辩驳地成为中国摇滚史的标志。然而就在1995年，刚从香港红体育馆载誉归来的乐队，就经历了贝斯手车祸去世的悲剧，其后，人员几度更迭，岁月千磨万击。2016年央视中秋晚会，唐朝乐队首登央视舞台，演唱改编后的《梦回唐朝》。乐队成员发微博说：“如今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舞台上了。”（黄晏浩）

《Don't break my heart》黑豹乐队（1992）

1991年3月，在“深圳之春现代音乐演唱会”上看了黑豹乐队的演出后，发掘了Beyond和王菲的香港经纪人陈健添签下了这支来自北京的摇滚乐队。当月，黑豹就在香港和台湾发行了他们的同名专辑。唱片公司为他们制作了精良的MV，留下了窦唯戴着黑色帽子、面对镜头演唱《Don't break my heart》的身影。这首温情脉脉的流行摇滚作品登上了香港商业电台榜的榜首。1992年，《黑豹》在大陆发行，150万盒正版的销量创下了中国摇滚乐队之最。黑豹通俗的歌词、上口的旋律，加上当时的主唱窦唯金属感十足的唱腔，形成了流行与硬摇滚结合的风格，很快被大众传唱。

在中国摇滚刚刚兴起的时代，《Don't break my heart》这首爱情歌曲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为青年人亟待释放的情绪提供了宣泄的出口。之后的很多年，这首歌依然能一次次地在人们耳边响起。王菲在1999年的“唱游”演唱会上翻唱了这首歌，为她打鼓的正是窦唯，和声当中还有窦唯的妹妹窦颖，吉他手是张亚东。在《乐队的夏天》里，痛仰乐队也翻唱了这首经典作品。（胡星宇）

《钟鼓楼》何勇（1994）

歌曲《钟鼓楼》里有这样一段歌词：“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歌中描绘的大多是90年代初北京的市民生活。那一年，25岁的何勇，用这样的歌词和三弦加吉他的演奏，表达了自己对旧时的怀念。那段时间，北京如同所有的中国大型城市一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被时代切割出阶层。就在1994年，中国首次接入了互联网，它似乎标志着一种物质生活的开始，同时，也为一种旧时代画上句号。何勇从小就住在钟楼附近，钟楼目睹着城市的变迁，在歌中，他有些忿忿地写道，“钟鼓楼吸着那沉烟”，像是心底的呐喊。这首歌的MV导演是张扬，在片中，他用镜头记下了胡同建筑的接连消失，那时候他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不久，还没开始拍摄电影。

年末，何勇在红体育馆的舞台上把这首歌带到了香港，他的出现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北京驻扎着一大批摇滚乐队，那时候还没有“朋克”这个词，但是他用一种几近极端的表演，震慑了全场的近万名观众。两年后的“中国流行音乐10年”纪念晚会上，何勇又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当“挑战底线”的《姑娘漂亮》表演结束，何勇才唱出既定的《钟鼓楼》。

高速发展的经济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想象空间，何勇把世界比喻成一个“垃圾场”，他是愤怒的。他穿着海军衫，脖子上系红领巾，在台上抱着吉他乱跳大喊；他也是独孤的，在唱起《钟鼓楼》的时候，何勇觉得自己像是一只蛰伏在屋檐上的石麒麟，等待着被大风刮走。（黑麦）

《窗外》窦唯（1996）

《窗外》收录在窦唯的第二张专辑《艳阳天》中，此时他从充满Peter Murphy影子的《黑梦》里醒来，从晦暗而封闭的迷幻空间解放出来，开始望向自然，望向窗外的天空、云朵、村落与原野。窦唯和张亚东在专辑中尝试了中国式的吟唱和电子化的氛围音乐，终结了以金属为主宰的中国硬摇滚时期，转入更为多元的音乐方向。从1994年香港红的“魔岩三杰”之一到如今充满灵性的隐世仙人，窦唯一直用水准极高的音乐作品和时代共振。暮良文王乐队中听不到他的声音，他认为音乐抽象，言必多事。古乐萦萦，似淼淼烟波，丰满的乐曲足以勾勒闲散不争的文士生活，尽显魏晋风骨。窦唯还多次为电影配乐，包括《我最中意的雪天》《花眼》《寻枪》《武侠》；在电影《李米的猜想》中，周迅还翻唱了《窗外》这首作品。（ev）

《荒原困兽》超载乐队（1996）

《荒原困兽》是超载乐队同名专辑中的第一首歌，它是一次关于重型音乐的试水，爆裂、燃烧的曲风使人耳目一新。对于那个年代的乐评人来说，它太超前了，但在遭受了相当一些乐评人的口诛笔伐后，乐队也找到了大批金属音乐的拥护者。事实上，无论是它复杂的编曲还是它耐人寻味的哲学意味的歌词，对于当时中国摇滚乐界来说都是空前的，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荒原困兽》。歌词以“野兽”为第一视角，以动物喻人，象征人在无常命运面前的迷茫和无力，在生命的困境里，依然在反复思考“生存还是毁灭”，同时主唱高旗似乎也在提出，选择被“驯服”，还是抗争到底。高旗在他后半段的音乐生涯里，转向了抒情摇滚，改变了音乐风格，而他音乐中的诗性是未曾改变的。（盛煜涵）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郑钧（1997）

1997年，30岁的郑钧发布了他人生中的第二张专辑《第三只眼》，制作人是刘劭希。这在当时被公认为“制作最好的一张专辑”，其中单曲《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还入围了格莱美奖。《第三只眼》发行的短短两个月时间，销量就达50万张，郑钧因此成为登上Billboard的第一位中国歌星。伴随着悠扬轻快的旋律，郑钧用他慵懒自由的嗓音唱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切全都，全都会失去。”这种“失去感”，大概是人到三十，褪去青涩和高涨的期盼之后发出的感慨。但他不是绝对悲观的。在“一切全都会失去”之后，他唱道：“所以我们不要哭泣，所以我们不要回忆过去。所以我们不要在意，所以我们不要埋怨自己。”

这种类似乌托邦式大狂欢的表达，也极其接近90年代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在90年代的中国大陆，音乐界新民歌、摇滚乐、流行乐三个乐种同时兴盛，传唱的主题丰富多样，从个人情感到社会议题，不乏“小情”，也有“大爱”。民族调式也在被广泛运用和传播，自《灰姑娘》之后，郑钧在《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里糅合的民歌元素，也是他对于运用民族调式的延续。90年代大量出现结合民乐元素的流行歌曲，早在80年代末便初见端倪，比如在崔健1989年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里，我们能听到浓浓的西北味。民歌元素在90年代的某种繁荣，也为之后流行歌曲的发展做足了范本。（盛煜涵）

《在路上》麦田守望者（1997）

在90年代后期掀起摇滚新浪潮的“北京新声”中，有这么一支带有文学色彩的乐队：麦田守望者。刚组建时，成员们都是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他们以文学作品给自己命名，玩的是带着文艺范儿的英伦摇滚。他们的歌写青春理想，也写自由灵魂，有着少年特立独行的清新。《在路上》可以看作是乐队对于杰克·凯鲁亚克作品的重新解读。如果说原著写的是对个性自由的疯狂追求，那么这首歌则唱出了对迷茫青春的乐观态度。这张专辑总共有12首歌，似乎每首都洋溢着少年无畏的稚气。有人调侃过麦田守望者的长相，说《我们长得不漂亮》是他们写给自己的励志曲。对此，主唱萧玮没有纠结于“长相如何”这一点，反而认真地解释道，这首歌是对在大城市拼搏的外来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写照。（chuu）

汪峰在1994年林兆华的《浮士德》中担任音乐制作（高原摄）

《晚安，北京》鲍家街43号（1997）

鲍家街43号，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门牌号，也是汪峰第一支乐队的名字。1993年，几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凑在一起，白天在教室里学习古典乐，晚上在地下室排练摇滚乐。两年后，张有待在音乐电台里放了他们创作的《Just Like Blues》，此后汪峰还参与了林兆华导演的话剧《浮士德》的音乐部分，由此，鲍家街43号开始走向公众。1997年，鲍家街43号的第一张专辑里收录了这首《晚安，北京》。此前，汪峰因为摇滚梦与家里产生争执，过上了流浪街头的日子。某天晚上，他在建国门桥上听着压路机的轰鸣，写下了《晚安，北京》。“你挣脱不出去，可是你又要努力地活着。”汪峰在谈这首歌时说道，“我觉得这种迷茫一定不是我一个人的。”90年代末，内地摇滚乐坛进入霜冻期，乐队们的日子都不好过。这时，华纳带着一份唱片合同找到汪峰，让他单飞。这一决定引发了许多争议，商业化与摇滚乐之间好像总隔着些什么。20年过去了，汪峰仍然会在个人演唱会上唱《晚安，北京》。（chuu）

《我的秋天》许巍（1997）

在阴暗的天空下，有一个人背着沉重的翅膀，匍匐在地上，像是要起飞，这就是许巍第一张专辑《在别处》的封面。许巍从西安独身来到北京追求音乐理想，过着贫困潦倒的日子，直到后来写了《执着》卖给田震。第二年，他的个人专辑成为了他的一份音乐宣言，就像《在别处》的唱片文案所写：在这个所谓广义的金融时代，经济至上造成了普遍的享乐主义的滥觞，而当我们看到还有那么一些人在时代的边缘苦苦地为独立自主而挣扎、为个人价值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发觉，他们似乎是这个为金钱所左右的蒙昧时代的一种希望——而摇滚乐乃是他们的有力武器。单曲《我的秋天》是许巍早期的代表作，即使到了《时光漫步》专辑时代，不再迷茫的许巍走出了封闭和孤独，从阴霾与忧郁走向光明和温暖，但他的音乐仍散发着时代中不可或缺的真情。（马尾）

《生活教育了我》苍蝇乐队（1997）

1989年起，一批画家、诗人和歌手纷纷来到“圆明园画家村”生活和创作，他们以盲流的身份栖息在这里，是最早的一代北漂人。1993年主唱丰江舟组建了苍蝇乐队，被称为国内第一支全由艺术家组成的乐队。1995年画家村终结，乐手也几经变动。此时，港台唱片公司纷纷登陆，音乐的商业化浪潮使流行音乐和摇滚乐变得不痛不痒，更偏同质化。苍蝇乐队复杂的编曲、冷静的鼓点、具有讽刺性的歌词和神经质的主唱，在当时非常前卫，他们的歌里有对自身处境的肆意嘲弄与挑衅，颗粒的吉他声使得音乐像一幅充满戏谑的油画作品。如今的丰江舟已成为当代艺术家，从事着多媒体剧、声音、影像、装置、舞台等方面的创作。（ev）

清醒乐队主唱沈黎晖（李骁摄）

《好极了！？》清醒乐队（1998）

1997年，沈黎晖成立摩登唱片公司；1998年，他所在的清醒乐队推出首张专辑《好极了！？》。在专辑同名主打歌之一《好极了！？》MV中，乐手们呈现出与往日重金属乐队长头发、皮夹克、愤怒嘶吼的不同面貌。他们穿着瘦身西装，甚至打着领带，雅痞外表加上内敛冷静的吉他弹唱，与英伦摇滚风格如出一辙。90年代末期，随着Oasis与Blur两支乐队“英式摇滚之战”热度消退，电子音乐的兴起和部分Britpop主流乐队的离开使得英伦流行风潮走向没落。但在刚刚进入全球市场的中国，演唱青年生活的歌曲对人们来说仍十分新鲜。《好极了！？》唱的是咖啡和工作，整洁的白领和纷扰的都市生活，电视、手表、蓝天、土地、眼睛、高楼、抽水马桶……按照超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方式填的歌词没有任何叙事，也无一丝抒情，他们没有什么抱怨和愤怒，目光开始转向纯粹的个人感受，向周围世界问好的同时，也表达出当年的迷惑和疑问。（ev）

《觉醒》地下婴儿（1999）

1991年，高幸还是个18岁的北京少年，和弟弟高洋以及几个发小组建了一个七人编制的“大型摇滚乐队”，过着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顽主人生，这与朋克精神倒是颇有几分相似。在专辑《觉醒》发行之前，地下婴儿的单曲《觉醒》和《种子》便收录在1997年的魔岩合辑《中国火Ⅲ》中。合辑《中国火》的存在真的像是“一把火”，象征着一场听觉革命正在年轻人中间燎原。地下婴儿在专辑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中国朋克摇滚的缔造者”。90年代末，朋克浪潮在中国势如破竹，年轻的孩子们正在为此欢欣鼓舞，此时的高幸对“朋克精神”一词有了警觉式的抵触，他开始在表达愤怒与不满的态度时，加入更多的隐喻和反讽。为何在应该扛起“朋克大旗”时离开？这成为了众多圈内人的疑惑。这在王水波拍摄的摇滚纪录片《Swing in Beijing》里早有端倪。高幸觉得，西方的摇滚文化打开了心智的大门，但一味地模仿就失去了摇滚所传达的本质，更失去了朋克精神。地下婴儿见证了朋克乐从萌芽、发展到疯狂蔓延的每个过程，直到主唱高幸厌倦了所谓“朋克精神的模块化”，这中间不过短短10年。（卡生）

《复制者》舌头乐队（1999）

1997年夏天，树村迎来了几个年轻人，他们是吴吞、朱小龙、李旦等，这些人大多来自新疆，组了个乐队名叫“舌头”。和这里的大多数“村民”一样，他们怀揣着“摇滚梦”来北京过苦日子。白天在村子里排练，晚上在豪运酒吧、开心乐园、莱茵河声场演出，把新一代年轻人的反抗与反思抛向观众。他们技术完善，现场震撼力极强。崔健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乐队。同住树村的“痛苦的信仰”（今天的痛仰乐队）还专门翻唱了这首《复制者》。2003年，戏剧导演孟京辉将翻唱的《复制者》作为他的电影《像鸡毛一样飞》的插曲。

《复制者》是舌头乐队每一次在音乐节的开场曲或压轴曲，当熟悉的音乐前奏响起，乐迷们已经摆好了姿势准备边POGO边合唱，主唱吴吞开个头，后面全场就能“走起来”。他低沉的声音在夜空中重复着，像用语言在“复制”着这个时代的虚妄。舌头在云南解散也在那儿重组，时隔多年后的2013年，重组的舌头乐队演出《复制者》时，歌词做了调整。吴吞解释说，之前歌词注重排比，现在做了一些穿插，更有荒谬的感觉。（卡生）

《静止》花儿乐队（1999）

1999年，花儿乐队发表了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当时，主唱大张伟和鼓手王文博都刚考上高中，比他俩大几岁的贝斯手刚从影楼辞职，因为成员平均年龄不到18岁，他们被挂上了“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的称号。花儿用他们的叛逆劲儿唱着朋克，给当时的“北京新声”注入了一股青春力量。《静止》就收录在《幸福的旁边》这张专辑中。大张伟说自己有段时间很无聊，天天看电视到凌晨两点半，所以就写下了这首歌。《静止》的歌词有点像一个青少年的独白，在吐槽完生活没劲儿后，唱出“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然后又晃晃悠悠地来一句“垂死坚持”。《幸福的旁边》专辑卖了差不多四五十万张，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同年年底，被誉为台湾“摇滚女王”的杨乃文在专辑《Silence》中翻唱了《静止》，还凭着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此后，包括徐佳莹、苏打绿、萧敬腾等在内的许多歌手都在不同场合翻唱过《静止》，林宥嘉还说这首歌“影响了台湾的一代人”。（chuu）

《2000年》脑浊乐队（2000）

从90年代末开始，北京地下音乐圈出现了一批从未有过的造型，这些年轻人大多梳着鸡冠头，穿着紧腿的裤子和黑色的机车皮衣，脖子上戴着有钉的项圈，出入于小型演出场所。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朋克。在被统称为“北京新声”的地下婴儿、新裤子和花儿乐队之后，这群标榜着“无聊军队”的年轻人出现了，成立了脑浊和反光镜等乐队。那个时期，意大利留学生Tina是第一个把朋克概念带进来的外国人，在五道口一带定期印发关于朋克音乐的地下杂志。这些玩音乐的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一代，对于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生活，有着和上一代音乐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没有太多顾虑，做音乐更像是为了表达某种情绪和发泄。1998年，五道口的语言学院胡同附近开了一家嚎叫俱乐部，这个处在违建中间的酒吧，自此成为了这些年轻人的阵营。这个演出的地方不大，但是每次都会聚集上百来自城市各个角落的年轻人，他们中有不少在校学生，年轻人很容易在这种混乱里找到他们的快乐。

《2000年》是脑浊乐队当时写的一首歌，那段时间，朴树、张亚东都曾在音乐中表达过他们对世纪末的恐慌和未知，脑浊乐队的肖容把2000年形容成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坎儿，即便顺利度过，也不见得有什么改变。几年后，随着俱乐部的倒闭和一些乐队的解散，这些年轻的朋克成员也各奔东西，留下的乐队只有反光镜和脑浊，随即，这一代年轻人开始长大。（黑麦）

谢天笑（李骁摄）

《永远是个秘密》谢天笑（2000）

他的现场演出往往是在台下“老谢牛×”的呼声中开场的。他瘦如麻杆，酷似孙海英，永远戴着一副墨镜，身着皮衣，专设一个固定风将自己的长发吹起，往往一段吉他solo之后，会紧跟着一段颓废唱腔的淄博普通话，他拿拨片弹古筝，也经常会在演奏完最后一曲后砸烂吉他，他被称为“中国摇滚现场之王”。

谢天笑那一代人，不管是唱民谣的还是做摇滚的，玩得好的很多来自祖国犄角旮旯的地方。用张玮玮的话说，他们是“坐着火车追时代的人”。故乡周遭的世界落后且荒凉，年轻的时候都急欲逃离。谢天笑1972年出生在山东淄博，小时候学画和京剧，18岁揣着200元只身勇闯北京，24岁与同乡组建冷血动物乐队，在北京嚎叫俱乐部演出，2000年推出第一张专辑，以《永远是个秘密》最为著名，引发了垃圾摇滚在中国再次复兴，所谓逢演必砸琴的名号正是在那个时候传出来的。

后来老谢去美国待了三年，演出、卖唱，在餐馆刷盘子，贝斯手移民美国了，他回北京后，将中国传统乐器古筝以独特的方式融入到摇滚乐中，从此又被称为“古筝雷鬼教父”。2013年他在工体办演唱会，成为继崔健、汪峰、许巍、郑钧后，第五位能在大型体育馆举办个唱的内地摇滚音乐人。

在“土摇”几近成为历史的如今，他依然活跃，一次又一次在工体办演唱会，总有新尝试。他引入合成器，还请过40多人的交响乐团为他伴奏，但听现场的老乐迷们都清楚，演出临近结束时只要发现他换上一把便宜的吉他，就知道他准备要干什么了。（张星云）

《咒语》野孩子乐队（2000）

小索（索文俊）和张都出生在兰州，两个人分别当过工人和汽车售票员。1995年，二人组成野孩子乐队，之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沿着黄河徒步考察了西北的民间音乐。野孩子在对民间音乐进行形式上革新的同时，用最朴素直接的方式唱出了民歌、尤其是西北民歌最本质的精神，他们的音乐既悲凉又温暖。

《咒语》是野孩子乐队第一张demo专辑，这张专辑后，已经在兰州颇有名气的野孩子来到北京，通过小索的一位兰州“大哥”的援助在三里屯开办了“河”酒吧。很快，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酒吧成了北京音乐青年的聚集地，几乎每晚都有演出，不只是民谣，野孩子、万晓利、小河和他的“美好药店”、王娟、舌头、谢天笑、窒息、木玛、废墟……周云蓬形容“河”酒吧有“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之后加入乐队的张玮玮曾以为这个乌托邦会一直存在下去，然而这梦幻般的贫穷且快乐的生活却比他想象的更加脆弱。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得所有演出活动被迫中止，这些本就在温饱线上挣扎的音乐青年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很多乐队走向了解散，树村也遭到拆迁。昔日热闹的“河”酒吧在“非典”结束后也没有恢复往日的生气，在那一年被转让，野孩子乐队也暂时解散了。2004年，小索因胃癌去世，音乐青年们所有的痛苦与压抑全都凝聚到了一起，为他们带去了一段黑暗的岁月。（胡星宇）

《I'm not sexy》挂在盒子上（2001）

在以“无聊军队”为代表的一批朋克乐队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组成乐队玩起了简单又能宣泄情绪的朋克音乐。1998年，三个不到20岁的女孩成立了“挂在盒子上”乐队，并在嚎叫俱乐部进行了她们的首场演出。1999年，挂在盒子上作为中国新女孩的代表登上了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主唱王悦在上高中时就想组乐队，她在新华书店买了所有摇滚乐相关的磁带后，便开始淘来自国外的打口碟。2000年，乐队录制了全英文的第一张专辑，并被日本唱片公司Benten发掘签约。次年，乐队在日本发行了首张专辑《Yellow Banana》，并在日本这个亚洲的“朋克大国”进行了巡演。在2015年，经历了解散和数次人员变动的“挂盒”终于重新稳定下来，乐队也从朋克走向了更加丰富多元的音乐风格。（胡星宇）

《她丢失了信仰》P.K.14（2004）

1997年底，P.K.14（the Public Kingdom for Teens，青春公共王国）在南京师范大学的礼堂举办了他们的第一场演出，从此正式开始了他们的音乐生涯。P.K.14经历了从直线朋克金属到噪音风格的转变，是当时聚集于南京的诸多乐队的“另类”演唱风格的典型。实际上，这种气质深受当时南京的文学与诗歌氛围的影响，这曾经一度使南京被冠上“超现实主义之城”的荣冠。主唱杨海崧作为中国年轻的诗人之一，他的歌词，已经成为乐队风格的重要部分，并且被他们的听众所称道。除了出版诗歌和评论，杨海崧近几年也为一些北京最重要的乐队担任制作人。

他们的代表作《她丢失了信仰》牢牢把握住社会当中最脆弱的神经之一：没有信仰。乐队借助一个在敏感寂寞和麻木无助间不断摇摆的女性表现这一点，“她丢失了信仰在街上、在车上、在床上，在她每一个去过的地方”。遗失信仰以后的她远远绕开现实，耽溺于记忆的汪洋，在无端的幻想里流连忘返，某种程度上正是眼下的你我。抒情背后，人们可以嗅探到几分戏谑的气息。（Quill）

《当我离开你的时候》左小祖咒（2005）

左小祖咒认为一切都是荒唐的。他在《当我离开你的时候》里讽刺爱情：你更多地依靠我的展示方式，不是因为爱情多么令人陶醉，这需要你去吹出那个音调，吃上点胡椒。而对于基本的欲望，左小祖咒是敢说的，比如想发财、出名、交漂亮女朋友。他没有恐惧地、用解构的方式及自己独特的诗意，将这些表达得不落俗套。所以他故意走调的唱法，从某种程度来讲未尝不是在解构，或像李承鹏说的，是为了纪念这个不着调的时代。那时的左小祖咒还不是微博上的话题人物，还处于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时期，他需要吹出那个调调。（马尾）

《娱乐江湖》二手玫瑰（2006）

说起中国最妖娆的摇滚乐队，二手玫瑰一定首当其冲。主唱梁龙总在演出时把自己打扮得像是二人转里的妇女形象，但真正担得上“妖娆”二字的还是他们的音乐风格。开山之作《采花》，就是梁龙在东北农村趴了三个月，听二人转，听拉场戏，听死人出殡的唢呐，然后把这些民乐和摇滚结合而来的作品。听二手玫瑰的任何一首歌，都能听到以二人转腔调唱出来的调侃和幽默，而这种力量完全来自于民间。《娱乐江湖》有句歌词，“人要是想出名啊，劝你风流别往下流，百姓的眼睛它亮啊”，依然带着戏谑，调侃得恰到好处，还加入了网络元素。据说，当年中关村的那一批互联网人，最早接触到的摇滚乐就是二手玫瑰来公司年会的演唱。（黄晏浩）

《Dong Dong Dong》Joyside（2007）

18年前，乐队成立于北京北四环的世纪村小区地下室，时间点正好夹在“北京新声”和“后北京新声”之间，之后的几年里他们从70年代复古朋克逐渐转向车库摇滚、蓝调与迷幻摇滚的混合体。《Dong Dong Dong》就是他们2007年接近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主唱边远那几句闲散的“la lalala”绝妙地代表了乐队的音乐风格。2005年，两名德国导演乔治与苏珊来中国拍摄北京地下摇滚的纪录片，名叫《北京浪花》。当时拍摄的还有沙子、新裤子、挂盒等其他几支乐队，但德国导演显然更喜欢Joyside，导致整体看来更像是Joyside的纪录片，甚至把边远作为了纪录片的封面。乐队解散后，他们还在以其他方式影响着后来的年轻人。主唱边远与不同的人合作做另一种又暖又丧又老派的民谣音乐，他喜欢大海，后来搬去了秦皇岛海边隐居；吉他手刘虹位卖掉所有的吉他去了一个贫困县创业扶贫；鼓手关峥在三个以上的乐队打鼓；贝斯手刘耗则在五道营胡同开了School酒吧。他们不仅影响了2000年之后很多新的音乐人，也间接影响了北京鼓楼一代的青年亚文化生活圈。（张星云）

《中南海》Carsick Cars（2007）

2005年，三位年轻人在北京理工大学成立了一个乐队，并拍脑袋般地取名为Carsick Cars。两年之后，一个美国人在大学聚集的五道口开了一家名为D-22的酒吧，当时的北京正期待着一年之后的奥运会，Carsick Cars的三位年轻人就在这时走出学校，走上这个充满汗水和荷尔蒙气息的狭窄酒吧里的舞台，开始制造新时代的噪音。在D-22演出的乐队都非常年轻，大部分来自五道口周围的高校。他们都带着自己年轻的、中国的、朝气蓬勃的劲儿，毫无顾忌地在这里大声歌唱，尝试后朋克、新浪潮、噪音等新的音乐元素。而Carsick Cars，就是他们中最迷人的噪音制造者。《中南海》一句简单的歌词来回重复，没有任何抒情、讽刺、号召，只是陈述，而陈述的方式是噪音与呐喊，这是那一代“北京新新声”年轻乐队的共同特点：他们只为自己表达，可他们自己本身就已经是这个时代。每一次Carsick Cars在舞台上表演《中南海》时，台下的年轻观众都会一边疯狂蹦跳，一边往台上扔中南海香烟，仿佛是一个通往D-22时代的暗语。（马尾）

《Surrender》重塑雕像的权利（2009）

重塑雕像的权利成立于2003年，《Surrender》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首张唱片时期生涩与闯入感并行的激进特点在这里演进为一种更加低沉、偏执的向内爬行的低调姿态。“重塑”绝对是“高开高走”的，它是一支相当精英化的乐队，风格深受英国70年代后朋克乐队如Joy Division等的影响，又有着自己极强的年轻与创新的元素。在2017年6月的时候，乐队接受了英国音乐杂志《Q》的专访，记者用了整整6页的篇幅把他们介绍给全世界。在《Surrender》的开头是一段写意的描摹，它在交代一个特别的场景，看似是在叙事，也为下半段的抒情蓄势。它通过将听者引入一个场景来生发思考，有着极强的哲学意味。而伴随着沉郁、节律的念白式唱法，使得这首歌有着别致的“古典感”。乐队主唱华东的父母都是德语教授，深受语言熏陶的他上了外国语学校，并去德国留学。他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奇特的发音，克制规整的节拍，德式哲学的表达……发展至今，重塑雕像的权利已然是一支有着自成风格的摇滚乐队。（盛煜涵）

《一个石家庄人》万能青年旅店（2010）

“万青”的同名专辑没有辜负他们10年的心血，一经推出便收获了无数褒奖。先是在台湾引起了史无前例的轰动，又在大陆成为了各大音乐节海报上最显眼的名字之一。在中国，一个不喜欢这支乐队的人甚至很难加入“爱好音乐的文艺青年”这支队伍。散文诗一般的歌词透出时代中的迷茫与压抑，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其中的意象要表达什么，也为意象本身的美感折服；主唱董亚千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独特而又流畅的曲调，配上多年打磨的吉他和华丽的编曲，小号声一出，是很多人从未感受过的“直击心灵”。大学英语老师姬赓和高中就下决心一辈子玩音乐的董亚千分别是“万青”的词作者和曲作者，他们生长在后来成为了“Rock Home Town”的石家庄。2000年之后，家乡的乐手们纷纷离开了这片文化的“荒漠”，“万青”却留在了这座在二线和三线之间徘徊的工业城市。他们见证过药厂在经济转型中的兴衰和“乒乓少年”的压抑，看到了青年们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听过“去和昨天和解吧”的劝告，也在秦皇岛望着荒凉的海岸和远处的灯火，心中迷茫与坚定交织。（胡星宇）

《夜空中最亮的星》逃跑计划（2011）

金曲的光辉往往可能盖过了整个乐队，这种现象早已成为常态。在摇滚乐的圈子里，“逃跑计划”便是如此。其收录于专辑《世界》中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是最为人熟知的作品。经历了陈奕迅、邓紫棋、张杰等歌手的翻唱，这首摇滚乐作品早已从小众走向流行。成立于2007年的逃跑乐队，是当时众多聚集于北京的地下乐队的一个缩影。从livehouse走向北京工人体育馆，这支始终在边缘与主流间徘徊的乐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坚守。其实，逃跑计划的佳作远远不止一首，2008年，在以庆祝奥运倒计时100天为主题的北京迷笛音乐节上，逃跑计划的《08年我们结婚》被选为当年宣传片的主题曲。（Quill）

《山海》草东没有派对（2016）

2017年第28届金曲奖，“草东没有派对”获得6项提名，最终拿下最佳乐团奖与最佳新人奖，歌曲《大风吹》获得年度歌曲奖，并以此证实了他们当时的爆红。很多人说他们不像一支台湾乐队，的确，没有小确幸，没有文艺范儿，没有港台腔，主唱巫堵字正腔圆地嘶吼，声音浑浊又愤怒，活脱脱的北方摇滚范儿。整张《丑奴儿》专辑，旋律躁动，词曲有力，一刀刀地切进年轻人的心里。这就是他们打动当今年轻人的原因。而《山海》这首歌，年轻人发泄的就是死去的理想，歌里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年轻的天真的我，一个是后来的庸俗的我。主唱使用了两种声线，代表少年的声音嘶喊，等待回应，而代表现在的声音低沉，唱着“我给不起”，于是少年只能“转身向山里向大海走去”——就像《山海》的MV中，男主角枪杀了爱过的女主角，意味着理想最终被自己亲手毁去，先愤怒，而后茫然。（黄晏浩）

《25》鸟撞（2017）

2017年底，鸟撞乐队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头上的洞》，其中一首《25》唱道：“该说些什么了二十五岁的第一天，头上的洞还是新鲜的打开的，你知道现在身体流着热血，你知道现在双手搏未来。世界在等，你还嫌时间不够久，就在你的、也在我的热血里沸腾。”随后，厚重的贝斯和年轻的吉他一起涌了出来。鸟撞从来都是一支年轻的乐队，讲的是这个时代“90后”的成长故事，希望呼唤所有的年轻人不要固步自封，应该用创造力改变自己，不要像上一辈人那样一直在工作，一直在拼，而不是打破限制建立自己的规则，“恨我吗？你老啦”。（张星云）

《最后的乐队》新裤子（2019）

从1995到2019年，新裤子乐队已经跨过了24年的光阴，不过，时间似乎从未消磨掉火热的创造力，他们不断用音乐玩出新花样，散发着乐队独特的魅力。新裤子的作品就像一本持久更新的相簿，里面镶着的都是时代的底片。2019年，在工体演唱会开唱前夕，新裤子发表了单曲《最后的乐队》。“这是最后一首歌曲，唱完之后我们将离去”，歌曲以平缓的告白进入。接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随着旋律在脑中浮现，讨人欢心的艺术家，思想麻木的先锋，充满焦虑的一代人，新裤子唱着对时代的省思。最后，歌曲反复哼唱着“这是最后的乐队，再没有音乐响起。这是最后的歌曲，可是我不想离去”。主唱彭磊说，不管经历多少岁月，新裤子好像一直站在时代的脚下，用音符洞察着年轻人的生活。（chuu）

（年份以最终录音及发布时间为准）

这31首歌，是我们从30余年中数千首中国乐队作品中精选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