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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本文授权转载自地道风物

　　在中国人关于城市的民谚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许是最知名的一句。作为江南地区的两大中心城市，苏州与杭州之间的对比及变迁一直是城市史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京杭运河南北贯穿苏州境，一度给沿线市镇带来繁荣。图为震泽镇，从镇上穿过的頔塘河东部与京杭运河连接，给这个丝市中心带来了巨大活力。摄影/吴娉

　　也许在中国乃至东亚广阔的其他区域的人们心目中，苏杭二州拥有极为相近的江南底色——它们的城市个性是如此趋于相同的完美想象。但在江南的尺度内，二者的特性却是迥然相异的。

　　苏杭与杭苏，天堂是否有先后？

　　“上有天堂”之类的民谚，至迟在唐代时就已经出现。睿宗时期的弘文馆学士员半千的庄园“极风景之胜”，时人便已有“上有天堂，下有员庄”的里谚。这样的传统也许孕育了后世将苏杭与天堂比拟时的谚语躯壳。

　网师园。摄影/方托马斯

　　但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必须注意：尽管今人多以苏杭并称，但在历史上，两地的发展进程存在有显著的差异。苏州在春秋时就已成为吴国的都城，而在那一时期，与苏州旗鼓相当的南方城市是绍兴。

　　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故事流传千古，苏州与绍兴也因此带上截然不同的政治宣教色彩。绍兴名垂青史，成为“卧薪尝胆” 之城；而苏州成为“亡国亡君”之地，在传统的政治语境中饱受非议。

阊门是苏州最古老的八大城门之一。明清时期，阊门是整个苏州城最繁华地带，它见证着城市的迎来送往与兴衰起落，一度成为苏州的象征。摄影/殷启民

　　比起“早熟”的苏州，杭州的成名则要晚得多了，这与西湖地区的成陆进程有关。在苏州和绍兴为了春秋霸主的地位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杭州仍是一个浅浅的海湾，今日的西湖尚与大海相连。

　　直到隋朝以后，海潮与河流携带的泥沙不断在海湾堆积，最终促成了这一地区的成陆，西湖也终于与大海隔断，形成了一个瀉湖。可见隋唐以前，今日的杭州根本不存在繁荣的基础，但此后却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成为一座可与苏州并称的东南名郡。

　《梅石溪凫图》页，南宋，马远，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马远擅长画水，钱塘江水以及杭州常有的雾蒙蒙的天气，都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画作。图/故宫博物院

　　如果重新审视具有关键意义的唐代，有一位大文人对苏杭二州有过直观的描写和对比。公元822年，在朝中失意的白居易请求到外地任职，担任杭州刺史，成为最早发现西湖之美的大文人。仅仅三年之后，白居易再任苏州刺史，正是在此任上开辟了七里山塘街。

　　苏杭两地的重要名胜不少与白居易相关，这位本应为政治失意而感到落魄的文人却在随后人生中都颇为“苏杭两州主”的际遇而感到自豪。他对苏杭二州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更为关键的是，作为有唐一朝的顶级文人，白居易的治理手段、审美趣味，通过其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角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苏杭的名声，也经由这位文豪的介绍而逐渐为人熟知。

　　清代宫廷画家徐扬所绘的《姑苏繁华图》局部——山塘街。全卷 12.25 米，我们今天仍能从中一窥 18 世纪苏州的市井风貌与城乡景观。图/网络

　　唐代的苏州，在白居易笔下是“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的所在。唐代的扬州有“扬一益二”之谓，长安更是这个东方帝国的庞大都城，白居易将苏州与扬州、长安并称，足可见其对苏州的喜爱。

　　而当时的杭州，不能与苏州的繁盛相比，“霅川（今湖州）殊冷僻，茂苑（今苏州）太繁雄。惟有钱塘郡（今杭州），闲忙正适中”——这也是白居易的诗句，若论城市繁盛，杭不如苏，当为事实。但这位来自北方的文人，似乎在情感上更倾向于“闲忙正适中”的杭州。

　透过窗看苏杭园林，猜猜哪个在苏州，哪个在杭州？。上图/方托马斯下图/老阳

　　白居易偏爱杭州，更明确的证据不得不提那两首《忆江南》。“最忆是杭州”与“其次忆吴宫”直白地表明了文人心迹，他的个人偏好似乎也隐约指向了两座城市的未来趋势——这当然也与后来的历史走向密不可分——五代割据时期的吴越钱氏，一心向佛，规避战乱，是一个能写下“陌上花开缓缓归”这般诗意“便签”的特殊王室。

　　钱氏治下的吴越国，不仅将杭州真正推向了江南一线城市的地位，更避免了南唐式的悲剧，纳土归宋，以一个地方政权的悲剧命运作为句点，却为杭州在宋元时期的大发展写下了开篇。

　与水相伴的两座城池。

杭州后来居上的势头如此明显：从隋大业六年（610）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到安史之乱以后人口激增，再经由吴越钱氏的经营，至北宋时，宋仁宗称赞杭州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柳永则在《望海潮》一词中写下“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名句，可见当时杭州的繁华已给世人带来多么根深蒂固的误解。至少仅仅往前数上三四百年，杭州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东南小城，“自古繁华”真是无从谈起。

　　到了南宋，苏州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收录“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时，“苏杭”的并称已经深入人心。尽管范成大仍然追忆“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但苏州作为江南中心的地位在此时已然褪色了。当年不起眼的杭州，转而成为临安，做了百余年的南宋都城。

　　图左为苏州报恩寺塔，图右为杭州望仙阁。左图/陶源右图/

因此，从出现的时序来看，天堂的确是有先后的。但至于民谚中的“苏杭”，或许为了押韵，或许出于范成大的私心，也许并不那么重要。而在这句民谚出现并逐渐成形的漫长时期中，苏杭二州的地位、实力并非一成不变。

　　放在更长远的时空背景中，“下有苏杭”的民谚也激起了层层涟漪。不仅出现了大量诸如“生在苏杭”“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等苏杭并称类型的民谚，遍布中国各地的城市村庄也把苏杭作为攀附的对象。苏州与杭州，作为中国人理想家园的形象，在两座城市的彼此竞争、彼此成就中更加深入人心了。

　图上下分别为杭州和苏州的CBD。

苏州园林甲天下，但西湖也是园林

　　今人了解苏杭两地的标签，无非是“园林”与“西湖”，但也许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西湖也是园林之一种。原本作为瀉湖的西湖在历史上有过多次沼泽化的进程，按照自然规律早就湮灭无存了，但正是李泌、白居易等人开创的疏浚传统，延续了这一湖泊的有限生命。苏州园林与杭州西湖都在随后的千年历史中成为诸多东亚园林的经典范本。

　杭州园林大多远离都市，在湖岸营建，水系亦与西湖相通，气质上更显开放。图为杭州集贤亭，依托于开阔的西湖，为清代西湖十八景之一。摄影/曾令洪

　　有着“甲天下”之谓的苏州园林，多修建于繁华的市井之中，却有着鲜明的文人个性。这些从属于文人士大夫们的城市园林，是为了在城市的喧嚣中重建一片自然的林泉，因此在设计和意趣上，其核心理念是要以自然山水为原型，并在景观的命名中寄寓主人的志趣和品格。

苏州从来是文人气息与商贸传统结合的混合体。市肆何其喧嚣，一转身进入一室之内，木石林泉、花鸟鱼虫，局促中也能构建一片精神天地。摄影/孙以樑

　　极为典型的是苏州园林中的集大成者——拙政园。“拙政”二字，取自西晋潘岳《闲居赋》中的“灌园粥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其中委婉表达的就是追求闲适、无心官场的人生愿景。

　　园内著名的“与谁同坐轩”，也是引用了苏轼“与谁同坐”的词句，“明月，清风，我”——这是古典文人们心照不宣的共同答案。遑论庸俗的官场、嘈杂的市肆，就是人间的山水，似乎也是没有资格与清风明月同坐的。

拙政园秋景。摄影/方托马斯

　　将个人志趣以极为含蓄隐晦、却又在文人群体中能够获得共通共鸣的方式予以表达，是苏州园林艺术中的重要特点。这种充满雅致、诗情与小小高傲的“曲笔”，无疑是内向收敛于文人群体之中的。

　　哪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也只是局限于一小撮精英群体的高雅趣味。无怪乎园林大家陈从周评价苏州园林为“文人园”，它的精致营造，它的命名出典，都极富有书卷气息。

　雾蒙蒙的拙政园。摄影/方托马斯

　　相比之下，杭州的园林意趣则大相径庭。历史上，杭州的园林传统也曾盛极一时，南宋时“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便足可见杭州造园之盛。建筑学家汉宝德认为，南宋时期的园林是江南园林的直接源头，陈从周则在《说园》中指出，南宋叠山匠人的出现，是造园职业化的开端——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当然理应在中国的园林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杭州太子湾

童寯在《江南园林志》中提到：“南宋以来，园林之盛，首推四州，即湖、杭、苏、扬也。”不仅如此，更添一笔“而以湖州、杭州为尤”，可见杭州的园林之风甚至盖过今日以园林见长的苏、扬二州。

　　然而历经元朝至太平天国的多次战乱，无论当时的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杭州并没能像苏州那样保存下丰富的标本，以至于逐渐被人遗忘了悠久光辉的园林传统，到了民国年间，已是“未能免俗，而无一巨制”，“远逊于苏矣”。

　杭州郭庄雪景。摄影/老阳

　　“园林”在杭州一地的语义因此发生了漂移，从皇家、私家园林向如今普遍认知的公共园林过渡。与缺乏自然山水、以水乡平原为主的苏州相比，杭州拥有非常丰富的湖山资源，现存的郭庄、刘庄在远离城市的湖岸上营建，皆从开放的西湖借景，其水系亦与西湖相通，“私园”与“公园”的界限并不截然，这与深处市井的苏式园林大异其趣。

杭州西湖上的夕影亭以及远处翻新建设的雷峰塔。

　　另一脉络有更鲜明的“开放性”。杭州对东亚园林传统更直观的一大贡献转而体现在西湖的空间格局上。这片开放的湖山也是一片充满包容精神和创造力的山水园林，相较苏式园林，西湖的影响更多地进入了公共场域：南宋时期成形的“西湖十景”，最终引领了中国各地的“十景”热潮，成为题名景观的经典代表；而一湖两堤三岛的格局，则成为东亚地区众多大型园林的建设蓝本，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中皆有鲜明的西湖印记，乃至远涉东洋，深刻影响了日本的造园艺术。

　杭州西湖。

　　苏州市井之内封闭的私家园林与杭州城墙外开放的山水园林，存在着巨大的环境与空间差异，亦拥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园林精神。但有趣的是，它们殊途同归，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成为儒家社会环境中指导文人审美的两条索引，成为东亚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学模型和艺术灵感的源泉。

　　有古有新，才是“天堂”

　　“园林”与“西湖”，是今人理解苏杭的两大关键词。两座古城给人以不同的城市观感，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园林和西湖在空间属性上的差异。苏杭不约而同将园林与西湖当作各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并围绕于此来安排城市发展的走向——这种差异被近现代的城市规划放大，引领两座城市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烟雨江南，拍摄于苏州昆山千灯古镇。摄影/王品良

　　苏州无疑是中国古城保护最成功的范例之一。太平天国时期的苏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大部分私家园林被荒废。然而太平天国无意中见证了江南乃至中国城市体系中一次里程碑式的更替，率先完成近代化的上海取代了传统工商业城市苏州，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明星城市。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苏州更方便地接收了上海资本，那些根植于苏州的地方望族也更有实力和动机去恢复苏州的园林——这是清代同治年间以后苏州园林复兴的重要背景：太平天国摧毁了原生的园林语境，但新的语境在上海的崛起过程中迅速完成了重建。

　留园就是上海资本恢复苏州园林的典型之一。在上海拥有大量产业的盛宣怀，从父亲手中继承了留园，并且将之经营成为”吴下名园之冠“。摄影/方托马斯

　　遍布古城内的苏州园林化身为散落城市街巷的“守护神”，清人沈朝初在感叹“苏州好”时，便称赞“城里半园亭”。明清鼎盛时期，约有270处园林密布古城内外，构成了苏州古城的精华部分，现代古城保护亦由此展开。

　　20世纪90年代以后，规划的两大新区都跳出了传统的古城范围：1990年在城西筹划新区，1994年在城东设立新加坡工业园区。“东园西区，一体两翼”的格局成功地保留了苏州古城自宋代以来水陆并行的“双棋盘”格局，将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引导到了古城的两侧。

　苏州山塘街，“水陆并行，河街相临”是苏州城市格局最显著的特征。唐宋时期，这一双棋盘格局就已基本定型，并延续至今。摄影/卢文

　　而在长三角的南翼，杭州的古城保护之路更为多舛。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杭州扮演了“早熟”的先行者角色。既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西湖，民国以来的杭州主政官员，也更多地在乎西湖的保护与开发，保存古城似乎是弊大于利的。

　　民国年间，浙江得风气之先，成为中国较早推行城市近代化的地区之一。辛亥首义之后成立了浙江军政府，随后便进入长达16年（1911—1927）的“黄金时期”。杭州不遗余力地推行城市建设，西方的规划思想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修建直街、营造公园，杭州继承了西湖的开放属性。

　　杭州西湖与居民区。

　　尤其是昔日的旗营被改造为新市场，成为杭州城建史上的重要事件，并引发出一系列连锁反应——早在1912年，西湖沿岸的古城墙就被拆除，历来为公众熟知的西湖终于“入城”，成为这一时期城、湖空间的重要变革。一座封建时代的传统工商业城市进入了急剧的近代化过程——杭州古城的逐渐消失，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确实具有进步意义。

　　2012年，苏州获批首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是对苏州古城保护的极大肯定。反观杭州，在近现代的城市化潮流中，昔日的历史街区几乎消失殆尽，曾经的小桥流水景观也被平路直街所取代。杭州古城的消失极为令人遗憾——但我们也不能忘却，在历史发生的现场，这曾是人所艳羡的文明之光。

　在中国，恐怕很难再找到一座苏州这样的城市，在完整的古城格局中，触摸到如此多古典时代的遗迹。摄影/马耀明

　　苏州与杭州的不同走向，不全出于历史的偶然，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两地本身的地理环境和核心景观的不同属性。“园林”与“西湖”仍是人们念及苏杭的第一反应，也是中国人提及人间天堂时想到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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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把“苏杭”并称？白居易治理时期奠定并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