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6期

1968年底，“阿波罗8号”第一次飞出地球，进入月球轨道，那3名宇航员成为距离地球最远的人类。宇航员威廉·安德斯（William Anders）的主要任务是为月球拍照，以便NASA选出合适的登陆地点。但他无意间抬头一瞥，发现地球正从月球表面升起。出于人的本能，他立刻意识到那个景象是美的，于是他举起相机，拍下了那张后来被称为“地升”（Earthrise）的照片。

《地升》（Earthrise）（NASA供图）

那张“地升”照片并不是最有名的地球照片。1972年底，“阿波罗17号”最后一次飞往月球，宇航员随身携带了一架高级哈苏相机，在一个恰当的时刻拍到了一张高清的地球全身照。那天地球上空云层较少，整个地球呈现出一种晶莹剔透的海蓝色，那张照片因此被后人称为“蓝色弹珠”（Blue Marble）。

根据英国《卫报》所做的统计，这张“蓝色弹珠”是人类历史上被复制次数最多的照片。除了画质优秀之外，它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非洲大陆正好位于画面的正中间。非洲是人类的摇篮，我们正是在非洲进化成人的。之后，我们的祖先勇敢地走出了非洲，逐渐占领了整个地球。这张照片则预示着我们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出发之前最后一次回望家乡，然后便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茫茫宇宙之中。

一张照片概括了整个人类发展史，真是太有诗意了。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关键的两个节点就是8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以及1492年哥伦布的那次著名的远征。前者让我们的祖先走出摇篮，占领了全世界，后者则让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们终于连成一体，人类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这两件事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才完成的。前者不必多说，远古时期的人类每一次离开巢穴的远行都是一次冒险，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后者同样是一次纯粹的冒险，因为当时还有很多人相信地球是方的，哥伦布手下的海员们最怕的不是死于饥渴，而是从地球的边缘掉下去。哥伦布本人虽然相信地球是圆的，但他算错了地球的直径，误以为只需向西航行4600公里就可以到达印度了。殊不知两地的实际距离约为2.2万公里，如果没有“侥幸”遇到美洲大陆的话，哥伦布必死无疑。

人类历史上还有很多像哥伦布那样的冒险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死了，只有少数几个幸运儿活了下来。但是，这些人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世界的运行轨迹。

冒险家们不一定都是强者，他们不需要拥有高超的技艺，也不必怀有高尚的目的，大多数冒险家甚至都是因为被逼无奈才被迫铤而走险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颗勇敢的心。比如哥伦布就是个水平很一般的航海家，他之所以敢于向西航行，唯一的动力就是发财。当时的西欧人被奥斯曼帝国挡住了和亚洲的通商之路，想不出其他解决办法，只能在哥伦布身上赌一把。

阿波罗计划无疑是又一次大冒险。按照当年的技术水平来估算，阿波罗宇航员们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会死在路上。事实上，“阿波罗1号”还没上天就发生了事故，3名宇航员被活活烧死在登月舱里。所幸NASA并没有被这次事故吓倒，而是坚持了下来，这才有了“阿波罗11号”的成功。

根据事后的统计，阿波罗计划一共花费了254亿美元，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2200亿美元。如果不是为了“冷战”，很难想象美国国会愿意拿出这么多钱去登月。从另一个角度讲，虽然肯尼迪宇航中心最多时也仅仅雇用了2.6万人，但因为阿波罗计划的很多组成部分都是外包的，全美国一共有分属1.2万家公司的40多万名雇员参与了这项计划，其中很多人都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但干起活来比拿工资的还勤奋，这就不能简单地用“冷战”来解释了。

在肯尼迪航天中心，“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指挥官尼尔·阿姆斯特朗使用登月舱模拟器进行训练（视觉中国）

尼尔·阿姆斯特朗的传记作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回忆说，阿姆斯特朗喜欢把登月比作波利尼西亚人对于太平洋的征服。这群人原本生活在中国大陆，很多年前因为某种原因乘船东渡，从大陆来到台湾岛定居。他们在台湾岛上住了数千年，不断地改进航海技术，直到公元前2500年时，他们自认为技术成熟了，便决定继续朝大海进发，先是到达了菲律宾，然后又用了几千年的时间，一个岛一个岛地向远方迁徙，最终占领了从新西兰到夏威夷再到复活节岛的绝大部分太平洋岛屿。要知道，太平洋约占地表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绝对和外太空无异。波利尼西亚人的这次大迁徙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远征，其成就一点也不亚于哥伦布。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阿姆斯特朗是一个眼光远大的人，对于登月的真正意义看得比别人都透彻，否则他也不可能在踏上月球之后说出那句事先未经排练的经典台词。可惜的是，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阿姆斯特朗。根据汉森的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登月第一人》把阿姆斯特朗拍成了一个感情脆弱的小男人，为了煽情甚至不惜虚构了阿姆斯特朗往月球陨石坑里扔女儿纪念品的情节。一位熟悉当时情况的专家评论说，如果阿姆斯特朗真的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他肯定不会被NASA选为第一个登月的人。

遗憾的是，大部分美国民众都更像那位电影导演，把登月仅仅看成是一场关于“冷战”的游戏，或者是一次关于个人的情感救赎。“阿波罗11号”返航之后，美国人对于阿波罗计划的热情一落千丈，NASA获得的经费急速缩减，不得不于1972年底草草收场，宣布阿波罗计划结束。其实当时还有两枚“土星5号”火箭已经造好了，完全具备发射条件，但它们只能待在原地生锈，最终变成了博物馆的展品。

自那之后，这个世界越来越和平，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这当然是好事，但人类也因此而失去了进取的动力，变得越来越畏首畏尾了。现在的社会制度让我们的科学家和探险家们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不愿承担任何风险。如果阿波罗计划放到现在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被任何政府批准的。

图：将“阿波罗”系列飞船送上月球的“土星5号”超重型运载火箭，它是人类航天史上迄今为止主尺度、全重和推力最大的投送工具（NASA供图）

更糟糕的是，现有的科研体制越来越偏重实用性，科学家们渐渐失去了仰望星空的勇气和动力。著名的美国人类遗传学家大卫·赖克（David Reich）为了获得研究人类进化的经费，不得不编写一个实用的理由，把自己的研究归到遗传病领域里去。他在去年出版的一本新书《人类起源的故事》里忍不出发出了如下的抗议：“我们科学家，受困于科研资助体制，经常要证明我们的研究工作在卫生或科技方面有实用价值。但是，人类的好奇心本身难道不应该被认可吗？……我再次呼吁，对人类自身历史的研究至关重要，无论是艺术、音乐、文学，还是宇宙学等等。这些研究，可以让我们对人类的共同处境保持警醒的认知。这些认知越是在意料之外，对人类就越是举足轻重。”

问题在于，所有那些涉及宏大问题的探索都需要有无以伦比的远见和耐心，可当今人类正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美国著名科普作家乔治·穆瑟尔（George Musser）认为，正是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失去了感知漫长时间的能力。他在2019年夏季出版的《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季刊上撰文指出，因为进化的原因，人类的感知能力一直是很有限的。科技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感知空间的能力，大如宇宙小如原子远如星系弱如星光的物体如今都能很轻易地被人们看见了。但是，科技的进步反而缩小了我们感知时间的能力。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我们的所有需求都会越来越快地得到满足，于是我们就越来越局限于眼前的苟且，看不到或者没有耐心去考虑长远的未来。阿波罗计划前后延续了10年，它所面对的问题更是涉及到人类千百年之后的未来，但现在的人们已经无暇考虑那么远的事情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互联网领域突飞猛进，在医药行业进展神速，但在气候变化这类“漫长”的问题上却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

而这，正是阿波罗计划留给人类的最大遗产。在过去的这50年里，人类似乎已经将其遗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50年里，人类能否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继承这笔遗产，再次抬起头仰望星空。

1972年最后一次完成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7号”宇航员拍摄到的月球表面地貌（NASA供图）

人类的每一次冒险，结果都难以预料。当初哥伦布一时冲动，换来的却是一场足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大变革。住在世界各地的人们从此开始自由地交换物资和思想，并在这一过程中彻底改变了世界观，人类从此拉开了现代化的序幕。

如果阿波罗计划没有停止，而是继续下去的话，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在月球上建立了永久基地，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将是假期到底是去月球还是火星？时间不宽裕的人也许会考虑纽约，因为基于“土星5号”而开发出来的新火箭技术很可能已经把北京至纽约的飞行时间缩短到了一个小时以内。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失去了想象未来的勇气和胆量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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