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记忆
1964年初，外交战线一声“核爆炸”
中法宣布建交。
蒋介石集团仍然占据使馆馆舍，拒绝移交。
机智斡旋，我外交人员如何巧争使馆馆舍？
高层互访，中法友谊又怎样在继承中发展？

“驱蒋斗争”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然而，台湾当局驻法国首都巴黎的所谓原“外交人员”，却一直赖着不走。当得知中法之间的建交已经在所难免时，美国方面曾敦促在台湾的蒋介石，不要主动同法国“断交”。

这个时候，法国总统戴高乐虽然不想主动公开驱逐蒋介石的代表，但也担心他们真赖着不走。如果那样，将导致中法建交受阻，也会使他在政治和外交上限于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法方决定要求中国临时代办先去巴黎，以利于促使台湾当局主动撤销其所谓“外交机构”和“代表”。

1964年1月底，中国外交部任命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为驻法临时代办，负责筹备组织先遣人员去巴黎筹建大使馆。

此时，由于周恩来总理正在非洲出访，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出发前的一天，邓小平嘱咐宋之光：到巴黎后的首要任务是进行“驱蒋”斗争，如果法方“驱蒋”拖延不决，我方将撤回临时代办。

1964年2月6日，法国总统戴高乐给法国总理和外长下了一道命令：讲明法国已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有理由不承认台湾当局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要求相关部门尽快向台方告知此意。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他不得不宣布同法国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撤销所谓的“外交机构”。法国也宣布，撤回驻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

建馆博弈

1964年2月14日，宋之光率领中国先遣小组离开北京，飞赴欧洲。按照要求，中法双方外交人员应同时到达对方首都。宋之光一行6人到欧洲后，特意先在瑞士停留了几天，直到2月23日，才乘火车到达法国首都巴黎。法国外交人员也于同日抵达北京。

中国先遣人员如期来到巴黎，然而，他们在大使馆的馆舍问题上又遇到了诸多的波折……

按照国际惯例，在台湾当局与法国断交后，原“使馆”理应由中国驻法的外交机构接管使用。但由于台湾方面一直拖着不愿交接，再加上其它种种复杂原因，经与法方多次交涉后，仍是无法收回。

此时，解决大使官邸和馆舍的问题，成为宋之光他们的当务之急。

宋之光他们决定先想办法在外面找一个地方，作为临时代办的住址和办公场所。此后，先遣人员经多方选看和研究，最后相中了座落在巴黎郊区的一栋三层楼的房子。

经过了一番接触，先遣小组随即与女房主签订了买房合同，并付了款，最后由双方律师签字移交房子。可当中方人员正要派人过去接收房子时，却突生变数——那位法国的女房主反悔了。

原来，美国人闻讯后从中破坏，威胁女房主，如果把房子卖给中国外交机构，美国政府便不准她进入美国国境。由于女房主原是美国人，担心以后回不了美国，所以不敢把房子卖给中国了。

宋之光得到消息后很着急，立即乘车赶去与女房主见面。经过耐心地说服，女房主终于同意执行原合同。在正式入住之前，中方又派人做了仔细全面的检查，最后在客厅的一角，找到了一个匆匆安装的窃听器，美国政府的这种手段，最终没有得逞。

巧争使馆

在中法建交达成的协议中，双方商定，两国宣布建交后三个月互派大使。然而，由于馆舍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直到建交半年后，中方派出的驻法国第一任大使才正式到任。他就是被称为“将军大使”的黄镇。

1964年6月，黄镇大使到任后，对收回台湾当局前驻法外交机构办公楼的产权问题十分重视。经过了解，黄镇发现，原使馆馆舍迟迟收不回，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台湾当局在与法国断交时做了手脚，将馆舍过户给了台湾当局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之前很多国家都把驻中国大使馆设在北京东交民巷，而现在中国政府要统一安排这些国家到新使馆区设馆。

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黄镇大使认为，这个问题通过一般的外交交涉难以解决，必须由法国最高当局出面。随后，黄镇一方面约见法国外长德姆维尔进行正式交涉；另一方面，他也想方设法将事情的原委报到了法国总统戴高乐那里。

1967年元旦，黄镇应邀出席法国宪法委员会举办的新年招待会。戴高乐总统在和黄镇大使的交谈中，当面提到了收回馆舍问题。

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法国驻中国大使馆迁移的谈判也取得了进展。中国外交人员顺利收回了前台湾当局所谓驻法外交机构的馆舍大楼。美国与蒋介石集团合演的一场闹剧落幕了。在整修一段时间后，崭新的使馆大门口飘扬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高层互访

收回馆舍大楼后，建交不久的中法关系，开始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然而，不久后，1969年4月，一直想要亲自到中国访问的戴高乐总统，被迫辞职。辞职后的戴高乐，访问中国的意愿更加强烈，他甚至计划在自己的回忆录最后一章写“与毛泽东的会见”。

然而，已经计划于1971年6月18日访华的戴高乐却于1970年11月突然逝世，致使他访问中国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未能访问中国成为了戴高乐永远的遗憾，也成为了中法两国人民的遗憾。

戴高乐将军逝世后，中国政府以较高规格进行吊唁，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深切的悼念。1973年9月11日至17日，接任戴高乐担任法国总统的蓬皮杜，应邀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算是弥补了戴高乐的一个遗憾。

1973年9月11日下午，蓬皮杜一行飞抵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还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

母耕源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

实际上当时蓬皮杜访华的时候，已身患癌症，但是他坚决要完成这次访华之行。在他那次访华当中，当时中法还发表了《中法公报》，这个也是有力地推动了下一步中法关系的继续发展。

高层互访，使中法关系和彼此的友谊，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法国也成为对华投资，和在华建合资企业最早的国家之一，中法关系的发展在欧洲也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从此，中法关系成为世界大国关系中的一对特殊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关系前列。

55年来，中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法友好之船必将破浪前行，为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福祉，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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