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死后不久，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进行了历时十六年(公元291年～306年)之久的战乱。这次战乱不仅使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还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汉民族的发展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八王之乱的直接原因是当政的司马氏集团吸取曹魏政权被篡夺的教训，为保住自家江山，开历史倒车，大封宗室造成的;深层原因则是司马氏政权缺乏合法性，统治基础不牢固，社会认同程度低(一般来说，由宫廷政变建立的王朝都比较孱弱，存在时间短，比如西晋之前曹魏、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各王朝等)。

　　八王之乱持续时间很长，又主要在当时的统治中心洛阳附近进行，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最终导致了西晋灭亡和“五胡乱华”悲剧的上演。

　　更重要的是，这次战乱所引发的“五胡乱华”给中原汉族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还对汉民族的人口结构、心理素质和民族自信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们知道，汉民族的前身是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古华夏部落联盟，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各个历史时期两千多年的演化，通过战争或交往逐渐融合、吸收周边各部族，至西汉中期正式定名的。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中原汉族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每次融合都是汉族主动以巨大的人口优势吸收其它部族，被融合或吸收的其它民族基本上都是学习、接受汉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又经过长时期的杂居共处，逐渐融入汉族，最终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经过多次的民族融合，汉族人口基数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至西汉末期总人口达五千万以上，那时就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但八王之乱以后被历史书上称为“民族大融合”的五胡乱华时期却和在此之前的民族融合有着天壤之别。

　　首先是八王之乱严重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生产力，大批汉族人死亡或逃亡，致使汉族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例大大降低。据史料记载，八王之乱爆发前，西晋总人口约为三千万，北方发达地区(以洛阳、长安为中心)超过两千多万，其中大部分为汉族，但少数民族人口也不少。史书上说 “关中百万户，胡人居其半”，据此推算，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被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少数民族)应有五百万人左右。这么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至少需要在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下才能完全融合为汉民族的一部分，但八王之乱的爆发彻底打乱了这一进程。

　　战乱之后，北方的剩下的汉族人口也只有一千万左右，和内迁的不数民族相比已没有多少优势，更重要的是，经过战乱，汉族的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为少数民族中野心家创造了霸占中原的机会，给后来的“五胡乱华”和民族大屠杀埋下了祸根。

　　从匈奴刘渊建立政权到北魏统一北方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及汉族相互攻杀，损失都很大，其中以北方汉族损失最大。有资料称在石勒(羯人)统治时期，北方汉族只剩下约四百万人，所占比例已低于北方的“五胡”，成为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在这之后虽然经历了北朝近二百年的痛苦“融合”，而这种是在汉族人口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主要依靠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融合时间又短，还基本不具备民族融合所需的和平环境，融合的进程极不顺利，后遗症也比较多。所以，到隋朝建立，北方最后一个较有规模的少数民族——鲜卑消失为止，虽然汉族又成为北方地区的主体民族，但汉族本身人口结构却和八王之乱前有了巨大的变化。

　　与此时同时，因战乱迁移到南方的汉族也与当地的百越等少数民族进行了融合，相北方情况相似，迁入的汉族人在数量并不占绝对优势，融合的动力也主要来自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但环境相对和平，过程也相对顺利。

　　从八王之乱到隋朝建立近三百年间，整个中国特别是北方，战乱不断，汉族和其它各民族也不断融合，最终以“五胡”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作为结局。虽然汉族仍然是整个中国的主体民族，但由于这次民族融合具体环境和条件与以前有很大的差别，融合之后的汉民族人口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汉民族的心理因素随之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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