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4岁的聂华苓，

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1967年，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

共同创立了对世界文坛影响深远的

“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至今，邀请了10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作家，

到爱荷华进行创作、交流，

包括华人作家莫言、白先勇、林怀民、汪曾祺……

1976年，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

一同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聂华苓

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

“华苓的大笑让我觉得是了不起的，因为她的一生所经历的遭遇，可以用笑声淡掉。”——蒋勋

早在60年代时，还在学生时代的陈安琪，

就和聂华苓与其家人相识，

1970年，陈安琪赴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

与聂华苓、保罗·安格尔保持着交往。

后来陈安琪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2009年决定拍摄聂华苓的纪录片，

3年后，《三生三世聂华苓》制作完成。

《三生三世聂华苓》中

白先勇、林怀民、莫言、迟子建谈聂华苓

聂华苓一生辗转于大陆、台湾和美国，

陈安琪走访她生活过的地方，

采访了白先勇、莫言、迟子建、蒋勋等

三十余位当代知名作家。

“聂华苓是非常可爱的人，

她对文学的贡献代表了我们国家的蜕变，

她的一生值得做一个记录。”

撰文 | 张锐嘉自述 | 陈安琪

2009年秋天，陈安琪驾车穿过美国爱荷华的田野，来到静谧树林中一户独栋红色小楼。

“聂阿姨！”陈安琪拥抱推开纱窗门的聂华苓，纪录片以二人在爱荷华的相见开场。

以保罗·安格尔命名的公寓美国爱荷华

聂华苓从1964年移居美国起，就和丈夫保罗·安格尔一起居住这栋红房子里。1991年保罗去世后，她独自一人住在这里，至今也不打算离开，每年都进行修缮。

在加拿大和美国东部的两个女儿常说要把她接到身边，她不肯，因为房子里有太多美好的回忆，是她和保罗创造出的一个独特的世界，是这辈子都无法释怀的地方。

纪录片中陈安琪和聂华苓

陈安琪认识“聂阿姨”的40年

陈安琪十三四岁的时候，与聂华苓（与前夫）的女儿王晓薇在中国台湾是初中同学，经常去聂华苓家玩。

1970年，陈安琪去美国爱荷华大学读书，拿到了聂华苓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的一个奖学金，因此也熟识了许多作家、文化人。后来，她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电影，成为了一名导演。

美国诗人、聂华苓丈夫保罗·安格尔(1908-1991)

2008年，陈安琪有一天在整理文件的时候，看到保罗·安格尔寄给她的一封拍摄允许信。“看到信的时候有点感触，因为他已经去世很久了，于是我心血来潮打电话给聂华苓：‘聂阿姨，我现在再拍你们的故事会不会太晚了？’”

《三生三世聂华苓》海报

聂华苓笑了，陈安琪《三生三世聂华苓》的拍摄由此开始了。

之后的两年里，陈安琪多次跟随聂华苓到台湾、香港、美国爱荷华等地拍摄，并采访了30余位聂华苓的身边人，包括她的两个女儿、弟弟，以及当代文坛的知名作家。

这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当代中国文坛作家的群像记录。

聂华苓年轻时

从武汉到台北

聂华苓1925年出生在武汉，祖父是个诗人，从小受到祖父和朋友在家中吟诗的熏陶，她从小写作、语文成绩一直很好。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聂华苓一家逃难，住在村里。妈妈执意让聂华苓去镇上读书，她自此离开家。聂华苓同学姜德真在采访中回忆：“那时离家后，家庭经济来源断绝了，家里的信息全无了。我们那个时候一想到家，大家就哭。”

抗战时期的日子，聂华苓和同学们过得很苦，每天只能吃炸黄豆、大馒头充饥，饿得不得了，用勺子刮饭桶底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但当时精神食粮是充足的，每个人都是“我们要读书，我们要救国”的心态。聂华苓忠于写作，自此开始了文学创作。

聂华苓学生时代

聂华苓1944年被保送西南联大，后来决定去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读外文系。1948年毕业，完成了第一篇文章《变形虫》，描述当时对自己身份的纠结和迷惘。

1948年，24岁的聂华苓带着全家搬到台湾。

初到台北，机缘巧合被一个朋友介绍给雷震——《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者之一，去杂志社参加工作。起初她负责管理文稿，后来被人挖掘做编辑委员。那段时间她跟殷海光、毛子水、张富强等一流的写作头脑一起工作，聂华苓是最年轻的，也是唯一一位女性。日复一日受到文学熏陶，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

后来聂华苓开始做翻译、拿稿费养家，白天在杂志社工作，晚上教英文夜间班。当时已婚怀了孕，也要骑车上下班——聂华苓二弟聂华桐在纪录片中伤感回忆道。

同时聂华苓开始写作，花了两年时间于1960年完成首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展现少女暗恋的情怀、守节女子的苦涩、女性向往自由的憧憬。小说在《联合报》连载首发，引起轰动。

陈安琪在片中采访作家李锐、蒋韵

作家蒋韵在采访中说道：“《失去的金铃子》这本书对我的意义特别特别巨大。她文字的诗意、清新，她对于人性的理解，是之前我在中国小说里没有读到过的。”

一段浪漫的跨国婚姻

写出《失去的金铃子》4年后，聂华苓遇到了一生最重要的人——保罗·安格尔。

保罗·安格尔是美国人，早在1936年便在爱荷华大学开办作家写作坊，是美国最早开设写作班的学校，作家白先勇、林怀民均曾为其学员。

1964年，保罗·安格尔去台湾做文学交流，对聂华苓一见钟情。余光中邀请几个人一起吃晚饭，大家在饭桌上谈笑风生，突然保罗问聂华苓：“你想去爱荷华吗？”

晚饭后他们散步回家，途中看到天上几颗心形的云朵，保罗告诉聂华苓在美国遇到这样的心形是要许愿的，被问到有什么愿望？保罗说，“我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见到你。”

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结婚照

后来保罗·安格尔回到美国，鼓励聂华苓申请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于是1965年，聂华苓来到了美国，1967年二人结婚。

聂华苓形容保罗·安格尔像一座大山，微风也好，暴风也好，什么人来都是拥抱的姿态。纪录片里，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院长钟玲说，聂华苓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只有像保罗·安格尔这样的人，才能让她变得小鸟依人。

国际写作计划资料视频

影响世界文坛的“国际写作计划”

有一天聂华苓和保罗在爱荷华大学校园散步，她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可不可以请全世界的作家都来这个优美的校园里写作，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带着不同文化，一定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创作灵感。”

国际写作计划资料

于是1967年，两个人一同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每年把全世界的作家邀请到爱荷华来创作、交流，每次40多个作家，均来自不同国家，一住就是九十个月。

这个期间，你可以写作也可以不写作，参加活动也可以，抽烟喝酒也可以，各种派对，气氛十分活跃。

聂华苓与各国作家交流

慢慢地，国际写作计划由资金上的“不可能”，发展成由不同机构资助的具有影响力的组织。还邀请了很多跟美国有外交摩擦的国家的作者，来参加写作计划，美国政府答应任何保罗·安格尔邀请的作家，都能顺利进入美国。

1979年中美建交后，聂华苓开心不已，终于可以请中国作家了，同文同种的作家便在爱荷华有了第一步的交流。

作家毕飞宇在片中接受采访

中国作家毕飞宇参与工作坊时，聂华苓曾指着家里客厅桌子说，全世界600多个作家围着这个桌子坐过，这张桌子就是一部历史。作家季季说聂华苓的家就是个小型联合国，各国作家在她家用不同语言交流，但最重要的语言是笑声。

“他们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协作交流项目，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林怀民这样评价国际写作计划。

因为每个人都讲着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文化和背景，其中也会发生不少小插曲。比如埃及和以色列打仗时期，两国的作家在桌子上怒目而视，甚至互扔酒杯，结果几个月后两个人要分别的时候，在机场突然间相拥而泣。

聂华苓的三生三世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是聂华苓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聂华苓辗转大陆、台湾、美国，一生感到流离失所。在台湾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个外省人；后来到了美国，发觉自己还是个外人。“所以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孤独。”大陆、台湾、美国这三个地方的生活，就好像聂华苓的三生三世。

聂华苓一生“逃跑”的命运，在她自己看来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这颠沛流离的一生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创作。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手稿

聂华苓已出版了20多本书，包括小说、散文、评论及翻译作品。其中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的英译本，在1990年获得“美国书卷奖”。

《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于1980年在美国完成并出版，一个人分裂出桑青与桃红两个分身，桑青代表了传统中国女子的道德观念，而桃红则表达身在异乡的华人女性追求自由的意志。

正如作家莫言在纪录片对聂华苓的评价：“她尽管后期长期生活在美国，但她的根基还是在中国的，因为她是中国的土地培养起来的女儿。她的内核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身上有一种英雄的气概，甚至有一种侠义的情节。”

陈安琪在《龙少爷》片场

以下为陈安琪的自述：

我第一次入行还要追溯到1979年，当时我硕士毕业不久，在洛杉矶遇到了成龙。

我当时刚帮台湾导演刘家昌拍完一部作品，担任美国部分的副导演，他和成龙相识，就邀请我一起跟成龙吃饭。那时正值成龙想打入好莱坞，饭桌上成龙突然问我“我现在开始拍《龙少爷》了，下个月就在韩国开拍，你来做我的副导演吧？”就这样我就从美国回到了亚洲。

陈安琪与成龙

80年代我在香港拍了三部剧情片《窥情》，《花街时代》和《爱情谜语》，之后转战广告，一拍就是10年。拍的中途，我会想拍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从2008年到今天的这十年里，三部纪录长片诞生了——《爱与狗同行》，《三生三世聂华苓》和2017年最新完成的《水底行走的人》。

陈安琪接受一条采访

我拍纪录片比较不同的是我没有剧本，我也不用旁白，而且每一部片子我都希望有点不一样。

《爱与狗同行》的主角，是陪伴了我16年的小狗Baby。

陈安琪与画家黄仁逵交谈纪录片《水底行走的人》

《水底行走的人》拍摄的是香港艺术家黄仁逵。黄仁逵是个画家，会写作，玩音乐，玩摄影，给很多电影做美术指导，拿了几次金像奖。他70年代从法国学完画画回到香港，那是香港非常精彩的时代。他的世界也是香港一个角落的典型代表，是一种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任性追随自己的心去生活。

而《三生三世聂华苓》，在拍摄之前，我看了聂阿姨的自传《三生三世》，这两年面对面的亲密的拍摄，让我读到了很多书本上无法传达的聂华苓的为人。

《三生三世聂华苓》的拍摄故事

聂华苓总是说我好像她的第三个女儿，拍摄前我会担心这种角色的转变会不会影响纪录片本身的表达。真正开拍之后我发觉，根本没有这回事。因为聂华苓一进入这个状态，就很直接地开始讲她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讲述者。

在美国，我和摄影师张颖一起跟拍聂华苓的生活。聂华苓心中的纪录片就是好好坐下来访问，但我们就从她起床、吃早餐、逛超市无时无刻不在跟拍。张颖跟我说他有点担心，聂阿姨总是骂我说这有什么好拍的，我就说没关系继续拍，因为这样拍出来的东西是最自然的。还拍到她跟孙女打电话，这些东西是我认为最珍贵的。

后来在香港浸会大学有一个授予聂华苓勋章的仪式，张颖有事只有我一个人去拍摄了，结果聂阿姨还来问我张颖去哪里了？忽然之间想念他。

我第二次去爱荷华拍摄聂阿姨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就住到了她家楼下。这让我回忆起之前我在爱荷华上学的几年里，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去她家，她下厨给我们包饺子、做葱油饼。

拍摄时聂阿姨年纪比较高了，很少下厨了，但她总是下意识地用手指把眼前的盘子往你跟前推，这种微小的动作让我印象非常深，她的为人是很体贴的。

聂华苓在历史上，是代表了我们国家的一个蜕变。而她更是非常真的一个人，非常可爱。她除了爱文学，她对身边人的大爱是真的很感人的，更让我觉得应该把她记录下来。

拍摄结束后，我做了一个粗剪DVD给她寄了过去，其实我心里是很忐忑的。因为之前我把我写的东西给她看，她作为一个心思细腻的女性作家、编辑，总会很严谨地指出我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后，我收到了她的邮件，她说我看过影片了，我很感动。这样我就知道是没有问题了。

《花街时代》海报

时代的记录

上周我在意大利乌迪内参加一个影展，展映了我1985年在香港拍摄的《花街时代》，讲述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湾仔酒吧女的故事，从她的视角看香港的世界。回看这部片子，只能存在于那个时代，现在再拍同一个题材都不会有相同的感觉。

我很庆幸我跨越了几个很重要的时代，70年代从美国接受电影教育，有了新的视野，80年代回到香港，赶上了香港新浪潮，也是香港的黄金时代。我又花了十几年拍摄广告，这更磨练了我讲故事的精准性。

到现在拍摄属于自己的纪录片，无论是聂华苓还是黄仁逵，他们都是有启发性的；创作上的启发，更有人格的启发：诚实、热忱、正直。这是我认为这个时代值得被记录的人和事。

最有影响力中国女作家，曾提名诺贝尔，今年94岁了