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父亲“隐形将军”韩练成的传奇一生

上世纪中原大战，有一位军人救蒋介石于危难，深受赏识，被亲点列入黄埔系，称“赏穿黄马褂的人”。

一直到1996年，蒋介石之子蒋纬国还在发出慨叹：他，“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1947年2月，解放军仅用三天时间，就把盘踞在莱芜的五万多国民党军队全歼，并活捉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

蒋介石在设定这个战役之前，它不叫莱芜战役，而是叫鲁南会战。鲁南会战的设想是，以临沂为主战场，歼灭共军陈毅主力，在临沂这个地方进行决战。我父亲率领国民党整编第46师，加入了北线集团。

——韩练成之子韩兢

随后，韩练成将该重要情报，通过华东野战军的联络员杨斯德和解魁，传递给在临沂的华野指挥部陈毅和粟裕。根据这一消息，陈毅和粟裕率领华野昼伏夜出，到达蒙阴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莱芜城。

莱芜战役过程中，根据上头命令要撤退，我父亲开会就说，马拉起炮，人背起背包，就走就是了。结果，我父亲非常喜欢的韩练成这个团（师）长就说，大家要准备一天。我父亲就说，这还有什么可准备的？不用吧！大家一讨论，结果都同意准备一天。父亲说，那么好吧，就准备一天。

——李仙洲之子李德强

23号凌晨，李仙洲集团就开始突围，我父亲在这个时候，突然就放弃了对整编第46师的指挥。

——韩练成之子韩兢

部队要出发时，韩练成说不行，总司令，你等我。我（如果）不回去，我那个团（师）就会乱掉了。我父亲说，好，你回去，我等你啊！结果，我父亲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

——李仙洲之子李德强

李仙洲没有料到，因为要等韩练成而推迟了一天的突围，竟然损失了国民党的一个军，一个整编师，一个新编师5万多人。

八路军的两只脚和国民党的两只车轮子比吗，日月兼程，实际上就是为（形成）这个包围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解放军的口袋扎紧了。

——李仙洲之子李德强

莱芜战役后，韩练成见过陈毅和粟裕，萌生了再入虎穴的想法。

韩练成孤身回到南京，在国防部召开的战役汇报会上，详细地把这次作战失利的原因归结是坚持了蒋介石和陈诚的错误判断、下级忠实地服从了上级的指令而惨遭失败。

蒋介石非但没有怀疑，反而称赞我父亲说：一俟跑出，即刻返京，极其忠勇可嘉。并且亲自下令调我父亲到国民政府参军处做参军。

——韩练成之子韩兢

参军处是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参谋机构，蒋介石举行军事会议、研究战役时，韩练成就伴其左右。

杜聿明就到蒋介石那里去告状，说韩练成非常可疑。他讲，（他韩练成）不是共产党就罢了，如果是的话，我们的战略计划，我们的战报，都在他的皮包里面，而且他天天不离校长的左右，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仗还怎么打？！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糜振玉中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周恩来总理征询韩练成的意见：若以国民党起义军长论，可以授上将军衔，若以党内职务论，只能授中将军衔。韩练成毅然选择了后者。在国民党军和解放军的序列里，出现了同一个韩练成中将。

毛主席讲，蒋介石身边有了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但可以指挥解放军，而且可以调动蒋介石的百万大军。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糜振玉中将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在岛上办了一所“革命实践研究院”，集合国民党中一批精英人士，专门总结大大陆失败的教训。精英们一致认为，大陆之败，首败于情报。谈到此时，他们各个痛心疾首。

韩练成的特殊经历在西北无人知晓，周恩来委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作他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向张、甘交底：韩练成“是一个没有办理过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

韩练成，一九零九年二月五日生于今宁夏同心，一九二五年初从军北伐。在一九二七年进军途中救援过冯玉祥，在一九二八年东进作战中增援过白崇禧，在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战中解救过蒋介石。一九四二年五月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情报工作系统，一九四五年在海南掩护过琼崖纵队，一九四七年配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打赢了莱芜战役，一九四八年底撤回解放区，在河北平山中共中央社会部归队，一九五零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一九六五年底离休。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北京。

日前，由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北京中共海淀区委党校羊坊店街道党工委分校、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联合举办的“不忘初心——追忆革命前辈”系列讲座第二期第四讲，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剧场礼堂举办。该系列讲座活动旨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精神，弘扬红色文化。

本期讲座由传奇“隐形将军”韩练成之子韩兢主讲，题目为：《以韩练成将军的传奇一生为例谈信念、责任、权益、义务》。

【韩兢简介】韩练成之子，1948年生于南京，中共党员，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副馆长，中共珠海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调研员，现为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授课团教师，江西干部学院红军后代授课团教师，北京太昊福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已完成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隐形将军》、《韩练成传奇》，进行中的作品有电影《她的枪》、电视连续剧《大谍无形》等。

右起：戴维、刘丹、李丹阳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会长刘丹，歌华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戴维，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李丹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陈正人之女陈延生，井冈红军刘型后人刘求真，李聚奎上将之女李卫雨，彭拜烈士后人彭洁，中共隐秘战线领导罗青长之子罗振，欧阳毅中将后人欧阳海燕/施钧慧，罗舜初中将后人罗小明，孙继先中将后人孙东宁，黄霖后人罗解难，龙飞虎将军后人龙铮，王直哲后人王东哈，刘正平后人刘峰林，李万钧之女李珍等革命后代和二战和平文化中心倡议人胡山以及羊坊店街道、中华世纪坛支部党员和歌华传媒集团总部的党员等三百多位代表聆听了讲座。

近两个小时的讲座中，韩兢给大家讲述了父亲在经历从军北伐、抗战、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为国家独立、统一、民主、富强所做的特殊贡献，剖析了“隐形将军”信仰坚定的心路历程，并希望能与大家一起感悟父辈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信念、责任、权益、义务的诠释和追求。

“隐形将军”称谓的来历

1960年冬，韩练成还在军事科学院担任战史研究部部长。一天上午他因病休息，正在书房翻检资料，夫人汪萍推开书房门说：“李经理来了。”

韩练成一愣：“谁？”

门外传来一个很熟悉、而又很久没有听过的男中音：“桂林的李经理来看七哥。”

身着军大衣的李克农上将由一大尉扶着，已经到了门口。

韩练成大喜过望，转向夫人道：“你怎么还叫他李经理？”

汪萍也笑了：“我只记得过去的叫法，哪知道现在该怎么称呼？”

开国上将李克农

李克农感叹：“嫂夫人这一声‘李经理’，让我又想起过去的不少事情。”

韩练成知道李克农几年前曾重病一场，仍在恢复期，很关心地问：“听说蛮兄组织了几个老同志，一起在写过去的秘密工作史？”

李克农答：“是要抓紧了。趁着记忆力还能恢复的时候抓紧搞，还来得及。刚刚开了个会，碰了碰情况，顺便来看你和七嫂。”

韩练成和李克农相识于抗战时期的桂林，那时韩练成是第16集团军副参谋长，李克农是第18集团军办事处主任，他们是友军，时常有接触。韩练成对共产党的报纸、剧团在桂林的抗日活动都提供过实实在在的帮助。

1942年5月，韩练成在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由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组织，和李克农的关系从朋友变成了同志。为便于联络，他和李克农之间有特定的称呼：李克农随朋友们的习惯称韩练成为“练兄”、“七哥”；而李克农有一个名字叫“曼梓”，又是南方人，韩练成联络他时称“蛮兄”。

汪萍一贯信任、支持自己的丈夫，从这时起，也曾多次从经济、物资、住宿、交通等方面帮助李克农、潘汉年和他们介绍来寻求帮助的同志、朋友。汪萍不善于处理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从来记不住那些复杂的称谓，韩练成就只让她记住：这是“桂林的李经理”、“桂林的蛮先生”——谁知道过了多年，她就是看见了李克农肩上的三颗星，还是叫他“李经理”。

1949年1月，韩练成经香港返回解放区，到达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社会部驻在河北平山一个叫东黄坭的小村庄，机关的同志们都分散住在村里的民房。部长李克农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办公、起居，他用的是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东面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西面会客。韩练成就住在李克农卧室对面那间客房，和社会部机关的同志一起作息。这样一位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又刚刚从敌占区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一来就直接进入了党中央情报工作部门的核心，足见中央对他的绝对信任。大家都知道：他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工作关系。在那一段时间，他先后受到了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的单独接见。

天安门城楼上的李克农上将（右一）

虽然韩练成和李克农很近，但他从来没有问过：还有谁是和他一样的“这些人”。

眼看快到中午，汪萍走进客厅，说：“就在我家吃饭吧？我加了个菜。”

李克农拱拱手道：“烦劳‘后勤部长’。”转脸告诉随员：“这位就是我对你们常说起的，国军的将军夫人，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后勤部长’。”

汪萍笑了：“我哪里当过部长啊，叫我七嫂、七婶都好。”

餐桌上四菜一汤，汪萍说：“这个狮子头是跟叶妈妈学的……”

韩练成笑问李克农：“蛮兄，你知道她说的叶妈妈是谁？”

李克农不知道：“是谁？”

韩练成说：“是蒋委员长手下中统局长叶秀峰家的老太太！……不过，是他自己的妈妈，还是他太太的妈妈，我们没搞清楚。”

李克农哈哈大笑：“噢？我以为只有你是个隐形人，没想到七嫂更是深藏不露啊！”

韩练成来了灵感，一首小诗脱口而出：

《克农来访》

桂林、重庆、东黄坭，“隐形”至今未足奇。

夫人再设“后勤部”，上将仍作“李经理”。

这首诗，给了李克农，“隐形将军”的称呼也就在一个不太大的范围里被传开了。

“隐形”，不仅仅是韩练成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工作状态，也是他其后的心理状态。他从不因为自己的特殊贡献居功自傲，即便被世人当作“起义将领”、“统战对象”，仍然绝口不提往事，严守机密数十年。直到他1984年去世，出于保密要求，他的讣告仍以“爱国将领”冠名。韩练成说，我在解放前为党工作，是由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周总理不说，我不说；中央没有公开的部分，我也不说。

早期接触共产党

1909年2月5日，韩练成出生在今宁夏同心县一个贫农家庭。1920年海原地震，家园被毁，一家迁到固原县城边，在城墙下一个窑洞里栖身。

1924年底，固原城里来了一位给黄埔军校招生的老师。军校招生需要文凭的，父母为韩练成借了甘肃省立第二中学毕业生韩圭璋的文凭，让他冒“韩圭璋”之名报考军校。韩练成记得很清楚，招生简章写明,要求学生在民国14年8月之前到黄埔军校报道。但这位老师只把他带到了银川，交给西北陆军第七师军官教导队。老师自己去了苏联，从此以后再无音信。

1926年9月，“韩圭璋”所在的陆军第七师被编为国民联军第四军。国民联军是实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军队，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军事总顾问是苏联的乌斯马诺夫，总政治部部长是共产党人刘伯坚。第四军的军长是马鸿逵，联军总政治部派来共产党人刘志丹出任政治处长，使第四军这支旧军阀部队的作风有了逐步的改变。

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刘志丹

刘志丹是陕西保安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当时的黄埔生有直接从军作战的，一毕业就上战场了。刘志丹是派回原籍的北伐军，他所讲的北伐军救国革命的精神，给年轻的“韩圭璋”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在北伐的进军过程中，“韩圭璋”作战勇敢，晋升很快。当时，联军的政治部举办了多次的政治培训，担任排长的韩圭璋曾多次见到刘志丹，解围西安一役，“韩圭璋”升任连长，参加了一次由刘伯坚亲自授课的集训。刘伯坚、刘志丹曾单独找“韩圭璋”谈话，都认为他是个革命的好苗子。刘志丹并为“韩圭璋”指定了加入共产党的两个联系人。

（1998年10月，习仲勋、马文瑞曾撰文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95周年，第一次在党报上公开了韩练成早期接触党组织的情况。）

1927年“四一二”政变，西北军也逐渐转变态度，开始联蒋清党，驱逐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刘志丹等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 “韩圭璋”还没有来得及加入共产党，就和党组织断了联系。

“韩圭璋”被扣上了“红帽子”，被指为“共产党潜伏分子”，后由于冯玉祥的保护，韩在“清党”阶段很快被解脱，豫东、鲁西鏖战，“韩圭璋”屡建战功，升任五十九团团长。

在刘志丹返回陕北，组建党组织，组建红军开创根据地的时候，他以为“韩圭璋”当时已经入党了。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刘志丹就向周恩来汇报当年在西北军发展过党员的事儿，也提到过“韩圭璋”的名字。因此，在很多陕北的老同志当中，有不少人知道有一个叫“韩圭璋”的军官，是他们发展的留在国民党的地下共产党员。实际上，“韩圭璋”那个时候还没有入党。

解救蒋介石，赏穿“黄马褂”

北伐进程中，“韩圭璋”解救过冯玉祥的总司令部，给冯留下了很好印象。冯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韩练成在北伐的时候，曾同我在一起共过患难的。”

冯部北渡黄河，韩调任独立骑兵团团长，拨归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挥，白将本部一团骑兵与韩部合编为骑兵集团，以韩为司令。白的大度和那位团长的涵养使韩十分钦佩。两部骑兵配合默契、作风正派、纪律严明、英勇善战，韩本人驾御本部、协调友军的能力，也给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北伐时期的桂系白崇禧

10月，国民党政府军各集团军编遣时，冯玉祥向白崇禧要求“韩圭璋”带骑兵团归还建制。第四军缩编为陆军暂17师，马鸿逵由军长改任师长，韩改任中校参谋。

1929年1月国民政府军队编遣散会议中，冯、阎、桂系不满削减本系实力的编遣方案，与蒋失和。5月，冯玉祥通电讨蒋，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但不到两个星期，其部下韩复榘、石友三、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被重金收买，投蒋倒冯。马部投蒋后改编为讨逆军第15路军总指挥，驻守徐州。马鸿逵任第11军军长兼64师师长，“韩圭璋”任64师独立团团长。

此时的“韩圭璋”作为年轻的中下级军官，政治上还很不成熟，缺乏独立的判断，国民党派系之间的争斗，让他感到苦闷、彷徨。

1930年初，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中心的反蒋联盟形成了，中原大战爆发。5月底，蒋冯主力鏖战豫东，蒋介石在停靠归德（今商丘）火车站的“总司令列车行营”里亲自指挥。“韩圭璋”率独立团守备归德。独立团一共有三个营，一个营在城内，团部和另外两个营驻扎在城外。当时，蒋军有制空权，冯阎联军没有，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左起：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5月31日晚，冯军郑大章骑兵军一支部队偷袭归德附近的蒋军飞机场，一举炸毁了蒋军全部15架飞机，所有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全部被俘虏。

偷袭的骑兵完成了任务，返回途中路过火车站，看见停靠在站内的蒋介石的“总司令列车行营”没挂火车头，便围过去猛打。由于天黑，骑兵以为是一列货车，本想顺便抢些物资回去，万万没有想到车里竟然会是蒋军的总司令部！如果冯阎部队事先知道这里是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就根本不会派小股骑兵部队去打飞机场，而会直接炮火覆盖归德火车站，那样的话，历史就会被改写了。

北伐时期的参谋长杨杰

在无法突围的“行营”车厢里，参谋长杨杰摸黑摇着电话向离火车站最近的部队大声求援，可只说到“敌军包围总司令行营……”线路便中断了。

“韩圭璋”清楚自己手上的兵力不足，知道总司令行营没挂火车头。他冷静地派兵布阵，除留兵警戒冯部援军、派兵奔袭敌军马场外，自己亲自率兵猛攻冯部，经过激烈的战斗，迫使冯部撤退，成功为总司令行营解了围。之后，他带着部队上了站台，卫队军官带着他进入列车行营，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

“韩圭璋”近视，带着眼镜。那个时候很多带着眼镜的青年军官，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蒋十分高兴，亲热地握着韩的手表示慰问，并自然地问起，“你是那一期的学生？”

韩当时不知所云，不知如何作答。杨杰参谋长提示：总司令问你是黄埔军校第几期毕业的。“韩圭璋”回答，自己本来是计划报考黄埔读书的，结果阴错阳差进了西北军官教导队。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蒋介石就问，你说本来准备报考黄埔，是什么时候呢？“韩圭璋”道，当时要求民国14年8月以前报道。蒋介石想了想，民国14年8月以前是黄埔三期，8月以后为四期，当即便下了一道手令：

“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见危受命，忠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藉，内部通令知晓。”

早期革命时期无数军人向往的黄埔军校

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军队中颇为吃香，人们常戏呼黄埔学生为“穿黄马褂”。杨杰笑着说，韩团长，你这是被“赏穿黄马褂”，更当另眼相待了！

由于没有正式在黄埔军校第三期上过学，韩从来不在履历、自传中填写自己是“黄埔三期生”，但在国民党军队，尤其是黄埔系将领中，人人都认同韩是黄埔同学。

1932年，韩练成被蒋介石调入黄埔系，用回本命“韩练成”，西北军中的那个“韩圭璋”不存在了。

1935年春，韩练成晋升少将。同年秋，由蒋介石特批，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系统学习现代战争理论。

中共隐蔽战线传奇英雄郭汝瑰将军

1994年7月，著名“共谍”郭汝瑰（中共情报人员，解放战争时官至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我在未认识韩练成同志之前，早就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赏穿黄马褂”的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1936年，我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的上校兵学教官，讲授第一次世界大战史。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要我兼任特别班第三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教官。他对我说：“我们特别班第三期学员，多是有作战经验的军官，他们有的地位较高，如冯玉祥副委员长，还有深得蒋委员长器重的，如‘赏穿黄马褂’的韩练成都要到这个班听课。”

投身抗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与韩练成做了彻夜长谈，把他调入桂系军队，1939年底，韩练成作为第170师副师长，参加昆仑关战役，被炮弹片击中左腿，负了轻伤。当时，共产党人夏衍办的《救亡日报》做了报道。此战之后，因为协助师长指挥有方，韩练成升任桂系170师少将师长。

蒋介石闻讯，非常高兴，就给了韩练成一笔5万块钱的特支费，名义上是拿去给太太贴补家用。韩练成事后知道，蒋介石笼络一位有价值的师长，用4万到5万块钱；笼络一位有价值的军长，是15万到20万之间。那个时候，少将师长月薪160块钱，5万元等于是他26年的薪水。中将军长月薪200块钱，20万就是他83年的俸禄。这就是蒋介石的“银弹”，很多战场上的敌人都是被这种“银弹”所打败的。韩练成意识到当年中原大战，西北军还没怎么交手，就垮掉了，应该就是蒋介石的“银弹”在发挥威力效应。

1939年夏，韩练成夫人汪萍和爱子光中、光华

那时国民党的官太太们只要有钱就大炒黄金、美钞，甚至倒卖药品。而韩练成夫人汪萍却没动过这笔巨款，全部交由丈夫支配。当时桂林是西南抗日大后方，各界人士集中，蒋介石花的这笔“特支费”，原本是想在其他军阀里插下“大钉子”而做的小投资，拿在韩练成手里就派了大用场，他大部分用于社交、联络感情，时常宴请各方人士头面人物（也包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部分直接支援了党的秘密工作。

1942年初，韩练成升任桂系部队第16集团军中将参谋长。不久，国防研究院成立，蒋介石点名要韩练成做研究员。韩练成以理性的思维，用研究院丰富的数据资料分析抗战。

韩练成自己研究分析，看到抗战4年以来，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35个师团，接近日本全国陆军51个师团的7成，其中有14个师团在正面战场对国军作战，有21个师团在沦陷区。国民党处在大分裂当中，其中革命派是宋庆龄、何香凝，坚持三民主义，坚持联合共产党一起抗战；国民党投降派，是其党的领袖汪精卫，1939年在南京建立了伪政府，带走了国军的70万部队，即后来的伪军。国民党的实力派蒋介石实行“安内攘外”的国策，坚持一面抗战、一面剿共的两面作战方针，其战略主导思想是“逐次抵抗”。

关于“逐次抵抗”，韩兢曾请教郭汝瑰前辈。郭老指出，当年日军看不起中国军队，他说咱们中国只有一个师能打仗。韩兢感到不解，抗战初期，中国不是有200个师吗？

郭老说，不是这样，能打仗的只有一个师。韩兢问，是哪一个师？郭老言道，不是哪一个师，而是只有一个师。韩兢着实困惑。

郭老说，这就是蒋介石的“逐次抵抗”，即针对日军的进攻方向，派上一个单位的部队（一个军或一个师）顶上去，没有迂回作战，没有包抄、侧击，也没有增援。当这一支部队被打残了、打散了，国民党军队就往后撤，再顶上去一个部队。就这样逐次抵抗，节节后退，国民党一共打了22场会战，最后退到西南。这就是“逐次抵抗”。

看清楚这一点的，有郭汝瑰、韩练成，当然像杨杰这样的战略家就看得更加清楚，他坚决反对“逐次抵抗”，主张游击和侧击。但是，蒋介石排斥杨杰，不让杨杰参与军务，让他去苏联当了大使。杨杰在苏联对中国抗战在物质上和兵力上的增援，做了很多工作，苏联援助了中国大量的坦克、大炮，包括在兰州上空的航空队是苏联的援华空军志愿队。

杨杰是一位非常好的军事指挥和参谋人员。1949年9月，杨杰到了香港，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蒋介石亲自下令，让特务去香港，暗杀了杨杰。

韩练成在1942年抗战相持阶段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理性抗战分析，对日军、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都进行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包括地方游击队，只有50万人，却在沦陷区开辟了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1亿人口，他们的作战对象是日军的21个师团和62万伪军，分别占到日本侵华日军兵力的60%和伪军的90%。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很多人说，韩练成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所以会在那个时候来投奔共产党。韩兢认为不对。当时，韩练成已经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了。他用一个职业军人的军事素养去分析抗战，纵观国内外各国各方都在进行的军事斗争，两面作战是大混战，是兵家大忌。在韩练成看来，在中国战场上，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是正确的抗日救国方向。他说，军人的天职是为国作战，他要去找真正坚持抗战的政党。

投身隐蔽战线斗争

1942年5月，韩练成通过秘密渠道，在重庆秘密会见了周恩来。

韩练成向周恩来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对当前军事、政治形势的看法，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要求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谨慎表示，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国军上层发展党员，希望韩在国统区、在蒋、桂高层好好工作，为国家、为抗日统一战线作贡献。

谈话结束要分手时，周恩来突然问：“韩参谋长，你是桂系将领，刚才你说在西北军为焕公（冯玉祥）解围，是怎么回事？”

韩介绍了他与冯的渊源。

周恩来又问：“那么，‘四一二’政变前后，你也在西北军了？有一位，也姓韩，叫韩圭璋的人，你认识吗？”

韩练成惊呆了半晌才说：“我就是‘韩圭璋’。”

周恩来也吃了一惊：“你就是？”

周恩来激动地紧紧握着韩练成的手说，刘志丹同志早就说起过你。欢迎你归队！

从此，韩练成正式确定了与党的同志关系，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他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从整体战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既定战略；除了周或周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其他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

在韩练成投身北伐的初期，虽然他已经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热情，有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但他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对前途的选择仍然多是在“利害”、“利益”这两种取向中摇摆。全面抗战爆发，“责任”和“道义”开始出现他的选择取向中。他经常思考作为军人的意义，他逐渐固化了救国救民的人生目标，个人的利害和利益已经微不足道、变得无所谓了。直到他下定决心追随周恩来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他的人生取向就再没有改变过。而这种责任和道义的取向选择一直跟随他走到人生的尽头。

中共隐蔽战线老前辈罗青长说：“韩练成出身贫寒，但他不是由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直接参加革命队伍的，更不是因为兵临城下、走投无路而临阵倒戈的，按周恩来同志的话来说，他是‘信仰使然’，从国民党高层内部主动投向革命的。在1942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系统，成为周恩来在蒋介石身边布下的一颗秘密棋子。他是一位自觉的革命者、一位忠诚的爱国者。”

1945年率第46军对日反攻

从国防研究院毕业之后，韩练成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在蒋介石身边作高级参谋。蒋介石培养一些重要干部的方式，往往是先调到他身边，作一年高级参谋。之后，韩练成回到广西，担任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45年2月，出任第46军军长，4月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

海南受降，暗助琼崖纵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韩练成以国民党第46军军长身份，兼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行政院接受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集海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接受日军投降。

登陆海南岛之前，韩练成先后接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指示。

蒋介石对他说：“你去海南，一是受降，二是剿共。你现在不仅仅是一军之长，还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要多动脑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一切靠你独断行事，也好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做封疆大吏的本事。”

张发奎（1896年—1980年），国民党军陆军二级上将

国民政府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向韩交待：“要趁共产党还没来得及把琼崖游击队提到和谈的议事日程之前，就用狮子搏兔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把它消灭在这个孤岛上！”

周恩来则给韩练成发去亲笔信：“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局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

韩练成知道，如按张发奎意愿去剿共，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去学着做封疆大吏，他一定能够向着蒋介石的统治集团的高层跨出一个大的台阶。然而，这时候的他，连一丝犹豫也没有。他坚决地执行周恩来的指示。

在这样一场大戏当中，如何才能同时演好这样两个完全对立的角色呢？

韩练成打定主意：只要演好受降方面的角色，剿共方面的“漏洞”，可以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借口去搪塞。侵占海南的日军部队是日军海军海南警备署，有17个作战单位，海军人员一共4万多人，半年之内，全部遣返日本，这项工作并不困难。

这份档案，是1945年12月29日由“中国陆军第四十六军军长中将韩练成”发给“琼崖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伍贺启次郎中将”的训令，下令日军调集六百名徒手官兵，分成六队，30日到达英山附近集合，接受中方巢指挥官指挥，为海口市打扫卫生。

但是为了在剿共当中，保护共产党领导的琼崖中队，韩练成对蒋介石想好了一个说法，坚持：海南这个地方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多少人，困在山里多少年都出不来，不值得用大军去围剿，他对琼崖纵队主要想采取“抚”的方式，要把他们全部“收编”。

冯白驹（1903—1973），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韩练成知道琼崖纵队的负责人叫冯白驹，托人代信给他。在等待琼崖纵队回应的时候，他开始单方面采取行动进行掩护。张发奎命令他把在海南的国军三个县的保安队扩编为三个团，用缴获的日军武器去装备他们，而韩练成用种种借口拖着不办。陈诚命令他把海南1700多人的伪军警察部队改编成一个独立旅，列入第46军作战序列，作为围剿琼崖纵队的先头部队，而韩练成借着整编的机会，一天之内把这支伪军部队全部遣散，还把内定当旅长的汉奸詹松年枪毙了，为琼崖纵队消除了一方隐患。

冯白驹接到了韩练成的去信，但他不相信韩练成是自己人，11月初，派出琼崖民主政府委员、抗日中学校长史丹与韩练成进行谈判。在当着46军部下的公开场合，韩练成说，我不是跟你们在谈判，摆在贵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是接受整编，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统统编入我第46军系列。（国民政府让他把海南地方保安团、把汉奸部队整编，韩练成不干，他要把革命武装“整编”，以此变相保护琼崖纵队。）第二是按照“双十协定”的精神，由贵党中央正式提出琼崖纵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那样的话，贵军的前途将由贵党中央决定。二者必择其一，赶快报告，赶快做决定。

当天晚上，在只有韩练成与史丹两个人的时候，韩练成说，你们赶快发电报向中央问问韩练成是什么人。但此时，韩练成并不知道，琼崖纵队的电台在几年前的一次战斗中已经丢失了，与中央联系彻底中断。

1946年1月，韩练成坐小火车从三亚到石碌，视察铁矿，在半路上遭到琼崖纵队一支小部队的伏击，火车被打翻，双方互有死伤，韩练成自己也腰椎扭伤。这次伏击打乱了部署。虽然韩练成一直在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是这次袭击给了国民党在海南“剿共”的口实，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的气焰已经骤然上升。过了几天，蒋介石召韩练成去南京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整编会议，准备大打内战，期间张发奎和白崇禧都坚持让韩练成留在南京养伤。

韩练成不在海南的这个阶段，张发奎派了三员中将，代表广州行营直接指挥，把第46军编为17个强烈突击营，分两个攻击波向西进攻。后据冯白驹回忆，第46军对琼崖纵队的进攻，其战争的残酷性超过了民国17年蔡廷锴、民国21年陈汉光的进攻，也超过了民国32年日寇的蚕食战争。

到了月底，韩练成在第一波进攻正在进行中返回海南，马上就以整编的名义，将第46军撤出了对琼崖纵队进行围剿的一切军事行动。

对韩练成“围剿不力应予以申斥”的通报

到5月底，第46军整编为第46师，师长还是韩练成。这个时候，广州行营通报批评，指出“整编第46师师长韩练成剿匪不力，应予申斥”。由于韩练成强调自己是在执行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指示，旨在争取“收编”琼崖纵队，因此广州行营拿他也没有办法，只是指责他“剿共不力”，而并不是怀疑他是共产党。

莱芜战役

1946年5月，蒋介石在军事部署基本就绪后，发动全面内战，开始对各个解放区进行全面进攻。10月，蒋介石急电召韩练成回南京。他当天就参加了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陈诚和白崇禧等参加的最高级别军事会议。会后，韩练成急于向周恩来报告。当时，周恩来正在上海、南京等地，和国民党进行最后的谈判，非常难见面，就让韩练成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汇报。

11月4号，韩练成派人将董老接到自己在上海下榻的白崇禧公馆，向他报告了蒋介石全面内战的战略计划、西北和山东战场的战略部署，也包括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董老向韩练成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军事进攻的指示，交待了任务，并确定了他与华东野战军联络的暗号，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洪为济”。

1946年12月初，整编第46师各部陆续海运到达山东。这时候，华东野战军接到了一封来自中央的密电，内容是，迅速以“洪为济”的名义，与国民党整编第46师师长进行联络。但是，这个师长姓什么，叫什么，和共产党什么关系，电报中都没有具体交待。

陈诚在徐州主持鲁南会战作战会议

按常理判断，整编第46师是桂系部队，非常封闭，只用两广人做军事主官，因此，解放军华野部队派出原籍汕头叫陈子谷的知识分子干部，先行探路。陈子谷名义上的身份是师长的朋友“洪为济”的学生。这是一个可进可退的身份。

但是，陈子谷一开口，先说广东话，韩练成顿时心知肚明：坏了，华东野战军不了解他，连他的籍贯都不清楚。对这一条关系很不明确的联络渠道，韩练成很是担忧。

1946年11月，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记者招待会上揭露蒋介石的进攻阴谋

1947年1月初，解放军陆续派出高级干部——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华东局政治部主任舒同来和韩练成面谈，并在他身边留下了两位联络员，一位叫杨斯德，一位叫解魁。因为中央没有交待韩练成的身份，因此华东野战军对他的判断是，他代表桂系的利益，是在为保存实力而与中共拉关系。所以，两位联络员的使命是对韩练成采取“利用”及“互相利用”的方针。

粟裕与陈毅（右）

一直到了2月15号，杨联络员回来报告，说陈毅司令员已经到达了蒙阴，华野主力部队也已经到了常路、东山一带。韩练成闻听此言，心里感觉有底了：这下应该是联系上了，陈毅司令员把他自己的位置和主力部队的位置都告诉他了，说明已经完全信任他，同志关系算是建立起来了。

因此，才有了文章开始的那场精彩的莱芜战役一幕。这场战役取胜之快，歼敌之多，在解放军的战史上是空前的，它打破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迫使蒋介石在华东战场改为重点进攻，也使全国战局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战役之后，华野司令员陈毅和政治部主任唐亮赶来见面，韩练成思绪万千，成诗一首：

《莱芜战后赠陈毅同志》

下民之子好心肠，且把战场作道场。

前代史无今战例，后人谁说此新章。

高谋一着潜渊府，决胜连年验远方。

一割功成惟善用，还将胜利庆中央。

这首诗，是韩练成感情上的真实写照，也基本上说清楚了他的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坚信这场战役的后果，解放军必胜，双方伤亡都会不小，所以才有“且把战场作道场”一句。

再入虎穴

经过华野请示中央并获得同意，韩练成带着一名联络员叫张保祥，先坐民船，夜渡胶州湾，到达青岛，再连夜乘船到上海，转坐火车，到达南京。在白崇禧主持的正式战役会报上，参加人有战役总指挥、参谋总长陈诚，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共数十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韩练成拿出自己连夜准备的《鲁南会战汇报要点》，与王耀武的报告及王叔铭在飞机上的观察分析，相互印证，指出陈诚对鲁南会战关于“共军主力会在临沂溃败并向西北方向逃窜”的判断是错误的，白崇禧则总结说，李仙洲集团的失败，是战场上诸多错误的总和，关键在于指挥不当。白崇禧针对的就是陈诚。

过了几天，蒋介石召见韩练成时说，鲁南会战的失败，陈辞修(陈诚字）虽不能辞指挥不当之责，但一切应由蒋自己负全责。蒋介石可从来没有这样谦虚过。这次，只是因为白崇禧、王耀武、王叔铭、韩练成等几个人指出陈诚犯的这些错误，全部都来源于蒋介石自己的指令。韩练成是因为执行了蒋介石的指令而战败，跑回来又做了详细的战役汇报，这是一个执行上级错误指令而战败的败军之将所能做的一切。

蒋介石听后不但不怀疑，而且称他是“莱芜战役唯一生还的英雄”，并说：“如无过人的胆量和超群的智慧，怎么能从陈毅铁桶似的包围中逃出来呢?”称赞他，“一俟跑出，即刻返京，极其忠勇可嘉。”蒋介石还叫韩练成给中央训练团作报告，以此来激励士气。

韩兢谈到，社会上一些文人闭门造车，臆断是由于白崇禧包庇自己桂系的韩练成而让蒋介石没有办法，或者说蒋介石为了在剿共当中消灭异己、消灭桂系而包庇韩练成，或者说因为韩练成过去救过蒋介石的命而被赦免，这些都是非军事、非专业的猜想。

3月底，蒋介石亲自下令，韩练成调入参军处。这正是周恩来要求他为党在战役战略层面上起作用的最佳位置。因为周恩来给韩练成的指示是：“从整体战略的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既定战略。”

1947年3月-1948年3月，凡是送蒋介石看的战报最后经韩练成过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最先经韩练成过目。

周恩来不是要他传递情报，而是直接参与制定或者影响蒋介石的既定全局战略。因此，在韩练成的情报生涯中，很少有情报传递的活动。

根据史料记载，与韩练成有关的情况传递工作，也就只有四次——

（1）1942年-1944年间，他以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参谋的身份，多次公开接触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但这期间具体交换了什么情报，已无法知晓；

（2）1946年11月4号，韩练成派人将董老接到自己在上海下榻的白崇禧公馆，传递了蒋介石全面内战的重要情报；

（3）1946年底到1947年2月中下旬的莱芜战役，华野派出的联络员杨斯德、解魁等多次往返传递情报；

（4）1947年2月底到1948年10月，在莱芜战役之后，中共华东局派出的联络员张保祥在南京，向组织上送出三次情报。

在战役和战略层面上为党工作

韩练成是如何在战役和战略层面上为党工作的呢？他是怎样参与制定或影响蒋介石既定战略的呢？

血战孟良崮，全歼国民党整编74师，击毙师长张灵甫

以1947年5的孟良崮战役为例。战前，国民党对张灵甫的整编74师到底是走，还是留，是攻，还是守，高官们犹豫不定。韩练成从多个作战方案中，选了一个对国民党不利的方案。在关键时候，他对蒋介石说了一句话：共军擅打运动战，我军在莱芜就是在运动战中吃了亏。这句话，促使蒋介石下了决心，命令整编第74师，择地固守，吸住共军，四面合围，消灭陈毅华野主力。结果，蒋军大败，华野一举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迫使蒋介石转而采取被动的全面防御战略。

1948年4月，韩练成被调离参军处，飞赴兰州，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报到。5月22日，韩练成在兰州接到命令，居然是“西北行辕副参谋长、甘肃省保安旅旅长兼兰州保安司令”。让一个中将当旅长，连张治中都感到很意外。何应钦确实一直怀疑韩练成是共产党，但苦于没有证据。

1948年11月，韩练成经香港，和北上解放区的第二批爱国民主人士乘船到达河北平山。

1949年8月，韩练成担任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月，韩练成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主席是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

张治中（1890-1969），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和平将军”

张治中曾当着彭德怀和习仲勋等人的面说：“在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韩已到了解放区’时，蒋一把打落了桌上的玻璃杯，指着何应钦等人大喊：‘都是你们逼的！如果不是你们贬他一个中将当旅长，他怎么会走？！’”

1950年1月，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曾当着彭德怀、习仲勋的面说，我问过周总理：韩练成“是蒋身边的红人，并非常人从表面上看到的‘杂牌’军人，也不是受排挤、没出路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也会跟共产党走？”

周恩来答：“这正是信仰的力量。”

如何深潜渊府而不暴露？

韩兢对此提出自己的分析总结，认为父亲做到了：

（1）主动学习，适应环境。

（2）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巨人的视角看世界，在学习中提高自己。

（3）不在任何人前说其他人的坏话，即便是在敌对双方之间也不用贬义词。

（4）严谨“定位”：对条令中每一职、级的规定烂熟于心，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

（5）很强的自制力：1942年（33岁）与周恩来建立情报关系后，为不失言，他不再放开喝酒；为了不在梦中泄密，他不和他人同室睡觉，没有单独睡觉的条件，他不睡觉；为了尽量少留下痕迹，烧掉了许多照片；他不再写日记，也很少用笔记。

1956年韩练成夫妇在家与孩子们在一切

韩兢曾经问起过自己的父亲，会不会拍照、开锁、窃听、密写、收发电报等那些间谍技能。父亲回答，一点儿都不会，没有学过。

韩兢问，如果敌人跟踪你怎么办呢？

韩练成笑道，你看，你们就是不懂。我是将军，我往前走的时候，只能往前看。你见过哪一位将军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四下左右顾盼？那个样子，一看就不像个将军，那样才容易暴露呢！

1971年，韩练成和韩兢在临潼家中合影

韩练成的环境的适应力很强，无论是与士兵相处，还是与农民交谈，抑或是与学者交流，都如鱼得水。但是，他不善于和商人交往，甚至听到一些商人的词汇都非常反感。

韩兢回忆，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自己的一位朋友来家里做客，提到一些老同志被解放以后，出了牛棚，恢复工作，哪一位老同志亏了，哪一位老同志赚了。父亲听到这些话之后，严肃道，“什么叫亏了，赚了？我们是军人，不是商人。对我们来讲，只有生与死，胜与败，哪有什么亏了、赚了？”说着说着，饭桌上父亲一拍桌子，把筷子都给拍断了，搞得这位朋友尴尬不已。

反思父亲传奇一生的心路历程，韩兢讲道，父亲早年参军，是因为家里贫穷，当时他的目标也很简单，攒够200块钱，就回家，开间商铺，养家糊口。这是父亲作为一个孩子出来创世界的“初心”。虽然到了北伐时，他已经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热情，有了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但是在每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对于前途的选择，还都主要是在“利害”、“利益”之间徘徊、摇摆。

全面抗战爆发后，“责任”、“道义”，开始出现在了韩练成的价值取向的选项之中。他逐渐思考作为军人的第一义务，逐渐固化了“救国救民”的人生目标，个人的利益和利害关系开始变得无足轻重，直到他最后下定决心，追随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至此，他的人生取向就再已没有改变过。一切功名利禄他都淡然漠视，在军队中不喝兵血，不吃空饷，蒋介石给他的大额特支费，他没有用一块钱为自己谋私利，大部分都间接或直接支援了党的工作。

韩练成（中）、李书茂（左）陪同陈毅视察兰州军区

1955年，韩练成在回答周恩来总理关于授衔的征询意见时，明确表态：

“和平建国，我就该功成身退了，还争什么上将、中将？何况，你是最了解我的人，我是什么起义将领？再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着功名利禄。”

韩练成坚持按自己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不仅没有接受对起义将领的授衔待遇，对发给他的按起义将领对待的奖金，连看都没看就一次性地交了党费。

“澹泊半生掩吴钩”

生前，韩练成向子女交待，身后不留骨灰。

韩兢谈到，“父亲是一个看淡生死，也看淡名利的人。他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位居大军区正职，但去世时留下的存款却连一万元都不到。”

1982年9月，韩练成以录音的形式留下了《后事遗言》:

“我死后，用最简单、最节约的办法处理丧事……工作忙的子女，不要请假奔丧，农村的亲戚，也不要通知，不要干扰领导和生前好友。作为共产党员，几十年来，不论是在党外的时候，还是入党以后，党要我做的事，全都做到了，可以毫无遗憾地、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唯一愿望：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团结、幸福。”

1984年春，韩练成在北京去世，享年75岁。

纵观韩练成从成长到成功，一直到成熟的革命经历，韩兢认为，“高谋一着潜渊府，澹泊半生掩吴钩”，可以概括他的传奇一生。

韩练成曾经说过，自己是一名军人，军人只是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的追随者，他本人不是搞政治的主体。

韩兢谈到，不难设想，如果父亲接触的周恩来是冷冰冰的，董必武没有为师为长的那种风范，李克农、潘汉年没有亦兄亦友的那种真诚，在父亲心里，只有那个抽象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世界，而看不到现实生活中那些活生生的、具有人格魅力、全身心为理想信仰献身的高尚的人群，他作为追随者，真的有可能无所适从。

周恩来常说，共产党人搞情报工作，不靠金钱、美色和手枪，靠的就是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道，金钱、美色和手枪只是术，而且是该层面上处于更下层的术。周恩来用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唤起人性当中“利他”的高尚情操，蒋介石则是利用人性当中“利己”的弱点和缺陷，去引诱和掌控别人，两者相比，道术分明，高下立辩。

韩练成在周恩来身上看到了爱国领袖的那种大智、大勇、大仁、大爱，是周恩来高尚人格的感染使韩练成把自己的理性思考和正确判断转化成了坚定的信念。

韩兢指出，由于隐蔽战线情报工作的配合，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常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而国民党军却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历史。

韩兢认为，“信念，责任，权益，义务”，正是老一辈爱国者和共产党员们的价值取向，也相信每一位共产党人和每一位爱国者的内心之中，都有自己的“信念，责任，权益，义务”价值观。

将军已去，风范千古，老兵不死，精神永存。

韩练成将军一生始终恪守着共产党人的原则，物质上淡泊如水，精神上高洁如松，原则上硬如钢铁。他放弃高官厚禄，置生死于度外，追求的是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他忠诚的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他尽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大道至简，大谍无形。

共和国隐秘战线忍辱负重、舍生忘死、屡建奇功的无名英雄们永垂不朽！

韩兢：高谋一着潜渊府 澹泊半生掩吴钩

韩兢：高谋一着潜渊府澹泊半生掩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